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几乎没什么了解，很多普通的美国人还以为中国人天天吃“左宗棠鸡”、蒙古牛肉，见面就会说粤语。然而，美国的教育界却一直在很认真地研究中国教育，而且是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研究的成果经常都能第一时间反馈到政策的决策者和制定者那里，从而让美国的教育部门能够评估研究成果，决定是否采用。从美国人研究中国教育的做法中，我们可能会得到一点启发：
　　最早对中国的“全国统一教材”“全国统一考试”产生兴趣的是布什政府。他们开始对中国的“高考”产生了强烈兴趣：为什么中国要举行这种统考？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录取不是像美国那样做？这种考试形式可以引进到美国吗？产生这个兴趣的原因是当时美国的公立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很多人不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也不具备基本的数学能力，已经无法适应新世纪高科技工作的新要求，甚至，大学招进来的新生，很多人还要补习高中数学和英语阅读。以比尔·盖茨为首的高科技领域代表对此非常不满意，甚至要求美国国会开放更多的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工程师的H1签证名额，以填补美国本土培养的工程师不足的窘境。他们认为，造成美国学生学术能力低下的原因就是美国没有考试，学生有没有学到东西，谁都不知道。
　　于是，美国的教育专家们首先对中国的高考进行了科学研究。他们发现，原来中国的高考是既没有什么“效度”，又没有什么“信度”的考试。没有“信度”，指的是在难度和题目的一致性方面，每一年的高考都不一样。于是，有时候难，有时候容易，因此，无法知道这一届录取的考生跟上一届录取的考生，在能力上是不是一致的。“效度”是指考的题目，究竟跟课本要求，教师教的内容，吻合度有多大。假如考的内容跟上课的内容没什么关系，这份题目的“效度”就差了。假如“效度”不好，我们就无法知道这一届的学生究竟懂的东西跟上一届是否相同，换句话说，我们招进来的学生，是否就是我们想要的学生？“效度”不好，就没法得到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
　　在得到这个结果以后，专家们给行政部门的意见是：中国的高考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考试，然而，像“高考”那样的统考，在修改以后，可以成为一个科学的考试的。比如说，可以用高考那样的统考形式，设计几套“信度”和“效度”很好的题目，来考查美国的公立学校的学生究竟学到了什么。于是，“无一孩子落后”的法案就产生了。这个法案要求各地的公立学校参加以州为单位的统一考试，根据考试成绩来给学校排名和拨款。
　　到了奥巴马政府时代，奥巴马一直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比美国要成功得多。他根据的并不是研究结果，而是表面的道听途说。他认为中国中小学教育比美国成功的理由是：第一，中国学生在学校学习的时间比美国学生长得多。美国学生一年才上180天课，寒暑假没有补习，每天才上5小时的课，这样少的时间，根本就不可能学到跟中国学生一样多的东西。其次，目前在美国硅谷的工程师，基本就是中国人和印度人，肯定是中国的数学和科学教育比美国好，才会让中国那么多工程师能有资格在美国工作，否则怎么不见美国的工程师充斥中国的中关村。最后，中国为什么能举办全国性的统考如高考那样的考试，肯定是全中国的高中生都学同样的课本。
　　于是，教育专家们又开始认真研究中国的这些传说。他们研究发现，原来中国已经没有全国统一课本，也没有全国统一的高考了。但是，这样做似乎弊大于利。美国要改革教育，应该采用中国从前使用过的“全国统一课程标准，统一教材”的做法。
　　于是，在各州的州长协会的推动下，美国的全国统一课程标准陆续推出，教育改革进入新的阶段。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发现，美国人是非常认真地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教育，并且很认真地汲取中国教育经验教训，采用合理的方面来做行政上的推广。这一点，值得中国教育界的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人员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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