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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安事变前后，正是抗战观念最为混乱的时期。中国中产党、中国国民党、入侵列强各自为营。学生运动高潮迭起，将抗战观念上的冲突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关键词：学生运动；西安事变；抗战观念
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手无寸铁，却拥有最新潮的思想、最丰满的理想、最原始感性与冲动；他们之间的活动传播迅猛、声势浩大；他们的影响潜移默化、绵延不断。是真正的以知识和头脑为武器的先锋斗士，是现阶段中国革命中的先锋和桥梁。
一、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是“西安事变”的先声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可以说是西安事变的先声，首先主导了一致对外的抗日救国思想的发展壮大，同时也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一二九事变的主体主要是东北流亡学生群体，包括九一八事变前在关内上学的东北籍大学生和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大学生、中学生以及部分流亡儿童，两个群体加起来将近万人，基础数量庞大。他们是最先受到日军侵华影响的一拨人，率先加入到唤醒民众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大潮之中，除了组织团体、利用现有的媒体手段进行宣传之外，不少学生投身军旅，直接组建学生抗日武装。1935年12月9日，东北流亡学生参加了北平各大学校向华北当局发起的大规请愿游行，担起了一二九运动中的先锋。
彼时，国民政府虽然已经表明了对日的强硬态度，但并不意味着真被迅速选择对日全面作战，依旧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致力于“剿共”，内战迟迟不能停止。甚至当学生们临时决定直接前往临潼蒋介石驻地，向蒋介石请愿时，蒋介石下令：如果学生游行到临潼，即可开枪。
一二九学生运动虽未能打动蒋介石，却也对国民党内部的冲突起到了一定的激化作用。得到了有同样“一致对外”抗战想法的张学良等人的大力支持。张学良一方面尽其所能保护东北流亡学生群体，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来自爱国游行活动的“外力”和来自国民党内部支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内力”共同说服蒋介石放弃内战，集中兵力将战争的矛头对准侵华日军。
此外，一二九学生运动可以说直接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将军联合杨虎城发动了名震一时的“西安事变”，试图用“兵谏”的方法制止蒋介石的反攻内战。表面上这是一场内部军事政变，但深究其爆发的原因，与东北大学生的爱国民族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6年2月，东北大学工学院和补习班应张学良校长的决定由北平迁到西安，成立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几经颠沛流离的学生，重振中华、复土还乡的愿望强烈。纷纷加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们正是促使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斯诺曾回忆说“张学良本人也受到了强烈的左倾思想的影响。他东北大学的许多学生来到西安，在他手下工作，其中有些是中产党员。”东大的共产党员宋黎便是一个活动力极强的学生领袖人物，被张学良留在西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负责管理群众及学生运动。学生们的热血宣传和付出，极大地刺激了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爱国主义觉悟，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决心。杨虎城曾表示“抗日的学生们在华北前线赤手空拳跟日本鬼子作战，具有大无畏的爱国精神！我们这些手握枪杆的，决不能坐视不动！”张学良更是明确指出，东北沦陷我有责任，先父的坟还在东北，国难集家仇于一身。抗日救国义不容辞。东北青年、东北军、东北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准备打回老家去！此后不久，张学良相继在洛川、延安与中共代表李克衣、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张学良从此深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快了联共抗日的步伐。
二、是促进“西安事变”成功的推手
“西安事变”发生后，学生运动并未销声匿迹，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如同浪潮般迅速传遍全国。
“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擒，西安被点燃了，普天同庆，万城空巷。但学生组织并未就此停止，对他们来说，真正的考验刚刚开始。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问题上十分坚决，张学良苦谏无果，学生们清楚地认识到，西安事变只是开始，改变国共关系，促进国共联合抗日才是最终目的。学联和民先队组织广大学生坚决支持张扬的正义行动，大力宣传八大救国主张，进一步扩大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以争取八大主张的实现。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西安多所高校的学生便闯进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翻阅、销毁了有关档案、搜捕党部反动官员，砸毁了省党部的招牌，西安学联当天下午便搬进省党部办公。随即，学联便开始了迅速而有力的宣传活动，除了在市北和叫去各县宣传兵谏的意义以及八大救国主张外，积极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参加抗日救亡组织及其活动，开展规模盛大的民众大会，以庆祝蒋介石被捕，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主张，不断壮大自身力量，争取人民的支持。西安学联还积极派代表到太原、北平、天津、青岛、南京等地宣传，进一步扩大西安事变的影响，同各地的学生连为一体。
很快，宣传得到了显著的成效，各地人民纷纷响应，组织建立各种救国会，纷纷“揭竿而起”，举办游行活动，请愿示威。尤其是南方部分地区，亲日派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力的抵抗，虽严厉镇压，学生活动仍在秘密进行。
