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12日，父亲走了，带着对生活的眷恋和些许的遗憾走了。
　　父亲走的那天正值隆冬。前来与他告别的人很多，有“一二·九”时期的老同学，平西、平北根据地时期的老战友，青年团工委时期的老同事，新中国成立后他所工作过的铁道部、北京大学、航天工业部以及全国政协的老战友、新老领导。许多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父亲的离去，也表示了深切的慰问。

“我不相信他们搞的这一套是马克思主义的”

　　父亲的革命生涯不算短，1933年参加革命，经历过著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到过延安，又在平西、平北抗日根据地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共青团、铁道部、北京大学、航天部、全国政协工作过。父亲的职位不算高，新中国成立初期当过铁道部副部长，后来曾任全国政协第六届和第七届常委。但是，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和此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引发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得时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父亲陆平，一时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并且使他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永远地连在了一起。父亲是知识分子，他的一生有60年在同知识分子打交道，而他在北大的经历，主要是见证了党在一个时期对国内基本矛盾认识上的偏差和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地位作用的判断上的某种失误。
　　作为“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一位当事人，父亲对“文革”的感受比一般人要深。在我们孩子的眼里，“文革”前的父亲，年轻，有知识，有文化。他任铁道部副部长的时候只有40岁，意气风发，敢作敢为。父亲的不少老同学、老同事因为他从“一二·九”运动时就表现出的在重大问题上敢于直言的性格，而呼他为“大炮”。但是，“文革”以后，父亲变得更善于理解别人的痛苦。他对重大问题不轻易表态，每每帶着我们去看望的人，也大多是身不在重位、命运也不尽顺利的老同志。对于“文革”，特别是“文革”中的揪斗、吊打，父亲几乎从不提起，家人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因为任何一个细小的话题都可能触发大家的伤感往事。
　　1969年，父亲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北大农场监管劳动，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劳改队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都被下放到这里。那时，父亲已经是近60岁的人了，白天仍要下田、挑河泥，干比别人更重的农活;晚上，还要写交代材料，有时还要接受批判。虽然父亲也能感到“黑帮”难友的一些关爱，比如在挑河泥的时候，有的教员会默默地少加半锹泥，但父亲始终处在严密的监管之下，几乎不能与其他人交流，身心极度劳累。在长期超负荷的劳动和精神摧残下，父亲病倒了。1970年7月的一天，正逢农场“双抢”，父亲因感冒高烧至39摄氏度，突发心脏病，昏倒在床铺底下，人事不省，只有两条小腿露在床外，被当地一个小孩发现。医务人员前来给他打了强心针后，他第二天才被送往南昌医院抢救，在医院没有人照料和陪伴，甚至没有获得更多的治疗。心肌梗死使他处在半昏迷状态，同屋的4个病人，有两人走了。父亲的病情最重，医院当时下了病危通知，他却奇迹般地度过了危险期。在他病危的时刻，他托人给母亲捎话：你和孩子们千万不要来看我，不要受到我的牵连。父亲这场大病尚未痊愈，就又被送回农场，时时发作的心绞痛使他抬头、低头都很困难，回头更不可能，一旦转身就会晕倒。于是，他整天拖着把小椅子，去做他本已不能做的那些事，感觉要昏倒时，就顺势倒在椅子上。回农场没有几天，监管人员就通知父亲参加“五一六”批斗大会，并把他作为批斗主角，大会批，小会斗。
　　然而，无论经历多少挫折，父亲依然是父亲，他内心的刚毅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曾经问过父亲：“‘文革’中那么多人自杀，您想过死吗？”父亲的回答从来都是坚定的：“我从来没想过死，我只是想，我该怎么活下去。我不相信他们搞的这一套是马克思主义的，是毛主席的意思。我想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要看到这场运动的收场，看到这些跳梁小丑的结局。我就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让这样的‘革命’长久下去，中国一定会变。”

