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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为翻译研究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它打破了传统的只注重文本的局限性，认为翻译不是纯粹的文本间的信息转换，而是一种复杂的由权力话语操控的产物。本文从权利话语对翻译文本的选择、译文对原文的忠诚度、翻译策略的选取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权利话语;翻译;文本;策略
纵观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早已从一般语言文字层面提升到了文化、历史、哲学等的层面。米歇尔·福柯提出的权利话语理论，认为翻译活动是权力话语制约作用下的产物，翻译研究绝不可以只局限于作者、文本、译者之间，而应置于大的文化视野中去。本文从翻译文本的选择、译作对原作的忠诚度以及策略的选取三方面论证权力话语对翻译全过程的制约作用，认为从权力话语的理论视角研究翻译才能使人们从宏观的、大的文化视野去剖析这一活动的社会性质。
1.权利话语理论
权力话语理论是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Michel Foucault提出来的。他指出，“权力”是指一切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支配力和控制力的东西，包括有形的权力及无形的权力，前者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等，后者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与习俗以及政治制度等。（宋华，2009）
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的深层逻辑，支配着各个不同群体的言语表达、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它也是一种制约的语言应用，且体现意识形态的语义，是一种政治语义学范畴。每个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着其特定的话语，控制和驾驭着成员们的思维和行动。权利的大小和有无最终取决于那些支配它或抵制它的人们，而语言正是被用来服务于社会中权利关系和权利斗争的产物。
福柯将权利与话语结合起来，认为“权利”与“话语”密不可分。“话语”一方面受到权利的制约和操控，另一方面又是“权利”的表现形式，扮演着权利施展的工具。本质上来说，“权利”就是“话语”的权利。无论哪一个社会或哪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特定话语，而每一种文化也有着标示自己文化身份的话语。这些话语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控制和驾驭所有成员思维和行动的网。
2.权利话语理论与翻译的关系
任何文本的翻译都不会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还必须考虑历史、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由于不同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权力话语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作为译者，在其译制的过程中不可能脱离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对译著材料的筛选和衡量也会受到政治的影响和权力话语的制约。原文的产生自然会带有当时特定历史阶段权力话语的烙印，而在翻译过程中译文也会对原文有选择性地进行操控。
通过观察与分析翻译研究中各种权力话语角逐，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翻译的本质：“翻译并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更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字活动，一种文本间话语符号的转换和替代，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环境里的改造、变形或再创作。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翻译中的某些现象去分析和透视另一种文化，另一个社会或另一种意识形态。”（吕俊，2001：100）因此，在对原语文本的选择，译文对原文的“忠实”程度，翻译策略的制定等过程中，译者都处于某一特定话语权利操控之下。
3.权利话语与翻译活动
3.1 权利话语对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
翻译过程的第一步是文本的选择。翻译文本的选择受到权力话语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历史、文化及政治意识形态。比如我国的五四时期，当时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主义的深渊，急需吸取一种新的、进步的文化来引导人民大众的思想。于是将视野指向了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最典型的是对于俄国作品的翻译，这是因为俄苏作品反映的世纪俄国历史最黑暗、阴郁的时期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情况非常相似，而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对她无比向往。虽然当时中国懂俄语的人少之又少，但这并不影响文艺界对于俄语作品的翻译热情。由此可见，权利话语尤其是译语意识形态的要求影响着翻译文本的选择。
3.2 权利话语影响着译文对原文的“忠实”程度
传统的翻译标准，在本质上都是围绕如何忠实地再现原语文本而展开，都没有脱离文本中心主义。权利话语理论把翻译活动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伦理等方面来考察，脱离开文本中心的翻译标准。翻译活动介于原语意识形态与译语意识形态之间，译者往往会采取以译语文化为中心的策略，来满足译语读者的期待，来维护译语的意识形态。
