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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语堂；翻译文本；文化身份；文化选择
摘要：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多重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是文学家、编辑家，而且还是著名的翻译家。林语堂在他的翻译文本中建构着自己作为族裔散居者的跨文化身份。无论是翻译的动机还是翻译的文本抑或翻译的过程，都彰显着林语堂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身份，正是这一跨文化身份的建构，促成林语堂做出了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选择。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7)02-0057-06
一直以来，人们更多的是把林语堂看成资产阶级人文知识分子和著名的学者、作家以及文化大家。但实际上，林语堂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即他还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在国外30年的时间里，林语堂一直在用翻译进行中西文化的交流。至今，他的英译小说《中国传奇》以及《浮生六记》也是我们不得不提的典范翻译文本。学界在研究林氏的翻译时往往关注的是他的翻译技巧及策略，但透过林语堂的翻译文本，我们还可以发现林氏的翻译文本同样彰显着林语堂的文化身份建构。下面就从个人、政治、跨文化角度对林语堂的翻译文本所建构的文化身份进行初步的观照。
一
文化身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各种特性、特征的集合。文化身份这个宽泛的概念由多种成分构成，重要的是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它是文化身份的核心部分。不同的国家乃至个人，民族观点不同，价值观念也不同。价值观念支配着群体和个人的活动，是社会的精神支柱。这种个人内化了的价值观念往往积淀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并自然地表现出来。作为翻译家的林语堂，当他作为族裔散居者。来到美国时，翻译什么和如何翻译，积淀在他内心深处的文化价值观念就在他的翻译文本中凸显出来，于是在他鲜有的几个翻译文本如《中国传奇》、《浮生六记》中就建构了他的文化身份。
首先，从翻译动机和翻译文本内容来看，林语堂的翻译文本极具个人特色。林语堂的翻译著作虽然不多，但他的每一个翻译文本可以说都是经过他精心选择的。傅雷认为，选择一部翻译作品，最好还是看作品与自己的气质是否相符。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nuti)也认为：
翻译不仅构建着独特异域文化的本土文化再现，它同时也参与了本土身份的塑造过程，翻译史也揭示出一些旨在借助翻译文本促成本土身份的项目，因为翻译能够有助于本土文化话语的建构，它就不可避免地被用来支持雄心勃勃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本土语言和文化的发展，而这些项目总是导致了与特定的社会集团、阶级与民族文化身份一致的塑造。
林语堂正是这样，他试图通过自己的翻译在异域再现自己的本土文化，通过本土话语的建构塑造自己的本土文化身份。与此同时，他又不得不在东西文化的夹缝中建构自己的跨文化身份，以寻求西方的认同。当他作为族裔散居者来到美国后，处在异域文化(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东方文化)之间的他就想借助翻译塑造自己的文化身份。于是，具有西方独特个人气质的林语堂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就完全以他个人的喜好为出发点，翻译文本的题材不仅是他“素好”和“深爱”的，而且与其为文为人的风格气质契合，《浮生六记》就是这样一位“一见如故”的“朋友”。故林语堂试图通过翻译《浮生六记》等极具个人特点的翻译文本来保留、传承和建构他的文化身份。也正是他的这一动机和选择，完成了他作为作家、学者和翻译家多重身份的塑造。但无论塑造何种身份，通过翻译建构自己的跨文化身份才是他孜孜以求的。
其次，林语堂的翻译动机决定了他翻译文本的选择。在《中国传奇》的导言中他明确叙述：“本书乃写与西洋人阅读，故选择与重编皆受限制。”这似乎告诉我们，林语堂之所以翻译《中国传奇》，是要满足西方对中国的“偷窥欲望”，满足西方对东方的“期待视野”。正是这一动机决定了林语堂对其翻译文本内容的选择。在这部翻译著作里面，他从《太平广记》、《京本通俗小说》、《清尊录》、《聊斋志异》和《清平山堂丛书》等古本中选择了20篇有代表性的传奇故事，集冒险、爱情、鬼怪、讽刺、幻想、幽默和童话于一体，通过改编、删节、增译等策略将原文改造，以英文重写，整合成新的文本形式，于1948年在美国出版。因此，有人就指出，由于林氏的高超的翻译技巧与策略，使《中国传奇》契合了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的阅读期待视野，并被多次重印和被美国读者广泛接受。
