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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全红教授的《钱锺书译论译艺研究》今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一向关注“钱学”，第一时间阅读此书，认为它是钱学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对钱氏译论和译艺的论述，全面、通达而且精彩。杨著的正文分为十章，另有序言、前言、附录三篇、参考书目、后记，共二百七十八页。本书对钱锺书散见其著作各处的翻译言论加以辑录、分析、评论;对钱氏实际翻译显示的功力、其精到处，加以述评。钱学是当代一门显学，研究成果甚为丰富。杨全红搜集、征引各家之言，一如《文心雕龙》所要求的“弥纶群言”，然后慎思明辨，斟酌损益，持论中肯。本书对钱锺书的“译学”宏观细察，内容可谓备矣。以下是阅读杨著的几则札记。
美国一位女学者翻译钱锺书的著名小说《围城》，译本尚未得睹，钱老先表示希望译者“该是个漂亮的女人”。钱翁何“好色”乃尔？原来这是钱氏幽默语。翻译难以又美好又信实，就像女人的漂亮和贞节，就像鱼与熊掌，难以得兼。“漂亮的女人”来自浪漫法国的语言belle infidele。另有一位美国教授花大力气翻译钱老的《管锥编》，译者先征求作者同意让其翻译，钱老答允了，却附带条件：“翻译中遇到任何问题，都不要来问我。”钱锺书的“君子协定”有点不近人情;原作者健在，理应有叩即鸣才对，钱锺书不是个“钟”吗？
钱锺书之有此“君子协定”，杨教授解说道：原因可能很多，“不大相信《管锥编》可以忠实地译作他国语言很可能是其中之一”。译事维艰，钱老毕竟还是帮了忙。艾朗诺（Ronald Egan）所译的《管锥编》选段，英文书名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就是钱老亲自订定的。我一直向“钱”看，读杨氏书，才知道自己以前看得很不够。
钱锺书对中外翻译的种种理论和实践，常有褒贬。博学且精通多国语言的钱氏，曾应某单位邀请，审阅其好友傅雷的巴尔扎克小说译稿。后来，傅雷看到钱氏的审阅报告，“难以接受”一些评语，对钱说了些“气愤的话”，向钱“开火”，二人纠纷遂起。杨著还告诉我们，后来钱与傅又有龃龉，钱责备，傅生气，二人“沉默了一段时间”;不过，二人“毕竟友情不薄”，相轻之后又相亲起来，恢复了互通书信。
钱夫子认为翻译是从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历程，从出发到到达异常艰辛，对此杨著所述备矣。钱氏通晓多种语言，论及翻译时，对相关的外国语言及其典籍，常有议论。我早年在香港读书，是基督教办的中学，经常要读《圣经》;“旧约”和“新约”用薄薄的“圣经纸”印刷，字体细细的，整本却是厚厚的近二千页。这本神圣的经典，内容可以精约一些吗？后来知道又看到佛教的《大藏经》，充盈着整座藏经楼;哎呀，和尚怎么念得完？学者怎样研得了？“在钱锺书看来，梵文典籍有这么一个毛病，即‘贪多好大’。也就是说，佛经用语枝蔓，叮咛反复，不厌其烦”。杨著还告诉我们：宋代的欧阳修曾批评之，说“其数十万言，谓可数言而尽”;对此，钱锺书认为不应一语抹杀佛经，但欧阳修之言并非“不根无故”。
擅翻译者必须先攀登语言的高塔——巴别塔。巴别塔译自the Tower of Babel，我认为这是个音义俱佳的妙译：嘴巴有别，即用某一种语言的人，讲的话，操另一种语言的人听不懂。《圣经》记载：人類自负，建造通天高塔以显示自我的巨大能量;上帝闻讯变乱建塔人的语言，导致彼此不能沟通而建塔不成。1945年某日钱锺书在上海的美军俱乐部演讲，先虚构一则故事“讨好”听众：“人类想建筑一个吻云刺天的高塔，而上帝呢，他不愿意贵国纽约的摩天楼给那些蛮子抢先造了，所以诅咒人类彼此扞格不通，无法合作。”钱锺书向来不轻易“抛头露面”到处演讲，如破例，则入正题前必然先有个幽默有趣的“得胜头回”。这是个例子。
