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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幻想未来世界，作文里有一段描写：因为空气污染太严重，人们每天不得不戴着笨重的防毒面具上班、上学，直到有一天，大家再也受不了这污糟的环境，冲上街头抗议。他们愤怒地摘下头上的面具，扔进已经发黑发臭的小河……
尽管街头还没出现戴着防毒面具上下班的人群，但“人肉吸尘器”们的智能手机上十有八九安装了“空气污染指数”软件，随时查看有没有“爆表”，有想象力的商人则开始推售罐装的新鲜空气……
国际媒体也高度关注北京那几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的卫星照片上，北京上空覆着棕褐色的云团。“我听到有些美国人说‘他们为何不做些什么、怎么能受得了’之类的话。对于一个生活在21世纪初的美国人，尤其是生活在北加州或污染相对较少的华盛顿区的人来说，这样的空气确实挺糟糕的。”《大西洋月刊》编辑阿历克斯·马德里加尔撰文道，“但我们也并非一贯优越。现在的北京，不就是昔日的匹兹堡吗？”
他们也有过那几天，有的仍在经历那几天……
匹兹堡：从烟城到宜居之城
历经19世纪工业革命的洗礼，美国逐渐从一个农业国跃升为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的工业强国。匹兹堡市当时已经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钢铁基地，这座靠煤炭为生产动力的城市创造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奇迹，却也熏黑了当地人头上的一片天。
1866年，便有旅游者称匹兹堡为“烟熏城”或“掀开了盖子的地狱”。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状况越发严重，就算是晴天，而且是大白天中午，能见度也很低，因为烟雾遮天蔽日，路灯因而早早就亮起，总让人误以为已经是晚上。
曾有人这样描述在匹兹堡的一天：早晨穿着干净的白衣服出去上班，上午9点刚过，衣服上便已脏兮兮的，出现浑浊的油滴；到了下午下班的时候，白衣被染黑，回去就得脱下来洗。不少人却也在污染的生产环境中赚了钱，有人调侃：越是有钱的人，手上越是乌漆墨黑。
二战结束后，美国核物理学家弗里德曼·肯德尔在论文《经济革命的代价》中写道，“烟城”已经是“土不能植、水不能饮、空气也不能呼吸”了。至此，当地政府终于意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开始对匹兹堡地区进行历时30多年的复兴改造。
第一次复兴始于上世纪50年代，时任市长戴维劳伦斯要求提高城市污染治理标准，大量钢铁厂外迁；第二次复兴从70年代算起，匹兹堡兴建摩天大楼，并更加重视文化及社区建设，与此同时，大量钢铁厂关闭裁员。美国拥有严格的《国家环境政策法》，1970年又颁布了《洁净空气法》，在此基础上，匹兹堡市根据自己的城市特征和工业状况，制定了《匹兹堡市环境特别法》。在匹兹堡市，没有任何法律和权力能够超越它，其严格执行的程度用一句话可以说明一切：数十年中从来没有无效执行或者网开一面的情形出现。
到了80年代至90年代，第三次复兴改造使匹兹堡的经济基础转向教育、旅游和服务业，尤其是医疗和以机器人制造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时任市长汤姆·默菲开始强调绿色建筑，兴建了包括PNC公园、匹兹堡金融峰会会址的戴维·劳伦斯会议中心等。
几十年来，匹兹堡市一直拥有着一支强大的环境保护监督队伍，那就是匹兹堡市的全体市民。依据法律规定，任何市民都有义务和权利监督和举报任何企业、工厂的排污状况，而任何工厂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强大的法律后盾坚决不会让任何监督举报者有后顾之忧。
因此，匹兹堡的企业和工厂承受着巨大的环保压力，任何企业，无论能创造多少税收，只要对环境构成一丝威胁，就要付出巨额赔偿，而且还会被美国银行联合列入“贷款黑名单”。
同时，如果市民向市政府作了举报而市政府不立即采取有效行动，那么任何一位民众都可以用“渎职罪”将市政府告上法庭。在匹兹堡担任市长，要想获取持续的支持率，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搞好环境，而不是只盯着GDP——1967年，匹兹堡时任市长库拉克虽然创造出了不菲的GDP，但是就环保工作不给力，最终被弹劾落马。