在二战期间， 美国翻译家Even King曾翻譯过老舍的《骆驼祥子》。由于当时美国民族矛盾激烈，个体精神颓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把原文的悲剧性结尾改成了祥子救出小福子、喜结良缘的喜剧性结局。此举令老舍先生极为不满，老舍先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可是更改后的《骆驼祥子》一经发行，便成了美国社会时尚的畅销书。译者为何要“随意”篡改原作？为何要剥夺原作者的话语权力？ 这是美国当时社会权力话语干预的结果。译者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读者在欢娱中得到满足，以此来掩饰现实中的痛苦与矛盾。这说明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传统所形的强大权力话语在不自觉中操控和支配着翻译者。为了使其译作畅销，为了取悦于读者，为了迎合和适应社会的需要，在剥夺作者话语权力的同时，对原作施以暴力。这种对翻译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认识翻译活动的本质，而不只浮于语言层面和艺术形象层面，让我们可以从多元的视角来看待翻译。
3.3 权力话语对翻译策略选取的影响
翻译策略的选取受译者头脑中的一些隐形权力话语的影响，如他的教育传统、文化习俗、知识结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甚至翻译目的等等的控制。这些内容会在他心中形成一些“准则”，这些准则实际就是社会、文化等对它形成的权力话语的具体体现。如涉及意识形态的冲突、文化传统与习俗出现差异和矛盾，应如何处理，是直接译介，还是删除或改换。换言之，是选取异化还是归化的翻译策略，都涉及这样一些隐形权力话语的制约。
严复译《天演论》，“无论在引进西学还是在翻译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它是严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本着特殊的目的以特殊方法译出来的”（王克非，1997：117）。当时中国处于甲午战败、列强瓜分中国的时期，严复想通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使中国意识到国难当头的危机感。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首先，为了使读者接受西方思想，严复采用适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阅读习惯的古雅文体，使译作音调锵锵、文采斐然。其次，严复有选择、有取舍、有改造地摄取原文，在中国传播被他融合的达尔文进化思想。《天演论》的译出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启发了当时的中国人，使人们认识到当时的危机感，为后来人们的彻底觉醒打下了基础。
4. 结语
权力话语因素影响着翻译文本的选择、译文的忠实程度以及策略的选取。事实上，翻译活动自始至终都是一种被权力话语所操纵、制约和控制的活动。翻译活动决不是文人雅士们的敝字游戏，而是受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价值观所制约着的活动。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活动作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因此，在考察译者翻译行为时，应从其所处时代背景、社会文化中来进行研究，注入“权力话语”、“思维习惯”等概念，这将会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丹尼斯·K·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80-84，109.
[2] 郝吉环.权力话语理论与翻译理论和实践[J]. 语言与翻译（汉文），2004，（2）.
关键词：权利话语;翻译;文本;策略
纵观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早已从一般语言文字层面提升到了文化、历史、哲学等的层面。米歇尔·福柯提出的权利话语理论，认为翻译活动是权力话语制约作用下的产物，翻译研究绝不可以只局限于作者、文本、译者之间，而应置于大的文化视野中去。本文从翻译文本的选择、译作对原作的忠诚度以及策略的选取三方面论证权力话语对翻译全过程的制约作用，认为从权力话语的理论视角研究翻译才能使人们从宏观的、大的文化视野去剖析这一活动的社会性质。
1.权利话语理论
权力话语理论是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Michel Foucault提出来的。他指出，“权力”是指一切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支配力和控制力的东西，包括有形的权力及无形的权力，前者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等，后者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与习俗以及政治制度等。（宋华，2009）
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的深层逻辑，支配着各个不同群体的言语表达、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它也是一种制约的语言应用，且体现意识形态的语义，是一种政治语义学范畴。每个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着其特定的话语，控制和驾驭着成员们的思维和行动。权利的大小和有无最终取决于那些支配它或抵制它的人们，而语言正是被用来服务于社会中权利关系和权利斗争的产物。
福柯将权利与话语结合起来，认为“权利”与“话语”密不可分。“话语”一方面受到权利的制约和操控，另一方面又是“权利”的表现形式，扮演着权利施展的工具。本质上来说，“权利”就是“话语”的权利。无论哪一个社会或哪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特定话语，而每一种文化也有着标示自己文化身份的话语。这些话语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控制和驾驭所有成员思维和行动的网。
2.权利话语理论与翻译的关系
任何文本的翻译都不会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还必须考虑历史、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由于不同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权力话语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作为译者，在其译制的过程中不可能脱离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对译著材料的筛选和衡量也会受到政治的影响和权力话语的制约。原文的产生自然会带有当时特定历史阶段权力话语的烙印，而在翻译过程中译文也会对原文有选择性地进行操控。
