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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社会普遍认为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是人类美好生活环境的最高境界，从某种意义上看，现代城市规划是在田园城市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尽管如今的城市文明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100多年前人们的想象，但是田园城市所追求的人人平等、生态健康的城市目标依然没有实现。田园城市思想对中国城市化转型期建设宜居城市具有现实启示意义。本文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人本主义两条城市化路线斗争的视角，解读田园城市思想追求美好生活环境、推动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本质，以为中国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和路径提供借鉴。
【关键词】田园城市 宜居城市 资本主义 人本主义 城市组织方式变革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3.001
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了中国今后一段时期的城市发展总目标——实现城市有序建设、适度开发、高效运行，努力打造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让人民生活更美好。如果要概括这个总目标，那就是建设宜居城市。
为什么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提出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通常的理解认为，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对生态资源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民生欠账比较多，如今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经济积累，应该有条件、有必要加强人居环境的改善工作。而且，通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还可以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这样的理解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笔者认为并没有触及宜居城市建设的本质涵义。
提到宜居城市，人们常常会联想到田园城市。当代社会普遍认为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是人类美好生活环境的最高境界，那么是不是我们要建设的宜居城市就是田园城市呢？或者说，我们在今天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田园城市思想？本文以19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城市化的长期过程为背景，讨论田园城市思想的本质，并尝试回答当前中国为什么要建设宜居城市以及怎样建设宜居城市的问题。
如何认识田园城市的本质和历史作用
《明日的田园城市：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最早出版于1898年。当时的英国正处于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一方面，工业革命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促进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和贸易繁荣，新发明新技术层出不穷，人们对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美好生活前景充满了各种憧憬；另一方面，传统的政治经济秩序被打破，资本主义加机械化生产造成了大量“冷酷无情的工业城镇”①，社会上出现大量的贫困、丑陋、无情和堕落等现象，城市中充斥着工厂、贫民窟、拥挤和肮脏的街道，空气和水被严重污染，工人社区的生活环境极端恶劣。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感叹：“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田园城市描绘的新城市美好愿景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田园城市运动，该书作者霍华德也终其一生投入到伦敦郊区的两个花园城市的实验中。
田园城市思想的价值举世公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现代城市规划是在田园城市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在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田园城市所提倡的城市和乡村一体化发展、在区域范围内进行人口的合理布局、避免城市的无限扩张、从人的生活和社会交往需求出发组织城市用地布局等基本原则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田园城市思想引发了更多的理论探讨和思想实验，从英国的新城运动到美国的郊区化，城市规划史上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都宣称践行了田园城市的思想，霍华德本人也被认为是现代城市规划史上最重要的人本主义大师之一。
然而，简单认为按照田园城市的原则规划城市，就能够实现人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环境显然不符合历史经验。无论是英国和欧洲的新城建设还是美国的郊区化和新城市主义运动，带来的新问题并不比解决的问题更少。静态地看待田园城市的思想，很容易将田园城市理解为一种城市形态，把田园城市当作“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地点的某种形式上的表现”②。事实上，田园城市所提出的“城市—乡村”磁极的美好蓝图，不过是对传统城镇与乡村生活图景的汇总和对人类普遍追求的自由思想的再次强调，很难讲这是霍华德的首创，更不能认为田园城市思想仅止于此。
