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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孩子和他人的问题变成亲子矛盾
有个周末，和孩子在植物园玩，孩子和她的小伙伴们开始钻一丛芦苇状的、中间有间隙的植物丛，旁边一位游人看到了，就目光寻找到我，提醒我他们不能钻，我正要过去跟她们说，一位工作人员也注意到了，就过去微笑着跟孩子们说园里规定不允许钻植物丛。
这个植物园在办一个艺术品展卖会，园中有很多小展位，后来孩子又去到其他几个展位，看来看去，摸来摸去，还和展位的主人聊天搭讪，很开心，我全程基本都在袖手旁观，离远点，不干涉。
一个原因是，这不是一个艺术展，而是一个像农贸集会一样的展卖会（但安排得很有艺术感，例如草地上看似随意摆放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彩色玻璃球），东西并不算特别贵，我反正做好了万一打坏了一个就买下来的打算（然而事实上也没用得着这个计划 ）。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不能挡在孩子和世界/他人中间，把孩子和他人/世界的边界问题变成我和孩子之间的内部矛盾。她如果有不当的地方，自有物品/场地的主人/组织者会提醒她，实际上，她在看来看去摸来摸去的时候，我注意到，当卖主觉得有顾虑时，都会直接和孩子说，从来没有谁用目光去寻找孩子的父母。
这样的场景在美国平时比较常见，孩子在图书馆、公园、餐馆、博物馆、商店以及其他“有主”的地方，工作人员都会和孩子直接交互，提醒孩子需要注意的地方，而不会把目光投向孩子的父母。
还有一次，孩子在社区活动中心玩，一个墨西哥裔小男孩在公共电脑上玩游戏，她先是跑过去站在一旁看，看着看着就开始跟他唠嗑，唠了一会儿就开始动手动脚，时不时拿过男孩的鼠标也操作两下，我就当没看见，早就闪一旁去了，反正小男孩也没什么意见，而且就算小男孩有意见，也是他俩的事，跟我几乎一毛钱关系也没有；过了一会，两人又去捉迷藏了，玩得很好。
对孩子放手，是一种尊重
不要挡在孩子和世界之间，这是对孩子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的尊重。如果什么事情都是父母去约束孩子（尽管很多时候父母根本不是那个责任人或事情/物的主人），结果明明是孩子和世界/他人之间的事情，也变成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事情，那么很快亲子关系中要承担的东西就不堪重负了，这可能会带来两个后果：有些时候（比如说孩子个性比较弱），孩子会变得事事都要打量父母的神情态度，一面谨小慎微地察言观色，一面又内心深处憋屈着一股子情绪；另一些时候，则可能慢慢形成固化的意志对抗（这种对抗成为表面平静的亲子关系中的一股潜流），不管父母说什么都无条件地“不听”。
比如，你不让孩子钻灌木丛，孩子心里就不服，物主还没说什么，父母出来代言，你怎么知道就不能钻呢，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么？有人可能会问，物主不在旁边咋办？虽然不能说物主一定会不允许，但也不能就假定是默许的啊！说得很有道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会先跟孩子解释一下我所理解的植物园的一般管理规则，如果孩子听了自然好（如果我们从小就是这个就事论事的态度，孩子会很好打交道），关键是我所表达的不是我的个人意志，而是这个世界的一般规则。这很重要。（PS：父母提醒孩子注意“第三方的”客观规则，并不算“挡着孩子”，关键是区别开是出于父母自己的主观意志，例如出于自己内心对社会阴暗面的投射、对后果灾难化的焦虑预期、对他人的恶意假定、对孩子“少了约束就要上天”的恐惧，还是出于合情合理的、对世界的客观和/或约定俗成的规则的理解。）
如果孩子还是不服咋办？带着孩子去管理处问呗（如果问一句都不好意思去问，怕被别人暗骂，“你这父母真是太不自觉了，你问了不是让我不好做人嘛”，那还是得先好好琢磨一下自个儿的问题），还是那句话，让孩子和利益相关方直接打交道。就算三四岁的孩子，也是懂得“谁的地盘谁做主”这个简单的道理的，别护着孩子，让管理员直接和孩子平等地交互，让他告诉孩子这个地方的规则，这么一来绝大多数时候孩子就心甘情愿地不去钻了。
再退一步说，即便孩子还是要耍赖，这个时候你再去拉开孩子（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越俎代庖），在孩子心中也已经性质不一样了，就不再是你和孩子之间的意志斗争了，而是你作为孩子的父母，在孩子不能管理自己的时候去帮助孩子。这个区别很微妙，但也很关键，它决定了你在约束孩子的过程中，孩子是感知为你俩之间的主观意志斗争，还是感觉你只是在约束他尊重一个第三方的客观规则。
