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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中东社会中，女性基本处于依附于男性的地位。尽管伊斯兰教通过一系列宗教法规赋予了广大穆斯林女性一定的自由和权利，但是《古兰经》在另一方面又规定了男性对女性拥有绝对的权威。如男子可以娶四妻，女性出门必须戴面纱等等。因此，在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社会，真正的男女平等实践显得举步维艰。
二战之后几十年间，随着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女性地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与西方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如今“阿拉伯之春”虽然几乎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并且导致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的政权更迭，但女性作为这场社会变革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其社会地位并没有因此有太多的改善。
诺贝尔和平奖光环下的尴尬
就在不少人为“阿拉伯之春”欢呼之时，今年4月，埃及裔美国专栏女作家莫纳?艾塔哈维撰文，猛烈抨击女性地位丝毫没有因为“阿拉伯之春”而改善，“除非我们的怒火从对总统府里的压迫者转向大街上和我们家里的压迫者，否则我们的革命根本不算发生过”。
联合国妇女署今年3月发布的《2012年妇女政治版图》承认，“妇女在‘阿拉伯之春’当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但这一作用并未转移到实质性的参政方面。”201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由三位来自西亚非洲地区的女权主义者分享，其中之一是来自也门的39岁民间人士塔瓦库勒?卡曼。卡曼表示，她把这个奖献给“也门革命中的青年”，并说获奖是也门反对萨利赫运动的胜利。不过，虽然卡曼是也门街头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但总统萨利赫被迫交权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街头运动，而是部落矛盾与外国势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萨利赫倒台后女性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世界经济论坛最新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也门在136个被调查国家中依然排名倒数第一。也门55%的女性是文盲，79%没有工作，301名议会议员中只有一位女性。
同样的尴尬还发生在埃及。去年1月底的开罗解放广场上，女性抗议者是其中最靓丽的风景线。然而当穆巴拉克被迫下台之后，革命者们论功行赏时似乎忘记了他们的女性革命伙伴。在今年1月选举产生的埃及议会下院中，508名议员中仅有十名妇女，还不到2%。而在穆巴拉克时代，女性议员的比例是12%。英国《经济学人》分析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穆巴拉克式“妇女解放”的报复，穆巴拉克和他的夫人被认为用妇女参政作为民主的装饰，那些被配额制推上位的妇女不过是政治棋子。
穆兄会候选人穆尔西赢得埃及总统大选后，承诺任命一名女性和一个基督教徒为副总统。但据透露，穆尔西可能提名五位副总统，从而弱化女性代表和基督徒的影响力。不仅如此，为避免穆尔西在任期内意外死亡后由女性或基督徒接任总统，穆兄会将尽可能维持现有宪法条款，即“由议会发言人继任总统”。比穆兄会还要保守的萨拉菲派光明党在其竞选资料中将女候选人的头像用花来代替，因为萨拉菲派反对在公共场所展示妇女的照片。就是这样一个保守政党最终在埃及下议院赢得25%的席位，成为仅次于穆兄会的第二大党。
伊斯兰主义重新崛起，女性成牺牲品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火拼，最大受益者是伊斯兰主义，其代表就是埃及的穆兄会和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在旧政权垮台之后，他们相继赢得大选上台执政；而穆巴拉克、卡扎菲、巴沙尔等都属于世俗主义派，显然属于这场革命的失意者。伊斯兰主义的重新崛起，意味着阿拉伯女性的世俗权利可能开倒车。