我们要问的是，难道仅仅是林氏的翻译技巧才使得他的翻译文本在美国大受欢迎吗?其实，透过现象看本质，那又是另外一种解释。林语堂在翻译时既要考虑自己固有的中华汉民族文化身份，又要考虑作为族裔散居者的文化身份，同时还要考虑到美利坚民族读者的文化身份。因为文化身份是价值观念的反映。各个民族都有其自己的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正是通过语言，构成民族灵魂的价值观才代代相传；通过语言，一个民族的成员才互相认同，彼此感到亲切。但是，不同的民族，如果通过相同的语言，是否也能够达到不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呢?林语堂的翻译文本就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注脚。在英译本《中国传奇》里，尽管林语堂选择的是一些极富中国特色的传奇故事，但这并未阻碍美国的民众成为期待读者。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虽然不同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具有不同文化身份的美国人就不能了解异域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相反，他们对异域文化的一些形象反而产生一种强烈的期待。一种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形象，其中的大部分都会储存在自己民族的集体记忆里。这些形象构成民族的精神世界。神话形象、民族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虚构的艺术形象等等，它们都是价值观念的载体。这些形象一旦深入人心，就会变成文化身份的强大支柱，把群体成员凝聚在一个文化身份的大板块里。但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民族形象不仅是本民族的，同时也是其他民族的，中国人可以接受美国的西部牛仔形象，美国人也可以接受和理解中国的妖魔和鬼怪形象。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人也喜欢林语堂的翻译文本《中国传奇》和《浮生六记》了。
由此可见，世界各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不同，语言各异，各有其丰富而迥异的精神世界，表现在外在形式、生活方式上就各不相同，因此各个民族必有其各不相同的文化身份。在社会的发展中，在各个民族的交流中，必然有些民族的文化身份由于其政治上的强势、经济上的统治、文学的繁荣而彰显出来，而另一些民族的文化身份则可能会受到排挤、压制或不被重视。“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翻译中国的传奇故事，实际上是想通过借用异域民族的语言建构自己独立的文化身份，同时也构建本民族的文化身份，其目的是要使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语言、精神世界为世界所认识和了解，以提高自己民族在世界的地 位。而他的这一翻译动机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也是人们难以理解的。这其实也恰恰说明了林语堂在通过翻译文本构建其文化身份时，个人性是他进行身份塑造的第一要素，而这一点是迥异于鲁迅等其他翻译家的。
我们如果把林语堂与鲁迅做一比较，会发现二人的翻译目的以及翻译策略有很大的不同。鲁迅的翻译目的在他的《域外小说集·序言》中有明确的叙述：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也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当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
鲁迅在这里阐述的翻译目的，实际上就是他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阐述的文学“不用之用”观，只是在这里表述得更精练而已。鲁迅用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神思”概念，译述黑格尔、叔本华以及尼采的哲学，旨在张扬人之精神世界以匡正社会对此的漠视，张扬文学(文学家)的个性与自为。这一概念，是贯穿《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的主线。很显然，鲁迅是想通过翻译“别求新声于异邦”，这与林语堂的翻译动机恰好相反。林语堂是想通过翻译让异域民众了解自己本民族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从而达到建构自己个人文化身份、民族身份和国家文化身份的目的。然而鲁迅则因翻译动机的不同决定了其翻译价值观念的不同。鲁迅在他的第一部译作《月界旅行》的《辨言》里就确立了自己基本的翻译价值观：“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很明显，鲁迅的翻译带有一种明确的功利目的，而这种目的是基于他的价值观念的。
如前所述：“知识分子的任何身份认同活动，其性质必定是三位一体的：个人的，政治的，跨文化的”。从林语堂与鲁迅的翻译动机和目的来看，他们的翻译都是极具个人性的，而这正是一个个体在建构其文化身份时首先必须具备的。当然，翻译动机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和对文化的选择的不同，而这又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翻译文本在政治和跨文化身份的构建上。
二
从翻译文本我们不仅可以反观一个作家的文化身份，也可以从其翻译文本看出作家的文化选择。据不完全统计，林语堂的翻译著作主要有汉译英和英译汉两类。前一部分主要有《女兵自传》(谢冰莹原著)，《(子见南子)及其他》(林语堂原著)，《(老残游记)及其他》(清·刘鹗原著)，《浮生六记》(清·沈复原著，小说)，《杜十娘》(据明·冯梦龙原著《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写译，小说)和《中国传奇》等等；英译汉主要有《卖花女》(英·萧伯纳原著，剧本)，《新俄学生日记》(俄·窝格耶夫原著，小说，与张友松合译)，《新的文评》(美·史宾岗原著，论著)，《成功之路》(美·马尔腾原著，论著)，《怎样训练你自己》(美·罗德原著，论著)，《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丹麦·勃朗特司原著，传记)，《彷徨飘泊者》(英·台维斯原著，小说)等等。