学生运动达到高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缺乏统一思想指导而引发争执，尤其是面对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上，有不少学生主张直接杀掉蒋介石。所幸12月17日，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带了中共中央联合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主张在蒋介石答应抗日的情况下，释放他回南京。经过中共的调节和组织，学生运动走上理性的道路。
规模盛大的学生运动也使得蒋介石意识到停止内战、一致抗外的重要性，同中共以及张、杨两人进行谈判，接受了释放政治犯、停战议和、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于12月25日获释，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三、是抗日统一战线建立的“主力军”
1927，两党矛盾开始明朗化，双方对学生的吸收力也更加激烈，也在较大程度上领导学生运动。1927年的学生运动主要表现为驱逐校长、学纪问题，1928年有学校经费、党案、改名风潮、护校、反日，1930年是学生干预校务。在这些事件中以1928年最多。1927年国民党刚刚执政对学生采取残酷镇压，所以学生运动还不足以发生大的影响。1928年后，随着各个党派复苏以及对当局的不满，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激起了各地学生的愤怒，所以大大小小的学潮在這个时候不断发生。而在内忧外患中各个党派都抓住了当时敏感的政治事件“日侵”来吸收学生纳入自己麾下，并鼓动学生发起运动，震慑当局。1929年主要是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问题，南京中央政府对地方各实力派军队进行编遣，各政党主要忙于和各地方势力派的合纵连横，无暇顾及学生。再则这个时期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学生在统一的局面中寄予政府太多希望，所以1929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1930年中原大战，各地民不聊生，学校招生情况亦不容客观，相对的学潮很难发生起来。1931年日本的侵略及当局政府软弱的外交政策激起学生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起来想为国家出一份力，而各个政党在国仇家恨中亦放下自己的局部小利益，与学生一起极力推动政府合作抗日。这一年基本上爆发的是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北平、河南、天津、南京、上海、广东、山西等地均出现反日学潮，他们或向当局请愿，或自行组织团队奔赴前线，各地反日情绪高涨。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蒋介石重新进入中央中枢，直至1936年“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核心地位正式确立。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早己暴露无遗，侵略行动一步紧随一步从没有放松过，中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强烈，尤其是学生群体更是积极筹款、向政府请愿，更甚者奔赴前线。
把一二九运动当做抗日救亡运动来理解的话，则西安事变是整个这一时期救亡运动的转折点，其地位和作用类似于五四运动中的上海六三“三罢”。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拒签和约。在六三以前学生们的奔走呼号并不能促使北京政府改弦更张，相反，北京政府一方面明令褒奖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一方面大肆搜捕爱国学生。只有到了六三以后，上海三罢的实现，才促使北京政府悬崖勒马。这之后，才有了罢免曹、陆、章，才有了拒签和约的实现，才达到了运动的初衷。
从1935年12月9日到1936年3月31日的学生示威游行，其积极意义是冲破了国民政府对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制，表达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意愿，并且由此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群众救亡运动。然而，一二九学生运动并没有能改变国民政府其时所推行的“安内攘外”政策，并不能使国民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抗敌御侮方面來，相反，国民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进一步加大了对干人民群众杭日翰亡坛动的压制措施，而国民政府对于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排斥打击却进一步发展成为1936年11月22日制造的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西安事变把人民群众对于内战的厌恶对于抗日的要求以极端尖锐的形式推到了国民政府面前。至此，蒋介石不得不改弦更张，国民党于1937年2月中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政策的转变。
当时的青年学生认为，西安事变是“一二九运动的一个飞跃发展”，是“从宣传号召到走上实际行动的信号。”他们感慨道：“从一二九以来，我们声嘶力竭地呼吁停止内战，国团结抗日，而现在西北及东北军的将领提出了和我们一样的主张，我们本能地感到兴奋。安内攘外的政策，我们一直认为是最近中国国运日夔的主要根源，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政策的施行遇到了第一次有力的阻碍，我们下意识地觉得中国前途有望”尽管国民政府并没有马上行动起来，开放民众抗日，彻底停止内战打算，但西安事变后整个时局的演变却是有利于抗日阵线的发展的，连当时还身陷狱中的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也感觉到“政治形势，日见开朗。”其原因也就在于西安事变给予了“安内攘外政策—个致命伤。”毛泽东当时也评价道：“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转变。”因此，可以说，西安事变是整个这一时期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必然发展。就象五四运动经历了一个由北京而上海而西安，由以学生为主力军到以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主要队伍的发展过程一样，我们也可以说，一二九运动即抗日救亡运动经历了—个由北京而上海而西安，由学生开其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代表的整个社会踵其军事实力派收功于后的—个漫长过程。
