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常罡先生所著的《海外拾珍记》（图一），图文并茂，颇足愉人心目。图片自不必说，常罡先生以艺术家的品味、冒险家的热情从事海外古物收藏，自是出手不凡，呈现于读者眼前的件件堪称精品，非如此也不足以招致畅安老先生欣然命笔题写书名，畅安先生以九二高龄参酌书名，耑题书签，虽云缘分，实乃加持，殊为难得。就文字而言，常罡先生历时两三载，“泓颖雕虫，拉沓补绽”，可谓呕心沥血，每件藏品的背后都有一段世事沧桑的故事，或繁或简，文言夹白娓娓道来，耐人玩味。
　　但值得注意的是，木器编之“元末明初螺钿嵌漆木小桌”考鉴，似乎问题颇多，愿提出一己之见与常罡先生商榷，亦求教于业界方家。
　　其一，常罡先生在描述该小桌时称“尺寸样式，介乎桌、几、案之间。称酒桌稍嫌矮小，称香几略显宽大，又与‘举案齐眉’之食案类似，莫衷一是。”显然，常先生混淆了桌与案之间的区别。
　　“举案齐眉”典出《后汉书·梁鸿传》：“（鸿）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据1980版《新华词典》释义，案乃“有脚的托盘”。后称夫妇相敬为举案齐眉。木心先生在他的散文中谈到“举案齐眉”的典故时，就认为如果梁鸿的妻子每天所举为桌案，上面还要铺排各种杯盘碗盏，盛放若干果蔬汤饭，鸿妻那该是力大无穷的大力士才有可能，这倒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推论。因此，常罡先生收藏的小桌与“举案齐眉”之食案绝不类似，而是两种不同的家什。
　　那么“举案齐眉”之“案”到底如何呢？图二为四川彭州太平乡出土的画像砖，表现了东汉贵族士人宴饮的生活场面。席前置放的有脚的托盘即是成语“举案齐眉”所谓的“案”。
　　其二，常罡先生收藏的小桌（图三）到底是何种家什呢？据王世襄先生著《明式家具研究》第二章“明式家具的种类和形式”，此小桌应是高束腰加矮老装绦环板炕桌。炕桌是矮桌的一种，有一定的宽度，一般超过它本身长度的一半，多在床上或炕上使用，侧端贴近床沿或炕沿，居中摆放，以便两旁坐人。这就很清楚了，此小桌的制式并非莫衷一是，而是十分确定的一种传统明清家具样式。
　　其三，关于该小桌的年代判断，常先生断为元末明初，依据是“更与元大都遗址出土之嵌螺钿广寒宫黑漆残盘同旨。”笔者认为依据是不充分的。收藏于北京首都博物馆的元代黑漆盘残件“广寒宫”是1970年在北京后英房元大都遗址中发現，直径约37厘米，用薄螺钿嵌出两层 3间重檐歇山顶楼阁。阁后植树，叶似梧桐、丹桂。云气自下腾空而上。不同物象采用《髹饰录》所謂“分裁设色，随彩而施缀”的做法。藏品名称因碎片中有“广”字痕迹,与景物印证,是故定名“广寒宫”图。虽然是残盘，但画面云气缭绕，妙若仙境，确有高处不胜寒之感。整体构图饱满，镶嵌细致，尤其是“广寒宫”建筑结构严整，立体感强，有明显的透视效果（图四）。反观小桌面图案（图五）布局略显凌乱，湖岸不分，图中松树似从水中长出，人也似在水中行走。尤其是图中建筑廊柱完全处于一个平面，恰似舞台道具一般毫无立体感和透视效果，与“广寒宫”相较，其旨趣诚不可以道里计。
　　


　　


　　


　　再从小桌的风格样式看，实在不能遽断其出于元末明初。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研究》中指出：“关于明代早期家具的文献和实物，今知之甚少。”这恐怕也是畅安先生只做明式家具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便勉强从元代传世人物画、墓葬壁画、图书插图反映出的家具风格样式看，时代风格也存在明显且巨大差异。例如，元代画家刘贯道所绘《消夏图》（图六），表现元代士大夫居家消夏的生活场景，画中所绘家具较多，其中的床榻、桌几等家具均线条流畅简洁大方，似乎都有托泥，尤其远景庭院中的床榻上放置一小桌，甚觉简单轻巧，可以作为元代家具风格的可靠资料进行比较研究。至于明初家具风格样式，从卒于洪武二十二年的朱檀墓出土的冥器家具可见一斑，与常罡先生小桌时代风格也相去甚远。
　　综合来看，笔者认为小桌的断代不应定在元末明初，而要晚很多，甚至晚至清代中后期，这种风格的炕桌在恭王府陈列的明清家具中多有所见，体现出清中晚期追求繁琐华丽装饰风格的意趣。
　　其四，至于小桌面芯图案的解读，则更有讨论商榷的余地。据常罡先生的看法，“厅堂之上，肩琴跪坐者琴生，袖手盘踞、淡然墨对者，琴师也。另一琴生，授业毕，挟琴自门而出。再一琴生，穿过路上行人，正携琴步向师庭。最可宝贵处，此琴生乃一盲瞽，其手牵引路之犬，即今日所谓导盲犬也。”常先生将小桌面图案解读为“琴师授业图”，其实不然。古代岂有如此流水席式授徒之琴师，未免太现代与常识不合。实际上这是一幅庭院行乐图，古人出游必带童仆，且多携琴，以为高雅（可参看明商喜所绘《朱瞻基行乐图像》）。画面中的主仆关系是十分明确的，着长衫袍服戴唐宋式巾裹者为主人，着短衫束发无帽挟琴牵犬者为妇仆，这样算来主人者六人，妇仆者亦六人，主仆之间人数相对完全符合古人出游的惯例。
　　以上为笔者读常罡先生著文后思考探究，与先生商榷，同时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更多业界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