从沉默到有话想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应该是最愿意把“文革”从北大点火的情况讲明的人，然而，事情却恰好相反。对此，父亲一直保持着沉默，一晃就是3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都在拨乱反正，母亲和我们三个大些的子女，每个人都带着一段难言的苦痛先后从宁夏、山西、云南、陕西返京。而在我们都下乡到外地的那段日子，年仅10岁的小妹妹一个人在北京，过着穿不好、吃不好，近似野孩子的日子。
　　那些年，文坛一度出现伤痕文学热流，写彭德怀、陈毅、贺龙等老帅们“文革”经历的回忆文章接连问世。一些记者、作家、文学期刊编辑对揭示“文革”起源的兴趣颇高，不时有人向父亲约稿，但均被父亲低调回绝。父亲自己不写有关文章，也不同意孩子们写。那时，他总是说：“不能写，写了也不能发表，起码20年不能发表。”为了防止孩子们写文章发表，他对孩子也不谈与北大点火有关的人和事。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越发深入人心。人们对渐渐远去的“文革”的看法更加客观辩证，也更加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父亲的精神桎梏也有所松动，对“文革”起源，他有时会涉及零星问题，或部分片断，但仍限于只谈具体事，不作分析和评判。父亲总是说：“让社会和历史去客观评价吧。”“一个人默默来到人世间，一生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就够了。”
　　然而，1998年，在父亲84岁高龄时，一部在某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违背史实，将父亲塑造成与康生沆瀣一气，加害马寅初老先生的反派人物，这对父亲的沉默是一次绝大的打击。因为康生在“文革”前派妻子曹轶欧率调查组到北大，支持哲学系聂元梓等写大字报，将父亲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北大是“三家村”分店，进而引发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这本应是众所周知、无可更改的史实，但是，如今父亲还活着，事实已经黑白颠倒了。此后，又有文章提出“1966年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动的，没有人指使’和‘康生没有插手这张大字报’”的说法。这使父亲一贯坚持的历史应由社会客观评价的观点受到挑战。父亲开始想说话了。 　　2001年下半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通过我们这几位子女约父亲谈谈有关“文革”起源的问题。这一次，父亲竟意外地答应了。主要是因为，李海文是中央党史部门的同志，父亲将约谈看作是组织行为。再则，海文的父亲是“文革”前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在“文革”中被逼自杀了。为了这次谈话，父亲用了两个月时间查笔记，列提纲。关于北大和“文革”，他共开列了九个大问题，计划每个大问题同海文谈一个小时。当时，父亲已经是87岁高龄，自84岁经历了某电视剧违背史实的事情后，父亲连连住院，身体明显地一年不如一年。2001年11月11日，父亲终于同海文见面了，并且按照预定计划，用一个小时谈了一个话题，并约好一周后谈第二个大问题，争取一个月谈完九个问题。孰料，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越来越弱，为了这次谈话，他几乎燃尽了所有热量。两天以后他就住院了，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去完成拟定的谈话设想。
　　父亲晚年头脑一直很清晰，大事小事都很难瞒得过他。父亲对党的历次会议、文件，制定的每一個方针、政策都非常关心，而且有自己的看法。但他毕竟高龄，晚年谈北大的历史，通常原则性强，细节谈得少。父亲一辈子认真，为了一个细节或一个数字，他会花费一两周时间去查实、核对，这对他来讲是沉重的负担。同海文谈话前，父亲显得紧张、激动，还有一些犹豫。他会问我们这些孩子：涉及一些问题谈不谈？到了这一刻，我们才真正理解了父亲36年的沉默。我们对父亲说：“爸爸，历史的问题应该照实说。现在，大家已经可以客观地看待许多历史问题。”父亲点头，轻声说：“是。”但是，他终究没有谈及他想讲的那些事。
　　在父亲看来，“文革”从北京大学点火是有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的。北京大学素来有着革命的光荣传统，五四运动以来，在历次思想运动或政治运动中，北大始终保持着这个光荣传统，因此，在全国高校影响很大。“文革”前，运动频频，形成很多高校看北大的局面。“文革”是以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运动，发动者首先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在一场以文化、思想为主的“革命”中，倘若没有北大的参与，或者说没有北大打头炮，这场“革命”很难在全国开展。对学生来讲，他们血气方刚，没有更多的斗争经验，很容易被貌似革命的“左”的思想所蒙蔽和蛊惑。

认为北大“社教”运动是“文革”的前奏