匹兹堡人怀着坚定决心治理环境，终于拨开雾霾见蓝天。自从1990年联邦环保局开评“美国十大绿色城市”以来，从古老工业城市成功转型的匹兹堡几乎年年榜上有名。从地狱到宜居之城，匹兹堡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大西洋月刊》编辑阿历克斯感叹：下次再要感叹北京空气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吧。
巴黎：拒绝吸入汽车尾气
法国首都巴黎是“艺术”和“浪漫”的代名词。但是当这个城市的空气污染超标时，就一点也浪漫不起来了。
据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在2003年《世界十大城市空气污染现状与控制对策鸟瞰》报告，21世纪初以来，巴黎的空气质量每况愈下，其城市空气污染对人的身体健康的危害日益严重，患呼吸道疾病和其他疾病的人数明显增多。据上世纪90年代初的统计，SO2的年平均浓度为24μg/立方米，但短期内日均值可高达250μg/立方米。由于大气污染，街头上也竖立有出售“郊外空气”的自动售货器。
虽然巴黎的空气质量还没有超过四级的程度，但人们已经开始难以忍受，每年有六七万巴黎人到远郊或外省另择新居。同时，大气中的污染物侵蚀了包括巴黎圣母院在内的一批珍贵建筑物的彩色窗户、壁画和雕刻。SO2等污染物在这些遗迹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
法国卫生监测所发布的公报显示，2004年至2006年，巴黎、马赛和里昂等9个法国城市空气中PM2.5年平均浓度均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标准的上限。
研究者分析称，法国是世界上能源结构相对合理的国家之一，巴黎市的主要能源依靠核能，故煤烟型污染几乎已被完全根治了。但是像巴黎这样的大城市，大气环境问题并非主要来源于工业生产，巴黎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是过多的机动车辆。
为改善空气质量，法国采取应急和长期措施双管齐下的办法防治空气污染。应急措施包括：限制机动车的数量，尤其是控制出租车的数量；规定当空气质量为二级时，汽车根据牌照的单双号交替行驶，而当空气质量达到三级时，凡可能造成污染的车辆都严禁上街；鼓励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空气质量凡在二级以上时，所有公共汽车和地铁的票价都要降低。 此外，巴黎实施了一系列公交工程，希望从根本上解决汽车污染。比如开辟自行车车道，提倡人们骑自行车；开展“无车日”活动；将巴黎的车辆逐步改换为电动车或浓缩天然气汽车；拓展地铁和增开公共汽车线路，进一步完善巴黎的公交覆盖网，并拟恢复有轨电车……
根据2010年每日空气污染指数（API）调查，巴黎和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几乎相等，巴黎为500万辆，北京约480万左右。自2001年实施鼓励环保的政策以来，巴黎市个人用车流量减少了15%，巴黎修建的一些辅路大大减缓了某些干线的交通流量，公交车的流量增加了10%。法国巴黎大区空气质量检测所发布结果表明，即使汽车保有量大，通过合理的治理，空气质量仍能维持在相对较好的水平
去年3月到4月，由于气候条件等因素，法国巴黎大区的细微粒污染连续超过警戒线，引起了各方的严重关注。为了进一步治理空气，巴黎的“老爷车”成为管制对象——巴黎市市长伯特朗德·德拉诺去年11月12日向巴黎市政委员会提交了一揽子治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的计划，即2014年9月之后，使用年限超过17年的小汽车、多用车以及使用超过18年的货车和公交车都将被禁止在巴黎上路。因为，在德拉诺看来，这些“老爷摩托车污染最严重，噪音最大”。
如果这项禁令付诸实施，像标致205S、雷诺4Ls这样的经典法国车将在巴黎街头消失；噪音不小但很受欢迎的黄蜂牌摩托车和其他两轮摩托车也将无缘巴黎街头。据统计，在巴黎大约450万辆机动车中，老爷车占到大约3%。
伦敦：法律与污染的长期斗争
“看哪，那黄雾沿街滚滚而下，擦着那些暗褐色的房屋飘浮而过，还有再比这个更平凡无聊的吗？”作家柯南道尔借着大侦探福尔摩斯之口，描述了19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的伦敦，在浓雾的笼罩下显得朦胧而神秘。
伦敦大气污染最早被记载于13世纪，当时主要是由于石灰生产业造成的。17世纪工业革命后，随着煤、石油等矿物燃料的大量使用，大气污染日趋严重。
