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国特色政党制的基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际合作”，这是中国政党制最根本的现实。这种政党制反映了一种新型领导观：致力于释放、引导和开发被领导者的创造力潜能。中国共产党身先示范，从理念、政策和制度等取向积极促成党际良性互动。它揭示的权力观相对于传统此消彼长的权力观而言，是一种“加法”权力观。新时期如何更好地开展有利于党际互动的能力建设非常重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党际互动；中国特色政党制；管理哲学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9-0004-03
考察中国特色政党制，首先应着眼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互动关系史，总结、提炼其管理哲学的理念有着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考察中国特色政党制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动关系的经验为切入点，总结中国特色政党制下中共与民主党派的良性互动的公共管理哲学理念，并基于此展望中国特色政党制和中国政治文明的未来走势，以此纪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90华诞。
一、中国特色政党制内在逻辑的历史演进
1.中国特色政党制的萌生与法理基础：从新政协到“八大”。中国共产党于1948年发表“五一”号召，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倡议中国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起谋划新政协，已到延安的民主人士联名在1949年1月22日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有学者称，此文是民主党派“第一次”用文字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1]这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动关系史新篇章。而新政协的召开、《共同纲领》的制定和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的“正式”确立。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是“合作共事” [2]128的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这又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党际互动提出了新理念“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旋即，在中共八大上正式确立。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动指导理念的里程碑式的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党际互动的第一次高潮。
2.中国特色政党制在曲折中探索：从“反右扩大化”到十年“文革”。随着国内外局势的紧张，中国特色政党制在曲折中探索。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互动关系也出现了“逆转”。 [2]170到中共八届十中全会（1962年9月24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开始紧张。至十年“文革”期间，多党合作遭到严重“破坏” 。[2]200这时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正常的党际交往无从谈起，许多民主人士受到严重迫害。当然，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一样也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2]205
3.中国特色政党制的春天：从“八字方针”到“十六字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党际互动又迎来春天：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的报告中，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新中国成立前后，以至1956年八字方针的提出，都没有明确指认过“多党合作”。有学者称，这是见诸文字的最接近“多党的合作”的提法。[3]143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在党际交往的指导理念中有了新升华，由八字方针扩展为十六字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987年，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党际互动在政策上有了新进展，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定位于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是继第一阶段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党际互动变迁史上的第二次高潮。这些都为下一阶段的党际互动创造了条件。
4.中国特色政党制的巩固：从理念完善、制度构建到特色政党制的最终形成。1989年12月，《中共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颁布。此文件颁布后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 [3]1这标志着中国特色政党制已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重视。学界认为此文件的公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经过长期政治实践，在理论上逐渐成熟，在实践上逐步“制度化、规范化”， [4]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动关系史的又一个里程碑。1993年3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多党合作制”写进了宪法，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党际互动有了（根本）法理依据，以区别于以前的理论依据和政策依据。而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修改党章，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写进党章。[5]再到2004年修改政协章程把宪法规定的多党合作也写进民主党派的组织规则，直至2007年11月《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的最终确认。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但双方都以党的章程（或重要组织规则）的形式，而且以国家制度的形式，最终确立了党际互动的合法性和具体操作指南。这些措施与新世纪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提出相得益彰。其中，2005年2月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党际互动发展史上又有新突破。胡锦涛总书记对多党合作的内涵做出进一步诠释，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提出了“五个坚持”，其中之一就是“坚持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互相促进”。 [6] 这里的“相互促进”更直接地揭示了党际“互动”理念。在笔者看来，这既是中国特色政党制的写照和理念升华，也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发展的动力所在，是新世纪推进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党际良性互动的指导方针。