田园城市思想的本质，正如霍华德在第一版著作中所使用的书名——是要寻找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即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作者希望找到一把能够通往人类最高生活理想的“万能钥匙”，如书中所述，找到这把钥匙的根本方法在于解决问题的改革路径而不是对某种特定目标的追求，因为人类对美好城市生活的追求肯定是与时俱进的。
100多年来，田园城市思想始终具有经久不衰的顽强生命力。《田园城市》一书在每一次城市文明进程面临转折的时期都被再次出版，而且随着人类对城市文明进步的认识深入，每一次都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和解读。将田园城市思想放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城市化历程中考察，能够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田园城市思想的本质及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指出，从工业革命以来，欧洲资本主义运动一直受到“双向运动”作用的支配。所谓双向运动，指的是“市场扩张”和“社会保护”两个完全相反方向的力量。市场扩张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目标是确立自我调节的市场，主要是运用不干涉主义和自由贸易作为手段；社会保护的目标则是运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社团和其他干涉手段，对人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进行自发的保护。市场与社会的历史对立统一关系表现在，在资本的作用下，市场法则先是脱离传统伦理社会法则逐渐壮大，反过来又进入与控制社会法则，试图将市场法则作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内在运行机制，依靠“自发调节的市场机制”来调整市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各种被动或自发的社会保护运动通过法制、社团等手段抵制市场法则，力图重新实现社会对市场的控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市场恶性膨胀而最终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双向运动”理论解释了现代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按照波兰尼的理论，19世纪以来的城市化历程实际上就是以市场扩张为特征的资本城市化和以社会保护为特征的人本城市化两条路线的斗争。 大卫?哈维对资本的城市化本质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剖析，提出了资本的“三次循环”的概念。资本的第一次循环发生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当第一循环中的工业生产回报率下降时，资本即转向回报率更高的城市建成环境，即进入第二循环；最后，资本主义进入科学技术、教育、医疗等社会支出领域，这是资本的第三循环。很显然，资本通过“城市空间的生产”完成积累和循环，资本的城市化过程同时也是资本对社会从表层（建成环境）向深层（社会机制）逐步渗透和控制的过程。全球化则是资本的市场扩张逻辑的产物。哈维对城市化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通过对空间的掌控而使自身得以延续和发展，最终形成以城市为核心延伸到区域—国家—全球的空间生产体系。
与资本主义城市化并行的则是从君权时代就一直存在的人本主义城市化追求。在人类的城市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停止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和追求。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经认识到城市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并指出“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好留在城市”。进入资本主义快速城市化时期，每当市场过度扩张导致社会矛盾激发时，都会出现一轮人本主义的反思与抗争，这些思潮和运动构成了波兰尼所谓的社会保护机制。例如，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在资本主义长周期发展过程中基本上属于社会保护思潮主导阶段。对现代城市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田园城市》（霍华德，在此期间多次再版）、《城市文化》（1938年，路易斯·芒福德）、《进化中的城市》（1915年，帕特里克·格迪斯）等著作，以及道撒迪亚斯提出的人类聚居学等人本主义理论均出现在这一时期。20世纪末期，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和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掀起了生态文明的新高潮，标志着对人类城市文明发展方式的思考和对资本主义增长方式的抗争已经上升到关系人类共同命运的新高度。
