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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可谓是汉朝史学，乃至中国史学领域的双子星座，马班并列，《史》《汉》并举已是公论。然而，对于相同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班固却与司马迁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这集中体现于班固对司马迁及《史记》所作的论断：“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面对这样的批判，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同为汉朝史官，且年代相距也并不是甚为久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两人的思想倾向表现出如此的差异呢？本文将就此问题作简要论述。
关键词：渊源；儒术。
一、马班的家学渊源
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父司马谈对其影响深远。司马谈是汉初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学识渊博，通晓天文历法，在其所著的《论六家要旨》中，创造性地将先秦诸子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客观、辩证的评论。在六家中，司马谈独钟情于道家，在他看来，“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与此同时，司马谈又特别强调各派的融会贯通，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只要对各家学说进行适当的取舍，都可以为政治服务。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及辩证的融会贯通的治学视角，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生活在司马迁之后百余年的班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其父名彪，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儒学大师。班彪所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汉末年的动荡时期，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方割据势力乘机而起，班彪著《王命论》，救时难，为刘秀寻找建国的理论依据。在《王命论》中，班彪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汉王朝存在的合理性，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等儒家思想贯穿《王命论》始终，为东汉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王命论》深刻地影响了班固的史学思想和学术生涯。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全文照录了《王命论》，宣扬“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的正宗思想。班彪晚年潜心研究史籍，现行《汉书》中的《元帝纪》、《成帝纪》即为班彪原作。班彪从儒家思想出发，批判司马迁“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议论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弊伤道”，班固受其父影响，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判司马迁“是非颇缪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父子二人在言语用词上稍有差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家学渊源的差异及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在审视历史时的视角差异。
二、崇尚黄老到独尊儒术
在亡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可谓是千疮百孔。《汉书·食貨志》中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刘邦及其智囊团为了避免亡秦的覆辙，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缓和社会阶级矛盾，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重要措施，表现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约法省禁等，并逐渐形成了以“黄老无为”思想为主导的治国理念。
至汉武帝即位之时，黄老思想作为西汉王朝治理国家的理论依据已经七十余年，加之这期间几代君臣的励精图治，西汉社会早已是人心安定，经济繁荣，国力昌盛，“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所以即位后的汉武帝所面临的社会形势不再是与民休养生息，而是如何利用祖辈所留的这份丰厚遗产，施展文治武功，创造汉家王朝新的辉煌的篇章。因而，已完成其历史使命的黄老思想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另一种新的主体思想，以强化专制，维护中央集权。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位人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就是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将传统的儒学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一套行的儒家治国理念，它以天下为公的思想为原则，以维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为核心，以规划君臣父子等级秩序为宗旨，以天人合一为特征，以灾异之变规范君主的行为，以六经为纲而融会贯通等等，运用专制主义的政治权利统一，禁锢人们的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不符合统治需要的各家学说，把儒家作为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同时，在中朝开设太学，在郡国设立学官，皆以儒家经典教授生员，学校成为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场所，而学习儒家经典则成为士人入仕的重要门径。摈弃黄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理论上，制度上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而思想的转变是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历程的，黄老政治凭借其运行数十年的历史惯性，以及在实际操作中“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特点，在众多的官僚阶层中还是存有坚实的基础。直至汉宣帝时还有“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的言论，可见，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儒家思想并没有完全占据统治地位。 至东汉时，儒学的影响逐步扩展，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东汉功臣多近儒”条中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章帝即位之后，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如石渠故事。”此即有名的白虎观会议。班固奉命撰集当时的议论，成《白虎通德论》，这是皇帝亲临裁决的正宗经学的结集，确立了官方解释六经的标准，同时也标志着儒学在政治上真正取得独尊时代的到来。
三、结语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两汉社会思潮的变化轨迹，即完成了由崇尚黄老到独尊儒术的转变。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统思想之时，社会思潮正由黄老思想向独尊儒术转变，儒家思想尚未完全占据统治地位，黄老思想也未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且强大的帝制尚未完全封杀个人思想的自由。在这种形势之下，司马迁的思想表现得就较为复杂，一方面，深受父亲的影响，崇尚黄老，另一方面，又广泛吸收其他诸家学派的精华，所以司马迁的思想是融合了各家之所长，反映在《史记》中，就是那些为班固所不齿的言论，而这些言论又正是当时社会思想多元化的体现。班固生活在东汉前期，儒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独尊的地位，儒学已经与封建行政权力紧密结合，帝制对个人思想的控制得到强化，而班固又出身于儒学世家，所以他视儒家思想为道德标准，用儒术独尊时代的正宗观点，去衡量生活在独尊儒术刚刚启动时代的司马迁及其著作《史记》，因而得出如此论断。拨开孰是孰非的历史烟尘，以马班两人所处的时代衡量，司马迁的言论是当时社会多元化思想的客观反映，班固的言论亦是当时社会独尊儒术思想的体现，而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不过是两汉社会思潮变迁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2006年，第758页。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中华书局，2007年，第394页。
（东汉）班固：《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2007年，第159页。