巴别塔的故事，有值得深究之处：在人类语言被变乱之前，那时的“原初语言”是什么呢？十七世纪末一个英国人发表论文《试论中华帝国语言为原初语言之可能性》，他认为这是可能的，其理由之一是中国人从未参与修建巴别塔，其语言不曾受到上帝的诅咒而混乱。杨著引述了故事和理论，再录下钱锺书对此的意见：他对此不尽同意，因为“中文里并没有亚当跟夏娃在天堂里所讲自己话的记录”。
钱锺书通多种外文，究竟通多少种呢？杨全红“翻旧账”，直接翻，间接翻，结果查到：1984年钱锺书参加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在登记表中“懂何种外语”一栏是这样填写的：“略通英、法、德、意语。”“略通”云云，自然是奉“满招损，谦受益”为座右铭的钱锺书式词汇。2009年，我在台湾参加“钱锺书教授百岁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罗马大学一位意国女博士生，探索钱学有得：她把《管锥编》的意大利文献引文逐一抽出来，核对文献原文，发现全部没有引录错误;各引文的钱锺书汉语翻译，也一一信达，结论是钱锺书的意大利语真了得。英语自然是钱锺书最了得的外语，此外法、德二语，经过多人“认证”，也是了得的。至于真正“略通”的，大概还有西班牙语和拉丁文。
杨著指出“就汉英翻译而言，钱锺书参与最多当是《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定稿工作”。在参与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经典”译例：有人向钱锺书请教“吃一堑，长一智”这习语该如何翻译，他一听马上翻译为“A fall in the pit，and a gain in your wit”（另一个版本则作“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这个翻译好不好？经过类似今天的“人肉搜索”和“群组参议”，杨著总结出：这一翻译“好评从来不乏”，代表性的好评有许渊冲的“译文……不但有对仗，还押了韵，不但有形美，还有音美，使散文有诗意了，真是妙译”。
从事翻译，钱锺书谦逊又笑谑地自贴标签：是个“庸俗的实用主义者”。钱老谦称其庸俗，我等则力道其优雅。杨著引述了钱锺书好几则西方古今名言的翻译，如：“有闻必录，吾事也;有闻必信，非吾事也。斯言也，蔽吾全书可也。”“独不见蜜蜂乎，无花不采，吮英咀华，博雅之士亦然，滋味遍尝，取精而用宏。”“凡不知人名地名声音之谐美者，不足为文。”
首二则我们读来觉得好像是钱锺书自道其治学信条;第三则是他文学须有“行文之美立言之妙”论的补充说明。上面的译例，都见于用文言写成的《管锥编》。正如郑延国所说，钱锺书所引外文，这些“他山之石，钱氏自然亦以最经济曼妙的文言译出。可谓融中外于一体，会众芳于笔端”。
郑延国用了“融”字，正好贯通到钱锺书翻译理论的“化境”说。钱锺书的《林纾的翻译》一文写道：“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化境’。”
“化境”说成为钱锺书翻译理论的核心，由此引生出来的理论有如：读了译作，可能会引起学习外文的兴趣（即“媒”论）;读了译作，可能会产生阅读原文的欲望（即“诱”论）;译事维艰，或者译者主观意识强，自作增删改动，一比照原文，就发现译文“失真和走样”（即“讹”论）。“化境”说赢得中华各地翻译学者的高度重视，为之阐释笺注者众。载述此说的《林纾的翻译》成为译学经典，香港的张佩瑶推崇它为“传统译论中最精彩的一篇”。杨著就用了近五十页的篇幅，细细诠释“化境”这经典学说;其论述我可用《文心雕龙》的“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用形容。
杨著由其博士论文修订而成。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博论;再经过多年增益、“打磨”，才竟全功而有本书。借用上面所引钱译名言，杨全红这只“蜜蜂”，采集相关钱学或非钱学资料，可说“无花不采，吮英咀华”，“取精而用宏”，他真是个“博雅之士”。上面另一名言“有闻必录……”条，也天造地设般适合用来形容他。杨教授推崇钱锺书的翻译理论和翻译表现，却也没有把钱氏神圣化;他有时不能苟同钱论，还表示过“部分学人在评价钱锺书译论时似有主观拔高之嫌”。