从两条城市化路线的历史背景看田园城市思想，就不难理解霍华德所谓的“人民的城市”“社会城市”追求的是什么。19世纪是欧洲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大转型”时期，田园城市思想本质上是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反思、抗议与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田园城市思想及其所引发的现代城市规划其实是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与城市化结合过程中，力求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纳入人类社会需求或者说对“人性”的追求秩序框架内的努力。只不过，面对越来越强势的资本扩张，这种努力迄今为止始终处于被动抗争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理解田园城市所追求的目标，也让我们认识到，尽管如今的城市文明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100多年前人们的想象，但是田园城市所追求的人人平等、生态健康的城市目标依然没有实现。19世纪以来城市发展面临的人口膨胀、工业污染、生态环境恶化、贫民窟等问题变得更严重，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社会纠正机制的“再嵌入”与控制非但没有得到本质上的改观，反倒在种种民主与技术进步的面具遮盖下愈演愈烈。芒福德描述的19世纪的城市景象——一个由工人组成的居住单元，没有生活在大城市中的那些中产阶级和富裕群体，是没有能力维持甚至是最基本的市政设施的，只有大都市区域中，在那些把从富人区征得的税收用于工人阶级区块的地方，工人才能够获得少量的能够提供一种良好生活的设施——依然适用于描述今天的城市。③
为什么当前要强调宜居城市建设
既有研究表明，中国30多年的经济和城市化高速增长是发展型政府导向、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与全球资本流动合力的结果。一方面受益于国际资本扩张，造就了经济上空前的繁荣；另一方面，唯GDP论的后果今天已经看的很清楚：地方政府竞争性发展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积重难返、深度参与全球化分工导致工业品产能过剩、土地财政导致住房价格高企与高库存，同时伴随的还有城市/城乡发展资源分配不平等、城市化既得利益阶层的固化等诸多社会问题。这样的形势与田园城市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何其相似！
过去的城市化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哈维等人的研究证实，资本的城市化寻求通过空间的转移与扩张化解资本过度积累带来的经济危机，在这样做的同时进一步加重了资本生产与社会的矛盾，因而“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对中国而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至今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更加凸显转型发展的迫切性与当前阶段社会风险的复杂性。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较为成熟的社会调节机制不同，中国社会保护的反向调整力量还相当薄弱，在经济增长乏力的阶段，更容易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
新的风险还来自于“日常生活空间内的斗争”。哈维在观察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后总结了当今社会矛盾的新特点，认为当今世界的大量斗争，已经不是发生在生产领域的生存斗争，而是大量集中在生活空间内，人们经常会因为对生活环境状况的不满而走上街头抗议。他指出，当前的城市建设完全是从投资的角度去着想，而不是从居住和生活的需求出发，“城市是否宜居完全是个随机的事情”。哈维的观察再一次验证了芒福德在20世纪初就曾提出的观点——盈利经济学在满足社会基本的生物和社会需求方面“绝对无能”④。
如何破解资本主义城市化路径之困？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和学者给出的解决之道惊人的相似。霍华德认为实现理想中的田园城市所遵循的正确道路是：我们应该首先确定什么东西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和欢乐，然后以用最好、最容易的方法生产这些东西为目标去组织我们的人民。这才是霍华德找到的创造新城市模式的“万能钥匙”。芒福德提出，应该从追求财富经济转向追求生命经济。波兰尼强调，应把经济视为社会发展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主张从社会关系、自然环境、人类多元文化关联互动的角度来认识市场机制的作用。哈维则认为，需要一场革命，来实现从以剥削为基础的城市化到适宜人类的城市化的转换。
综上所述，回到本文开篇提到的问题，当前在中国城市化的转型期提出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其根本意义在于纠正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率转向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平衡发展，特别是要将市场经济的原则纳入社会总目标之下，在城市化路径的选择上使“社会相对于经济体系的首要性得到保证”。当然，建设宜居城市并不一定能够最终破解城市化过程中资本过度扩张的问题，但在当前对于中国缓解社会矛盾的顶层设计作用不可或缺。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宜居城市建设看做一场“社会再造”运动可能会更恰当。 田园城市思想对宜居城市建设的启示
宜居城市建设不是简单的城市美化运动，或者是对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的修修补补，而是对城市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田园城市关于改革城市组织方式的思想，对今天建设宜居城市仍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回归土地与住房的居住属性。田园城市能够成为人类城市最高理想的根本制度因素在于“人人平等地拥有土地”。可惜的是，100多年来这种理想从来没有完整地实现过。联合国人居署确定的“人人拥有适当的住房”千年目标，可以算作是一种折衷的田园城市理想。城市土地既具有资本的属性也具有人居的属性，如何选择土地的属性决定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中国的城市土地和住房制度在改革初期极大地改善了国人的居住条件，但是在国内外经济大环境的驱动下，土地和住房逐渐承担了过多的资本功能，“土地财政”遭到广泛的批评，严重影响居民的宜居满意度，对经济健康构成重大风险。