　　在父亲看来，北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文革”的前奏，也是“文革”的导火索。在北大的“社教”运动中，党的队伍，包括行政上的、知识分子骨干中的党员队伍分裂了，形成了一支可以和“左”的炮打司令部相呼应的队伍。父亲说：“北大校党委原来是很团结的。‘社教’运动中，北大作为试点，被搞分裂了，从校党委，一直到系总支和行政系统的各级干部都被搞得分裂了。这个问题严重影响到北大的发展。”
　　北大的“社教”运动，是从中宣部派出调查组进入北大开始的。1964年上半年，“社教”运动主要是在农村展开。1964年7月2日，中宣部调查组进入北大，在一个多月后的8月29日和四个月后的11月29日，调查组连续向中央写了《一号报告》和《二号报告》。《一号报告》中说，“在北京大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攻是很猖獗的，特别集中地表现在教学和科学研究领域之中。校内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的特务间谍活动，贪污盗窃分子、流氓分子的活动也相当严重。北大党委对这些问题却没有认真抓。”“北大党员干部队伍政治上严重不纯。”还援引聂元梓的话说，“北大党委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提拔和重用一大批政治上不纯的干部。”《二号报告》则定性北大党委领导“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方向”。《一号报告》送上去之后，康生作了多处批示，说坏人“混入北大党的机构内，要严重注意并进行审查”。此后，在10月中旬，中宣部决定在北大进行“社教”试点。调查组拟定了《关于在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初步计划》，提出从全国宣传部门、文教部门及全国高校抽调100多人，在北大抽调优秀党员骨干30人，组成北大“社教工作队”，11月正式开始“社教”运动。
　　调查组一进校就从调查队伍入手。父亲讲，从“社教”运动开始，北大的校党委、系总支、行政领导班子便开始分裂，党内无论做什么决议，内部都无法统一。这种分裂不是必然的，而是人为的。调查组来头很大，开始叫“中央调查组”，后来才改为“中宣部调查组”。调查组不按组织系统开展工作，基本上是甩开校党委，自成系统，单搞一套。父亲与调查组负责人很熟悉，在华北局工作时，父亲是华北局前委书记，该负责人是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两人每天在一个饭桌上吃饭。该负责人带队到北大，没有与校党委打招呼，父亲去看他，问：“是不是汇报一下北大的工作？”该负责人说：“不用。”父亲又说：“需要北大做些什么？”该负责人说：“也不需要做些什么。我刚从郑州出差回来，听说北大的会议多，上边叫我来看看为什么会议多，就这些。”该负责人的回答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父亲明白，单是为了北大会议多，来一个人看看就够了，何至于带了一个最初10个人，后来增至30多个人的调查组来呢？几天后，父亲前往北京市委，向刘仁汇报了该负责人和“中央调查组”到北大的情况。刘仁回答说：“他来，我们不知道，他来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就更加令父亲感到困惑和不解：北大是双管单位，党的工作、干部工作、政治运动、政治思想工作接受市委领导，教学等业务工作接受高教部领导，是高教部直属学校。现在，中宣部派来调查组，市委都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刘仁问：“他在人大的情况你听说了吧？”父亲清楚，这是指该负责人在去北大之前曾带队到人民大学“调查”，搞了两个月，交了一份报告，人大为此被搞得队伍分裂，人心惶惶。刘仁对父亲说：“你可千万不要胡说八道。这一次凶多吉少啊！”
　　北大的“社教”运动围绕着“搞清学校各级组织领导权究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还是资产阶级手里，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五项任务”展开。工作队把北大党委完全撇在一边，并且很快在全校20个系、党总支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把北大党委和各级党组织放在对立位置。在这样的来头和形势下，北大党委、校务委员会、系总支、监委会等开始分裂，有人背着党委向工作组提供干部档案材料等。哲学系以聂元梓为代表的一批造反力量逐渐形成。聂元梓原是哈尔滨市委理论处干部，父亲原本不认识她。后聂元梓经人大党委书记推荐，又通过了北大组织部同志的调查来到北大。哈尔滨市委在介绍信中同意聂元梓调出，但是却说这个人只能做系级干部，不能再往上提，当时父亲等人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到北大以后，聂元梓的毛病充分暴露，她看不起地下党干部，也看不起一般干部，而且散布流言，拨弄是非。调查组进校后，她提供了一大批校系级干部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情况，并对部分干部的个人经历和现时表现作了评价，影响调查组作出“北大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上不纯的问题很严重”的结论。