“阿拉伯之春”后，伊斯兰势力的强势崛起令外界担心中东的全面伊斯兰化，特别是在埃及这样一个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国家。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总统穆尔西在就职演说中，并未明确表示是否施行沙里亚法。埃及不少媒体和学者担心，未来的埃及也将出现沙特一样的宗教警察，女性出门必须戴头巾。而在穆巴拉克时代，政府并无强制要求女性戴头巾。
在经历一年多的动荡后，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摇摇欲坠。其实，巴沙尔在过去16个月中，多次向反对派妥协，其中就包括在骚乱第二个月颁布法令，宣布不再禁止穆斯林女性在校园内戴面纱。笔者去年底曾分别在巴沙尔政权的大本营大马士革和反对派的大本营霍姆斯考察。在大马士革，虽然也有女性戴头巾，但几乎看不到戴面纱的女性。商业区的临街橱窗里，甚至摆了不少充满挑逗意味的女性内衣。而在霍姆斯，热情的当地人欢迎你去家中做客，但坚决拒绝女眷出面接待陌生客人。
利比亚在推翻了卡扎菲政权后，虽然伊斯兰势力输掉了刚刚结束的大选，但“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在班加西宣布全境“解放”时，许诺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卡扎菲政权对一夫多妻的限制，允许男性按照伊斯兰教法最多娶四个妻子。但千万不要以为卡扎菲就是女权主义者了。在他统治时期，受过性侵犯或有“道德犯罪”嫌疑的女性都被关进“社会康复中心”。这里实际上是监狱。除非有男子表示要娶她们，或者她们的家庭愿意接纳她们，她们才能出去。被利比亚人视为大英雄的贾利勒有关一夫多妻的言论，伤透了不少利比亚女性的心。笔者去年底在班加西、米苏拉塔等地做了不少随机采访，超过九成的利比亚女性不同意丈夫娶多个妻子，不少女性甚至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贾利勒。
在“阿拉伯之春”中躲过一劫的沙特，虽然去年开放了女性投票权，最近也破天荒地允许女性运动员参加伦敦奥运会，但是在这个保守的中东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依然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在驾车、旅行、就业甚至接受医疗手术等方面受到严格限制。
阿拉伯女性呼唤自己的“布瓦吉吉”
总部位于的黎波里的非政府组织“利比亚妇女之声”负责人说：“利比亚女人在革命中也是牺牲者，她们被强奸，她们被打死，她们也是革命的参与者。然而当革命胜利之后，她们非但没有得到奖赏，反而失去了更多。她们连做母亲和做妻子的权利都要被限制，我们觉得这是对这场革命巨大的讽刺。”
艾塔哈维甚至提出阿拉伯女性也需要自己的“布瓦吉吉”。2010年12月，突尼斯的小贩布瓦吉吉以自焚的方式抗议警察的粗暴执法，以自己的生命拉开了“阿拉伯之春”的大幕。艾塔哈维表示：“那些在革命中奔走呼告的女性必须先经过布满性侵犯威胁的地雷阵。践踏我们的有原来的统治者和他们的奴仆，而更可悲的是还有我们的革命战友。”
据埃及妇女权利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大约86%的埃及女性表示自己遭遇过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性骚扰；60%以上的埃及男性承认实施过性骚扰。革命后，埃及的性骚扰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还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去年11月，艾塔哈维本人就曾在解放广场的抗议中，受到至少四名埃及防暴警察的性侵犯。据说，男人们是想用这种方法，阻止她们上街参加民主游行和示威活动，而是让她们永远待在家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正是革命后埃及宗教势力抬头后的整体社会环境所要求的，与埃及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相吻合。7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对埃及的访问中特别关注到了女性的权益。美国官员说，“她（希拉里）在与穆尔西总统的对话中想确认，埃及女性的权利和机会在新宪法中得到尊重和保护。”
难以想象，革命后的埃及甚至依然存在“贞操测试”这样的荒唐现象。去年3月，在一次抗议活动中，以萨米拉?易卜拉欣为首的多名女性抗议者在遭到警察囚禁后被扒光衣服，然后被要求在士兵面前接受军医的处女测试。埃及军方人士辩称，这是为防止她们以后谎称自己遭到军方性骚扰或强奸，此举是为了证明她们一开始就已不是处女之身。尽管法院裁定废除“贞操测试”，但涉事军医却被无罪释放。