四、学生运动对新时期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启示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积极、健康、向上。在政治上高度认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信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但是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争夺下一代的斗争更见尖锐复杂，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的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充分认识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思想特点，是我们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依据，也是加强大学生党建的基本前提。当前，在新时期、新形势下高等学校大学生党建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思想层面上，受社会上“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多元化”的影响，一些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对冲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了换一，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信心不足。在价值观念、诚信意识、社会责任感等方面出现了不同程在工作层面上，部分大学生党员在入党后，党员意识不够，在工作上存在着等、靠、要的想法，不愿过多的从事社会工作，甚至对党组织分派的工作流于形式。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党员的宗旨弱化，缺乏责任意识，没有将个人的全面发展与学生整体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对其他入党积极分子的引导和示范作用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员和党组织的凝聚力。
在组织建设上，目前大多数大学生基层党组织重发展轻管理。相对而言，各级组织对学生党员发展前的各个环节、各项可以量化的条件、综合素质要求比较严格，层层筛选，严把入口关，这对于提高党员素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在发展之后，对党员的管理工作相对放松了，党组织更多的要求学生党员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对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多的侧重了定性要求，可操作性不强。
面临着这些新挑战，我们应从提高党员个体的党性修养和提高基层大学生党组织的制度建设人手加强大学生党建工作，党支部建设不仅要注重发展学生党员，更重要的是要做好人党后的继续教育。通过党组织的教育和培训，力争做到在工作中锻炼提高大学生党员的能力和素质，通过加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开展，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学生运动；西安事变；抗战观念
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手无寸铁，却拥有最新潮的思想、最丰满的理想、最原始感性与冲动；他们之间的活动传播迅猛、声势浩大；他们的影响潜移默化、绵延不断。是真正的以知识和头脑为武器的先锋斗士，是现阶段中国革命中的先锋和桥梁。
一、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是“西安事变”的先声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可以说是西安事变的先声，首先主导了一致对外的抗日救国思想的发展壮大，同时也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一二九事变的主体主要是东北流亡学生群体，包括九一八事变前在关内上学的东北籍大学生和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大学生、中学生以及部分流亡儿童，两个群体加起来将近万人，基础数量庞大。他们是最先受到日军侵华影响的一拨人，率先加入到唤醒民众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大潮之中，除了组织团体、利用现有的媒体手段进行宣传之外，不少学生投身军旅，直接组建学生抗日武装。1935年12月9日，东北流亡学生参加了北平各大学校向华北当局发起的大规请愿游行，担起了一二九运动中的先锋。
彼时，国民政府虽然已经表明了对日的强硬态度，但并不意味着真被迅速选择对日全面作战，依旧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致力于“剿共”，内战迟迟不能停止。甚至当学生们临时决定直接前往临潼蒋介石驻地，向蒋介石请愿时，蒋介石下令：如果学生游行到临潼，即可开枪。
一二九学生运动虽未能打动蒋介石，却也对国民党内部的冲突起到了一定的激化作用。得到了有同样“一致对外”抗战想法的张学良等人的大力支持。张学良一方面尽其所能保护东北流亡学生群体，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来自爱国游行活动的“外力”和来自国民党内部支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内力”共同说服蒋介石放弃内战，集中兵力将战争的矛头对准侵华日军。