综上，中国特色政党制演进的内在理路是一个理念、政策、法理以至制度化、规范化的内在升华的过程。在这其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党际良性互动不仅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自的成长，更主要的是有利于中国政治文明的积极探索，它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提供政治保障，是中国民主政治新时期发展的亮点和增长点，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提炼。
二、中国特色政党制的党际互动：一个管理哲学机理的剖析
1.中国特色政党制的最大亮点：互动与合作。以萧超然为代表的党史专家认为，中国多党合作制有三个指导原则：“充分的政治协商”，“民主集中原则”，“建设性原则”。 [7]202问题是这三个原则如何发挥作用？萧超然等人的相关讨论值得重视：强调中国特色政党制的党际关系一定要强调“合作”型[7]211政党关系。因为自1949年9月的共同纲领以来，我们国家的政治文件中多次强调“通力合作”。而合作的基点在笔者看来是双方有着共同的目的——促进“国家发展”。 [7]205问题是仅仅基于党际合作和所谓的“国家发展”，并不能构成中国政党党际互动的特色。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联合执政也是“合作”，其共同目的与这里的“国家发展”又有何区别？而我们关心的是中国政党制的特色。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中国政党制的党际互动体现的合作有“长期性”特征，这一点自1956年八字方针到后来的十六字方针可略见；其二是中国政党的党际关系体现在“互”字上。中国政党的党际合作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并非一时的基于某种特殊党团利益的合作，其政党关系的实质不是对立的，这一点是与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党的最大区别。其优势是，合作是在共同为国家社会事业福祉基础上“相互促进”，党际合作不是基于讨价还价，而是如何更好发挥各自的优势。这是中国政党政治的特色所在。而这在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党际交往中是很少见的。
2.特色政党制与新型领导观。这种政党机制反映的公共管理哲学是一种新型领导观。具体说是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提高被领导者的领导水平。为被领导者发挥领导作用提供理念、政策和制度保障，致力于释放、引导和开发被领导者的创造力潜能，以便为国家谋发展、为人民谋福祉。这种领导关系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酝酿并实施。当然，一开始有“策略性”成分。但从中国共产党60多年来的实践来看，不能仅仅用“策略”二字概括。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主导方，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积极致力于完善这种党际互动。中国共产党身先示范从理念、政策和制度等取向积极促成党际良性互动。这种领导观及其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对议会党团以斗争求生存的传统思维，至少是证明这种传统政党关系不是一种“铁律”。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身先示范开创了党际关系新纪元。
3.新型领导观的权利基础：“加法”权力观。而这种公共管理哲学之所以可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与各民主党派人士一道致力于努力突破传统政治中基于压制、斗争和暴力的权力关系的藩篱。历来政党斗争都是基于利益纷争的权力争夺。在这种权力斗争中一直都是基于“减法”关系：传统思维认为，彼方权势的“涨”，即我方权势的“消”。而中国共产党人身先示范与各民主党派一道克服种种主客观的障碍，用60多年的时间（当然，其中也有“逆转”，但这并非主流）逐步开拓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党际交往路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以自身为革新点，积极探索党际间良性互动的可能性并积极落实。尽其所能消解党际斗争，权力此消彼长的固化思维模式，开创一种建设性的党际长期合作关系。问题在于这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它反映的公共管理哲学机理是：中国政党间的这种新型政党关系揭示的权力观是一种“加法”权力观，其体现出的机理是首先考虑如何发展权力。其着眼点不是权力固定关系中的力量对比，而是如何增加己方的权力总量，更关键的问题是认识到权力运作中的双方都处于同一关系中，而此关系良性运作，对各自都有利，而内斗只能损己。为此，在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积极为各民主党派的权力释放提供平台，提供从理念到政策再到制度直至法理的保障。中国共产党很好地认识到这种新型权力观价值所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的诠释、深入体悟并切实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权力观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不单从自身利益出发，而是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立场出发思考问题，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不是一般政党间的以斗争求利益的关系，而是共生关系、共存共荣关系。中国政党变迁史也证实了当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良性互动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大发展以至中国大繁荣之时，当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党际关系发生“逆转”时，于党于国都是有害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党际关系中体现的相互适应、相互包容是中国共产党党性责任的体现。基于此，以中国共产党90华诞为背景，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党际良性互动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最大的亮点之一。当然它的深远意义不仅仅局限在政党建设一隅，它是中国特色政治文明面向未来的有效保障。
