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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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古老的俗语道出了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口干时喝茶解渴,疲劳时饮茶提神,空闲时品茶消闲,烦闷时饮茶清心,滞食时饮茶去腻。中国边疆高寒地区的少数民族更是“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生活中常讲到“琴棋书画诗酒茶”,道出了文人雅士对茶的偏爱。茶可谓是雅俗共赏,老少成宜。
  如今,喝茶已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生活需求,更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生活情趣,是人们寄托情感的一种手段,一种生活化的艺术,一种人生的享受。
  茶史溯源茶从何处起源
  中国是茶的故乡,西南地区是茶的原产地。
  5000万至6000万年前,中国西南地区就生长着山茶科之物的茶树。茶树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原始野生大茶树到过渡型茶树再到人工栽培茶树,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古代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唐代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提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说明在陆羽生活的唐代中期,我国西南地区的川东、鄂西一带分布着野生乔木型大茶树。
  事实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四川、福建、湖南、江西、台湾等地均有野生大茶树。云南是发现古茶树最多最集中的地区,云南镇源县千家寨有野生大茶树群落,有棵茶树龄已达2700年!
  神话与传说 《茶经·六之饮》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把神农作为中国茶的最早发现者,神农尝百草的故事是中国古代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一个传说。
  神衣被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奉为祖先三皇五帝中的“炎帝”,是中国史前先民的代表人物。神农在发现五谷的同时,也发现了各种能治疗人类疾病的草药,包括茶。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为“茶”古称)。这大概是有关先人对茶的认识的最早描述和记载了。
  巴蜀——茶文化的摇篮 茶从云贵高原一带,沿着江河顺流而下传入四川——古巴蜀国地区,并很快发展起来。这是中国饮用茶叶最早的地区,巴蜀可说是茶文化的摇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是中国最早的方志,《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后,巴人“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古巴蜀国已有茶树种植,并将茶叶作为地方物产,进贡给当时的周天子。汉时,巴蜀地区饮茶已十分普遍,茶在流通中开始成为商品。西汉时,王褒《僮约》中已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的记述。《僮约》是当时一份买卖家奴的契约,却是中国茶史上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
  东晋郭璞注《尔雅》“槚,苦茶”条曰:“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晋书》记载:“吴人采茶煮之,曰茗粥。”这就是最原始的生煮羹饮法。到三国时,《广雅》记载,其时饮茶法又有所不同。在古荆巴一带,人们把采摘的茶叶做成饼状。饮用之前,先将茶饼炙烤成红色,再捣成细末放在瓷器中,然后冲入沸水,并辅以葱、姜等调味品。
  尽管这个时期人们饮茶相对比较粗放,但是已经开始对茶叶加工。加工方法和饮用方式中的一些主要特征,直至唐宋时期仍被沿袭,只不过在形式上变得更为精细,也更加讲究。
  法相初具的唐茶
  唐王朝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茶文化吸取了自身发展所必需的各种营养,迅速地完善自身,发展壮大。茶始有字,茶始成书,茶始销边,茶始征税。唐代饮茶风俗、品饮技艺都已法相初具,影响后世。
  制茶与饮茶法 唐代虽有散茶,但基本以饼茶为主。饼茶加工程序可以分解为七道工序:采、蒸、捣、拍、焙、穿、封。做法是:采摘新鲜的茶叶,先放入甑釜中蒸,然后把蒸过的茶叶用杵臼捣碎,再把它拍(压)制成团饼,以炭火焙干以后,用竹篾穿起来封存。