读其书，除了翻译之学，我还获得其他不少钱学的知识，包括上面所引那些“花边”轶闻。杨著是严肃的学术著述（本文对其学术性理论性特强的部分，评介时都点到即止），行文却绝无枯燥艰涩之弊，而有流丽之美。文笔漂亮，内容则具学术的信实，法文belle infidele，因此不能用来比喻本书。钱锺书认为读译本，可能“引诱”读者去读原著;我写本文，希望起到“引诱”读者阅读杨著的作用。
“我希望她该是个漂亮的女人”
美国一位女学者翻译钱锺书的著名小说《围城》，译本尚未得睹，钱老先表示希望译者“该是个漂亮的女人”。钱翁何“好色”乃尔？原来这是钱氏幽默语。翻译难以又美好又信实，就像女人的漂亮和贞节，就像鱼与熊掌，难以得兼。“漂亮的女人”来自浪漫法国的语言belle infidele。另有一位美国教授花大力气翻译钱老的《管锥编》，译者先征求作者同意让其翻译，钱老答允了，却附带条件：“翻译中遇到任何问题，都不要来问我。”钱锺书的“君子协定”有点不近人情;原作者健在，理应有叩即鸣才对，钱锺书不是个“钟”吗？
钱锺书之有此“君子协定”，杨教授解说道：原因可能很多，“不大相信《管锥编》可以忠实地译作他国语言很可能是其中之一”。译事维艰，钱老毕竟还是帮了忙。艾朗诺（Ronald Egan）所译的《管锥编》选段，英文书名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就是钱老亲自订定的。我一直向“钱”看，读杨氏书，才知道自己以前看得很不够。
钱锺书对中外翻译的种种理论和实践，常有褒贬。博学且精通多国语言的钱氏，曾应某单位邀请，审阅其好友傅雷的巴尔扎克小说译稿。后来，傅雷看到钱氏的审阅报告，“难以接受”一些评语，对钱说了些“气愤的话”，向钱“开火”，二人纠纷遂起。杨著还告诉我们，后来钱与傅又有龃龉，钱责备，傅生气，二人“沉默了一段时间”;不过，二人“毕竟友情不薄”，相轻之后又相亲起来，恢复了互通书信。
佛典“贪多好大”·巴别高塔“烂尾”
钱夫子认为翻译是从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历程，从出发到到达异常艰辛，对此杨著所述备矣。钱氏通晓多种语言，论及翻译时，对相关的外国语言及其典籍，常有议论。我早年在香港读书，是基督教办的中学，经常要读《圣经》;“旧约”和“新约”用薄薄的“圣经纸”印刷，字体细细的，整本却是厚厚的近二千页。这本神圣的经典，内容可以精约一些吗？后来知道又看到佛教的《大藏经》，充盈着整座藏经楼;哎呀，和尚怎么念得完？学者怎样研得了？“在钱锺书看来，梵文典籍有这么一个毛病，即‘贪多好大’。也就是说，佛经用语枝蔓，叮咛反复，不厌其烦”。杨著还告诉我们：宋代的欧阳修曾批评之，说“其数十万言，谓可数言而尽”;对此，钱锺书认为不应一语抹杀佛经，但欧阳修之言并非“不根无故”。
擅翻译者必须先攀登语言的高塔——巴别塔。巴别塔译自the Tower of Babel，我认为这是个音义俱佳的妙译：嘴巴有别，即用某一种语言的人，讲的话，操另一种语言的人听不懂。《圣经》记载：人類自负，建造通天高塔以显示自我的巨大能量;上帝闻讯变乱建塔人的语言，导致彼此不能沟通而建塔不成。1945年某日钱锺书在上海的美军俱乐部演讲，先虚构一则故事“讨好”听众：“人类想建筑一个吻云刺天的高塔，而上帝呢，他不愿意贵国纽约的摩天楼给那些蛮子抢先造了，所以诅咒人类彼此扞格不通，无法合作。”钱锺书向来不轻易“抛头露面”到处演讲，如破例，则入正题前必然先有个幽默有趣的“得胜头回”。这是个例子。
巴别塔的故事，有值得深究之处：在人类语言被变乱之前，那时的“原初语言”是什么呢？十七世纪末一个英国人发表论文《试论中华帝国语言为原初语言之可能性》，他认为这是可能的，其理由之一是中国人从未参与修建巴别塔，其语言不曾受到上帝的诅咒而混乱。杨著引述了故事和理论，再录下钱锺书对此的意见：他对此不尽同意，因为“中文里并没有亚当跟夏娃在天堂里所讲自己话的记录”。
钱锺书形音兼顾的曼妙翻译