相对于林语堂而言，鲁迅的翻译文本远远多于林语堂。鲁迅于1903年即译成出版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开始了他的翻译生涯。至1936年5月译成《死魂灵》第二部第一章为止，历时32年有余，共有译作30余部，另有零篇70余篇，计320余万字(包括译后附记、前记、小引、译者序等)。最初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域外小说集》以及《裴彖飞诗论》、《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儿童之好奇心》等为文言，其余皆为白话。
从以上二人的翻译文本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他们两人的翻译比较驳杂，但对文本的选择还是有不同的地方。林语堂出于个人的价值观念，所选取的主要是一些闲适的作品，如《浮生六记》、《中国传奇》、《(老残游记>及其他》、《成功之路》、《彷徨飘泊者》等以满足国内外不同读者的阅读期待。而鲁迅则是出于个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的需要，选取的大多是具有反抗意识的作品。除了大量翻译俄国、日本的作品外，他还翻译了一些欧洲弱小民族和国家如匈牙利、波兰、芬兰、波西米亚(捷克)以及保加利亚等的作品。因此学界有人就指出：“鲁迅看上了这些国家的作品，因为它们是‘为人生’的文学，因为它们反抗强权，反抗压迫，因为它们同情弱者，为弱者呼号，因为它们贴近中国现实。”很显然，鲁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是与林语堂有着很大区别的。
为什么林语堂和鲁迅的翻译文本选择有如此大的不同，我们仍然能从他们二人不同的文化身份上找到答案。林语堂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鲁迅则是资产阶级的“逆子贰臣”，因此翻译动机、翻译语境的不同就决定了他们在翻译文本选择上的不同，也决定了在翻译过程中所建构的个人文化身份、民族文化身份和国家文化身份的区别。
我们首先来看林语堂的翻译语境。林语堂应赛珍珠之邀以个人身份来到美国后，先后写了一些迎合美国人胃口的畅销书如《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此外，他还英译了《浮生六记》和《中国传奇》等中国古代的故事与传奇。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林语堂都试图通过这些著作或者译著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以及中国的文化，而此时的林语堂是处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他的民族文化身份也就显露了出来。因为，“在文化碰撞的过程中……无论侵略、殖民还是其他派生的交往形式，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当处在强势文化的美国翻译弱势文化(中国)的文本时，他采取了一种比较随意的翻译方法，有时甚至有意篡改原著，《浮生六记》的翻译就是如此。但当他翻译处于强势文化的美国马尔腾的《成功之路》时，他在翻译中就不断地向弱势文化(中国)输出强势文化(美国)的内容和思想。但吊诡的是，他虽未显示出一个“东方主义”者的姿态，然而强烈的爱国心又不期然让他“处处为中国人辩护”。由此看来，林语堂虽然不是以国家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为出发点来翻译的，但是，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身份促使他不自觉地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来确认他的文化身份。这一点，我们从他的翻译手段也可以略见一斑。比如他采用直译或意译，归化或异化，有时还对原文做一些增删和改动等等。总之，他的翻译策略是将中国故事美国化，欧美故事中国化。他之所以这样，就是想在跨文化交流中让西方认同东方文化，同时也让东方接受西方文化，而这都与他的跨文化身份有关。因为，“文化身份的重构和再定位的过程，还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它为翻译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心理基础，文化身份与翻译双向互动”。
与林语堂不同的是，鲁迅是站在民族文化身份的立场和国家身份的立场来进行翻译的。美国翻 译家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操纵文学翻译的三种基本力量。如果用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权力和话语来看，勒菲弗尔所说的三种力量，也就是翻译中的话语和权力的关系。的确，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有着很大的影响，“它们不仅支配、控制了文学翻译的选择、翻译策略以及对译作的阐释和接受，同时也就决定了跨文化对话的规模、形式和目的。”鲁迅的翻译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当他翻译俄国、日本等强势文化作品时，他极力主张用异化的方法。对此他曾经有过明确的叙述：“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保持洋气呢?……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改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