父亲说：“该负责人直接在哲学系召集会议，叫我去听意见。什么听意见，就是批斗。在那个会上，该负责人几次追问：‘你和彭真、北京市委什么关系？’”36年之后，父亲说：“现在回想起来，打着中央调查组的旗号，不跟市委打招呼，在北大用这样一套搞法，已经暴露出来他们早就想搞事，一切都是有预谋的。” 　　北大的分裂，根本上是对高校、高校干部队伍基本状况的分析存在分歧所致。对北大干部队伍的不同看法透射着对国内基本矛盾、阶级斗争基本态势的不同认知。父亲是反右斗争后期从铁道部调到北大的。父亲说：“我是1957年10月17日到北大工作的。当时，中央准备抽调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到高校担任领导工作，为的是加强高校党的领导。这与当时中央对高等院校形势估计过分严重有关。这个估计可以说基本不正确。”

去北大工作不是父亲个人的意愿

　　父亲的悲剧命运，也许正是从如何看待和对待高校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开始的。父亲到北大工作之时，也正是1957年反右斗争基本结束，党中央对国内基本矛盾作出过于严重估计，造成反右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时刻。父亲被调到北大工作，他个人毫无思想准备。
　　父亲说：我是1949年6月调到铁道部的。那时，毛主席号召党的干部除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还要学点技术，学好业务。20世纪50年代初，铁路系统苏联专家很多，我下决心学习铁路运输，在铁路干一辈子。那时，专家讲课我从不漏课，我到现在都还保留着当时的听课笔记。1957年，高校干部调动名单上有我的名字，铁道部的滕代远、吕正操都向上级反映，希望不调我走。后来，我又直接找到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安部长说，你别提了，提也没有用，这是中央的决定，你去吧，将来有机会再调出来。
　　父亲讲的是实话，他的确十分热爱铁路工作。父亲1949年去铁道团工委工作时只有35岁。两年后，他被调到哈尔滨铁路局（中长铁路范围）任局长兼党委书记。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又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不停地奔波往返于满洲里—沈阳—丹东之间，忙于军事物资和其他各项物资的调运。仗着年轻，父亲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中长铁路范围广，但都是单轨铁路，为了保障运输，特别是完成军事运输任务，父亲潜心学习现代管理知识，研究运输技术和业务，总结科学运营和管理的规律，和哈尔滨铁路局干部职工一道总结概括出来的“中长路经验”，全面改革了中国铁路的传统管理办法，大大提高了铁路运力，被铁道部推广到全国路局，为新中国铁路运输事业的管理水平、运输能力以及经济效益的提升打下了基础。“文革”结束，父亲重新工作后，一直希望重回铁道部，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是他人生中不大不小的遗憾。他总是说：“我这一生，工作最顺心、最有成效的时期是在铁道部工作的那些年。铁道部班子团结，产业队伍好带，运输是一门专门的业务。”
　　父亲去北大不是他个人的意愿，但是，组织上选中他去北大也不是没有缘由。父亲了解学校，懂得知识分子。1933年，父亲在吉林大学预科班学习，到北平后，他考上了北大教育系，并研修英国语言文学，同时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5年，父亲和一批进步学生一起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当时，父亲还是《世界日报》的记者，使用“卢荻”等多个笔名采访过斯诺、胡适等。父亲曾经说过，若不是革命的浪潮，说不准他会选择教师的职业。但是，抗日救国改变了他的人生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他完全被铁路这个现代工业所吸引。在团中央工作时，他找到安子文、吕正操，跨入铁路系统，担任了铁路团工委书记。1957年调他去北大，他的确感到突然，因为他对教育工作已经很陌生了。父亲说：“去北大之前，我并不清楚解放后的高等学校是什么样子。我还是老观念，认为学校是个学习的地方，是个安静的地方。我原来的英文丢得差不多了，去北大前，我把英文短篇小说、英文词典，还有一些英文论文搜集起来，准备到北大随班听听课，补习一下英文，也学点本事。结果，去了以后一个字也没用上，运动一个接一个。”可以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父亲同知识分子的天然联系，从优势转化为悲剧性的劣势。

围绕北大“社教”运动等问题发生分歧