此外，一二九学生运动可以说直接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将军联合杨虎城发动了名震一时的“西安事变”，试图用“兵谏”的方法制止蒋介石的反攻内战。表面上这是一场内部军事政变，但深究其爆发的原因，与东北大学生的爱国民族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6年2月，东北大学工学院和补习班应张学良校长的决定由北平迁到西安，成立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几经颠沛流离的学生，重振中华、复土还乡的愿望强烈。纷纷加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们正是促使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斯诺曾回忆说“张学良本人也受到了强烈的左倾思想的影响。他东北大学的许多学生来到西安，在他手下工作，其中有些是中产党员。”东大的共产党员宋黎便是一个活动力极强的学生领袖人物，被张学良留在西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负责管理群众及学生运动。学生们的热血宣传和付出，极大地刺激了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爱国主义觉悟，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决心。杨虎城曾表示“抗日的学生们在华北前线赤手空拳跟日本鬼子作战，具有大无畏的爱国精神！我们这些手握枪杆的，决不能坐视不动！”张学良更是明确指出，东北沦陷我有责任，先父的坟还在东北，国难集家仇于一身。抗日救国义不容辞。东北青年、东北军、东北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准备打回老家去！此后不久，张学良相继在洛川、延安与中共代表李克衣、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张学良从此深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快了联共抗日的步伐。
二、是促进“西安事变”成功的推手
“西安事变”发生后，学生运动并未销声匿迹，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如同浪潮般迅速传遍全国。
“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擒，西安被点燃了，普天同庆，万城空巷。但学生组织并未就此停止，对他们来说，真正的考验刚刚开始。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问题上十分坚决，张学良苦谏无果，学生们清楚地认识到，西安事变只是开始，改变国共关系，促进国共联合抗日才是最终目的。学联和民先队组织广大学生坚决支持张扬的正义行动，大力宣传八大救国主张，进一步扩大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以争取八大主张的实现。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西安多所高校的学生便闯进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翻阅、销毁了有关档案、搜捕党部反动官员，砸毁了省党部的招牌，西安学联当天下午便搬进省党部办公。随即，学联便开始了迅速而有力的宣传活动，除了在市北和叫去各县宣传兵谏的意义以及八大救国主张外，积极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参加抗日救亡组织及其活动，开展规模盛大的民众大会，以庆祝蒋介石被捕，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主张，不断壮大自身力量，争取人民的支持。西安学联还积极派代表到太原、北平、天津、青岛、南京等地宣传，进一步扩大西安事变的影响，同各地的学生连为一体。
很快，宣传得到了显著的成效，各地人民纷纷响应，组织建立各种救国会，纷纷“揭竿而起”，举办游行活动，请愿示威。尤其是南方部分地区，亲日派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力的抵抗，虽严厉镇压，学生活动仍在秘密进行。
学生运动达到高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缺乏统一思想指导而引发争执，尤其是面对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上，有不少学生主张直接杀掉蒋介石。所幸12月17日，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带了中共中央联合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主张在蒋介石答应抗日的情况下，释放他回南京。经过中共的调节和组织，学生运动走上理性的道路。
规模盛大的学生运动也使得蒋介石意识到停止内战、一致抗外的重要性，同中共以及张、杨两人进行谈判，接受了释放政治犯、停战议和、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于12月25日获释，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三、是抗日统一战线建立的“主力军”
1927，两党矛盾开始明朗化，双方对学生的吸收力也更加激烈，也在较大程度上领导学生运动。1927年的学生运动主要表现为驱逐校长、学纪问题，1928年有学校经费、党案、改名风潮、护校、反日，1930年是学生干预校务。在这些事件中以1928年最多。1927年国民党刚刚执政对学生采取残酷镇压，所以学生运动还不足以发生大的影响。1928年后，随着各个党派复苏以及对当局的不满，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激起了各地学生的愤怒，所以大大小小的学潮在這个时候不断发生。而在内忧外患中各个党派都抓住了当时敏感的政治事件“日侵”来吸收学生纳入自己麾下，并鼓动学生发起运动，震慑当局。1929年主要是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问题，南京中央政府对地方各实力派军队进行编遣，各政党主要忙于和各地方势力派的合纵连横，无暇顾及学生。再则这个时期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学生在统一的局面中寄予政府太多希望，所以1929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1930年中原大战，各地民不聊生，学校招生情况亦不容客观，相对的学潮很难发生起来。1931年日本的侵略及当局政府软弱的外交政策激起学生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起来想为国家出一份力，而各个政党在国仇家恨中亦放下自己的局部小利益，与学生一起极力推动政府合作抗日。这一年基本上爆发的是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北平、河南、天津、南京、上海、广东、山西等地均出现反日学潮，他们或向当局请愿，或自行组织团队奔赴前线，各地反日情绪高涨。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蒋介石重新进入中央中枢，直至1936年“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核心地位正式确立。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早己暴露无遗，侵略行动一步紧随一步从没有放松过，中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强烈，尤其是学生群体更是积极筹款、向政府请愿，更甚者奔赴前线。