鲁迅之所以提倡异化的翻译方法，是因为他主张“拿来主义”，他想把苏俄和日本等强势文化中的先进东西引入到中国来。而此时中国正遭遇近现代史上的民族危机，他遇到了任何一个译者都面临着的选择：在翻译外国作品时，是首先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还是保持自己的国家文化身份?抑或是二者都应兼顾呢?正是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林语堂和鲁迅不同的文化选择。
林语堂作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移居美国的他成为了族裔散居者，所以他的翻译“携带着家园与归属的含义，穿越中间过道……和文化差异，将民族的想像共同体联结起来”。族裔散居作家的这种中间位置体现了他作为华裔作家的尴尬处境。因为他与想象中的家园隔离，失去了归属，同时又遭到宿主文化的排斥，他只得不停地在家园文化和宿主文化之间徘徊，寻找自我与归属。因此，“民族文化身份”是他必须坚持的。与此同时，他的这一身份认同决定他的文化选择，他选择了向西方读者译介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最为深邃的部分。我们仍以《浮生六记》为例。《浮生六记》所反映出来的中国文人的性格气质和处世态度正好印合了林语堂的人生态度和性情。林语堂在其“译者序”中写道：“在这个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也表现出“那种爱美爱真的精神和中国文化最特色的知足常乐恬淡自适的天性”，“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不是对伟大者，是对卑弱者，起谦恭畏敬；因为我相信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精神情感上的共鸣，使林语堂“发愿”将它“译成英文，使世人略知中国一对夫妇之恬淡可爱生活”。然而作为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鲁迅，民族和国家文化身份是他都必须坚持的，这也就决定了他对文化的选择明显不同于林语堂。
由此可见，林语堂和鲁迅都是出于个人文化身份、价值观念、政治的需要，有目的地采取某种翻译策略来塑造自己的文化身份的。无论是翻译的动机和翻译的内容，还是翻译的过程，他们往往会无意地显露出本人、本民族的文化身份来。林语堂和鲁迅在翻译文本中文化身份的塑造，也对我们有着很大的启示：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其本民族的文化身份自然会沉淀在他身上，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形成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们在研究他们的翻译作品时，就应注意译者的文化身份传达，传达得越淡越好，因为译作展现给大家的，应是有异域特色的东西，传达的应该是原作所要表达的文化身份。
用文化身份这一文艺学新兴的方法，研究林语堂和鲁迅的翻译作品，能将他们的翻译作品看得更深。透过语言表面我们能够看到他们不同的文化身份以及文化选择，透过文化身份与文化选择又能看到其背后更深的政治、社会因素，而且通过他们的翻译作品，我们还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完成文化身份的塑造的。与此同时，我们进行了思考：文化身份的塑造是否客观?它对本土的文化身份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在译作中能否看到译者自己的文化身份?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有什么样的矛盾冲突?通过这些思考，我们应该能够对译者的翻译意图、过程和当时的文化社会背景有更深的认识。文化身份方法的引入，为我们研究林语堂和鲁迅的翻译作品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三
从以上对林语堂的翻译文本的考察，可以看出林语堂的翻译文本也彰显着一个族裔散居者(漂泊离散者)的跨文化身份建构。他用他那“西洋传教士的眼睛”观照东西文化，用极具个人性情的眼光去选择翻译文本，尔后从跨文化的角度把中国故事美国化，把欧美故事中国化，建构了一个海外华裔作家和翻译家的文化身份。尽管林语堂不是完全从政治意识形态出发从事他的翻译，但他从华裔美国人的主体位置出发，去建构华裔美国人的心灵及文化认同。他试图通过其翻译文本寻求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努力，对以后的华裔作家如谭恩美、汤亭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林语堂的翻译虽然是从他的个人身份出发，但他把排除在权力话语之外的作品如美国马尔腾的《成功之路》、丹麦勃朗特司的《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美国罗德的《怎样训练你自己》以及英国台维斯的幽默小说《彷徨飘泊者》等翻译了过来。所以，林语堂通过翻译文本建构了自己跨文化身份。在某种意义上，林氏的翻译填补了中国权力与话语控制下的翻译“真空”，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自己贡献，他不愧为“两脚踏东西文化”的一代文化大师。