家长恐惧社会评判，使得孩子社交保守
当孩子和他人交互的时候，父母不管其他人怎么想，就防御性地去阻止孩子，很多时候，是出于父母自己担心被评判为熊孩子的熊父母的心理，而未必是孩子实际上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困扰。
时光倒退几十年，作为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那个时候对熊孩子熊父母的挞伐还没有这么铺天盖地。人和人、孩子和孩子、孩子和成年人之间的边界还没有那么谨小慎微和政治敏感，孩子还有机会这边闯点祸、那边闹点事，至于和小伙伴干干架那都不是事儿。但如今，对社会评判的恐惧使得父母们在孩子的社交上往往变得很保守，往往宁可自己制止孩子，也要把孩子间冲突的可能扼杀在萌芽里，这可能会带来两个结果：如果孩子确实感受到了父母对社会评判的焦虑，那么孩子自己可能也会内化这个评判的声音，而成为社交上的保守者、后天的内向者。而如果孩子没有感受到父母的限制行为背后的焦虑，那么孩子会因为父母总是过度限制自己的行为而感到父母不可理喻，从而形成冲突和逆反。
但话说回来，我们的社会大环境如果要支持孩子和这个世界的互动，成年人首先要学会把孩子作为平等的人来尊重，这包含几个方面：
不因为“他是孩子”就觉得应该让着忍着，不去维护自己完全合理的权益，例如如果孩子在店里跑来跑去，作为店主，完全有权利阻止孩子（阻止未必要严厉，就简单直接地告诉孩子本人就可以）； 父母自己心里不要觉得“因为他/她是孩子，所以他/她有特权”，如果这个店员阻止了孩子在店里乱跑，作为父母首先心里要尊重店员的权利，别明里暗里骂对方小气，就算是心里暗骂，孩子也能感受到父母的心态；
不要觉得“因为他/她是孩子，所以他/她就没有权利”，不因为他是孩子就剥夺他本有的权益，例如孩子的私有物品的所有权也要得到尊重，不能因为父母自己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就强迫孩子去分享。结果好好的“分享”一词，在孩子的世界里却变成了负面的，孩子常常这么用分享造句：妈妈，她又要来分享我的东西了（欲哭无泪脸）。再例如，孩子平时合情合理地诉求，父母也不能仅凭自己的喜怒哀乐就决定答应还是拒绝。
简而言之就是对孩子要有节操。
“关系看起来和谐，但内心疏远”的亲子关系你要吗？
但我们社会大环境的现状并非如此。我猜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集体主义文化要求大家都默默“忍让”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来维护一个和谐的群体，所以个体为自己发声的话是要承担被群体评判为“小气”和“不合群”的压力，虽然我们的经济在过去的几十年有很大的发展，看上去个体的生存已经不再像50年代以前那样依赖于一个群体，但实际上，经济基础远远还没到能够支持个人主义文化的程度，因为在社会制度上，这仍然还是一个非常依赖人才能办事的社会，在糟糕的经济保障和福利上，除了实现了财务自由的阶层，大部分人仍然还是要抱团取暖才能感到一些安全感。在这个大背景下，至少目前这代人，在为自己的合理利益发声的时候还是会多少受到一些压力。
如果个体无法为自己发声，那么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只能靠别人“自觉”。所以，我们的文化中，对不自觉的人是很讨厌很讨厌很讨厌的，因为这些讨厌的人不能自己觉察到边界，在人际关系上胡乱踩踏，而我们又不好意思出声，结果就陷入忍耐-爆发/崩溃循环（即王小波说的“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愤怒”）。这种压抑后的爆发的特点就是爆发出的怒火跟事实的程度往往极不对称，而如果因为种种原因怒火又不能发出来的话，那就会以各种迭出的损招发泄出来。
“自觉”和“忍让”，是我们的文化中社会关系的底色。网上盛行的“致low逼”一文当时为什么获得这么多的共鸣，因为大家都懂得这种无能为力感下的压抑和爆发，“因为我无法为自己负责， 所以你们必须为我负责”，“连要求都不可以提，因为提了我又没法拒绝，这不是让人为难么？”
然而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反高效合作”的，因为合作意味着要更紧密地接触，需要主动破冰，一些时候需要做一些可能给别人带来不舒服（但也可能促进更高效的合作）的做法，而一个社交保守主义者，宁可不去寻求更紧密的合作，也不愿意作出可能让他人不舒服的事情，那么结果就是关系看起来和谐，但内心实则疏远。
高效的合作是什么？就是有话说话，就事论事，你可以提要求，对方也可以拒绝。不用在心里九转十八弯生怕冒犯别人（其实更害怕的是成为那个“竟然会说可能冒犯别人的话”的人）。另一方面，如果紧密合作意味着老是要遭受踩踏（而自己又只能忍着不要喊出声），谁又愿意去合作呢？