1952年12月4日—9日，“雾都”爆发了20世纪最为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伦敦烟雾事件”。大量的煤和石油制品燃烧使伦敦的空气中弥漫着颗粒物、SO2以及硫酸雾。对于这一异常情况首先发生反应的是一群准备在交易会上展出的得奖的牛。它们呼吸困难，其中一头当即死去，12头奄奄一息，还有160头等待治疗。与此同时，数千市民出现胸闷、咳嗽、咽痛、呕吐等症状。12月7—13日这一周，死亡人数突然猛增，死亡人数为4703人，与1947—1951年同期相比多死亡2851人。
之后两周内，死亡人数为3138人，较平时成倍增加。此后的两个月内，还陆续有8000人死亡。对当时的数据进行重新分析后表明，这次事件造成的超额死亡人数高于以前的估计，达12000人。
英国人由此开始反思空气污染酿成的苦果，这次污染事件直接促成了1956年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的诞生，法律要求改造居民区传统炉灶，设立市内无烟区，迁移煤烟污染企业等。许多措施相继出台，有效减少了烧煤产生的烟尘和二氧化硫污染，伦敦每年的雾日由19世纪末的90多天减少到1980年的5天。
摘掉“雾都”的帽子，伦敦同样花了半个多世纪。但是污染并未真正远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煤烟刚散，汽车尾气成为英国大气的主要污染源。2003年2月，伦敦市政府在一片质疑和反对声中，开始对周一至周五早7点至晚6点半进入市中心约2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机动车，每天征收5英镑的“交通拥堵费”，由此获得的收入完全用于改善伦敦公交系统。此后收费区域不断扩大，收费标准也提高到目前的8英镑。迄今为止，交通拥堵费政策取得了成功。每天进入塞车收费区域的车辆数目减少6万辆，废气排放降低12％。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开车上班，而是纷纷选择乘坐公共汽车和地铁。
现在的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对交通治理同样信念坚定：“伦敦与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面临环境污染难题，关键在于行动，而不是讨论哪个方案更可行。”他专门在2010年签发了有关减少可吸入颗粒物与氮氧化物等空气污染源的行动纲领；2011年，他宣布对运营中的1200辆出租车进行新能源改造，鼓励电动车的使用；他还计划到2023年把伦敦私车流量减少9%。鲍里斯自己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希腊：要污染还是要我们
在工业革命中崛起的发达国家已经树立了前车之鉴，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成为次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值得思考的问题。
希腊首都雅典被誉为爱琴海上的明珠，是世界闻名的旅游城市。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古城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城市空气污染、确切地说是光化学烟雾的困扰。
1989年11月2日上午9时，雅典市中心的大气质量监测站发出红色危险信号，每立方米空气中的CO2含量达到318毫克，国家标准警戒线时200毫克/立方米。到了11时，CO2浓度升到604毫克/立方米。中央政府当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禁止所有私人汽车、出租车和摩托车等在市中心行驶，所有燃料锅炉必须熄灭，主要工厂削减燃料消耗量50%，学校一律停课。
但大气污染有增无减，中午时候，CO2浓度飙升到破纪录的631毫克/立方米。救护车开始在市区内穿梭，仅国家急救中心当天强求住院的重患者就有63人，自行上医院就诊的人也多是心脏病或呼吸系统病发作。
下午4时30分，戴着防毒面具的自行车队在大街上示威游行，高喊“要污染，还是要我们！”“请为排气管安上过滤嘴！”
像其他高度现代化的大都市一样，雅典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也是汽车尾气的排放。为避免严重的污染对旅游业的冲击，保护雅典古城的著名遗迹和人民健康，雅典市政府采取了汽车限购、鼓励环保车型、推广无铅燃料等措施。