（西汉）司马迁：《史记·平淮书》，中华书局，2006年，第182页。
（东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2007年，第570页。
（东汉）班固：《汉书·元帝纪》，中华书局，2007年，第69页。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中华书局，2007年，第746页。
关键词：渊源；儒术。
一、马班的家学渊源
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父司马谈对其影响深远。司马谈是汉初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学识渊博，通晓天文历法，在其所著的《论六家要旨》中，创造性地将先秦诸子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客观、辩证的评论。在六家中，司马谈独钟情于道家，在他看来，“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与此同时，司马谈又特别强调各派的融会贯通，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只要对各家学说进行适当的取舍，都可以为政治服务。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及辩证的融会贯通的治学视角，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生活在司马迁之后百余年的班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其父名彪，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儒学大师。班彪所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汉末年的动荡时期，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方割据势力乘机而起，班彪著《王命论》，救时难，为刘秀寻找建国的理论依据。在《王命论》中，班彪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汉王朝存在的合理性，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等儒家思想贯穿《王命论》始终，为东汉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王命论》深刻地影响了班固的史学思想和学术生涯。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全文照录了《王命论》，宣扬“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的正宗思想。班彪晚年潜心研究史籍，现行《汉书》中的《元帝纪》、《成帝纪》即为班彪原作。班彪从儒家思想出发，批判司马迁“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议论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弊伤道”，班固受其父影响，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判司马迁“是非颇缪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父子二人在言语用词上稍有差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家学渊源的差异及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在审视历史时的视角差异。
二、崇尚黄老到独尊儒术
在亡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可谓是千疮百孔。《汉书·食貨志》中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刘邦及其智囊团为了避免亡秦的覆辙，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缓和社会阶级矛盾，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重要措施，表现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约法省禁等，并逐渐形成了以“黄老无为”思想为主导的治国理念。
至汉武帝即位之时，黄老思想作为西汉王朝治理国家的理论依据已经七十余年，加之这期间几代君臣的励精图治，西汉社会早已是人心安定，经济繁荣，国力昌盛，“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所以即位后的汉武帝所面临的社会形势不再是与民休养生息，而是如何利用祖辈所留的这份丰厚遗产，施展文治武功，创造汉家王朝新的辉煌的篇章。因而，已完成其历史使命的黄老思想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另一种新的主体思想，以强化专制，维护中央集权。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位人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就是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将传统的儒学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一套行的儒家治国理念，它以天下为公的思想为原则，以维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为核心，以规划君臣父子等级秩序为宗旨，以天人合一为特征，以灾异之变规范君主的行为，以六经为纲而融会贯通等等，运用专制主义的政治权利统一，禁锢人们的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不符合统治需要的各家学说，把儒家作为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同时，在中朝开设太学，在郡国设立学官，皆以儒家经典教授生员，学校成为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场所，而学习儒家经典则成为士人入仕的重要门径。摈弃黄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理论上，制度上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而思想的转变是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历程的，黄老政治凭借其运行数十年的历史惯性，以及在实际操作中“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特点，在众多的官僚阶层中还是存有坚实的基础。直至汉宣帝时还有“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的言论，可见，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儒家思想并没有完全占据统治地位。 至东汉时，儒学的影响逐步扩展，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东汉功臣多近儒”条中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章帝即位之后，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如石渠故事。”此即有名的白虎观会议。班固奉命撰集当时的议论，成《白虎通德论》，这是皇帝亲临裁决的正宗经学的结集，确立了官方解释六经的标准，同时也标志着儒学在政治上真正取得独尊时代的到来。
三、结语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两汉社会思潮的变化轨迹，即完成了由崇尚黄老到独尊儒术的转变。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统思想之时，社会思潮正由黄老思想向独尊儒术转变，儒家思想尚未完全占据统治地位，黄老思想也未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且强大的帝制尚未完全封杀个人思想的自由。在这种形势之下，司马迁的思想表现得就较为复杂，一方面，深受父亲的影响，崇尚黄老，另一方面，又广泛吸收其他诸家学派的精华，所以司马迁的思想是融合了各家之所长，反映在《史记》中，就是那些为班固所不齿的言论，而这些言论又正是当时社会思想多元化的体现。班固生活在东汉前期，儒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独尊的地位，儒学已经与封建行政权力紧密结合，帝制对个人思想的控制得到强化，而班固又出身于儒学世家，所以他视儒家思想为道德标准，用儒术独尊时代的正宗观点，去衡量生活在独尊儒术刚刚启动时代的司马迁及其著作《史记》，因而得出如此论断。拨开孰是孰非的历史烟尘，以马班两人所处的时代衡量，司马迁的言论是当时社会多元化思想的客观反映，班固的言论亦是当时社会独尊儒术思想的体现，而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不过是两汉社会思潮变迁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2006年，第758页。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中华书局，2007年，第394页。
（东汉）班固：《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2007年，第159页。
（西汉）司马迁：《史记·平淮书》，中华书局，2006年，第182页。
（东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2007年，第570页。
（东汉）班固：《汉书·元帝纪》，中华书局，2007年，第69页。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中华书局，2007年，第7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