摘要：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多重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是文学家、编辑家，而且还是著名的翻译家。林语堂在他的翻译文本中建构着自己作为族裔散居者的跨文化身份。无论是翻译的动机还是翻译的文本抑或翻译的过程，都彰显着林语堂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身份，正是这一跨文化身份的建构，促成林语堂做出了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选择。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7)02-0057-06
一直以来，人们更多的是把林语堂看成资产阶级人文知识分子和著名的学者、作家以及文化大家。但实际上，林语堂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即他还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在国外30年的时间里，林语堂一直在用翻译进行中西文化的交流。至今，他的英译小说《中国传奇》以及《浮生六记》也是我们不得不提的典范翻译文本。学界在研究林氏的翻译时往往关注的是他的翻译技巧及策略，但透过林语堂的翻译文本，我们还可以发现林氏的翻译文本同样彰显着林语堂的文化身份建构。下面就从个人、政治、跨文化角度对林语堂的翻译文本所建构的文化身份进行初步的观照。
一
文化身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各种特性、特征的集合。文化身份这个宽泛的概念由多种成分构成，重要的是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它是文化身份的核心部分。不同的国家乃至个人，民族观点不同，价值观念也不同。价值观念支配着群体和个人的活动，是社会的精神支柱。这种个人内化了的价值观念往往积淀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并自然地表现出来。作为翻译家的林语堂，当他作为族裔散居者。来到美国时，翻译什么和如何翻译，积淀在他内心深处的文化价值观念就在他的翻译文本中凸显出来，于是在他鲜有的几个翻译文本如《中国传奇》、《浮生六记》中就建构了他的文化身份。
首先，从翻译动机和翻译文本内容来看，林语堂的翻译文本极具个人特色。林语堂的翻译著作虽然不多，但他的每一个翻译文本可以说都是经过他精心选择的。傅雷认为，选择一部翻译作品，最好还是看作品与自己的气质是否相符。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nuti)也认为：
翻译不仅构建着独特异域文化的本土文化再现，它同时也参与了本土身份的塑造过程，翻译史也揭示出一些旨在借助翻译文本促成本土身份的项目，因为翻译能够有助于本土文化话语的建构，它就不可避免地被用来支持雄心勃勃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本土语言和文化的发展，而这些项目总是导致了与特定的社会集团、阶级与民族文化身份一致的塑造。
林语堂正是这样，他试图通过自己的翻译在异域再现自己的本土文化，通过本土话语的建构塑造自己的本土文化身份。与此同时，他又不得不在东西文化的夹缝中建构自己的跨文化身份，以寻求西方的认同。当他作为族裔散居者来到美国后，处在异域文化(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东方文化)之间的他就想借助翻译塑造自己的文化身份。于是，具有西方独特个人气质的林语堂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就完全以他个人的喜好为出发点，翻译文本的题材不仅是他“素好”和“深爱”的，而且与其为文为人的风格气质契合，《浮生六记》就是这样一位“一见如故”的“朋友”。故林语堂试图通过翻译《浮生六记》等极具个人特点的翻译文本来保留、传承和建构他的文化身份。也正是他的这一动机和选择，完成了他作为作家、学者和翻译家多重身份的塑造。但无论塑造何种身份，通过翻译建构自己的跨文化身份才是他孜孜以求的。
其次，林语堂的翻译动机决定了他翻译文本的选择。在《中国传奇》的导言中他明确叙述：“本书乃写与西洋人阅读，故选择与重编皆受限制。”这似乎告诉我们，林语堂之所以翻译《中国传奇》，是要满足西方对中国的“偷窥欲望”，满足西方对东方的“期待视野”。正是这一动机决定了林语堂对其翻译文本内容的选择。在这部翻译著作里面，他从《太平广记》、《京本通俗小说》、《清尊录》、《聊斋志异》和《清平山堂丛书》等古本中选择了20篇有代表性的传奇故事，集冒险、爱情、鬼怪、讽刺、幻想、幽默和童话于一体，通过改编、删节、增译等策略将原文改造，以英文重写，整合成新的文本形式，于1948年在美国出版。因此，有人就指出，由于林氏的高超的翻译技巧与策略，使《中国传奇》契合了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的阅读期待视野，并被多次重印和被美国读者广泛接受。