三、中国特色政党制之未来运势
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针对党际互动关系的“五个坚持”，已旗帜鲜明地倡议中国政党党际关系应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笔者对“五个坚持”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的看法是，如何具体体现中国特色政党制的相互促进和相互支持，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该有何作为？既然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处于党际互动之中，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是否也应体现出来。即如何以党际良性互动关系为基点把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的倡议落到实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建设如何基于党际互动的基点开展并有利于党际互动，而不是把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参政党的参政能力建设分开。因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政党制度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也非多党制，而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党际互动。这是中国政党制度最大的实际，是展望中国政党制度、思考如何开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点。基于目前政党研究关注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和多党合作的研究趋于分开的态势，有必要研究它们如何整合。这应是未来中国政党制度研究新的增长点。对此，可以从宏观、微观两个向度做具体探究。
从宏观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党际互动所体现出来的新型领导观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即如何更具体地在中国政党建设中落实相互促进和相互支持的指导理念。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更应发挥主动作用，更大、更深入地释放各民主党派服务国家、加强国际交流的创造性潜能，提供更多适合民主党派人士施展抱负的平台和机会。具体到政策和制度层面就是积极探索民主党派参政的几个基本点——“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尤其要在“参与”上探索更多可行性的模式。具体说就是拓展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的深度和广度。这既可以直接促进各民主党派的参政热情，也可以间接地为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及留学生回国服务提供参照。
从微观看，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也有拓展的必要和可能。政府应注意吸收各民主党派，尤其是那些具备领导才能的人士。1993年多党合作写入宪法以来，这在中央、省和市的政府已有所落实。关键是在政府行政层面有没有加大力度和深入的可能，还有待于积极探索。尤其是在政策落实最关键的也是国家政权部门最基础的司局级层次能否体现出中国多党通力合作，还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去探索。有人也许会担心，当更多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到包括公检法、行政执行等机构中来时，会不会冲击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以目前的水平和态势看，还没有这种可能。更关键的是，当各民主党派参加到国家政权中时，如何具体协调中国共产党人与各民主党派成员的人际交流，这确实是个棘手问题。如何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相互促进与相互支持的理念落实到具体人员之间的交往中，这相比辨析中国政党制度中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更棘手。这是关系到中国政党制度在具体落实中如何面对未来的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面对未来的战略问题。以往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基于已有的相关研究来看，首先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现实状态用“存在性”来证明其“合法性”，又基于此合法性和现有存在性来确证其未来所应有的地位。这是从宏观上证明，至于微观上——中国共产党人与各民主党人士关系是从属于以上宏观证明，有些人也可能认为在微观上是不证自明。在笔者看来，更关键是在具体执行中，尤其是在人员交往中如何兼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各民主党派的参政积极性问题，如何诠释新形势下的领导观问题。这不仅仅是理论课题，更是现实难题。近期坊间热议战略知识分子问题，其初衷可能是中国当下也确实需要知识分子针对中国重大理论和现实难题进行前瞻性思考。因为相对于论证中国政党制的合法性，就中国政党制中现实的和可能的问题进行战略性思考更具迫切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如何面对未来寻找可行的战略理念支持，就中国政治，尤其是中国特色政党制来说，既能服务于中国政治的意识形态宣传需要，也会赢得学术价值。这方面研究的缺乏，不在于理论禁区，更多是固化以至僵化的理论思维模式导致。就这一点来说，战略知识分子的讨论有其必要性，至少应该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就中国发展、中国特色政党制的未来走向进行战略性的研究。这也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对如何继往开来进行思考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记
事资料选编[G].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218.
[2]耿丽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M].沈阳：辽宁大学
出版社，1998.
[3]吴美华.当代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
社，2005.
[4]杨爱珍.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4：150.
[5]萧超然.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专题资料汇编[G].
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8.
[6]中央举行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 胡锦涛提五点要求[EB/OL].
