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 史学研究，理论，辩证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9)02－0005－03
今天，中国世界史论坛第五届学术年会在济南胜利召开，我们由衷地感谢东道主山东师范大学的领导和同志们，感谢你们为组织这次学术会议所花费的心血和付出的辛勤劳动。
我国改革开放30年，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世界历史学科也不例外，近年来得到长足的发展，硕果累累，创见颇多，实在令人振奋。我参加这次会议，本想多听听同志们的真知灼见，不拟谈什么个人想法。可是会议主持人盛情难却，恭敬不如从命，只好就多年来指导研究生论文的点滴体会，围绕着“史学研究、理论决定成败、细节体现高低”这个主题，概略地谈点个人看法，就教于诸位同志。
我们作为社会的人必然涉及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要认识社会历史就有个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我国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出现过各种不同的历史观，例如宗教方面有神定史观，世俗方面有帝王将相史观、英雄史观、王朝更替的循环史观等。各种不同观点的冲突促使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历史究竟有没有共同的规律可循?对这一重大问题，国际学术界几百年来长期争论不休，各派学者意见尖锐对立，难以达成共识。18世纪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德两国的启蒙学派主张社会历史是有规律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学术界曾占主导地位。然而他们所说的规律只不过是唯心论或机械唯物论形而上学的规律而已。此后，在19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西方哲学界承认社会历史具有规律性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黑格尔。他在其代表作《历史哲学》一书中，以辩证的观点认定世界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合理的、必然的过程。可是他的历史观却是唯心主义的，他将人类理性看做是世界的主宰，并将人类历史的发展说成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体现。这说明黑格尔是历史唯心论者，而且是当时西方唯心史观的主要代表。简而言之，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中外各国学者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是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就是二元论、不可知论、机械唯物论形而上学的。这些史学理论观点，不可能正确反映社会历史的客观实际，只能是颠倒和扭曲社会历史，因而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人类社会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按照自身的内在规律发展变化。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人类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也只有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才是人们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理论和方法。在这里我想简单地谈三点看法。
第一点，关于辩证唯物史观的属人性问题。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是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理论基础。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正确运用于历史研究，才使历史学成为科学。学术界曾有人批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是“只见物不见人”。这种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殊不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正是以人为本的。恩格斯说，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241页)。这说明马克思的历史观一切都是属于人，一切都是为了人。马克思之所以创建辩证唯物史观，首先是因为他发现了人的两种属性：即人有自然属性的一面，又有社会属性的一面。恩格斯1883年3月17日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葬马克思时讲话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776页)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正是人的两种属性问题。人们必须首先解决其直接物质生活需要，然后才能从事社会活动。这说明人在维持生命和传宗接代方面与自然界其他动物属性是一样的。这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人必须活着才能从事社会活动，才有社会属性的一面。所以解决人们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中特别重视的核心问题。中国历史上也有近似于这种观点的看法。据《史记》载，汉朝人郦食其曾说过“民以食为天”；另外，在《礼记·礼运篇》中有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证明辩证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人。人的自然属性比社会属性更重要，自然属性的问题解决不了，社会属性也就谈不到。辩证唯物史观的“物”，不是泛指一般的物，而是特指人类生活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这些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不仅出发点是为了人，而且它的归宿还是为了人。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也是指引全人类走向真正的自由解放的科学。人类自身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必然会推动自身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而推动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从低级走向高级，而且最终必然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都过上富足、自由的幸福生活。这一切就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属人性的明证。
人们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对立统一的，不能分割的。人们为解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阶段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一切生产实践都离不开社会组织、社会分工和社会分配。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推动社会生产实践的不断进步，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的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实践是紧紧相联、密不可分的。