通过观察与分析翻译研究中各种权力话语角逐，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翻译的本质：“翻译并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更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字活动，一种文本间话语符号的转换和替代，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环境里的改造、变形或再创作。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翻译中的某些现象去分析和透视另一种文化，另一个社会或另一种意识形态。”（吕俊，2001：100）因此，在对原语文本的选择，译文对原文的“忠实”程度，翻译策略的制定等过程中，译者都处于某一特定话语权利操控之下。
3.权利话语与翻译活动
3.1 权利话语对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
翻译过程的第一步是文本的选择。翻译文本的选择受到权力话语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历史、文化及政治意识形态。比如我国的五四时期，当时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主义的深渊，急需吸取一种新的、进步的文化来引导人民大众的思想。于是将视野指向了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最典型的是对于俄国作品的翻译，这是因为俄苏作品反映的世纪俄国历史最黑暗、阴郁的时期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情况非常相似，而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对她无比向往。虽然当时中国懂俄语的人少之又少，但这并不影响文艺界对于俄语作品的翻译热情。由此可见，权利话语尤其是译语意识形态的要求影响着翻译文本的选择。
3.2 权利话语影响着译文对原文的“忠实”程度
传统的翻译标准，在本质上都是围绕如何忠实地再现原语文本而展开，都没有脱离文本中心主义。权利话语理论把翻译活动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伦理等方面来考察，脱离开文本中心的翻译标准。翻译活动介于原语意识形态与译语意识形态之间，译者往往会采取以译语文化为中心的策略，来满足译语读者的期待，来维护译语的意识形态。
在二战期间， 美国翻译家Even King曾翻譯过老舍的《骆驼祥子》。由于当时美国民族矛盾激烈，个体精神颓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把原文的悲剧性结尾改成了祥子救出小福子、喜结良缘的喜剧性结局。此举令老舍先生极为不满，老舍先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可是更改后的《骆驼祥子》一经发行，便成了美国社会时尚的畅销书。译者为何要“随意”篡改原作？为何要剥夺原作者的话语权力？ 这是美国当时社会权力话语干预的结果。译者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读者在欢娱中得到满足，以此来掩饰现实中的痛苦与矛盾。这说明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传统所形的强大权力话语在不自觉中操控和支配着翻译者。为了使其译作畅销，为了取悦于读者，为了迎合和适应社会的需要，在剥夺作者话语权力的同时，对原作施以暴力。这种对翻译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认识翻译活动的本质，而不只浮于语言层面和艺术形象层面，让我们可以从多元的视角来看待翻译。
3.3 权力话语对翻译策略选取的影响
翻译策略的选取受译者头脑中的一些隐形权力话语的影响，如他的教育传统、文化习俗、知识结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甚至翻译目的等等的控制。这些内容会在他心中形成一些“准则”，这些准则实际就是社会、文化等对它形成的权力话语的具体体现。如涉及意识形态的冲突、文化传统与习俗出现差异和矛盾，应如何处理，是直接译介，还是删除或改换。换言之，是选取异化还是归化的翻译策略，都涉及这样一些隐形权力话语的制约。
严复译《天演论》，“无论在引进西学还是在翻译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它是严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本着特殊的目的以特殊方法译出来的”（王克非，1997：117）。当时中国处于甲午战败、列强瓜分中国的时期，严复想通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使中国意识到国难当头的危机感。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首先，为了使读者接受西方思想，严复采用适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阅读习惯的古雅文体，使译作音调锵锵、文采斐然。其次，严复有选择、有取舍、有改造地摄取原文，在中国传播被他融合的达尔文进化思想。《天演论》的译出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启发了当时的中国人，使人们认识到当时的危机感，为后来人们的彻底觉醒打下了基础。
4. 结语
权力话语因素影响着翻译文本的选择、译文的忠实程度以及策略的选取。事实上，翻译活动自始至终都是一种被权力话语所操纵、制约和控制的活动。翻译活动决不是文人雅士们的敝字游戏，而是受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价值观所制约着的活动。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活动作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因此，在考察译者翻译行为时，应从其所处时代背景、社会文化中来进行研究，注入“权力话语”、“思维习惯”等概念，这将会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丹尼斯·K·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80-84，109.
[2] 郝吉环.权力话语理论与翻译理论和实践[J]. 语言与翻译（汉文），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