艾塔哈维忧伤地说：“萨米拉就是女性中的布瓦吉吉，这是一个女人单枪匹马对一个仇视女性的社会发起的革命。但是，请不要让她也付出生命的代价。”
二战之后几十年间，随着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女性地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与西方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如今“阿拉伯之春”虽然几乎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并且导致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的政权更迭，但女性作为这场社会变革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其社会地位并没有因此有太多的改善。
诺贝尔和平奖光环下的尴尬
就在不少人为“阿拉伯之春”欢呼之时，今年4月，埃及裔美国专栏女作家莫纳?艾塔哈维撰文，猛烈抨击女性地位丝毫没有因为“阿拉伯之春”而改善，“除非我们的怒火从对总统府里的压迫者转向大街上和我们家里的压迫者，否则我们的革命根本不算发生过”。
联合国妇女署今年3月发布的《2012年妇女政治版图》承认，“妇女在‘阿拉伯之春’当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但这一作用并未转移到实质性的参政方面。”201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由三位来自西亚非洲地区的女权主义者分享，其中之一是来自也门的39岁民间人士塔瓦库勒?卡曼。卡曼表示，她把这个奖献给“也门革命中的青年”，并说获奖是也门反对萨利赫运动的胜利。不过，虽然卡曼是也门街头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但总统萨利赫被迫交权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街头运动，而是部落矛盾与外国势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萨利赫倒台后女性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世界经济论坛最新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也门在136个被调查国家中依然排名倒数第一。也门55%的女性是文盲，79%没有工作，301名议会议员中只有一位女性。
同样的尴尬还发生在埃及。去年1月底的开罗解放广场上，女性抗议者是其中最靓丽的风景线。然而当穆巴拉克被迫下台之后，革命者们论功行赏时似乎忘记了他们的女性革命伙伴。在今年1月选举产生的埃及议会下院中，508名议员中仅有十名妇女，还不到2%。而在穆巴拉克时代，女性议员的比例是12%。英国《经济学人》分析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穆巴拉克式“妇女解放”的报复，穆巴拉克和他的夫人被认为用妇女参政作为民主的装饰，那些被配额制推上位的妇女不过是政治棋子。
穆兄会候选人穆尔西赢得埃及总统大选后，承诺任命一名女性和一个基督教徒为副总统。但据透露，穆尔西可能提名五位副总统，从而弱化女性代表和基督徒的影响力。不仅如此，为避免穆尔西在任期内意外死亡后由女性或基督徒接任总统，穆兄会将尽可能维持现有宪法条款，即“由议会发言人继任总统”。比穆兄会还要保守的萨拉菲派光明党在其竞选资料中将女候选人的头像用花来代替，因为萨拉菲派反对在公共场所展示妇女的照片。就是这样一个保守政党最终在埃及下议院赢得25%的席位，成为仅次于穆兄会的第二大党。
伊斯兰主义重新崛起，女性成牺牲品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火拼，最大受益者是伊斯兰主义，其代表就是埃及的穆兄会和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在旧政权垮台之后，他们相继赢得大选上台执政；而穆巴拉克、卡扎菲、巴沙尔等都属于世俗主义派，显然属于这场革命的失意者。伊斯兰主义的重新崛起，意味着阿拉伯女性的世俗权利可能开倒车。
“阿拉伯之春”后，伊斯兰势力的强势崛起令外界担心中东的全面伊斯兰化，特别是在埃及这样一个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国家。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总统穆尔西在就职演说中，并未明确表示是否施行沙里亚法。埃及不少媒体和学者担心，未来的埃及也将出现沙特一样的宗教警察，女性出门必须戴头巾。而在穆巴拉克时代，政府并无强制要求女性戴头巾。
