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做斗争中就创造了原始医学。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通过反复实践和改进,逐渐产生了热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身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动用砭石、骨针治疗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
　　中医理論主要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成书于汉之前,相传系秦越人所著。其内容亦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的不足。
　　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从而丰富了人们的药材知识。《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公元三世纪,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在深入钻研《素问》、《针经》、《难经》等古典医籍的基础上,广泛采集众人的有效药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该书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辩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收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西晋医家皇甫谧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的基本内容,进行重新归类编排,撰成《针灸甲乙经》12卷,128篇。该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种针灸专书,其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针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书中经过考查确定了当时的腧穴总数和穴位349个(包括单穴49个,双穴300个),论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与禁忌,总结了操作手法等,对世界针灸医学影响很大。
　　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全书共50卷,分67门,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其中对一些疾病的病因及发病原理已描述得比较详尽而科学。书中还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对药物学成就进行一次总结已成为当时的客观需要。公元657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它比欧州纽伦堡政府公元1542年颁行的 《纽伦堡药典》早883年。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在国外影响较大。
　　唐代医家孙思邈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载方2571首。二书还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公元752年, 著成《外台秘要》,全书共40卷,1104门,载方6000余首,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
　　宋代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政府设立“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学生所学课程包括《素问》、《难经》、《伤寒论》和《诸病源候论》等。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公元1026年),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考试时,试官将铜人穴位注水,外用蜡封。受试者如取穴正确,可针进水出。这是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创举。公元1057年,宋政府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历时十余年,约在1068～1077年陆续进行。目前我们所能读到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纪的金元时代,中医学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即:刘完素,认为伤寒(泛指发热性疾病)的各处症状多与“火热”有关,因而在治疗上多用寒凉药物,被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认为病由外邪侵入人体所生,一经致病,就应祛邪,故治疗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后世称之为“攻下派”;李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时重在温补脾胃,因脾在五行学说中属“土”故被后世称之为“补土派”,朱震享,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疗疾病应以养阴降火为主,被后世称之为“养阴派”。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亲自上山采药,广泛地到各地调查,搞清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形态,并对某些动物药进行解剖或追踪观察,对药用矿物进行比较和炼制,参考文献800余种,写成了《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是到16世纪为止我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由于传染病的不断流行,人们在同传染病做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温病学派。到了清代,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薛雪的《湿热条辨》、吴瑭的《温病条辨》及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清代医家王清任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显著的疗效、浓郁的民族特色、独特的诊疗方法 、系统的理论体系、浩瀚的文献史料,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成为全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