新华网[2011-01-11].http://news.xinhuanet.com/zhen
fu/2005-02/04/content_2549569.htm.
[7]萧超然，晓韦.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M]. 哈尔滨：黑龙江
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黎 峰]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党际互动；中国特色政党制；管理哲学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9-0004-03
考察中国特色政党制，首先应着眼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互动关系史，总结、提炼其管理哲学的理念有着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考察中国特色政党制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动关系的经验为切入点，总结中国特色政党制下中共与民主党派的良性互动的公共管理哲学理念，并基于此展望中国特色政党制和中国政治文明的未来走势，以此纪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90华诞。
一、中国特色政党制内在逻辑的历史演进
1.中国特色政党制的萌生与法理基础：从新政协到“八大”。中国共产党于1948年发表“五一”号召，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倡议中国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起谋划新政协，已到延安的民主人士联名在1949年1月22日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有学者称，此文是民主党派“第一次”用文字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1]这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动关系史新篇章。而新政协的召开、《共同纲领》的制定和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的“正式”确立。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是“合作共事” [2]128的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这又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党际互动提出了新理念“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旋即，在中共八大上正式确立。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动指导理念的里程碑式的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党际互动的第一次高潮。
2.中国特色政党制在曲折中探索：从“反右扩大化”到十年“文革”。随着国内外局势的紧张，中国特色政党制在曲折中探索。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互动关系也出现了“逆转”。 [2]170到中共八届十中全会（1962年9月24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开始紧张。至十年“文革”期间，多党合作遭到严重“破坏” 。[2]200这时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正常的党际交往无从谈起，许多民主人士受到严重迫害。当然，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一样也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2]205
3.中国特色政党制的春天：从“八字方针”到“十六字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党际互动又迎来春天：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的报告中，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新中国成立前后，以至1956年八字方针的提出，都没有明确指认过“多党合作”。有学者称，这是见诸文字的最接近“多党的合作”的提法。[3]143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在党际交往的指导理念中有了新升华，由八字方针扩展为十六字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987年，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党际互动在政策上有了新进展，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定位于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是继第一阶段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党际互动变迁史上的第二次高潮。这些都为下一阶段的党际互动创造了条件。
4.中国特色政党制的巩固：从理念完善、制度构建到特色政党制的最终形成。1989年12月，《中共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颁布。此文件颁布后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 [3]1这标志着中国特色政党制已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重视。学界认为此文件的公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经过长期政治实践，在理论上逐渐成熟，在实践上逐步“制度化、规范化”， [4]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动关系史的又一个里程碑。1993年3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多党合作制”写进了宪法，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党际互动有了（根本）法理依据，以区别于以前的理论依据和政策依据。而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修改党章，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写进党章。[5]再到2004年修改政协章程把宪法规定的多党合作也写进民主党派的组织规则，直至2007年11月《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的最终确认。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但双方都以党的章程（或重要组织规则）的形式，而且以国家制度的形式，最终确立了党际互动的合法性和具体操作指南。这些措施与新世纪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提出相得益彰。其中，2005年2月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党际互动发展史上又有新突破。胡锦涛总书记对多党合作的内涵做出进一步诠释，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提出了“五个坚持”，其中之一就是“坚持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互相促进”。 [6] 这里的“相互促进”更直接地揭示了党际“互动”理念。在笔者看来，这既是中国特色政党制的写照和理念升华，也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发展的动力所在，是新世纪推进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党际良性互动的指导方针。