第二点，史学研究成败的关键在于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是我们史学工作者须臾不能离开的法宝。我们既要深入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社会历史，那就必须认真地深入研究和熟练运用辩证唯物史观，才能取得重要的科学成果。我个人认为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优秀历史著作，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是理论观点正确；其二是材料翔实新颖；其三是表述准确典雅。正如学术界评论一篇或一部好的科研成果时常说的那样：该作品“分析问题入理入微”，说它“入理”，就是理论分析正确深入，说它“入微”，就是运用资料翔实可靠，文字表述准确典雅。反过来说，如果一份研究成果在理论上根本是错误的，其资料再翔实，其表述再典雅，也不能称其为“科学著作”。这好比一座光怪陆离的楼阁建立在沙滩上，基础不牢，一推即垮。所以说历史研究“理论决定成败”。如果其理论阐释准确无误，只是资料和表述尚有欠缺，那只能说是水平不高的研究成果。
第三点，如何运用辩证唯物史观的问题。
在社会历史研究中，运用辩证唯物史观主要在于处理好社会历史的两对矛盾运动，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矛盾对立的双方必有一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决定事物的性质。矛盾中的另一方也有反作用，或者起促进作用，或者起阻碍作用。什么是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般都比较熟悉，这里就没有必要赘述了。比较难以把握的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恩格斯有一段话是解释这个问题的，讲得很明确。他说：“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简单地说，人们的生产实践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就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等乃是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776页)。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这两对矛盾运动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民族都不能例外的。但是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里，最难把握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当时当地国家民族的社会历史实际相结合。如不精通理论，或不深入了解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实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例如，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产生的理论，认为是在原始社会进入农村公社阶段，出现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在阶级斗争发展到不可调和时才出现国家。但是东斯拉夫人的古罗斯国家产生的情况却与此不同。它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阶级分化尚不明显，民族矛盾加剧(南方有波洛伏齐人的入侵，北方有瓦兰吉人的入侵)，东斯拉夫人两害相较，取其轻者，乃于9世纪中叶与瓦兰吉人结合建立罗斯国家。而东斯拉夫人本身的土地私有制则是在罗斯建国一个世纪之后(10世纪中叶)才出现的。可见，世界历史是错综复杂的，是多种多样的，研究历史不能将理论变成教条，必须使理论与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实际紧密结合。
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来观察现实的国家和社会也是很有意义的。当今世界上，中、美两大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两个典型。中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适应，因而促进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高度快速发展。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提出改革开放时曾指出，只要能争取到30年和平时间，中国就能发展起来。改革开放到现在整整30年了。在这30年间，实现了民族振兴、祖国腾飞，使中国由穷变富、由弱变强，由科学技术落后变为嫦娥奔月和“神七”飞天的航天大国。邓小平的科学预见完全实现了。这一切说明中国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性质，上层建筑促进了经济基础的大发展。
另一个典型是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我们以辩证唯物史观的理论分析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和金融风暴，可以看出它们是美国社会的独特产物。美国的危机发生在次级抵押贷款和证券市场过度投机的金融领域，均属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范畴。这证明美国的生产关系与其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不完全适应。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法律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对其经济基础产生了阻碍和破坏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行业虚拟经济盛行，金融欺诈行为愈演愈烈。一些金融企业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金融行业的信用，将一些次级劣质证券打成包，作为金融衍生产品，通过估值师、信贷评级机构合伙造假，将其推向金融市场，进行实买空卖，制造一系列金融欺诈案。美国内外一些追求高收益的金融企业，必然要上当受骗。美国政府的无作为，对金融行业缺乏监管，放任自流。终于酿成大祸，使次贷危机，引爆了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动摇了美国的经济根本，殃及全世界的金融系统，许多国家深受其害。正如这场危机爆发之初，格林斯潘指出的，这是近百年来最深刻的一场危机。
我们还应该看到，这场危机不单纯是美国社会自身两个矛盾运动的结果，也是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享有的特殊地位带来的消极后果。其一，恃强贪婪，举债享受，侵占他国财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生活方式发生重要变化，普遍追求超前消费，通过借贷弥补亏空。各种新发明的金融产品，意味着任何人都能为了任何目的借到任何数量的钱。随着欲望的不断增长，债务也就越来越多。从1974年的6800亿美元，增加到如今的14万亿美元。美国政府也是靠举债度日，它欠的国债也为数巨大。美国人口仅占世界的5％，却消费全球30％的资源。为了弥补巨大的贸易和消费赤字，除滥印钞票外，还采用各种投机方法，将债券作为金融产品出售到国外，以侵吞他国财富。其二，恃强凌弱，妄自尊大，到处树敌，不断发动战争。苏联解体后，华沙条约也随着垮台，俄罗斯一心想融于欧洲国家社会。可是美国政府却耍两面派，表面上与俄罗斯修好，实际上利用北约拼命挤压俄国的生存空间，不仅将东欧诸国拉入欧盟，并将洲际导弹送到俄国人的鼻子底下；同时在原苏联成员国中竭力推行“颜色革命”，并拉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进一步瓦解俄罗斯的独联体国家。美国以冷战胜利者自居，骄横跋扈，为所欲为。仅在最近十年间，悍然发动了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三次战争，打死打伤当地军民数十万。美军仅在5年间的伊拉克战争中，就损失了4000多人，消耗战费6060亿美元。美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3－14万亿美元，缺口靠举债弥补。目前其所欠的公私债务(包括国债和公司债务等)已突破了50万亿美元，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这次经济和金融危机乃是美国独特生活方式所使然，如果这种生活方式不改变，今后更严重的危机也难以避免。