好在这一切都在改变。
有个周末，和孩子在植物园玩，孩子和她的小伙伴们开始钻一丛芦苇状的、中间有间隙的植物丛，旁边一位游人看到了，就目光寻找到我，提醒我他们不能钻，我正要过去跟她们说，一位工作人员也注意到了，就过去微笑着跟孩子们说园里规定不允许钻植物丛。
这个植物园在办一个艺术品展卖会，园中有很多小展位，后来孩子又去到其他几个展位，看来看去，摸来摸去，还和展位的主人聊天搭讪，很开心，我全程基本都在袖手旁观，离远点，不干涉。
一个原因是，这不是一个艺术展，而是一个像农贸集会一样的展卖会（但安排得很有艺术感，例如草地上看似随意摆放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彩色玻璃球），东西并不算特别贵，我反正做好了万一打坏了一个就买下来的打算（然而事实上也没用得着这个计划 ）。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不能挡在孩子和世界/他人中间，把孩子和他人/世界的边界问题变成我和孩子之间的内部矛盾。她如果有不当的地方，自有物品/场地的主人/组织者会提醒她，实际上，她在看来看去摸来摸去的时候，我注意到，当卖主觉得有顾虑时，都会直接和孩子说，从来没有谁用目光去寻找孩子的父母。
这样的场景在美国平时比较常见，孩子在图书馆、公园、餐馆、博物馆、商店以及其他“有主”的地方，工作人员都会和孩子直接交互，提醒孩子需要注意的地方，而不会把目光投向孩子的父母。
还有一次，孩子在社区活动中心玩，一个墨西哥裔小男孩在公共电脑上玩游戏，她先是跑过去站在一旁看，看着看着就开始跟他唠嗑，唠了一会儿就开始动手动脚，时不时拿过男孩的鼠标也操作两下，我就当没看见，早就闪一旁去了，反正小男孩也没什么意见，而且就算小男孩有意见，也是他俩的事，跟我几乎一毛钱关系也没有；过了一会，两人又去捉迷藏了，玩得很好。
对孩子放手，是一种尊重
不要挡在孩子和世界之间，这是对孩子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的尊重。如果什么事情都是父母去约束孩子（尽管很多时候父母根本不是那个责任人或事情/物的主人），结果明明是孩子和世界/他人之间的事情，也变成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事情，那么很快亲子关系中要承担的东西就不堪重负了，这可能会带来两个后果：有些时候（比如说孩子个性比较弱），孩子会变得事事都要打量父母的神情态度，一面谨小慎微地察言观色，一面又内心深处憋屈着一股子情绪；另一些时候，则可能慢慢形成固化的意志对抗（这种对抗成为表面平静的亲子关系中的一股潜流），不管父母说什么都无条件地“不听”。
比如，你不让孩子钻灌木丛，孩子心里就不服，物主还没说什么，父母出来代言，你怎么知道就不能钻呢，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么？有人可能会问，物主不在旁边咋办？虽然不能说物主一定会不允许，但也不能就假定是默许的啊！说得很有道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会先跟孩子解释一下我所理解的植物园的一般管理规则，如果孩子听了自然好（如果我们从小就是这个就事论事的态度，孩子会很好打交道），关键是我所表达的不是我的个人意志，而是这个世界的一般规则。这很重要。（PS：父母提醒孩子注意“第三方的”客观规则，并不算“挡着孩子”，关键是区别开是出于父母自己的主观意志，例如出于自己内心对社会阴暗面的投射、对后果灾难化的焦虑预期、对他人的恶意假定、对孩子“少了约束就要上天”的恐惧，还是出于合情合理的、对世界的客观和/或约定俗成的规则的理解。）
如果孩子还是不服咋办？带着孩子去管理处问呗（如果问一句都不好意思去问，怕被别人暗骂，“你这父母真是太不自觉了，你问了不是让我不好做人嘛”，那还是得先好好琢磨一下自个儿的问题），还是那句话，让孩子和利益相关方直接打交道。就算三四岁的孩子，也是懂得“谁的地盘谁做主”这个简单的道理的，别护着孩子，让管理员直接和孩子平等地交互，让他告诉孩子这个地方的规则，这么一来绝大多数时候孩子就心甘情愿地不去钻了。
再退一步说，即便孩子还是要耍赖，这个时候你再去拉开孩子（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越俎代庖），在孩子心中也已经性质不一样了，就不再是你和孩子之间的意志斗争了，而是你作为孩子的父母，在孩子不能管理自己的时候去帮助孩子。这个区别很微妙，但也很关键，它决定了你在约束孩子的过程中，孩子是感知为你俩之间的主观意志斗争，还是感觉你只是在约束他尊重一个第三方的客观规则。
家长恐惧社会评判，使得孩子社交保守