综上，中国特色政党制演进的内在理路是一个理念、政策、法理以至制度化、规范化的内在升华的过程。在这其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党际良性互动不仅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自的成长，更主要的是有利于中国政治文明的积极探索，它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提供政治保障，是中国民主政治新时期发展的亮点和增长点，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提炼。
二、中国特色政党制的党际互动：一个管理哲学机理的剖析
1.中国特色政党制的最大亮点：互动与合作。以萧超然为代表的党史专家认为，中国多党合作制有三个指导原则：“充分的政治协商”，“民主集中原则”，“建设性原则”。 [7]202问题是这三个原则如何发挥作用？萧超然等人的相关讨论值得重视：强调中国特色政党制的党际关系一定要强调“合作”型[7]211政党关系。因为自1949年9月的共同纲领以来，我们国家的政治文件中多次强调“通力合作”。而合作的基点在笔者看来是双方有着共同的目的——促进“国家发展”。 [7]205问题是仅仅基于党际合作和所谓的“国家发展”，并不能构成中国政党党际互动的特色。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联合执政也是“合作”，其共同目的与这里的“国家发展”又有何区别？而我们关心的是中国政党制的特色。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中国政党制的党际互动体现的合作有“长期性”特征，这一点自1956年八字方针到后来的十六字方针可略见；其二是中国政党的党际关系体现在“互”字上。中国政党的党际合作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并非一时的基于某种特殊党团利益的合作，其政党关系的实质不是对立的，这一点是与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党的最大区别。其优势是，合作是在共同为国家社会事业福祉基础上“相互促进”，党际合作不是基于讨价还价，而是如何更好发挥各自的优势。这是中国政党政治的特色所在。而这在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党际交往中是很少见的。
2.特色政党制与新型领导观。这种政党机制反映的公共管理哲学是一种新型领导观。具体说是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提高被领导者的领导水平。为被领导者发挥领导作用提供理念、政策和制度保障，致力于释放、引导和开发被领导者的创造力潜能，以便为国家谋发展、为人民谋福祉。这种领导关系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酝酿并实施。当然，一开始有“策略性”成分。但从中国共产党60多年来的实践来看，不能仅仅用“策略”二字概括。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主导方，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积极致力于完善这种党际互动。中国共产党身先示范从理念、政策和制度等取向积极促成党际良性互动。这种领导观及其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对议会党团以斗争求生存的传统思维，至少是证明这种传统政党关系不是一种“铁律”。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身先示范开创了党际关系新纪元。
3.新型领导观的权利基础：“加法”权力观。而这种公共管理哲学之所以可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与各民主党派人士一道致力于努力突破传统政治中基于压制、斗争和暴力的权力关系的藩篱。历来政党斗争都是基于利益纷争的权力争夺。在这种权力斗争中一直都是基于“减法”关系：传统思维认为，彼方权势的“涨”，即我方权势的“消”。而中国共产党人身先示范与各民主党派一道克服种种主客观的障碍，用60多年的时间（当然，其中也有“逆转”，但这并非主流）逐步开拓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党际交往路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以自身为革新点，积极探索党际间良性互动的可能性并积极落实。尽其所能消解党际斗争，权力此消彼长的固化思维模式，开创一种建设性的党际长期合作关系。问题在于这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它反映的公共管理哲学机理是：中国政党间的这种新型政党关系揭示的权力观是一种“加法”权力观，其体现出的机理是首先考虑如何发展权力。其着眼点不是权力固定关系中的力量对比，而是如何增加己方的权力总量，更关键的问题是认识到权力运作中的双方都处于同一关系中，而此关系良性运作，对各自都有利，而内斗只能损己。为此，在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积极为各民主党派的权力释放提供平台，提供从理念到政策再到制度直至法理的保障。中国共产党很好地认识到这种新型权力观价值所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的诠释、深入体悟并切实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权力观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不单从自身利益出发，而是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立场出发思考问题，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不是一般政党间的以斗争求利益的关系，而是共生关系、共存共荣关系。中国政党变迁史也证实了当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良性互动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大发展以至中国大繁荣之时，当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党际关系发生“逆转”时，于党于国都是有害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党际关系中体现的相互适应、相互包容是中国共产党党性责任的体现。基于此，以中国共产党90华诞为背景，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党际良性互动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最大的亮点之一。当然它的深远意义不仅仅局限在政党建设一隅，它是中国特色政治文明面向未来的有效保障。
三、中国特色政党制之未来运势