在当前城市化道路的转折时期，首先需要反思和警醒的就是土地和住房制度。事实上，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在回归土地的居住属性方面具有制度优势。霍华德关于社区共同体拥有土地管理权以及“土地增值归公”等田园城市的“土地财政”模式在中国的制度下更容易实现，对中国城市化即将面临的大量城市更新问题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从居民的需求和满意出发处理政府—社区—市场三者的关系。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改革采取了折衷的道路。对于政府、社区和市场的关系，他认为，政府和社区管理各有所长，划分政府与社区职责范畴需要根据他们提供管理服务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平衡；而对于半市营企业——在公共市场中经营的私营企业，则依靠本地人民的选择，运用市场机制，使私营企业的竞争“从一种活跃的力量转变为既可以发挥作用，亦可保留的潜在力量”⑤。如果私营企业使社区居民满意，私营企业将可以获得社区的市场保护，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风险；如果居民对企业不满意，则通过引入竞争性企业来避免垄断带来的服务水平下降。这种城市组织方式可以看作是对卡尔?波兰尼将市场制度纳入社会规则控制之下的观点的具体诠释。
虽然田园城市的管理组织方式有一定的理想化成分，但是以居民满意度为标准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需要坚持的原则。强调以人为本并非否定市场制度的作用，而是要在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后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其中要特别注意政府的职能定位以及控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一定要避免打着建设宜居城市的旗号在社会公共领域大肆实施市场化的制度，或者以依靠市场力量为名而忽略政府应该发挥的引导和纠正作用。
社区是联接居民、政府和企业的纽带，是建设宜居城市最关键的组织环节。西方国家城市化的经验表明，发育良好的社区有助于防范社会风险，监督政府职责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同时社区也是城市实现有机更新的基本细胞。中国过去的城市化模式过于强调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力量，对公民个体和局部组织的利益有所忽视，在打破既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没能建立起相应的新社会网络，由于缺少了社区组织来充当缓和社会矛盾的润滑剂，常常导致公众与问题企业和政府直接站在对立的两端，难以形成有效的沟通。未来中国城市化的主战场将逐渐由外延式增长转向内涵式更新，空间资源再分配过程中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城市更新的碎片化模式更加凸显出社区对于平衡政府、居民和市场化三者关系，弥补政府在社会保护方面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制度性缺陷的作用。
与田园城市的理想一样，宜居城市建设并非激烈的改革，而是推进渐进式的制度变迁。从居民的满意度出发，发挥社区的组织作用，培育自下而上的社会保护力量，是推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一条有效路径。
宜居城市建设要有自足与平衡的观念。田园城市思想提倡居民回归土地，追求生活价值而不是有形的财富；城市实现自给自足和城乡、区域平衡发展，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本主义和生态主义发展观。100多年来，人本主义和生态主义发展观不断进化，已经成为城市发展和个人生活的普适价值。
宜居城市追求的目标与田园城市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人们对宜居城市建设经常会产生一些误解。比如认为宜居城市建设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可以做的“锦上添花”的事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低，就没有条件建设宜居城市；也有观点认为所谓宜居城市就是居民收入高、城市形象优美、自然环境舒适，如果本地气候恶劣，自然环境条件差，天生就没有可能成为宜居城市。一些商业评比也有意无意地将公众对于宜居概念的理解引导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上去。
诚然，高收入、充分就业和优美的城乡人居环境正是田园城市追求的美好生活环境，但是这种理想的根基是自由、平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不是依靠资本驱动的路径来实现，这样的路径也不可能让所有的居民都过上宜居的生活。田园城市指引的宜居城市目标很重要，但是更重要是应该清楚经由什么样的道路实现这个目标。所以，建设宜居城市应该从本地出发，因地制宜地为追求美好的城市生活环境而努力。应该认识到，没有城乡和区域的均衡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宜居城市。
结语
田园城市思想是一个乌托邦，但它是一个有价值的乌托邦。如金经元先生指出的那样，在拜金主义、权钱交易左右城市发展的时代，霍华德的主张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但是，田园城市思想的意义在于它吹响了人民城市的号角，正是这一点使得田园城市的思想历久弥新。
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的历史表明，转变发展模式的斗争是异常艰辛的。在中国城市化的十字路口，再次反思中国走过的城市化道路与田园城市理想的差距，让我们认识到宜居城市不仅是物质上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其从社会保护出发，改革城市化模式，引领新型城市化道路的作用。芒福德的警示言犹在耳：“幸运的是，我们的整体文明目前在技术上处于一个可以为全体人民提供良好教育和培养的关键点，而这目前为止还仍是贵族阶级的特权。”⑥这正是今天提倡建设宜居城市的意义所在。