当孩子和他人交互的时候，父母不管其他人怎么想，就防御性地去阻止孩子，很多时候，是出于父母自己担心被评判为熊孩子的熊父母的心理，而未必是孩子实际上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困扰。
时光倒退几十年，作为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那个时候对熊孩子熊父母的挞伐还没有这么铺天盖地。人和人、孩子和孩子、孩子和成年人之间的边界还没有那么谨小慎微和政治敏感，孩子还有机会这边闯点祸、那边闹点事，至于和小伙伴干干架那都不是事儿。但如今，对社会评判的恐惧使得父母们在孩子的社交上往往变得很保守，往往宁可自己制止孩子，也要把孩子间冲突的可能扼杀在萌芽里，这可能会带来两个结果：如果孩子确实感受到了父母对社会评判的焦虑，那么孩子自己可能也会内化这个评判的声音，而成为社交上的保守者、后天的内向者。而如果孩子没有感受到父母的限制行为背后的焦虑，那么孩子会因为父母总是过度限制自己的行为而感到父母不可理喻，从而形成冲突和逆反。
但话说回来，我们的社会大环境如果要支持孩子和这个世界的互动，成年人首先要学会把孩子作为平等的人来尊重，这包含几个方面：
不因为“他是孩子”就觉得应该让着忍着，不去维护自己完全合理的权益，例如如果孩子在店里跑来跑去，作为店主，完全有权利阻止孩子（阻止未必要严厉，就简单直接地告诉孩子本人就可以）； 父母自己心里不要觉得“因为他/她是孩子，所以他/她有特权”，如果这个店员阻止了孩子在店里乱跑，作为父母首先心里要尊重店员的权利，别明里暗里骂对方小气，就算是心里暗骂，孩子也能感受到父母的心态；
不要觉得“因为他/她是孩子，所以他/她就没有权利”，不因为他是孩子就剥夺他本有的权益，例如孩子的私有物品的所有权也要得到尊重，不能因为父母自己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就强迫孩子去分享。结果好好的“分享”一词，在孩子的世界里却变成了负面的，孩子常常这么用分享造句：妈妈，她又要来分享我的东西了（欲哭无泪脸）。再例如，孩子平时合情合理地诉求，父母也不能仅凭自己的喜怒哀乐就决定答应还是拒绝。
简而言之就是对孩子要有节操。
“关系看起来和谐，但内心疏远”的亲子关系你要吗？
但我们社会大环境的现状并非如此。我猜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集体主义文化要求大家都默默“忍让”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来维护一个和谐的群体，所以个体为自己发声的话是要承担被群体评判为“小气”和“不合群”的压力，虽然我们的经济在过去的几十年有很大的发展，看上去个体的生存已经不再像50年代以前那样依赖于一个群体，但实际上，经济基础远远还没到能够支持个人主义文化的程度，因为在社会制度上，这仍然还是一个非常依赖人才能办事的社会，在糟糕的经济保障和福利上，除了实现了财务自由的阶层，大部分人仍然还是要抱团取暖才能感到一些安全感。在这个大背景下，至少目前这代人，在为自己的合理利益发声的时候还是会多少受到一些压力。
如果个体无法为自己发声，那么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只能靠别人“自觉”。所以，我们的文化中，对不自觉的人是很讨厌很讨厌很讨厌的，因为这些讨厌的人不能自己觉察到边界，在人际关系上胡乱踩踏，而我们又不好意思出声，结果就陷入忍耐-爆发/崩溃循环（即王小波说的“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愤怒”）。这种压抑后的爆发的特点就是爆发出的怒火跟事实的程度往往极不对称，而如果因为种种原因怒火又不能发出来的话，那就会以各种迭出的损招发泄出来。
“自觉”和“忍让”，是我们的文化中社会关系的底色。网上盛行的“致low逼”一文当时为什么获得这么多的共鸣，因为大家都懂得这种无能为力感下的压抑和爆发，“因为我无法为自己负责， 所以你们必须为我负责”，“连要求都不可以提，因为提了我又没法拒绝，这不是让人为难么？”
然而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反高效合作”的，因为合作意味着要更紧密地接触，需要主动破冰，一些时候需要做一些可能给别人带来不舒服（但也可能促进更高效的合作）的做法，而一个社交保守主义者，宁可不去寻求更紧密的合作，也不愿意作出可能让他人不舒服的事情，那么结果就是关系看起来和谐，但内心实则疏远。
高效的合作是什么？就是有话说话，就事论事，你可以提要求，对方也可以拒绝。不用在心里九转十八弯生怕冒犯别人（其实更害怕的是成为那个“竟然会说可能冒犯别人的话”的人）。另一方面，如果紧密合作意味着老是要遭受踩踏（而自己又只能忍着不要喊出声），谁又愿意去合作呢？
好在这一切都在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