令人担忧的是上述措施执行不力。由于对私人客运的高昂税收占雅典市每年财政收入的很大比例，从而使对占相当污染份额的私人客运汽车的污染治理举步维艰。
尽管街头还没出现戴着防毒面具上下班的人群，但“人肉吸尘器”们的智能手机上十有八九安装了“空气污染指数”软件，随时查看有没有“爆表”，有想象力的商人则开始推售罐装的新鲜空气……
国际媒体也高度关注北京那几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的卫星照片上，北京上空覆着棕褐色的云团。“我听到有些美国人说‘他们为何不做些什么、怎么能受得了’之类的话。对于一个生活在21世纪初的美国人，尤其是生活在北加州或污染相对较少的华盛顿区的人来说，这样的空气确实挺糟糕的。”《大西洋月刊》编辑阿历克斯·马德里加尔撰文道，“但我们也并非一贯优越。现在的北京，不就是昔日的匹兹堡吗？”
他们也有过那几天，有的仍在经历那几天……
匹兹堡：从烟城到宜居之城
历经19世纪工业革命的洗礼，美国逐渐从一个农业国跃升为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的工业强国。匹兹堡市当时已经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钢铁基地，这座靠煤炭为生产动力的城市创造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奇迹，却也熏黑了当地人头上的一片天。
1866年，便有旅游者称匹兹堡为“烟熏城”或“掀开了盖子的地狱”。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状况越发严重，就算是晴天，而且是大白天中午，能见度也很低，因为烟雾遮天蔽日，路灯因而早早就亮起，总让人误以为已经是晚上。
曾有人这样描述在匹兹堡的一天：早晨穿着干净的白衣服出去上班，上午9点刚过，衣服上便已脏兮兮的，出现浑浊的油滴；到了下午下班的时候，白衣被染黑，回去就得脱下来洗。不少人却也在污染的生产环境中赚了钱，有人调侃：越是有钱的人，手上越是乌漆墨黑。
二战结束后，美国核物理学家弗里德曼·肯德尔在论文《经济革命的代价》中写道，“烟城”已经是“土不能植、水不能饮、空气也不能呼吸”了。至此，当地政府终于意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开始对匹兹堡地区进行历时30多年的复兴改造。
第一次复兴始于上世纪50年代，时任市长戴维劳伦斯要求提高城市污染治理标准，大量钢铁厂外迁；第二次复兴从70年代算起，匹兹堡兴建摩天大楼，并更加重视文化及社区建设，与此同时，大量钢铁厂关闭裁员。美国拥有严格的《国家环境政策法》，1970年又颁布了《洁净空气法》，在此基础上，匹兹堡市根据自己的城市特征和工业状况，制定了《匹兹堡市环境特别法》。在匹兹堡市，没有任何法律和权力能够超越它，其严格执行的程度用一句话可以说明一切：数十年中从来没有无效执行或者网开一面的情形出现。
到了80年代至90年代，第三次复兴改造使匹兹堡的经济基础转向教育、旅游和服务业，尤其是医疗和以机器人制造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时任市长汤姆·默菲开始强调绿色建筑，兴建了包括PNC公园、匹兹堡金融峰会会址的戴维·劳伦斯会议中心等。
几十年来，匹兹堡市一直拥有着一支强大的环境保护监督队伍，那就是匹兹堡市的全体市民。依据法律规定，任何市民都有义务和权利监督和举报任何企业、工厂的排污状况，而任何工厂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强大的法律后盾坚决不会让任何监督举报者有后顾之忧。
因此，匹兹堡的企业和工厂承受着巨大的环保压力，任何企业，无论能创造多少税收，只要对环境构成一丝威胁，就要付出巨额赔偿，而且还会被美国银行联合列入“贷款黑名单”。
同时，如果市民向市政府作了举报而市政府不立即采取有效行动，那么任何一位民众都可以用“渎职罪”将市政府告上法庭。在匹兹堡担任市长，要想获取持续的支持率，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搞好环境，而不是只盯着GDP——1967年，匹兹堡时任市长库拉克虽然创造出了不菲的GDP，但是就环保工作不给力，最终被弹劾落马。
匹兹堡人怀着坚定决心治理环境，终于拨开雾霾见蓝天。自从1990年联邦环保局开评“美国十大绿色城市”以来，从古老工业城市成功转型的匹兹堡几乎年年榜上有名。从地狱到宜居之城，匹兹堡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大西洋月刊》编辑阿历克斯感叹：下次再要感叹北京空气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吧。