责任编辑 倪金荣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9)02－0005－03
今天，中国世界史论坛第五届学术年会在济南胜利召开，我们由衷地感谢东道主山东师范大学的领导和同志们，感谢你们为组织这次学术会议所花费的心血和付出的辛勤劳动。
我国改革开放30年，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世界历史学科也不例外，近年来得到长足的发展，硕果累累，创见颇多，实在令人振奋。我参加这次会议，本想多听听同志们的真知灼见，不拟谈什么个人想法。可是会议主持人盛情难却，恭敬不如从命，只好就多年来指导研究生论文的点滴体会，围绕着“史学研究、理论决定成败、细节体现高低”这个主题，概略地谈点个人看法，就教于诸位同志。
我们作为社会的人必然涉及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要认识社会历史就有个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我国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出现过各种不同的历史观，例如宗教方面有神定史观，世俗方面有帝王将相史观、英雄史观、王朝更替的循环史观等。各种不同观点的冲突促使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历史究竟有没有共同的规律可循?对这一重大问题，国际学术界几百年来长期争论不休，各派学者意见尖锐对立，难以达成共识。18世纪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德两国的启蒙学派主张社会历史是有规律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学术界曾占主导地位。然而他们所说的规律只不过是唯心论或机械唯物论形而上学的规律而已。此后，在19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西方哲学界承认社会历史具有规律性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黑格尔。他在其代表作《历史哲学》一书中，以辩证的观点认定世界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合理的、必然的过程。可是他的历史观却是唯心主义的，他将人类理性看做是世界的主宰，并将人类历史的发展说成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体现。这说明黑格尔是历史唯心论者，而且是当时西方唯心史观的主要代表。简而言之，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中外各国学者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是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就是二元论、不可知论、机械唯物论形而上学的。这些史学理论观点，不可能正确反映社会历史的客观实际，只能是颠倒和扭曲社会历史，因而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人类社会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按照自身的内在规律发展变化。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人类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也只有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才是人们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理论和方法。在这里我想简单地谈三点看法。
第一点，关于辩证唯物史观的属人性问题。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是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理论基础。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正确运用于历史研究，才使历史学成为科学。学术界曾有人批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是“只见物不见人”。这种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殊不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正是以人为本的。恩格斯说，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241页)。这说明马克思的历史观一切都是属于人，一切都是为了人。马克思之所以创建辩证唯物史观，首先是因为他发现了人的两种属性：即人有自然属性的一面，又有社会属性的一面。恩格斯1883年3月17日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葬马克思时讲话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776页)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正是人的两种属性问题。人们必须首先解决其直接物质生活需要，然后才能从事社会活动。这说明人在维持生命和传宗接代方面与自然界其他动物属性是一样的。这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人必须活着才能从事社会活动，才有社会属性的一面。所以解决人们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中特别重视的核心问题。中国历史上也有近似于这种观点的看法。据《史记》载，汉朝人郦食其曾说过“民以食为天”；另外，在《礼记·礼运篇》中有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证明辩证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人。人的自然属性比社会属性更重要，自然属性的问题解决不了，社会属性也就谈不到。辩证唯物史观的“物”，不是泛指一般的物，而是特指人类生活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这些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不仅出发点是为了人，而且它的归宿还是为了人。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也是指引全人类走向真正的自由解放的科学。人类自身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必然会推动自身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而推动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从低级走向高级，而且最终必然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都过上富足、自由的幸福生活。这一切就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属人性的明证。
人们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对立统一的，不能分割的。人们为解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阶段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一切生产实践都离不开社会组织、社会分工和社会分配。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推动社会生产实践的不断进步，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的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实践是紧紧相联、密不可分的。