  唐人讲究“煮茶”或“煎茶”,先把茶饼放在火上炙烤片刻,后放入茶臼或茶碾中碾成茶末,入茶罗筛选,符合标准的茶末放在茶盒中备用,另外还要准备好风炉烧水,茶釜中放入适量的水,煮水至初沸(观察釜中之水如蟹眼)时,按照水量的多少放入适量的盐。到第二沸(釜中之水如鱼眼)时,用勺子舀出一勺水备用,储放在熟盂中,釜中投放适量的茶末。等到第三沸(观之如腾波鼓浪)时,把刚舀出备用的水重倒入茶釜,使水不再沸腾,起到了“止沸育华”的作用。这时茶就已煮好了,准备好茶碗,把煮好的茶用勺子添入茶碗,只见碗中飘着汤花,正如晋代杜育在《荈赋》中描述的一样:“焕如积雪,烨如春敷。”
  茶圣陆羽和《茶经》“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中唐时,陆羽《茶经》的问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茶文化提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千百年来,历代茶人对茶文化进行了无数次的尝试与探索,直至陆羽的《茶经》问世后,方大行其道。
  陆羽(733—804),字鸿渐,复州竞陵(今湖北天门)人,是个弃儿,后被精于茶道的智积禅师收养。陆羽因受智积大师影响,一直倾心于茶,遍游江南茶区考察茶事。他以自己半生的饮茶实践和茶学知识,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茶经》。
  《茶经》全面论述茶,对当时盛行的各种茶俗作了归纳与追溯,对茶的起源、历史、生产、加工、烹煮、品饮,以及诸多人文与自然因素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总结,使茶学真正成为一类专门的学科,从而使中国的茶文化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茶经》问世,不但使“天下益知饮茶矣”,陆羽亦名扬天下,被后世人尊称为“茶圣”。由陆羽开始的茶的划时代变化,是人们在高度物质文明基础上追求精神享受的一种体现。
  穷精极巧的宋茶
  宋代是茶文化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宋代贡茶工艺不断发展以及皇帝和上层人士的投入,取代唐代由士人引领茶文化发展的局面。另一方面,宋代茶文化更加深入民间,茶坊、茶肆大量出现,并形成了有关茶的礼仪和习俗。
  点茶法 宋代茶以工艺精致的贡茶——龙凤团茶,以及点茶技艺——斗茶、分茶为其主要特征,可谓穷精极巧。   宋代的饮法,已从唐人的煎茶法过渡到点茶法。所谓点茶,就是将碾细的茶末直接投入茶碗中,然后冲入沸水,再用茶筅在碗中加以调和。
  皇室之好与龙凤团茶 宋室饮茶之风盛于唐代,到宋徽宗赵佶而达到顶峰,赵佶甚至撰写了《大观茶论》。皇家对高档茶叶的需求,刺激了贡茶的发展。宋代茶叶生产的重心向福建一带转移,建安成为皇室的贡焙基地。其培植与采制技术精良,是团饼茶的制作中心。其主要产地境内的凤凰山一带又名北苑,故也称“北苑茶”,以“龙凤团茶”著称于世,不再像唐代那样在茶饼上穿孔,而以刻有龙凤图案的模型压模出之,其品质更为精良名贵。作为贡茶的龙凤团茶极为珍贵,即使朝廷官员也不易得,如蒙皇上赐茶,便是十分恩宠了。一代名臣欧阳修在朝二十余年,亦仅得赐茶一饼,可见其珍。赐茶的象征意义已大大超过其经济和实用价值,而成为一种恩宠礼遇的标志。
  正因此,宋代在朝仪中加进了茶礼。贵族在婚嫁中引入茶仪,在彩礼中也加入茶叶,后世民间婚俗中的“下茶礼”亦由此而来。
  斗茶 斗茶乃宋代茶之特色。斗茶又称“茗战”,顾名思义即比赛茶叶质量的好坏以及点茶的技巧。斗茶大约始于五代,初流行于福建建安一带,至北宋已颇为盛行。北宋文学家范仲淹作《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一诗,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斗茶情景。北宋中期以后,斗茶逐渐向北方传播,并很快风靡全国。
  衡量斗茶的效果,一是看茶面汤花的色泽和均匀程度,二是看盏的内沿与茶汤相接处有没有水的痕迹。汤花色泽以纯白为上,青白、灰白、黄白依而次之。汤花保持得时间较长,能紧贴盏沿而不散退的,叫做“咬盏”。散退较快的,或随点随散的,叫做“云脚散”。汤花散退后,盏的内沿就会出现水痕,宋人称为“水脚”。汤花散退早,先出现水痕的斗茶者,便是输家。
  斗茶始创于茶区民间,由于技巧性强,趣味性浓,迅速被文人士大夫接受并加以发展。他们从中得到消遣,也在对世事的厌倦与无聊中,找到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调节方法,为生活增加情趣。
  分茶 “分茶”是宋代点茶技艺的最高表现形式,又称为茶百戏、水丹青、汤戏,是在点茶过程中追求茶汤的纹脉所形成的物象。这种独特的点茶技艺大约始于北宋初年。诗人陆游在《临安春雨初霁》中有“矮纸斜行闲作草,睛窗细乳戏分茶”的诗句,说的就是此事。宋代流行点茶,汤花靠注汤击拂产生。陶谷《清异录》中记载:“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这种赏心悦目、极富观赏性的茶艺,深得宋人厚爱,不仅是文人雅士的一种雅玩,也常常出现在宫廷茶事活动中。相传宋徽宗也曾为近臣表演过分茶技艺。