　　父亲说：“我到北大首先面临的是队伍和干部问题。我1957年10月18日开始工作，因为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只能先听取汇报。根据北大原党委书记10月19日在校务委员会上的汇报：截至当时，已划教职员右派90人，学生右派421人，总计511人。反右斗争转入整改阶段。当时，对于反右派斗争有什么错误，我还来不及去认识，我只是从工作上考虑：右派分子如此之多会给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如，物理系、数力系（数学力学系），有的班级右派分子占据多数，校、系还怎么能办下去？再有，学校里有了这样一大批消极力量，这个负担是很沉重的，要花费很大的力量去做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完得成吗？”“北大的领导干部队伍怎么样，这是我到北大工作首先要了解清楚的问题。当时，北大共有15个学系，系主任15人，党员占1/3，除个别人外，其他人都是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且学术造诣深厚。校务委员会共57人，其中党员10人，按照当时以政治思想划分知识分子为左、中、右三类的标准分析，左派不少，中间派的数量比较大，属于右派的只有4人，其中最典型的是傅鹰，是不戴帽的右派。校务委员会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大事都由校党委研究决定。北大的教学行政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党员，系总支更不要说了，都是地下党的优秀党员干部。这些人对学校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锻炼，同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进行过激烈斗争，虽然说缺乏一定的社会实践，但这也不能怪他们，解放前他们在旧大学，怎么去结合劳动人民？分析的结果说明，北大的领导权仍然在我们党的手中，不存在被资产阶级篡夺的问题。”基于这样的基本认识，父亲认为，若再调些在军队工作过或参加过根据地斗争的干部到北大，让他们与学校的地下党干部结合起来就更好了。
　　对北大干部队伍的估计，折射着如何认识国内基本矛盾的问题。这对于一心想做好北大工作的父亲来讲，是难以把握的。而父亲对北大干部队伍的基本分析又恰恰与当时中央部分代表性人物的看法相左。调查组向中央递交了《一号报告》《二号报告》，将北大说成走资本主义道路方向，干部队伍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调查组负责人召开全体工作队成员和积极分子紧急会議，只字不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讲团结—批评—团结，却要在北大打一场“淮海战役”，在讲话的第一部分一连用了40个“斗争”字眼。学校的面对面斗争愈演愈烈，各级党组织也都分化和组织出一批积极分子队伍，去揭发批判另一批领导人。 　　自此，北大的“社教”运动越闹越大，各方面的反映汇聚中央，围绕如何看待北大的干部队伍和办学方向、如何看待北大的“社教”运动发生分歧。此前，调查组的《一号报告》《二号报告》从中宣部转到北京市委，北京市委的批复意见是明确的，指出“大专学校的高级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的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及个人经历是复杂的，参加革命以后的表现也是各不相同的。其中，肯定有些坏人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些虽然是革命的，但又同资产阶级和反动家庭的思想政治界限划不清楚，或者不能完全划清”，建议成立领导小组，“把北大全部领导干部系统地研究一次”，“主要任务是弄清北大干部的政治面貌”。
　　1964年10月21日，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提议，在北大开展“社教”试点。据有的同志回忆，次日，彭真找我父亲、北大党委副书记张学书、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和大学部干部兼北大党委副书记彭珮云等谈北大工作，指示父亲选几个系蹲点，写个报告，讲清北大的形势和任务，说“不要空讲路线如何，现在不做这个结论”。
　　11月5日，“社教”运动在北大正式开始。刚一周，矛头就对准校党委，公开点父亲和彭珮云的名，并追根北京市委。校党委书记、副书记7人中有5人被批斗，党委委员14人中有8人被批斗。党委实际被夺了权，校内、校外盛传“陆平是坏人”“北大烂掉了”。各高校干部十分震惊，紧张地关注着北大的命运。
　　1965年1月，中央针对全国“社教”运动中的偏差，下发了毛泽东起草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通称“二十三条”）。3月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着重讨论了北大的“社教”运动。书记处对北大“社教”运动的基本估计是：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不存在改换领导问题。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所说的错误，也并无确指。