第二点，史学研究成败的关键在于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是我们史学工作者须臾不能离开的法宝。我们既要深入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社会历史，那就必须认真地深入研究和熟练运用辩证唯物史观，才能取得重要的科学成果。我个人认为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优秀历史著作，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是理论观点正确；其二是材料翔实新颖；其三是表述准确典雅。正如学术界评论一篇或一部好的科研成果时常说的那样：该作品“分析问题入理入微”，说它“入理”，就是理论分析正确深入，说它“入微”，就是运用资料翔实可靠，文字表述准确典雅。反过来说，如果一份研究成果在理论上根本是错误的，其资料再翔实，其表述再典雅，也不能称其为“科学著作”。这好比一座光怪陆离的楼阁建立在沙滩上，基础不牢，一推即垮。所以说历史研究“理论决定成败”。如果其理论阐释准确无误，只是资料和表述尚有欠缺，那只能说是水平不高的研究成果。
第三点，如何运用辩证唯物史观的问题。
在社会历史研究中，运用辩证唯物史观主要在于处理好社会历史的两对矛盾运动，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矛盾对立的双方必有一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决定事物的性质。矛盾中的另一方也有反作用，或者起促进作用，或者起阻碍作用。什么是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般都比较熟悉，这里就没有必要赘述了。比较难以把握的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恩格斯有一段话是解释这个问题的，讲得很明确。他说：“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简单地说，人们的生产实践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就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等乃是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776页)。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这两对矛盾运动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民族都不能例外的。但是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里，最难把握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当时当地国家民族的社会历史实际相结合。如不精通理论，或不深入了解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实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例如，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产生的理论，认为是在原始社会进入农村公社阶段，出现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在阶级斗争发展到不可调和时才出现国家。但是东斯拉夫人的古罗斯国家产生的情况却与此不同。它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阶级分化尚不明显，民族矛盾加剧(南方有波洛伏齐人的入侵，北方有瓦兰吉人的入侵)，东斯拉夫人两害相较，取其轻者，乃于9世纪中叶与瓦兰吉人结合建立罗斯国家。而东斯拉夫人本身的土地私有制则是在罗斯建国一个世纪之后(10世纪中叶)才出现的。可见，世界历史是错综复杂的，是多种多样的，研究历史不能将理论变成教条，必须使理论与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实际紧密结合。
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来观察现实的国家和社会也是很有意义的。当今世界上，中、美两大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两个典型。中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适应，因而促进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高度快速发展。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提出改革开放时曾指出，只要能争取到30年和平时间，中国就能发展起来。改革开放到现在整整30年了。在这30年间，实现了民族振兴、祖国腾飞，使中国由穷变富、由弱变强，由科学技术落后变为嫦娥奔月和“神七”飞天的航天大国。邓小平的科学预见完全实现了。这一切说明中国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性质，上层建筑促进了经济基础的大发展。
另一个典型是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我们以辩证唯物史观的理论分析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和金融风暴，可以看出它们是美国社会的独特产物。美国的危机发生在次级抵押贷款和证券市场过度投机的金融领域，均属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范畴。这证明美国的生产关系与其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不完全适应。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法律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对其经济基础产生了阻碍和破坏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行业虚拟经济盛行，金融欺诈行为愈演愈烈。一些金融企业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金融行业的信用，将一些次级劣质证券打成包，作为金融衍生产品，通过估值师、信贷评级机构合伙造假，将其推向金融市场，进行实买空卖，制造一系列金融欺诈案。美国内外一些追求高收益的金融企业，必然要上当受骗。美国政府的无作为，对金融行业缺乏监管，放任自流。终于酿成大祸，使次贷危机，引爆了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动摇了美国的经济根本，殃及全世界的金融系统，许多国家深受其害。正如这场危机爆发之初，格林斯潘指出的，这是近百年来最深刻的一场危机。
我们还应该看到，这场危机不单纯是美国社会自身两个矛盾运动的结果，也是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享有的特殊地位带来的消极后果。其一，恃强贪婪，举债享受，侵占他国财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生活方式发生重要变化，普遍追求超前消费，通过借贷弥补亏空。各种新发明的金融产品，意味着任何人都能为了任何目的借到任何数量的钱。随着欲望的不断增长，债务也就越来越多。从1974年的6800亿美元，增加到如今的14万亿美元。美国政府也是靠举债度日，它欠的国债也为数巨大。美国人口仅占世界的5％，却消费全球30％的资源。为了弥补巨大的贸易和消费赤字，除滥印钞票外，还采用各种投机方法，将债券作为金融产品出售到国外，以侵吞他国财富。其二，恃强凌弱，妄自尊大，到处树敌，不断发动战争。苏联解体后，华沙条约也随着垮台，俄罗斯一心想融于欧洲国家社会。可是美国政府却耍两面派，表面上与俄罗斯修好，实际上利用北约拼命挤压俄国的生存空间，不仅将东欧诸国拉入欧盟，并将洲际导弹送到俄国人的鼻子底下；同时在原苏联成员国中竭力推行“颜色革命”，并拉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进一步瓦解俄罗斯的独联体国家。美国以冷战胜利者自居，骄横跋扈，为所欲为。仅在最近十年间，悍然发动了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三次战争，打死打伤当地军民数十万。美军仅在5年间的伊拉克战争中，就损失了4000多人，消耗战费6060亿美元。美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3－14万亿美元，缺口靠举债弥补。目前其所欠的公私债务(包括国债和公司债务等)已突破了50万亿美元，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这次经济和金融危机乃是美国独特生活方式所使然，如果这种生活方式不改变，今后更严重的危机也难以避免。
责任编辑 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