  从穷精极巧、身价百倍的北苑贡茶,到技巧性的“斗茶”,再到玩赏性的“分茶”,渐渐冲淡了茗饮艺术的内在蕴涵,使之离茶之真味、真趣越来越远,于是就有了后世明人的反拨。
  返璞归真的明茶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下诏废团茶,改贡叶茶散茶。时人于此评价甚高,明代沈德符撰《野获编补遗》载:“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按茶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两宋时的斗茶之风消失了,饼茶为散茶所代替。碾末而饮的唐煮宋点饮法,变成了以沸水冲泡散茶的瀹饮法,品饮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明人认为这种品饮方法“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
  这种瀹饮法应该说是在唐宋时就已存在于民间的散茶饮用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废团改散”顺应了饼茶制造及其饮法日趋衰落,而散茶加工及其品饮风尚日盛的历史潮流,并将这种风尚推广于宫廷生活之中,进而使之遍及朝野。散茶被诏定为贡茶,无疑对当时散茶的生产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此散茶加工的工艺更为精细,外形与内质都有了改善与提高,各种品类的茶和各种加工方法都开始形成。
  “茶学”兴起
  明初,社会尚不安定,许多文人胸怀大志而无法施展,不得不寄情于山水或移情于棋琴书画,而茶正可融合于其中。于是,明代出现了50多部茶书茶著。夏树芳录南北朝至宋金茶事,撰《茶董》二卷;陈继儒续撰《茶董补》;朱权撰《茶谱》,于清饮有独到见解;田艺蘅在前人的基础上撰《煮泉小品》;陆树声与终南山僧明亮同试天池茶,撰写《茶寮记》,反映高人隐士的生活情趣;张源以长期的心得体会撰《茶录》,自不同凡响;许次纾写《茶疏》,独精于茶理;罗廪自幼喜茶,便以亲身经历撰写《茶解》,等等。
  走向世俗的清茶
  清代,茶文化的发展出现新变化。文士茶由于受明代以来,特别是晚明文士的避世、出世意识的影响,而显得纤弱萎靡,影响逐渐缩小,使得千年以来由文士领导茶文化发展潮流的局面终告结束。然而,整个茶文化继续发展的势头并未受到抑制。它的主流——传统的文化精神开始转向民间,深入市井,走向世俗。它继续深入发展,深入千家万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伦常礼仪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一种普遍的民族风尚。
  清代后期茶叶生产发展惊人,种植面积和产量大幅提高。流通领域更为繁荣,一时茶庄、茶号纷纷出现,如江浙一带的“翁隆盛…汪裕泰”等百年老店,享誉一时。茶叶更以贸易的方式迅速走向世界,一度垄断整个世界市场。茶进入了商业时代。
  清代统治者尤其是康熙、乾隆酷好茗饮,因此整个上层社会饮茶风习极盛。上有所好,下必效之,这种风习很快影响民间。有清一代,茶馆兴隆,遍及各地。茶礼、茶俗发育得更为成熟,礼神祭祖,居家待客,茶成为必尽的礼仪。
  茶的传播
  茶的故乡
  中国是茶的原产地,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
  茶居当今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首。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30亿人饮茶,在饮料世界中最为普及。中国茶叶很早就传往国外,特别是17世纪以降,大量进入世界贸易市场,满足饮茶需求。   现在,茶树遍植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追本溯源,茶树的茶籽、制茶技艺和品饮方式,都是从中国直接或间接传播出去,中国为茶的故乡。
  作为古老东方文明的一个象征,中国茶及其茶文化影响和推动了世界各国茶文化的兴起和发展。
  茶的陆路传播
  中国茶最早向外传播的具体时间,目前没有统一说法。不过,隋唐时期,随着边贸的发展,以“茶马”交易的形式,同时也借助于繁荣的丝绸之路,中国茶叶经回纥及西域各国向西亚和阿拉伯地区传播是肯定的。
  6世纪下半叶,中国佛教“天台宗”开创不久,便传到了朝鲜半岛(新罗王朝时期)。成书于1145年的朝鲜史书《三国本纪》载,“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即见唐文宗时期中国茶籽已传入朝鲜半岛,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半岛种茶始于此。随着宗教和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在佛教和儒家文化的共同影响下,朝鲜半岛逐渐形成了“茶礼”,并一直影响至今。
  在塞外边境进行的“茶马互市”边贸中,有相当数量的茶进入蒙古后,辗转西伯利亚抵达俄国。1638年之后,茶叶大量进入俄国,开启草原茶叶之路,开创了与中国西北边疆接壤的西亚、北亚地区,以及进而再受这些地区影响的欧洲国家的饮茶历史。