钱锺书通多种外文，究竟通多少种呢？杨全红“翻旧账”，直接翻，间接翻，结果查到：1984年钱锺书参加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在登记表中“懂何种外语”一栏是这样填写的：“略通英、法、德、意语。”“略通”云云，自然是奉“满招损，谦受益”为座右铭的钱锺书式词汇。2009年，我在台湾参加“钱锺书教授百岁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罗马大学一位意国女博士生，探索钱学有得：她把《管锥编》的意大利文献引文逐一抽出来，核对文献原文，发现全部没有引录错误;各引文的钱锺书汉语翻译，也一一信达，结论是钱锺书的意大利语真了得。英语自然是钱锺书最了得的外语，此外法、德二语，经过多人“认证”，也是了得的。至于真正“略通”的，大概还有西班牙语和拉丁文。
杨著指出“就汉英翻译而言，钱锺书参与最多当是《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定稿工作”。在参与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经典”译例：有人向钱锺书请教“吃一堑，长一智”这习语该如何翻译，他一听马上翻译为“A fall in the pit，and a gain in your wit”（另一个版本则作“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这个翻译好不好？经过类似今天的“人肉搜索”和“群组参议”，杨著总结出：这一翻译“好评从来不乏”，代表性的好评有许渊冲的“译文……不但有对仗，还押了韵，不但有形美，还有音美，使散文有诗意了，真是妙译”。
从事翻译，钱锺书谦逊又笑谑地自贴标签：是个“庸俗的实用主义者”。钱老谦称其庸俗，我等则力道其优雅。杨著引述了钱锺书好几则西方古今名言的翻译，如：“有闻必录，吾事也;有闻必信，非吾事也。斯言也，蔽吾全书可也。”“独不见蜜蜂乎，无花不采，吮英咀华，博雅之士亦然，滋味遍尝，取精而用宏。”“凡不知人名地名声音之谐美者，不足为文。”
首二则我们读来觉得好像是钱锺书自道其治学信条;第三则是他文学须有“行文之美立言之妙”论的补充说明。上面的译例，都见于用文言写成的《管锥编》。正如郑延国所说，钱锺书所引外文，这些“他山之石，钱氏自然亦以最经济曼妙的文言译出。可谓融中外于一体，会众芳于笔端”。
钱的著名“化境”·杨的精彩畅论
郑延国用了“融”字，正好贯通到钱锺书翻译理论的“化境”说。钱锺书的《林纾的翻译》一文写道：“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化境’。”
“化境”说成为钱锺书翻译理论的核心，由此引生出来的理论有如：读了译作，可能会引起学习外文的兴趣（即“媒”论）;读了译作，可能会产生阅读原文的欲望（即“诱”论）;译事维艰，或者译者主观意识强，自作增删改动，一比照原文，就发现译文“失真和走样”（即“讹”论）。“化境”说赢得中华各地翻译学者的高度重视，为之阐释笺注者众。载述此说的《林纾的翻译》成为译学经典，香港的张佩瑶推崇它为“传统译论中最精彩的一篇”。杨著就用了近五十页的篇幅，细细诠释“化境”这经典学说;其论述我可用《文心雕龙》的“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用形容。
杨著由其博士论文修订而成。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博论;再经过多年增益、“打磨”，才竟全功而有本书。借用上面所引钱译名言，杨全红这只“蜜蜂”，采集相关钱学或非钱学资料，可说“无花不采，吮英咀华”，“取精而用宏”，他真是个“博雅之士”。上面另一名言“有闻必录……”条，也天造地设般适合用来形容他。杨教授推崇钱锺书的翻译理论和翻译表现，却也没有把钱氏神圣化;他有时不能苟同钱论，还表示过“部分学人在评价钱锺书译论时似有主观拔高之嫌”。
读其书，除了翻译之学，我还获得其他不少钱学的知识，包括上面所引那些“花边”轶闻。杨著是严肃的学术著述（本文对其学术性理论性特强的部分，评介时都点到即止），行文却绝无枯燥艰涩之弊，而有流丽之美。文笔漂亮，内容则具学术的信实，法文belle infidele，因此不能用来比喻本书。钱锺书认为读译本，可能“引诱”读者去读原著;我写本文，希望起到“引诱”读者阅读杨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