注释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
孙施文：《田园城市思想及其传承》，《时代建筑》，2011年第5期。
[英]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金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责编/郑韶武
【关键词】田园城市 宜居城市 资本主义 人本主义 城市组织方式变革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3.001
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了中国今后一段时期的城市发展总目标——实现城市有序建设、适度开发、高效运行，努力打造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让人民生活更美好。如果要概括这个总目标，那就是建设宜居城市。
为什么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提出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通常的理解认为，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对生态资源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民生欠账比较多，如今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经济积累，应该有条件、有必要加强人居环境的改善工作。而且，通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还可以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这样的理解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笔者认为并没有触及宜居城市建设的本质涵义。
提到宜居城市，人们常常会联想到田园城市。当代社会普遍认为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是人类美好生活环境的最高境界，那么是不是我们要建设的宜居城市就是田园城市呢？或者说，我们在今天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田园城市思想？本文以19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城市化的长期过程为背景，讨论田园城市思想的本质，并尝试回答当前中国为什么要建设宜居城市以及怎样建设宜居城市的问题。
如何认识田园城市的本质和历史作用
《明日的田园城市：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最早出版于1898年。当时的英国正处于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一方面，工业革命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促进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和贸易繁荣，新发明新技术层出不穷，人们对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美好生活前景充满了各种憧憬；另一方面，传统的政治经济秩序被打破，资本主义加机械化生产造成了大量“冷酷无情的工业城镇”①，社会上出现大量的贫困、丑陋、无情和堕落等现象，城市中充斥着工厂、贫民窟、拥挤和肮脏的街道，空气和水被严重污染，工人社区的生活环境极端恶劣。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感叹：“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田园城市描绘的新城市美好愿景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田园城市运动，该书作者霍华德也终其一生投入到伦敦郊区的两个花园城市的实验中。
田园城市思想的价值举世公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现代城市规划是在田园城市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在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田园城市所提倡的城市和乡村一体化发展、在区域范围内进行人口的合理布局、避免城市的无限扩张、从人的生活和社会交往需求出发组织城市用地布局等基本原则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田园城市思想引发了更多的理论探讨和思想实验，从英国的新城运动到美国的郊区化，城市规划史上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都宣称践行了田园城市的思想，霍华德本人也被认为是现代城市规划史上最重要的人本主义大师之一。
然而，简单认为按照田园城市的原则规划城市，就能够实现人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环境显然不符合历史经验。无论是英国和欧洲的新城建设还是美国的郊区化和新城市主义运动，带来的新问题并不比解决的问题更少。静态地看待田园城市的思想，很容易将田园城市理解为一种城市形态，把田园城市当作“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地点的某种形式上的表现”②。事实上，田园城市所提出的“城市—乡村”磁极的美好蓝图，不过是对传统城镇与乡村生活图景的汇总和对人类普遍追求的自由思想的再次强调，很难讲这是霍华德的首创，更不能认为田园城市思想仅止于此。
田园城市思想的本质，正如霍华德在第一版著作中所使用的书名——是要寻找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即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作者希望找到一把能够通往人类最高生活理想的“万能钥匙”，如书中所述，找到这把钥匙的根本方法在于解决问题的改革路径而不是对某种特定目标的追求，因为人类对美好城市生活的追求肯定是与时俱进的。