  茶东渐日本
  唐代,日本僧人大量来华,除大量佛教典籍从中国传入日本,茶叶也随之传入。日本天台宗的开创者最澄,最早把中国唐代茶文化带入日本。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日本僧人空海,留学于长安,归国时不仅带回茶籽,播种于日本滋贺县,还带回制茶的石臼和中国制茶技术,并在日本广为流传。
  到了宋代,日本荣西禅师两度留学中国,归国时带回茶籽,播种于佐贺县。他在总结中国茶文化的基础上,撰写了《吃茶养生记》。此书对日本饮茶风习影响巨大,奠定了茶道基础。宋代位列江南“五山十刹”之首的浙江余杭径山寺,僧侣举行的“茶宴”,也大致在这一时期传到日本,对茶道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如今,茶道已成为日本的“国宝”之一,备受日本人尊重与珍爱。
  明清时期,散茶的瀹饮法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日本。一般认为,中国的隐元禅师(1592—1673)最早把这种饮茶方式传入日本,由日本人高游外开创煎茶道,并在日本普及。煎茶道以程式简单而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渐渐深入日本民心。
  海上茶叶之路
  明代航海家郑和1405—1433年间七下西洋,把茶和茶文化带往南亚诸国以及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形成一条海上“茶叶之路”,中国茶文化的影响才开始遍及欧美。
  17世纪初,运往欧洲的茶叶最初由荷兰人从中国、日本进口,转运至欧洲。欧洲人最初所订购的茶叶是绿茶,后来改为红茶。
  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往英国。在这位喜爱中国茶的王后倡导下,饮茶成了英国宫廷的礼仪,达官贵姬竞相仿效,风靡一时,由此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英国“下午茶”风俗,成为英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休闲文化。
  1784年,美国派往中国的第一艘船“中国皇后”号到达广州,满载茶叶等货物返回美国。
  当今世界的产茶大国斯里兰卡,是由荷兰人引中国茶籽种植,又经多次引种,于1780年前后发展起产茶业。
  另一产茶大国印度,则是在18世纪末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运回茶籽试种。19世纪又由英国人协助,继续茶树种植的研究与推广,产茶业才逐渐发展起来。
  茶之六艺
  茶艺,即饮茶法的艺术化。其核心的内容是以沏茶和饮茶的方式来实现一杯接近完美的茶汤,及品茗美好环境的领略等整个品茶过程的美好意境,是饮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通过选茗、择水、茶具艺术、烹茶技术、环境与茶侣的选择创造等一系列内容,表现茶性清纯、幽雅、质朴的气质,指导着茶人对生活与生命的理解和体验。
  名茶妙品 我国有着悠久的产茶历史,因而逐渐形成辽阔的产茶区域、众多的茶树品种和丰富的采制经验,独一无二。茶叶品种之多、制法之精、质量之优、风味之佳,令人目不暇接。茶叶原料和制法不同,就产生了花样繁多,品类各异的茶。茶人们常说:“茶叶学到老,名茶记不了。”时至今日,一般习惯上则依据加工制造方法的不同和品质上的差异,将茶叶分为绿茶、红茶、乌龙茶(青茶)、白茶、黄茶和黑茶六大基本茶类。除此之外,我国还有以上述基本茶类作原料再加工而后形成的产品,统称为再加工茶类,如“花茶”“紧压茶”等。
  宜茶之水 古代茶人认为“水为茶之母”。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杭州“双绝”——“龙井茶,虎跑水”,以及流传千古的说法“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古人把烹茶用水,当做专门学问研究,历代都有专著。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试茶》中讲得更为透彻:“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水十之分,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茶十之分,茶只八分耳。”
  陆羽在《茶经·五之煮》中最早对烹茶用水进行了论述,他说煮茶用的水,以山水最好,江水次之,井水最差。山水又以出自乳泉、石池,水流不急的为最好。而后世茶人则在此基础上,从味、色等不同角度出发,总结出“清、轻、甘、冽、活”等标准来评判水质和水味。
  水质要清:“朗也、静也、澄水貌也。”
  水体要轻:明《茗芨》中说:“各种水欲辩美恶,以一器更酌而称之,轻者为上也。”
  水味要甘:即水一入口,舌尖顷刻便会有甜滋滋的美妙感觉。咽下去后,喉中也有甜爽的回味。
  水温要冽:寒冽之水多出于地层深处的泉脉之中,所受污染少,泡出的茶汤滋味纯正。
  水源要活:“茶非活水,则不能发其香馥。”