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针对党际互动关系的“五个坚持”，已旗帜鲜明地倡议中国政党党际关系应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笔者对“五个坚持”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的看法是，如何具体体现中国特色政党制的相互促进和相互支持，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该有何作为？既然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处于党际互动之中，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是否也应体现出来。即如何以党际良性互动关系为基点把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的倡议落到实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建设如何基于党际互动的基点开展并有利于党际互动，而不是把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参政党的参政能力建设分开。因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政党制度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也非多党制，而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党际互动。这是中国政党制度最大的实际，是展望中国政党制度、思考如何开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点。基于目前政党研究关注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和多党合作的研究趋于分开的态势，有必要研究它们如何整合。这应是未来中国政党制度研究新的增长点。对此，可以从宏观、微观两个向度做具体探究。
从宏观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党际互动所体现出来的新型领导观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即如何更具体地在中国政党建设中落实相互促进和相互支持的指导理念。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更应发挥主动作用，更大、更深入地释放各民主党派服务国家、加强国际交流的创造性潜能，提供更多适合民主党派人士施展抱负的平台和机会。具体到政策和制度层面就是积极探索民主党派参政的几个基本点——“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尤其要在“参与”上探索更多可行性的模式。具体说就是拓展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的深度和广度。这既可以直接促进各民主党派的参政热情，也可以间接地为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及留学生回国服务提供参照。
从微观看，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也有拓展的必要和可能。政府应注意吸收各民主党派，尤其是那些具备领导才能的人士。1993年多党合作写入宪法以来，这在中央、省和市的政府已有所落实。关键是在政府行政层面有没有加大力度和深入的可能，还有待于积极探索。尤其是在政策落实最关键的也是国家政权部门最基础的司局级层次能否体现出中国多党通力合作，还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去探索。有人也许会担心，当更多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到包括公检法、行政执行等机构中来时，会不会冲击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以目前的水平和态势看，还没有这种可能。更关键的是，当各民主党派参加到国家政权中时，如何具体协调中国共产党人与各民主党派成员的人际交流，这确实是个棘手问题。如何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相互促进与相互支持的理念落实到具体人员之间的交往中，这相比辨析中国政党制度中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更棘手。这是关系到中国政党制度在具体落实中如何面对未来的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面对未来的战略问题。以往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基于已有的相关研究来看，首先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现实状态用“存在性”来证明其“合法性”，又基于此合法性和现有存在性来确证其未来所应有的地位。这是从宏观上证明，至于微观上——中国共产党人与各民主党人士关系是从属于以上宏观证明，有些人也可能认为在微观上是不证自明。在笔者看来，更关键是在具体执行中，尤其是在人员交往中如何兼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各民主党派的参政积极性问题，如何诠释新形势下的领导观问题。这不仅仅是理论课题，更是现实难题。近期坊间热议战略知识分子问题，其初衷可能是中国当下也确实需要知识分子针对中国重大理论和现实难题进行前瞻性思考。因为相对于论证中国政党制的合法性，就中国政党制中现实的和可能的问题进行战略性思考更具迫切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如何面对未来寻找可行的战略理念支持，就中国政治，尤其是中国特色政党制来说，既能服务于中国政治的意识形态宣传需要，也会赢得学术价值。这方面研究的缺乏，不在于理论禁区，更多是固化以至僵化的理论思维模式导致。就这一点来说，战略知识分子的讨论有其必要性，至少应该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就中国发展、中国特色政党制的未来走向进行战略性的研究。这也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对如何继往开来进行思考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记
事资料选编[G].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218.
[2]耿丽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M].沈阳：辽宁大学
出版社，1998.
[3]吴美华.当代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
社，2005.
[4]杨爱珍.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4：150.
[5]萧超然.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专题资料汇编[G].
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8.
[6]中央举行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 胡锦涛提五点要求[EB/OL].
新华网[2011-01-11].http://news.xinhuanet.com/zhen
fu/2005-02/04/content_2549569.htm.
[7]萧超然，晓韦.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M]. 哈尔滨：黑龙江
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