把一二九运动当做抗日救亡运动来理解的话，则西安事变是整个这一时期救亡运动的转折点，其地位和作用类似于五四运动中的上海六三“三罢”。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拒签和约。在六三以前学生们的奔走呼号并不能促使北京政府改弦更张，相反，北京政府一方面明令褒奖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一方面大肆搜捕爱国学生。只有到了六三以后，上海三罢的实现，才促使北京政府悬崖勒马。这之后，才有了罢免曹、陆、章，才有了拒签和约的实现，才达到了运动的初衷。
从1935年12月9日到1936年3月31日的学生示威游行，其积极意义是冲破了国民政府对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制，表达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意愿，并且由此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群众救亡运动。然而，一二九学生运动并没有能改变国民政府其时所推行的“安内攘外”政策，并不能使国民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抗敌御侮方面來，相反，国民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进一步加大了对干人民群众杭日翰亡坛动的压制措施，而国民政府对于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排斥打击却进一步发展成为1936年11月22日制造的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西安事变把人民群众对于内战的厌恶对于抗日的要求以极端尖锐的形式推到了国民政府面前。至此，蒋介石不得不改弦更张，国民党于1937年2月中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政策的转变。
当时的青年学生认为，西安事变是“一二九运动的一个飞跃发展”，是“从宣传号召到走上实际行动的信号。”他们感慨道：“从一二九以来，我们声嘶力竭地呼吁停止内战，国团结抗日，而现在西北及东北军的将领提出了和我们一样的主张，我们本能地感到兴奋。安内攘外的政策，我们一直认为是最近中国国运日夔的主要根源，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政策的施行遇到了第一次有力的阻碍，我们下意识地觉得中国前途有望”尽管国民政府并没有马上行动起来，开放民众抗日，彻底停止内战打算，但西安事变后整个时局的演变却是有利于抗日阵线的发展的，连当时还身陷狱中的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也感觉到“政治形势，日见开朗。”其原因也就在于西安事变给予了“安内攘外政策—个致命伤。”毛泽东当时也评价道：“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转变。”因此，可以说，西安事变是整个这一时期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必然发展。就象五四运动经历了一个由北京而上海而西安，由以学生为主力军到以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主要队伍的发展过程一样，我们也可以说，一二九运动即抗日救亡运动经历了—个由北京而上海而西安，由学生开其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代表的整个社会踵其军事实力派收功于后的—个漫长过程。
四、学生运动对新时期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启示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积极、健康、向上。在政治上高度认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信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但是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争夺下一代的斗争更见尖锐复杂，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的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充分认识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思想特点，是我们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依据，也是加强大学生党建的基本前提。当前，在新时期、新形势下高等学校大学生党建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思想层面上，受社会上“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多元化”的影响，一些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对冲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了换一，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信心不足。在价值观念、诚信意识、社会责任感等方面出现了不同程在工作层面上，部分大学生党员在入党后，党员意识不够，在工作上存在着等、靠、要的想法，不愿过多的从事社会工作，甚至对党组织分派的工作流于形式。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党员的宗旨弱化，缺乏责任意识，没有将个人的全面发展与学生整体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对其他入党积极分子的引导和示范作用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员和党组织的凝聚力。
在组织建设上，目前大多数大学生基层党组织重发展轻管理。相对而言，各级组织对学生党员发展前的各个环节、各项可以量化的条件、综合素质要求比较严格，层层筛选，严把入口关，这对于提高党员素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在发展之后，对党员的管理工作相对放松了，党组织更多的要求学生党员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对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多的侧重了定性要求，可操作性不强。
面临着这些新挑战，我们应从提高党员个体的党性修养和提高基层大学生党组织的制度建设人手加强大学生党建工作，党支部建设不仅要注重发展学生党员，更重要的是要做好人党后的继续教育。通过党组织的教育和培训，力争做到在工作中锻炼提高大学生党员的能力和素质，通过加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开展，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和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