100多年来，田园城市思想始终具有经久不衰的顽强生命力。《田园城市》一书在每一次城市文明进程面临转折的时期都被再次出版，而且随着人类对城市文明进步的认识深入，每一次都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和解读。将田园城市思想放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城市化历程中考察，能够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田园城市思想的本质及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指出，从工业革命以来，欧洲资本主义运动一直受到“双向运动”作用的支配。所谓双向运动，指的是“市场扩张”和“社会保护”两个完全相反方向的力量。市场扩张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目标是确立自我调节的市场，主要是运用不干涉主义和自由贸易作为手段；社会保护的目标则是运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社团和其他干涉手段，对人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进行自发的保护。市场与社会的历史对立统一关系表现在，在资本的作用下，市场法则先是脱离传统伦理社会法则逐渐壮大，反过来又进入与控制社会法则，试图将市场法则作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内在运行机制，依靠“自发调节的市场机制”来调整市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各种被动或自发的社会保护运动通过法制、社团等手段抵制市场法则，力图重新实现社会对市场的控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市场恶性膨胀而最终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双向运动”理论解释了现代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按照波兰尼的理论，19世纪以来的城市化历程实际上就是以市场扩张为特征的资本城市化和以社会保护为特征的人本城市化两条路线的斗争。 大卫?哈维对资本的城市化本质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剖析，提出了资本的“三次循环”的概念。资本的第一次循环发生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当第一循环中的工业生产回报率下降时，资本即转向回报率更高的城市建成环境，即进入第二循环；最后，资本主义进入科学技术、教育、医疗等社会支出领域，这是资本的第三循环。很显然，资本通过“城市空间的生产”完成积累和循环，资本的城市化过程同时也是资本对社会从表层（建成环境）向深层（社会机制）逐步渗透和控制的过程。全球化则是资本的市场扩张逻辑的产物。哈维对城市化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通过对空间的掌控而使自身得以延续和发展，最终形成以城市为核心延伸到区域—国家—全球的空间生产体系。
与资本主义城市化并行的则是从君权时代就一直存在的人本主义城市化追求。在人类的城市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停止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和追求。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经认识到城市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并指出“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好留在城市”。进入资本主义快速城市化时期，每当市场过度扩张导致社会矛盾激发时，都会出现一轮人本主义的反思与抗争，这些思潮和运动构成了波兰尼所谓的社会保护机制。例如，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在资本主义长周期发展过程中基本上属于社会保护思潮主导阶段。对现代城市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田园城市》（霍华德，在此期间多次再版）、《城市文化》（1938年，路易斯·芒福德）、《进化中的城市》（1915年，帕特里克·格迪斯）等著作，以及道撒迪亚斯提出的人类聚居学等人本主义理论均出现在这一时期。20世纪末期，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和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掀起了生态文明的新高潮，标志着对人类城市文明发展方式的思考和对资本主义增长方式的抗争已经上升到关系人类共同命运的新高度。
从两条城市化路线的历史背景看田园城市思想，就不难理解霍华德所谓的“人民的城市”“社会城市”追求的是什么。19世纪是欧洲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大转型”时期，田园城市思想本质上是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反思、抗议与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田园城市思想及其所引发的现代城市规划其实是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与城市化结合过程中，力求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纳入人类社会需求或者说对“人性”的追求秩序框架内的努力。只不过，面对越来越强势的资本扩张，这种努力迄今为止始终处于被动抗争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理解田园城市所追求的目标，也让我们认识到，尽管如今的城市文明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100多年前人们的想象，但是田园城市所追求的人人平等、生态健康的城市目标依然没有实现。19世纪以来城市发展面临的人口膨胀、工业污染、生态环境恶化、贫民窟等问题变得更严重，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社会纠正机制的“再嵌入”与控制非但没有得到本质上的改观，反倒在种种民主与技术进步的面具遮盖下愈演愈烈。芒福德描述的19世纪的城市景象——一个由工人组成的居住单元，没有生活在大城市中的那些中产阶级和富裕群体，是没有能力维持甚至是最基本的市政设施的，只有大都市区域中，在那些把从富人区征得的税收用于工人阶级区块的地方，工人才能够获得少量的能够提供一种良好生活的设施——依然适用于描述今天的城市。③