我们要问的是，难道仅仅是林氏的翻译技巧才使得他的翻译文本在美国大受欢迎吗?其实，透过现象看本质，那又是另外一种解释。林语堂在翻译时既要考虑自己固有的中华汉民族文化身份，又要考虑作为族裔散居者的文化身份，同时还要考虑到美利坚民族读者的文化身份。因为文化身份是价值观念的反映。各个民族都有其自己的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正是通过语言，构成民族灵魂的价值观才代代相传；通过语言，一个民族的成员才互相认同，彼此感到亲切。但是，不同的民族，如果通过相同的语言，是否也能够达到不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呢?林语堂的翻译文本就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注脚。在英译本《中国传奇》里，尽管林语堂选择的是一些极富中国特色的传奇故事，但这并未阻碍美国的民众成为期待读者。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虽然不同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具有不同文化身份的美国人就不能了解异域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相反，他们对异域文化的一些形象反而产生一种强烈的期待。一种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形象，其中的大部分都会储存在自己民族的集体记忆里。这些形象构成民族的精神世界。神话形象、民族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虚构的艺术形象等等，它们都是价值观念的载体。这些形象一旦深入人心，就会变成文化身份的强大支柱，把群体成员凝聚在一个文化身份的大板块里。但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民族形象不仅是本民族的，同时也是其他民族的，中国人可以接受美国的西部牛仔形象，美国人也可以接受和理解中国的妖魔和鬼怪形象。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人也喜欢林语堂的翻译文本《中国传奇》和《浮生六记》了。
由此可见，世界各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不同，语言各异，各有其丰富而迥异的精神世界，表现在外在形式、生活方式上就各不相同，因此各个民族必有其各不相同的文化身份。在社会的发展中，在各个民族的交流中，必然有些民族的文化身份由于其政治上的强势、经济上的统治、文学的繁荣而彰显出来，而另一些民族的文化身份则可能会受到排挤、压制或不被重视。“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翻译中国的传奇故事，实际上是想通过借用异域民族的语言建构自己独立的文化身份，同时也构建本民族的文化身份，其目的是要使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语言、精神世界为世界所认识和了解，以提高自己民族在世界的地 位。而他的这一翻译动机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也是人们难以理解的。这其实也恰恰说明了林语堂在通过翻译文本构建其文化身份时，个人性是他进行身份塑造的第一要素，而这一点是迥异于鲁迅等其他翻译家的。
我们如果把林语堂与鲁迅做一比较，会发现二人的翻译目的以及翻译策略有很大的不同。鲁迅的翻译目的在他的《域外小说集·序言》中有明确的叙述：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也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当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
鲁迅在这里阐述的翻译目的，实际上就是他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阐述的文学“不用之用”观，只是在这里表述得更精练而已。鲁迅用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神思”概念，译述黑格尔、叔本华以及尼采的哲学，旨在张扬人之精神世界以匡正社会对此的漠视，张扬文学(文学家)的个性与自为。这一概念，是贯穿《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的主线。很显然，鲁迅是想通过翻译“别求新声于异邦”，这与林语堂的翻译动机恰好相反。林语堂是想通过翻译让异域民众了解自己本民族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从而达到建构自己个人文化身份、民族身份和国家文化身份的目的。然而鲁迅则因翻译动机的不同决定了其翻译价值观念的不同。鲁迅在他的第一部译作《月界旅行》的《辨言》里就确立了自己基本的翻译价值观：“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很明显，鲁迅的翻译带有一种明确的功利目的，而这种目的是基于他的价值观念的。
如前所述：“知识分子的任何身份认同活动，其性质必定是三位一体的：个人的，政治的，跨文化的”。从林语堂与鲁迅的翻译动机和目的来看，他们的翻译都是极具个人性的，而这正是一个个体在建构其文化身份时首先必须具备的。当然，翻译动机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和对文化的选择的不同，而这又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翻译文本在政治和跨文化身份的构建上。
二
从翻译文本我们不仅可以反观一个作家的文化身份，也可以从其翻译文本看出作家的文化选择。据不完全统计，林语堂的翻译著作主要有汉译英和英译汉两类。前一部分主要有《女兵自传》(谢冰莹原著)，《(子见南子)及其他》(林语堂原著)，《(老残游记)及其他》(清·刘鹗原著)，《浮生六记》(清·沈复原著，小说)，《杜十娘》(据明·冯梦龙原著《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写译，小说)和《中国传奇》等等；英译汉主要有《卖花女》(英·萧伯纳原著，剧本)，《新俄学生日记》(俄·窝格耶夫原著，小说，与张友松合译)，《新的文评》(美·史宾岗原著，论著)，《成功之路》(美·马尔腾原著，论著)，《怎样训练你自己》(美·罗德原著，论著)，《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丹麦·勃朗特司原著，传记)，《彷徨飘泊者》(英·台维斯原著，小说)等等。