  宜茶之器 古人云,器为茶之父。从传统的品茗艺术、茗饮文化而言,茶具不仅仅是一种盛放茶汤的容器,而且是整个品饮艺术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质地精良,造型优美,并富有文化意蕴的茶具,对于衬托茶汤,保持茶香,提高品茗的情趣,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选配茶具方面,我们也要遵循这么几点:因茶制宜,选用茶具要适合不同的茶性;因地制宜,选用茶具要适合各地不同的饮茶习俗;因人制宜,选用茶具要适合不同人的地位、身份、职业、性别、年龄等;因具制宜,选用茶具要考虑的三个方面,一是要有使用性、二是要有欣赏价值、三是要有利于茶性的发挥。不同质地的茶具,这三方面的性能是不一样的。   宜茶之技 喝茶人人都会,但要冲泡得法,泡出一杯色、香、味、形俱佳的好茶,却非易事。对嗜茶者而言,这同样是一门学问。
  如今,我们讲究的是科学饮茶。所谓“科学”,就是要了解各类茶叶的特点,掌握科学的冲泡技术,使茶叶的固有品质能充分地表现出来。这里主要讲究的是茶和水的比例、泡茶的水温、浸泡的时间等。
  首先是投茶量。一般的红茶、绿茶与水的比例,大致掌握在1:50左右,即每杯3克左右的茶叶,加入沸水150克。如饮用普洱茶,每杯则需5—10克茶叶。用茶量最多的是乌龙茶,茶水比一般是1:22,每次投茶量几乎为所用壶的容积的一半或更多。
  其次根据不同的茶性掌握冲泡的水温。高档绿茶,特别是芽叶细嫩的名茶,不能用摄氏100度刚煮沸的水冲泡,建议沸水降至摄氏80度左右较为适宜。这样泡出的茶汤才嫩绿明亮,滋味鲜爽。而乌龙、普洱茶等用茶量较多,茶叶粗老,则须用摄氏100度的沸水冲泡,否则茶性不易发出。有时为保持和提高水温,尚需采用烫壶、淋壶等措施。
  此外,还要注意冲泡的时间与次数。冲泡时间一般掌握在五分钟左右。如果是细嫩的新叶,因其有效成分较容易溢出,则可适当缩短冲泡时间。一般绿茶冲泡第一次时,其可溶性物质能溢出50%左右,冲第二泡时则为30%左右,第三泡时只剩10%左右,第四泡时已所剩无几了。所以,通常以三泡为宜。
  所谓“茶的艺术”,除了要根据不同的茶选用合适的茶具外,还要讲究传统而典雅的冲泡程序和方法。
  对于冲泡艺术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讲究理趣并存的程序,讲究形神皆备。操作者要有一定的精神准备,要熟悉茶性,要有心泡好这道茶,即茶人常说的要有“茶意”,要不断融入自己的经验。操作要典雅,大方,得体,悠闲自如,有条不紊,忙闲均当,使主客都全神贯注于茶的冲泡及品饮之中,以得名茶之“神”,即最完美的享受与感悟。
  宜茶之侣 品茶环境中,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所谓人境,即指品茗时人数的多少以及品茗者的人格所构成的人文环境。选择志同道合、心灵相通的饮茶伴侣,是品茶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明清茶人认为品茶伴侣的修养是决定品茶趣韵的关键,人数的多寡也影响品茶的意境。明代张源的《茶录》中说,“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
  宜茶之境 欧阳修在其《尝新茶》一诗中,有“泉甘器洁天色好,坐中拣择客亦佳”之句。显然,在欧阳修看来,品茗既要有好茶、甘泉、佳器,还要有兴趣相投的茶侣,更要有好的环境,否则宁可大家没茶喝。
  品茶的环境大抵是指人们在品饮活动中所具备的周围条件,如天气(风和日丽、秋高气爽等)、自然景色(青山绿水、茂林修竹等)、地域风情(驿站、桥亭、古寺颓屋、乡野土风等),及室内陈设格局(棋琴书画、山石清供)等等。明代文人对品饮环境的讲究,可在明人表现茶事的画卷中看到。明代文士往往把品饮活动置于大自然的环境中,独览山水之胜,饱尝林泉之趣,使整个品饮活动充满诗情画意,颇合于天地之道。
  中国人与茶
  “壶里乾坤大,杯中日月长。”
  数千年来,茶与中国人相依为命,消磨着无尽的岁月。关于茶,不知有多少话题由此而生。对于中国人而言,茶中的天地是如此的宽广。
  林语堂说:“中国人最爱品茶。在家中喝茶,上茶馆也是喝茶;开会时喝茶,打架讲理也要喝茶;早饭前喝茶,午夜三更也要喝茶;有清茶一壶,中国人便可随遇而安。”
  俗话说,“三口为品”,这正是中国人对茶的品饮艺术极为朴素的认识。对于中国人来说,品茶就是品味人生。茶里面既有大干世界的斑驳色彩,又有生活的酸甜苦辣。在这里,茶就像人们自身气象万千的人生经验。茶之“绿”,不仅是茶的本色,也是人类生命的本色。而茶之“苦”,不但是茶之真味,也是人生的真味,是生命的真味。如此,茶才意味深长,回味不尽。
  中国人对品茶,强调的是切身的感悟与体验。前人于此常有出神入化的描绘。近现代文学家林语堂有茶的“三泡”之境说,认为茶在二泡时最妙。第一次冲泡时宛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幼女,而“二泡”时则如十六岁之妙龄女郎,至“三泡”时已是少妇了。这正是对苏轼名句“从来佳茗似佳人”的极为传神的演绎。此外,中国人在品饮时,注重体味茶汤中完整的世界,即融茶之色、香、味、神、境于一体,融诸多复杂的心理过程为一体,于无形之中完成从生理享受到精神享受的过程。一杯茶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就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