为什么当前要强调宜居城市建设
既有研究表明，中国30多年的经济和城市化高速增长是发展型政府导向、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与全球资本流动合力的结果。一方面受益于国际资本扩张，造就了经济上空前的繁荣；另一方面，唯GDP论的后果今天已经看的很清楚：地方政府竞争性发展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积重难返、深度参与全球化分工导致工业品产能过剩、土地财政导致住房价格高企与高库存，同时伴随的还有城市/城乡发展资源分配不平等、城市化既得利益阶层的固化等诸多社会问题。这样的形势与田园城市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何其相似！
过去的城市化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哈维等人的研究证实，资本的城市化寻求通过空间的转移与扩张化解资本过度积累带来的经济危机，在这样做的同时进一步加重了资本生产与社会的矛盾，因而“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对中国而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至今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更加凸显转型发展的迫切性与当前阶段社会风险的复杂性。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较为成熟的社会调节机制不同，中国社会保护的反向调整力量还相当薄弱，在经济增长乏力的阶段，更容易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
新的风险还来自于“日常生活空间内的斗争”。哈维在观察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后总结了当今社会矛盾的新特点，认为当今世界的大量斗争，已经不是发生在生产领域的生存斗争，而是大量集中在生活空间内，人们经常会因为对生活环境状况的不满而走上街头抗议。他指出，当前的城市建设完全是从投资的角度去着想，而不是从居住和生活的需求出发，“城市是否宜居完全是个随机的事情”。哈维的观察再一次验证了芒福德在20世纪初就曾提出的观点——盈利经济学在满足社会基本的生物和社会需求方面“绝对无能”④。
如何破解资本主义城市化路径之困？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和学者给出的解决之道惊人的相似。霍华德认为实现理想中的田园城市所遵循的正确道路是：我们应该首先确定什么东西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和欢乐，然后以用最好、最容易的方法生产这些东西为目标去组织我们的人民。这才是霍华德找到的创造新城市模式的“万能钥匙”。芒福德提出，应该从追求财富经济转向追求生命经济。波兰尼强调，应把经济视为社会发展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主张从社会关系、自然环境、人类多元文化关联互动的角度来认识市场机制的作用。哈维则认为，需要一场革命，来实现从以剥削为基础的城市化到适宜人类的城市化的转换。
综上所述，回到本文开篇提到的问题，当前在中国城市化的转型期提出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其根本意义在于纠正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率转向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平衡发展，特别是要将市场经济的原则纳入社会总目标之下，在城市化路径的选择上使“社会相对于经济体系的首要性得到保证”。当然，建设宜居城市并不一定能够最终破解城市化过程中资本过度扩张的问题，但在当前对于中国缓解社会矛盾的顶层设计作用不可或缺。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宜居城市建设看做一场“社会再造”运动可能会更恰当。 田园城市思想对宜居城市建设的启示
宜居城市建设不是简单的城市美化运动，或者是对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的修修补补，而是对城市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田园城市关于改革城市组织方式的思想，对今天建设宜居城市仍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回归土地与住房的居住属性。田园城市能够成为人类城市最高理想的根本制度因素在于“人人平等地拥有土地”。可惜的是，100多年来这种理想从来没有完整地实现过。联合国人居署确定的“人人拥有适当的住房”千年目标，可以算作是一种折衷的田园城市理想。城市土地既具有资本的属性也具有人居的属性，如何选择土地的属性决定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中国的城市土地和住房制度在改革初期极大地改善了国人的居住条件，但是在国内外经济大环境的驱动下，土地和住房逐渐承担了过多的资本功能，“土地财政”遭到广泛的批评，严重影响居民的宜居满意度，对经济健康构成重大风险。在当前城市化道路的转折时期，首先需要反思和警醒的就是土地和住房制度。事实上，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在回归土地的居住属性方面具有制度优势。霍华德关于社区共同体拥有土地管理权以及“土地增值归公”等田园城市的“土地财政”模式在中国的制度下更容易实现，对中国城市化即将面临的大量城市更新问题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从居民的需求和满意出发处理政府—社区—市场三者的关系。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改革采取了折衷的道路。对于政府、社区和市场的关系，他认为，政府和社区管理各有所长，划分政府与社区职责范畴需要根据他们提供管理服务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平衡；而对于半市营企业——在公共市场中经营的私营企业，则依靠本地人民的选择，运用市场机制，使私营企业的竞争“从一种活跃的力量转变为既可以发挥作用，亦可保留的潜在力量”⑤。如果私营企业使社区居民满意，私营企业将可以获得社区的市场保护，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风险；如果居民对企业不满意，则通过引入竞争性企业来避免垄断带来的服务水平下降。这种城市组织方式可以看作是对卡尔?波兰尼将市场制度纳入社会规则控制之下的观点的具体诠释。