相对于林语堂而言，鲁迅的翻译文本远远多于林语堂。鲁迅于1903年即译成出版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开始了他的翻译生涯。至1936年5月译成《死魂灵》第二部第一章为止，历时32年有余，共有译作30余部，另有零篇70余篇，计320余万字(包括译后附记、前记、小引、译者序等)。最初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域外小说集》以及《裴彖飞诗论》、《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儿童之好奇心》等为文言，其余皆为白话。
从以上二人的翻译文本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他们两人的翻译比较驳杂，但对文本的选择还是有不同的地方。林语堂出于个人的价值观念，所选取的主要是一些闲适的作品，如《浮生六记》、《中国传奇》、《(老残游记>及其他》、《成功之路》、《彷徨飘泊者》等以满足国内外不同读者的阅读期待。而鲁迅则是出于个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的需要，选取的大多是具有反抗意识的作品。除了大量翻译俄国、日本的作品外，他还翻译了一些欧洲弱小民族和国家如匈牙利、波兰、芬兰、波西米亚(捷克)以及保加利亚等的作品。因此学界有人就指出：“鲁迅看上了这些国家的作品，因为它们是‘为人生’的文学，因为它们反抗强权，反抗压迫，因为它们同情弱者，为弱者呼号，因为它们贴近中国现实。”很显然，鲁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是与林语堂有着很大区别的。
为什么林语堂和鲁迅的翻译文本选择有如此大的不同，我们仍然能从他们二人不同的文化身份上找到答案。林语堂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鲁迅则是资产阶级的“逆子贰臣”，因此翻译动机、翻译语境的不同就决定了他们在翻译文本选择上的不同，也决定了在翻译过程中所建构的个人文化身份、民族文化身份和国家文化身份的区别。
我们首先来看林语堂的翻译语境。林语堂应赛珍珠之邀以个人身份来到美国后，先后写了一些迎合美国人胃口的畅销书如《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此外，他还英译了《浮生六记》和《中国传奇》等中国古代的故事与传奇。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林语堂都试图通过这些著作或者译著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以及中国的文化，而此时的林语堂是处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他的民族文化身份也就显露了出来。因为，“在文化碰撞的过程中……无论侵略、殖民还是其他派生的交往形式，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当处在强势文化的美国翻译弱势文化(中国)的文本时，他采取了一种比较随意的翻译方法，有时甚至有意篡改原著，《浮生六记》的翻译就是如此。但当他翻译处于强势文化的美国马尔腾的《成功之路》时，他在翻译中就不断地向弱势文化(中国)输出强势文化(美国)的内容和思想。但吊诡的是，他虽未显示出一个“东方主义”者的姿态，然而强烈的爱国心又不期然让他“处处为中国人辩护”。由此看来，林语堂虽然不是以国家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为出发点来翻译的，但是，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身份促使他不自觉地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来确认他的文化身份。这一点，我们从他的翻译手段也可以略见一斑。比如他采用直译或意译，归化或异化，有时还对原文做一些增删和改动等等。总之，他的翻译策略是将中国故事美国化，欧美故事中国化。他之所以这样，就是想在跨文化交流中让西方认同东方文化，同时也让东方接受西方文化，而这都与他的跨文化身份有关。因为，“文化身份的重构和再定位的过程，还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它为翻译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心理基础，文化身份与翻译双向互动”。
与林语堂不同的是，鲁迅是站在民族文化身份的立场和国家身份的立场来进行翻译的。美国翻 译家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操纵文学翻译的三种基本力量。如果用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权力和话语来看，勒菲弗尔所说的三种力量，也就是翻译中的话语和权力的关系。的确，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有着很大的影响，“它们不仅支配、控制了文学翻译的选择、翻译策略以及对译作的阐释和接受，同时也就决定了跨文化对话的规模、形式和目的。”鲁迅的翻译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当他翻译俄国、日本等强势文化作品时，他极力主张用异化的方法。对此他曾经有过明确的叙述：“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保持洋气呢?……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改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