　　但父亲讲过，彼时的他却因他的“大炮”性格引祸上身。1959年，北京市委召开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将彭德怀的“万言书”发给大家，让大家发表意见。父亲刚从外地出差回来，不了解内情。父亲的发言是：这封信写得挺好，反映了现时的情况，没有什么错误;只是有个别话说得不好，比如说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这些话当时即被整理成简报。1966年，中央催北京市委开市委全会，负责人在会上拿出一堆彭真的材料，让大家表态，父亲和许多同志一言未发。此后，父亲在批判“三家村”的小组会议上发了言，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专栏文章我都看过，没感觉到有关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的政治问题”。父亲的这些言论通通被记录在案，成为他在“文革”中的罪证。
　　中央书记处会议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给北大社教工作队队员和北大党委常委作报告，重点讲解了中央在1965年1月14日下发的“二十三条”，并宣布把北大的社教5人领导小组扩大为8人，增加校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戈华、彭珮云。几天后，北京市委在国际饭店召开北大党员干部会，学习贯彻“二十三条”。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到会，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要求大家总结工作，统一认识。4月初，中宣部又在民族饭店召开北大工作队骨干座谈会，进一步学习贯彻“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会上，陆定一代表中央5人领导小组宣布：许立群接任北大工作队队长职务，8人领导小组改为9人领导小组，增加常溪萍为领导小组成员。
　　6月29日，彭真给北大社教工作队和北大党员干部作报告，态度十分明朗地说：应当肯定北大是共产党领导的学校，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全国都按北大前一段的搞法搞，怎么办？如果北大是资本主义熔炉，全国还有几个社会主义熔炉？北大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全国还有多少无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学校工作中有缺点错误，应该认真检查改正，但不应该否定一切。他还提出，必须在北大党员干部中進行一次整风教育，通过和风细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实现新的团结，否则，北大今后将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7月29日，中宣部、高教部和北京市委联合通知，北大党员干部在国际饭店召开整风学习会议，校系两级主要干部及部分支部干部和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参加。北大社教9人领导小组和3个领导部门的负责同志共14人组成领导小组，许立群任组长，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为副组长。参加会议的有250多人。按照会议宗旨，大家自觉革命，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父亲在小组会上还带头发言。绝大多数总支很快统一了认识，一个月里陆续返校。只有哲学系小组分歧意见多。又经过三四个月的学习，聂元梓、孙蓬一、杨克明等几个人才勉强发言，但内心耿耿于怀，等待时机，予以反攻。

“文革”之火为何从北大点燃

　　至此，北大的混乱局势才暂时得到缓解，几乎停顿的教学工作继续展开。
　　父亲1957年到北大后，很重视教学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摸底，父亲在1958年提出北大的教学改革设想，要把北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具体内容包括：有巩固的党的领导，科研水平是最先进的，学校内部应有教学、科研、生产的联合基地。按照这样的设想，父亲主持全面修订教学计划，进一步推进北大从以文科发展为主向文理并重综合大学发展的教学改革，陆续增设了生物、生物物理、世界经济、计算技术、声学、西班牙语等10多个专业学科。父亲四处寻找理科教学用地，但都不是很理想。刘仁得知情况后，亲自出马，帮助选择了昌平十三陵作为理科基地，计划建成50万平方米的理科分校。周恩来将这个基地列为全国重点工程。