虽然田园城市的管理组织方式有一定的理想化成分，但是以居民满意度为标准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需要坚持的原则。强调以人为本并非否定市场制度的作用，而是要在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后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其中要特别注意政府的职能定位以及控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一定要避免打着建设宜居城市的旗号在社会公共领域大肆实施市场化的制度，或者以依靠市场力量为名而忽略政府应该发挥的引导和纠正作用。
社区是联接居民、政府和企业的纽带，是建设宜居城市最关键的组织环节。西方国家城市化的经验表明，发育良好的社区有助于防范社会风险，监督政府职责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同时社区也是城市实现有机更新的基本细胞。中国过去的城市化模式过于强调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力量，对公民个体和局部组织的利益有所忽视，在打破既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没能建立起相应的新社会网络，由于缺少了社区组织来充当缓和社会矛盾的润滑剂，常常导致公众与问题企业和政府直接站在对立的两端，难以形成有效的沟通。未来中国城市化的主战场将逐渐由外延式增长转向内涵式更新，空间资源再分配过程中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城市更新的碎片化模式更加凸显出社区对于平衡政府、居民和市场化三者关系，弥补政府在社会保护方面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制度性缺陷的作用。
与田园城市的理想一样，宜居城市建设并非激烈的改革，而是推进渐进式的制度变迁。从居民的满意度出发，发挥社区的组织作用，培育自下而上的社会保护力量，是推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一条有效路径。
宜居城市建设要有自足与平衡的观念。田园城市思想提倡居民回归土地，追求生活价值而不是有形的财富；城市实现自给自足和城乡、区域平衡发展，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本主义和生态主义发展观。100多年来，人本主义和生态主义发展观不断进化，已经成为城市发展和个人生活的普适价值。
宜居城市追求的目标与田园城市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人们对宜居城市建设经常会产生一些误解。比如认为宜居城市建设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可以做的“锦上添花”的事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低，就没有条件建设宜居城市；也有观点认为所谓宜居城市就是居民收入高、城市形象优美、自然环境舒适，如果本地气候恶劣，自然环境条件差，天生就没有可能成为宜居城市。一些商业评比也有意无意地将公众对于宜居概念的理解引导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上去。
诚然，高收入、充分就业和优美的城乡人居环境正是田园城市追求的美好生活环境，但是这种理想的根基是自由、平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不是依靠资本驱动的路径来实现，这样的路径也不可能让所有的居民都过上宜居的生活。田园城市指引的宜居城市目标很重要，但是更重要是应该清楚经由什么样的道路实现这个目标。所以，建设宜居城市应该从本地出发，因地制宜地为追求美好的城市生活环境而努力。应该认识到，没有城乡和区域的均衡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宜居城市。
结语
田园城市思想是一个乌托邦，但它是一个有价值的乌托邦。如金经元先生指出的那样，在拜金主义、权钱交易左右城市发展的时代，霍华德的主张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但是，田园城市思想的意义在于它吹响了人民城市的号角，正是这一点使得田园城市的思想历久弥新。
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的历史表明，转变发展模式的斗争是异常艰辛的。在中国城市化的十字路口，再次反思中国走过的城市化道路与田园城市理想的差距，让我们认识到宜居城市不仅是物质上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其从社会保护出发，改革城市化模式，引领新型城市化道路的作用。芒福德的警示言犹在耳：“幸运的是，我们的整体文明目前在技术上处于一个可以为全体人民提供良好教育和培养的关键点，而这目前为止还仍是贵族阶级的特权。”⑥这正是今天提倡建设宜居城市的意义所在。
注释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
孙施文：《田园城市思想及其传承》，《时代建筑》，2011年第5期。
[英]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金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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