鲁迅之所以提倡异化的翻译方法，是因为他主张“拿来主义”，他想把苏俄和日本等强势文化中的先进东西引入到中国来。而此时中国正遭遇近现代史上的民族危机，他遇到了任何一个译者都面临着的选择：在翻译外国作品时，是首先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还是保持自己的国家文化身份?抑或是二者都应兼顾呢?正是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林语堂和鲁迅不同的文化选择。
林语堂作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移居美国的他成为了族裔散居者，所以他的翻译“携带着家园与归属的含义，穿越中间过道……和文化差异，将民族的想像共同体联结起来”。族裔散居作家的这种中间位置体现了他作为华裔作家的尴尬处境。因为他与想象中的家园隔离，失去了归属，同时又遭到宿主文化的排斥，他只得不停地在家园文化和宿主文化之间徘徊，寻找自我与归属。因此，“民族文化身份”是他必须坚持的。与此同时，他的这一身份认同决定他的文化选择，他选择了向西方读者译介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最为深邃的部分。我们仍以《浮生六记》为例。《浮生六记》所反映出来的中国文人的性格气质和处世态度正好印合了林语堂的人生态度和性情。林语堂在其“译者序”中写道：“在这个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也表现出“那种爱美爱真的精神和中国文化最特色的知足常乐恬淡自适的天性”，“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不是对伟大者，是对卑弱者，起谦恭畏敬；因为我相信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精神情感上的共鸣，使林语堂“发愿”将它“译成英文，使世人略知中国一对夫妇之恬淡可爱生活”。然而作为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鲁迅，民族和国家文化身份是他都必须坚持的，这也就决定了他对文化的选择明显不同于林语堂。
由此可见，林语堂和鲁迅都是出于个人文化身份、价值观念、政治的需要，有目的地采取某种翻译策略来塑造自己的文化身份的。无论是翻译的动机和翻译的内容，还是翻译的过程，他们往往会无意地显露出本人、本民族的文化身份来。林语堂和鲁迅在翻译文本中文化身份的塑造，也对我们有着很大的启示：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其本民族的文化身份自然会沉淀在他身上，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形成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们在研究他们的翻译作品时，就应注意译者的文化身份传达，传达得越淡越好，因为译作展现给大家的，应是有异域特色的东西，传达的应该是原作所要表达的文化身份。
用文化身份这一文艺学新兴的方法，研究林语堂和鲁迅的翻译作品，能将他们的翻译作品看得更深。透过语言表面我们能够看到他们不同的文化身份以及文化选择，透过文化身份与文化选择又能看到其背后更深的政治、社会因素，而且通过他们的翻译作品，我们还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完成文化身份的塑造的。与此同时，我们进行了思考：文化身份的塑造是否客观?它对本土的文化身份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在译作中能否看到译者自己的文化身份?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有什么样的矛盾冲突?通过这些思考，我们应该能够对译者的翻译意图、过程和当时的文化社会背景有更深的认识。文化身份方法的引入，为我们研究林语堂和鲁迅的翻译作品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三
从以上对林语堂的翻译文本的考察，可以看出林语堂的翻译文本也彰显着一个族裔散居者(漂泊离散者)的跨文化身份建构。他用他那“西洋传教士的眼睛”观照东西文化，用极具个人性情的眼光去选择翻译文本，尔后从跨文化的角度把中国故事美国化，把欧美故事中国化，建构了一个海外华裔作家和翻译家的文化身份。尽管林语堂不是完全从政治意识形态出发从事他的翻译，但他从华裔美国人的主体位置出发，去建构华裔美国人的心灵及文化认同。他试图通过其翻译文本寻求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努力，对以后的华裔作家如谭恩美、汤亭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林语堂的翻译虽然是从他的个人身份出发，但他把排除在权力话语之外的作品如美国马尔腾的《成功之路》、丹麦勃朗特司的《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美国罗德的《怎样训练你自己》以及英国台维斯的幽默小说《彷徨飘泊者》等翻译了过来。所以，林语堂通过翻译文本建构了自己跨文化身份。在某种意义上，林氏的翻译填补了中国权力与话语控制下的翻译“真空”，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自己贡献，他不愧为“两脚踏东西文化”的一代文化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