  中国人不轻易言“道”,但世上毕竟还有“茶道”一说。茶道是对茶的精神内容的提升,是借助茶来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生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规律,确立理想的人格和社会图景。“道可道,非常道”,涉及了中国哲学的意味。茶道的含义更注重内心的感受,讲求借助茶而对生活对人生的领悟。所以说,茶道一词指的是用茶人的精神、修养、气质,具有形而上的某些特征。一个具有这样品质的人即使他饮茶不合常例,动作也不甚美观,茶叶、器皿等都极为普通,但由于他内心发出的人格的震撼力,让旁人仰止。
  也许,可以这么说,“道”即“文化”,日本茶人曾将他们的茶道精神概括为“和、敬、清、寂”。韩国人于他们的“茶礼”则有“和、敬、俭、真”,或“清、敬、和、乐”的说法。1989年,茶学家庄晚芳先生提出了多年深思熟虑的设想,将中国茶德概括为“廉、美、和、敬”四字,亦即“廉俭育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事,敬爱为人”,以此来明确中国人茗饮艺术的精神追求。
  有论者认为,中国茶道经历了由“技术”而“艺术”,由“艺术”而“心境”的过程。中国茶道不注重仪式、形式,它关注的是茶本身,关注的是品茗时生理与心理的体验与感受,达到忘我、无我的境界。
  (责任编辑:阮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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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代重要的贡茶品种之一,普洱贡茶自清初开始进入宫廷,其进贡历史一直延续到清末,长达二百余年。普洱贡茶从茶叶的自身品质和包装上看,相较于其他地域的茶叶,有其独到之处。每年数量巨大的茶叶从云南进入宫廷,这在清代贡茶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普洱茶不仅大量用于宫廷日常生活,是一种必备的饮品。同时还被用在祭祀、医药、赏赐及礼品等方面,特别是作为国礼赠送外国使臣,更使普洱贡茶声名远播。普洱贡茶的兴盛不仅推动着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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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像即中国传统的人物肖像画,它以现实和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为描绘对象。在近代摄影技术出现之前,人们追思已故长辈、祖先的形象,只能依赖写真的“容像”。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制度发达。徽商利润的一部分流入徽州本土,建祠堂、修家谱、画容像,成为宗族活动的重要内容。安徽博物院《安徽文明史陈列》“天下徽商”单元的展品中,有两幅徽州容像:元末程观保和明万历时吴用卿。笔者根据相关史料,对二者的事迹略作考察,以窥明代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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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茶是中国茶文化中重要的一环,也是古代宫廷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帝王非常重视贡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化的体系,一种文化的累积。贡茶不仅关乎宫廷生活,还对社会经济有重要影响。清代百姓日常生活中已经离不开茶叶,可以在清代小说中发现茶叶在清人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地方官员为迎合宫廷,费尽心思培育新品种,改进制作工艺,逐步形成了国内一体化又各具地方特色的贡茶体系,推动着中国茶叶不断向前进步,也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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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枕具被大众普遍关注,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河北巨鹿古城的发掘。据史考,北宋大观二年(1108),巨鹿被漳河洪水吞没,大批陶瓷深埋地下,陶器数量之大,器物之精美,令人惊叹,尤其是遗址屋合内大量瓷枕的发现,吸引了各国的古玩商和学者,也致使大部分精美的瓷枕流传到海外,并为多家国外博物馆所珍藏。