巴黎：拒绝吸入汽车尾气
法国首都巴黎是“艺术”和“浪漫”的代名词。但是当这个城市的空气污染超标时，就一点也浪漫不起来了。
据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在2003年《世界十大城市空气污染现状与控制对策鸟瞰》报告，21世纪初以来，巴黎的空气质量每况愈下，其城市空气污染对人的身体健康的危害日益严重，患呼吸道疾病和其他疾病的人数明显增多。据上世纪90年代初的统计，SO2的年平均浓度为24μg/立方米，但短期内日均值可高达250μg/立方米。由于大气污染，街头上也竖立有出售“郊外空气”的自动售货器。
虽然巴黎的空气质量还没有超过四级的程度，但人们已经开始难以忍受，每年有六七万巴黎人到远郊或外省另择新居。同时，大气中的污染物侵蚀了包括巴黎圣母院在内的一批珍贵建筑物的彩色窗户、壁画和雕刻。SO2等污染物在这些遗迹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
法国卫生监测所发布的公报显示，2004年至2006年，巴黎、马赛和里昂等9个法国城市空气中PM2.5年平均浓度均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标准的上限。
研究者分析称，法国是世界上能源结构相对合理的国家之一，巴黎市的主要能源依靠核能，故煤烟型污染几乎已被完全根治了。但是像巴黎这样的大城市，大气环境问题并非主要来源于工业生产，巴黎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是过多的机动车辆。
为改善空气质量，法国采取应急和长期措施双管齐下的办法防治空气污染。应急措施包括：限制机动车的数量，尤其是控制出租车的数量；规定当空气质量为二级时，汽车根据牌照的单双号交替行驶，而当空气质量达到三级时，凡可能造成污染的车辆都严禁上街；鼓励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空气质量凡在二级以上时，所有公共汽车和地铁的票价都要降低。 此外，巴黎实施了一系列公交工程，希望从根本上解决汽车污染。比如开辟自行车车道，提倡人们骑自行车；开展“无车日”活动；将巴黎的车辆逐步改换为电动车或浓缩天然气汽车；拓展地铁和增开公共汽车线路，进一步完善巴黎的公交覆盖网，并拟恢复有轨电车……
根据2010年每日空气污染指数（API）调查，巴黎和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几乎相等，巴黎为500万辆，北京约480万左右。自2001年实施鼓励环保的政策以来，巴黎市个人用车流量减少了15%，巴黎修建的一些辅路大大减缓了某些干线的交通流量，公交车的流量增加了10%。法国巴黎大区空气质量检测所发布结果表明，即使汽车保有量大，通过合理的治理，空气质量仍能维持在相对较好的水平
去年3月到4月，由于气候条件等因素，法国巴黎大区的细微粒污染连续超过警戒线，引起了各方的严重关注。为了进一步治理空气，巴黎的“老爷车”成为管制对象——巴黎市市长伯特朗德·德拉诺去年11月12日向巴黎市政委员会提交了一揽子治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的计划，即2014年9月之后，使用年限超过17年的小汽车、多用车以及使用超过18年的货车和公交车都将被禁止在巴黎上路。因为，在德拉诺看来，这些“老爷摩托车污染最严重，噪音最大”。
如果这项禁令付诸实施，像标致205S、雷诺4Ls这样的经典法国车将在巴黎街头消失；噪音不小但很受欢迎的黄蜂牌摩托车和其他两轮摩托车也将无缘巴黎街头。据统计，在巴黎大约450万辆机动车中，老爷车占到大约3%。
伦敦：法律与污染的长期斗争
“看哪，那黄雾沿街滚滚而下，擦着那些暗褐色的房屋飘浮而过，还有再比这个更平凡无聊的吗？”作家柯南道尔借着大侦探福尔摩斯之口，描述了19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的伦敦，在浓雾的笼罩下显得朦胧而神秘。
伦敦大气污染最早被记载于13世纪，当时主要是由于石灰生产业造成的。17世纪工业革命后，随着煤、石油等矿物燃料的大量使用，大气污染日趋严重。
1952年12月4日—9日，“雾都”爆发了20世纪最为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伦敦烟雾事件”。大量的煤和石油制品燃烧使伦敦的空气中弥漫着颗粒物、SO2以及硫酸雾。对于这一异常情况首先发生反应的是一群准备在交易会上展出的得奖的牛。它们呼吸困难，其中一头当即死去，12头奄奄一息，还有160头等待治疗。与此同时，数千市民出现胸闷、咳嗽、咽痛、呕吐等症状。12月7—13日这一周，死亡人数突然猛增，死亡人数为4703人，与1947—1951年同期相比多死亡2851人。
