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的早晨，坐在官邸后院的露台上，喝点功夫茶，感觉很惬意。大概有一个月时间，我都没能抽出时间这样坐坐。
　　我小时候在英国海边度假的时候，每当雨过天晴，我父亲便会抬头望天，说：“这么大片的蓝，足以缝补荷兰人的裤子了”。这样的说法曾让我很困惑：到底荷兰人需要多大一片蓝？不过不管一个荷兰人有多高大，他的裤裆有多宽松，大概也不需要那么大一块蓝布。
　　在中国，我喜欢修补东西。在北京工作时，我的手表坏了。那是10年前我太太在日本买给我的，只花了100日元，但我还是想把它修好。一天午饭的时候，我把它带去京客隆超市，表匠花了半小时把它修好，我则啃着大饼在一边瞧着。他收了我3块钱。
　　来广州之后，我发现常常需要换表帶，因为骑车出汗会把表带弄松。后来，我找到了一个街边的皮包修理匠，他收了我一块钱，匝线把新表带加固，永久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的表带比较窄，修理匠问我，这是不是送给一位女士的礼物。我告诉他，这是一位女士送给我的。
　　去年在厦门的一个晚上，我从一个喧闹的宴会上溜了出来，找点安宁。在夜色里我聆听着海浪声，沿着沙滩走了好几英里。走到老城区的时候，心情平静了下来，可鞋子却咧开了嘴。在修鞋摊上，我换上了拖鞋，走到另外一个档口买了一碗沙茶面和一瓶啤酒，在一边看着鞋子被修好，花了二三十块钱。
　　最精彩的莫过于修理我在东山口买的自行车。一次，我花了5块钱就修好了车链和刹车闸。上次修车功夫较大，花了我25块钱。我坐在那儿跟修车师傅和他妻子聊天（语言稍有困难），他给我的车换了新的主轴和轴承，又修好了脚踏板。期间，好几位骑车的人来修车，我们聊到了孩子和他们的教育，这让我很开心。
　　我的童年什么也不缺，可身边的人都很节俭。小时候我到英格兰西北部探望奶奶，我把一小勺盐倒在盘子里，用土豆蘸着吃。她严厉地教育我，必须吃得干干净净。八岁的时候，我被送去寄宿学校，教育是斯巴达式的。宿舍里是铁质的床，没有地毯。早上和晚上，我们做礼拜，我常常听到圣经里说：“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每星期我有六便士的零花钱（约合人民币两毛五分），然而在学校没处花钱，所以我都捐给礼拜堂了。
　　我之所以钟情于修修补补，更多的不是出于节约的考量。我认为这反映了我性格深处的保守（甚至守旧）特质。在中国，无论是私人还是官方招待中的铺张浪费都让我很不舒服---虽然这都来源于可以理解甚至值得尊重的动机，比方说享受新财富所带来的自由，或者展示热情的待客礼数。然而，在广大的中国社会，其他更为宁静的风气也在默默弥漫，其中一些更含深意，更暖人心。在修补摊上，我能感觉到这种积极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