　　为了适应教学改革，在1959年的教学会议上，父亲又提出学校当前政治运动过多，应该从政治运动转向以教学为主。学校同时开始实施教师培养计划，父亲主张“不要再用‘白专’的概念”，“而要提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要做既有文化又有科学知识的劳动者”。为了调动教职员工的积极性，经北京市委同意，学校为32个“右派”摘了帽。全校教职员工的心都在往搞好教学，提高教学和师资水平上凝聚。学校还制定了《关于北京大学发展规模和五年基本建设计划的报告》。1960年，学校的教学与科研情况进一步好转。3月，北大成立了研究院，用以培养研究生，计划8年内学生达到1.8万人，研究生达到2200人，教师达到3012人，25项重点科研项目人员达到200人。接着，学校一次性提拔了100多人充实到校、系、科研、生产、行政管理的领导岗位，教职员工在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中形成的负面消极心理有所消散，工作积极性有所提高。 　　1961年以后，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学校设施建设的发展速度虽然减缓，但教学与科研的发展势头却极其喜人。1963年重新修订教学计划后，北大的专业达到48个;数力系1300人迁进十三陵理科新校址;继《北大1960—1962年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纲要》之后，《北大1963—1972年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纲要》出台，学校准备加强与发展20项重点科研项目和重点学科，建立17个研究机构，补充专职人员700人。转过年来，文科的主要任务也确定下来，即“加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训练”，重新研究和确定若干专业的发展方向和培养目标，调整课程设置;半导体、胰岛素等重点科研项目也相继上马。如果没有政治运动，没有1964年调查组及“社教”运动的干扰，北大的建设要快得多。
　　北大局势的缓和是十分短暂的。因为“文革”的发动是自上而下的，为了发动这場“革命”，“社教”试点在北京一共有10个点。虽然试点中类似北大“社教”的错误后来由彭真派万里逐一推翻，但认识上的分歧并没有解决。1966年四五月间，中科院和北京市委机关相继出现了大字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理论领导小组组长的康生认为时机已到，组织了一个调查组，他的妻子曹轶欧任组长再次进驻北大，任务很明确，就是“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揭发陆平、宋硕、市委”。调查组5月到北大，父亲去见曹轶欧，曹说，就是来看看，了解一下北大学术批判的情况。父亲提出由北大党委向调查组作一个汇报，曹说，不用了。父亲为调查组在校内安排了住处，但是曹没有住，而是住在西颐宾馆。北大哲学系教师、后成为马列主义研究院调查组成员的张恩慈，联络了一批北大党员和干部，主要是“社教”积极分子和“左派”前往宾馆同曹轶欧谈话，聂元梓等撰写大字报的几个人均在其列。据“文革”后聂元梓、杨克明、张恩慈等人的交代，当时曹谈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从北大往上揭”，明确说“可以写大字报”。聂元梓在交代中说：“大字报并不是我们自己要搞的，是曹轶欧叫我们搞的。”1966年5月25日，由康生担任幕后指挥，曹轶欧直接出面，聂元梓等7人起草的、臭名昭著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出笼。大字报贴出的当晚，校内反响强烈，绝大多数教员、学生反对大字报的观点。华北局来人了解情况后与聂元梓谈话，当时聂元梓底气很足地说的就是这句话——“大字报并不是我们自己搞的，是曹轶欧叫我们搞的。”
　　至此，经过几年时间的酝酿、较量，在康生等人的支持下，“文革”之火从北大点燃。6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宣布撤销父亲和宋硕、彭珮云三人党内外一切职务。紧接着，6月3日，《人民日报》又向全国发布消息，解散北京市委，撤销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的党内外一切职务。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了《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在这股前所未有的飓风般的支持下，思想文化领域的这场斗争变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燎原之火熊熊燃向全国。
　　36年后，有人问父亲：为什么当时中科院、北京市委机关等都有大字报，却单单拿北大的这张大字报公之于众？父亲回答说：“除了上述原因，还有就是，它点了北大党委、北京市委的名，定性北大、北京市委走资本主义道路方向，再一个，北大有聂元梓一把子人做内应。如果说还有什么原因，是不是我1938年离开延安，受命到西安办事处与李昌一道筹备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并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直接归少奇同志领导;在晋察冀军区时，归刘澜涛直接领导，因为刘澜涛住在外村，很多事得找彭真同志商量，到北大后，我受彭真同志领导，从我这点火，可能燃得更快点儿？”很明显，父亲是因被视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员而遭此横祸了。
　　（选自《党史博览》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