到了50年代,陈万里先生《陶枕》一书的出版,使瓷枕逐渐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课题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古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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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淼田艺术简历  王淼田,又名王芝良,字淼田,号路渺。1964年6月生于江苏无锡。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85年师从北京画院王明明先生。1996年毕业于北京煤炭干部管理学院美术大专班,2002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第一工作室研究生班。2013年入国家画院王孟奇工作室高研班。作品曾获“同里——保护世界遗产国际中国画大展”金奖;“二十一世纪中国画澳大利亚展”银奖;“山东羲之杯书画大赛”铜奖;“陕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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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湖艺术简历  1942年生于山海关,河北丰润人,师从于白雪石先生。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友联画院画家、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山水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美术家”、《美术家》杂志顾问。2006年被评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画家”,2007年入选“中国画20家”。近年来,多次在中国美术馆、当代美术馆及国外举办画展。出版有《王梦湖画集》《王梦湖百幅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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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事中国古籍拍卖已逾廿年矣。历数四十余场古籍拍卖,过手清宫乾隆天禄琳琅藏书近二十余种,若宋本《周易本义》、《后村居士集》;元本《昌黎先生集》;明本《详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唐文粹》;清本《佩艄》、《帝学》、《尚书》等等,友人曾叹称是二十年间市场所见天禄琳琅藏书,太半出自余手,斯言无差。然余常感慨,过手天禄旧藏除明清刻本有全本外,宋元刻本则皆为残本,孜孜以求二十年,知天下天禄旧藏宋元全本得见者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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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底,北京的天气异常火热,炎炎烈日让北京提前进入了“烧烤模式”。  5月28日至6月1日,与火热天气配合,第三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京交会”)也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地举办开来。  今年京交会最吸引收藏圈内人士关注的莫过于由嘉德艺术中心与香港典亚艺博联合推出的“嘉德·典亚”国际艺术及古董收藏展。  在“嘉德·典亚”,有来自美国、英国、荷兰、瑞士等国家约20家国际艺术机构、知名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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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间秘藏的中国古美术品久负盛名。东京中央拍卖自2010年成立以来便一直致力于发掘这些珍品,为其拍卖和流通提供丰厚的土壤,而积极策划海外预展,就是向海外藏家推广这些珍品的一个方式。近年来,东京中央参加香港国际古玩展活动,尤其是上届茶会活动,备受业界同行、藏家和书画爱好者关注。此次主推“缶墨东游一吴昌硕诞辰170周年纪念展”,更是吸引了海内外深中“吴毒”之士到场,令国际古玩展更添文人气息。  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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