之后两周内，死亡人数为3138人，较平时成倍增加。此后的两个月内，还陆续有8000人死亡。对当时的数据进行重新分析后表明，这次事件造成的超额死亡人数高于以前的估计，达12000人。
英国人由此开始反思空气污染酿成的苦果，这次污染事件直接促成了1956年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的诞生，法律要求改造居民区传统炉灶，设立市内无烟区，迁移煤烟污染企业等。许多措施相继出台，有效减少了烧煤产生的烟尘和二氧化硫污染，伦敦每年的雾日由19世纪末的90多天减少到1980年的5天。
摘掉“雾都”的帽子，伦敦同样花了半个多世纪。但是污染并未真正远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煤烟刚散，汽车尾气成为英国大气的主要污染源。2003年2月，伦敦市政府在一片质疑和反对声中，开始对周一至周五早7点至晚6点半进入市中心约2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机动车，每天征收5英镑的“交通拥堵费”，由此获得的收入完全用于改善伦敦公交系统。此后收费区域不断扩大，收费标准也提高到目前的8英镑。迄今为止，交通拥堵费政策取得了成功。每天进入塞车收费区域的车辆数目减少6万辆，废气排放降低12％。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开车上班，而是纷纷选择乘坐公共汽车和地铁。
现在的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对交通治理同样信念坚定：“伦敦与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面临环境污染难题，关键在于行动，而不是讨论哪个方案更可行。”他专门在2010年签发了有关减少可吸入颗粒物与氮氧化物等空气污染源的行动纲领；2011年，他宣布对运营中的1200辆出租车进行新能源改造，鼓励电动车的使用；他还计划到2023年把伦敦私车流量减少9%。鲍里斯自己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希腊：要污染还是要我们
在工业革命中崛起的发达国家已经树立了前车之鉴，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成为次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值得思考的问题。
希腊首都雅典被誉为爱琴海上的明珠，是世界闻名的旅游城市。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古城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城市空气污染、确切地说是光化学烟雾的困扰。
1989年11月2日上午9时，雅典市中心的大气质量监测站发出红色危险信号，每立方米空气中的CO2含量达到318毫克，国家标准警戒线时200毫克/立方米。到了11时，CO2浓度升到604毫克/立方米。中央政府当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禁止所有私人汽车、出租车和摩托车等在市中心行驶，所有燃料锅炉必须熄灭，主要工厂削减燃料消耗量50%，学校一律停课。
但大气污染有增无减，中午时候，CO2浓度飙升到破纪录的631毫克/立方米。救护车开始在市区内穿梭，仅国家急救中心当天强求住院的重患者就有63人，自行上医院就诊的人也多是心脏病或呼吸系统病发作。
下午4时30分，戴着防毒面具的自行车队在大街上示威游行，高喊“要污染，还是要我们！”“请为排气管安上过滤嘴！”
像其他高度现代化的大都市一样，雅典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也是汽车尾气的排放。为避免严重的污染对旅游业的冲击，保护雅典古城的著名遗迹和人民健康，雅典市政府采取了汽车限购、鼓励环保车型、推广无铅燃料等措施。
令人担忧的是上述措施执行不力。由于对私人客运的高昂税收占雅典市每年财政收入的很大比例，从而使对占相当污染份额的私人客运汽车的污染治理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