在经历一年多的动荡后，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摇摇欲坠。其实，巴沙尔在过去16个月中，多次向反对派妥协，其中就包括在骚乱第二个月颁布法令，宣布不再禁止穆斯林女性在校园内戴面纱。笔者去年底曾分别在巴沙尔政权的大本营大马士革和反对派的大本营霍姆斯考察。在大马士革，虽然也有女性戴头巾，但几乎看不到戴面纱的女性。商业区的临街橱窗里，甚至摆了不少充满挑逗意味的女性内衣。而在霍姆斯，热情的当地人欢迎你去家中做客，但坚决拒绝女眷出面接待陌生客人。
利比亚在推翻了卡扎菲政权后，虽然伊斯兰势力输掉了刚刚结束的大选，但“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在班加西宣布全境“解放”时，许诺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卡扎菲政权对一夫多妻的限制，允许男性按照伊斯兰教法最多娶四个妻子。但千万不要以为卡扎菲就是女权主义者了。在他统治时期，受过性侵犯或有“道德犯罪”嫌疑的女性都被关进“社会康复中心”。这里实际上是监狱。除非有男子表示要娶她们，或者她们的家庭愿意接纳她们，她们才能出去。被利比亚人视为大英雄的贾利勒有关一夫多妻的言论，伤透了不少利比亚女性的心。笔者去年底在班加西、米苏拉塔等地做了不少随机采访，超过九成的利比亚女性不同意丈夫娶多个妻子，不少女性甚至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贾利勒。
在“阿拉伯之春”中躲过一劫的沙特，虽然去年开放了女性投票权，最近也破天荒地允许女性运动员参加伦敦奥运会，但是在这个保守的中东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依然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在驾车、旅行、就业甚至接受医疗手术等方面受到严格限制。
阿拉伯女性呼唤自己的“布瓦吉吉”
总部位于的黎波里的非政府组织“利比亚妇女之声”负责人说：“利比亚女人在革命中也是牺牲者，她们被强奸，她们被打死，她们也是革命的参与者。然而当革命胜利之后，她们非但没有得到奖赏，反而失去了更多。她们连做母亲和做妻子的权利都要被限制，我们觉得这是对这场革命巨大的讽刺。”
艾塔哈维甚至提出阿拉伯女性也需要自己的“布瓦吉吉”。2010年12月，突尼斯的小贩布瓦吉吉以自焚的方式抗议警察的粗暴执法，以自己的生命拉开了“阿拉伯之春”的大幕。艾塔哈维表示：“那些在革命中奔走呼告的女性必须先经过布满性侵犯威胁的地雷阵。践踏我们的有原来的统治者和他们的奴仆，而更可悲的是还有我们的革命战友。”
据埃及妇女权利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大约86%的埃及女性表示自己遭遇过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性骚扰；60%以上的埃及男性承认实施过性骚扰。革命后，埃及的性骚扰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还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去年11月，艾塔哈维本人就曾在解放广场的抗议中，受到至少四名埃及防暴警察的性侵犯。据说，男人们是想用这种方法，阻止她们上街参加民主游行和示威活动，而是让她们永远待在家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正是革命后埃及宗教势力抬头后的整体社会环境所要求的，与埃及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相吻合。7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对埃及的访问中特别关注到了女性的权益。美国官员说，“她（希拉里）在与穆尔西总统的对话中想确认，埃及女性的权利和机会在新宪法中得到尊重和保护。”
难以想象，革命后的埃及甚至依然存在“贞操测试”这样的荒唐现象。去年3月，在一次抗议活动中，以萨米拉?易卜拉欣为首的多名女性抗议者在遭到警察囚禁后被扒光衣服，然后被要求在士兵面前接受军医的处女测试。埃及军方人士辩称，这是为防止她们以后谎称自己遭到军方性骚扰或强奸，此举是为了证明她们一开始就已不是处女之身。尽管法院裁定废除“贞操测试”，但涉事军医却被无罪释放。
艾塔哈维忧伤地说：“萨米拉就是女性中的布瓦吉吉，这是一个女人单枪匹马对一个仇视女性的社会发起的革命。但是，请不要让她也付出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