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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起
1937年，常任侠《战云纪事》有如下记载：
[5月2日，星期日，晴]精神颇佳。上午至西泠印社买印色，一元六角。买廉价书《佛罗乙德叙传》一册，《俄国文学史略》一册，《阿那托尔》一册。下午再赴西泠印社，买郭沫若《古代铭刻汇考正续编》四册，价七元六角。……又至夫子庙及珠宝廊各古董店观古玩，遇粤人王斧，略谈，彼约至其家看古玉，云藏玉颇多也。晚间阅郭氏书并写日记。
又：
[5月1]日，星期二]學校开运动会。下午至西泠印社买《董美人墓志》一册，《考古发掘方法论》一册，《食货》一册。晚间至蒋维崧处、许滇华处，均未遇。至罗寄梅家，夜深始归。
又：
[6月12日，星期六]晨赴阳翰笙处、田寿昌（即田汉，笔者注）处询赴洞庭事。至忠林坊五十号王晋笙处，因约赴洞庭，乃其主干也。同至留香园吃茶。午归校。下午赴西泠印社取来锦盒一，并购《端石拟》一本……
文中多次提及“至西泠印社（南京）”买书，笔者阅后非常吃惊。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且与南京老一辈篆刻家多有接触，询问大家，多不知道南京历史上竟然也有西泠印社，遂觉得有必要对这一历史加以考证。
二、“西泠印社南京分社”地址
从常任侠日记看，这明显是一家叫“西冷印社”的文化机构，除卖篆刻器具印色（印泥）、锦盒外，兼卖《佛罗乙德叙传》《俄文学史略》《阿那托尔》《古代铭刻汇考正续编》《董美人墓志》《考古发掘方法论》《食货》《端石拟》等书籍。那么，它与杭州学术团体“西泠印社”或上海商业机构“西冷印社”有着怎样的联系？
现在关于杭沪两处“西泠印社”的关系、性质等等问题的来龙去脉基本已经水落石出，其出处源自西泠印社中人茅子良1992年11月27日及12月4日连载于香港《大公报·艺林》上的《上海西冷印社社史初探》和1993年9月10及17日连载于香港《大公报·艺林》上的《上海西泠印社社史补证》两文——2009年收入茅子良《艺林类稿》一书，其中茅子良又撰写了《从当年广告看上海西泠印社及其推出时间》一文。
我们知道，从1904年杭州西湖之畔小孤山叶为铭、丁辅之、王福庵、吴隐等筹建印学团体西泠印社、同时吴隐在上海将生产的印泥和出版的印谱碑帖等招牌打出“西泠印社出品”之后，以商业经营模式的上海西泠印社通过生产经营将一部分利润用于杭州西泠印社的建设，而自身则经过了如下的商业发展（根据茅子良以上三篇文章梳理）：
1904年，吴隐（字石泉、石潜、潜泉，号遁庵）创设上海西泠印社，辑拓刊行印谱，与继室孙锦（织云）研制经营独门秘方“潜泉印泥”（亦称“纯华印泥”）等，开设地址在上海宁波路浙江路口渭水坊（今542弄）2号。
1912年秋，吴昌硕篆赠上海“西泠印社”并行书款跋。
期间，我们从龙向洋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时期图书总目》刊有的一些民国印谱可见，上海西泠印社竟有多处印谱发行点，如：1913年上海西泠印社吴隐辑《印人画像》;1914年杭州西泠印社项元汴著《蕉窗九录不分卷》;1917年香港西泠印社吴隐编《秦汉百寿印聚一卷》;1919年济南西泠印社王维堂编《摹印秘论》西泠印社印学丛书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吴隐在全国布点多处发行的商业手段。
1922年，吴隐病故。上海西泠印社产业由其二子吴熊（字幼潜，1902-？）接手任经理。
1925年，三子吴珑（字振平，1907-1979）任副经理。吴隐之妻孙锦则继续研制印泥。
1927年，吴珑与杭州人丁卓英（19041983）结婚。
1928年，丁卓英来到上海，她与婆婆孙锦同操印泥制作。孙锦悉数传授吴珑与丁卓英印泥制作技艺，吴珑、丁卓英成为“潜泉印泥”第二代传人。
1934年，吴熊提议析产分家。据方去疾回忆：当时系请两前辈丁辅之、王福庵出面主持：二子吴熊依旧在原址上海宁波路浙江路口渭水坊（今542弄）2号（电话91312）开办“西泠印社书店”，以刊发出版书籍为主业，后以“中国印学社”名义出版发行印谱及书籍。三子吴珑则与丁卓英一起将分到的产业并带走二名伙计，搬家到广东路棋盘街东首239号（电话18931）开办“上海西泠印社潜泉印泥发行所”，自任经理。他们除继续经营印泥外，另有国画颜料、石章、印谱等，对外挂牌刻字。
吴隐之妻孙锦跟三子吴珑与丁卓英生活。但后来，吴熊“西泠印社书店”（中国印学社）与吴珑‘上海西泠印社潜泉印泥发行所”两家经营范围互相侵犯。茅子良《上海西泠印社社史初探》写道：
抗战胜利后，吴熊在南京等地增设西泠印社分店，元气渐复，然不久即因赌博吸毒，赔本负债，家败业瘤，沦落为吃救济粮的难民，后居家由其子女抚养。
不过，在1993年5月13日茅子良偕同上海西泠印社的顾锡洪、王山宝，专程拜访了吴隐的亲孙子吴东棣（时为华东化工学院教授）。他就茅子良讲述其伯父吴熊当年开设西泠印社书店南京分店的时间等问题的不实之处作了更正。于是茅子良在《上海西泠印社社史补证》一文中更改为：
东棣先生又说，吴熊分家时办西泠印
社书店，后在南京开设分店，两地生意较好。这段时间不是在抗战胜利之后，而是在抗战前夕及初期。由于日机滥施轰炸，伯父南京分店祸从天降，焚烧所及，一日夷为平地，不幸沦为难民。经不起这心理上的沉重一击，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万念俱灰，随即皈依佛门，后由其子女扶养。
至此，我们将吴东棣的叙述与常任侠日记《战云纪事》两者联系起来，证实如下几点：（1）南京历史上确实有过西泠印社，为吴熊所开的上海西泠印社南京分店，以经营篆刻器具及卖各类书籍为主业。这个事件给南京篆刻史增加了可以诉诸笔墨的一页。（2）1937年12月10日，侵华日军猛攻南京，13日南京沦陷。而常任侠当年五六月时段常去光顾上海西泠印社南京分店，证实了吴东棣所言“这段时间不是在抗战胜利之后，而是在抗战前夕及初期”。（3）从常任侠的买书量与种类能够管窥店面品种丰富，“生意较好”。 既然上海西泠印社南京分店确实存在，那么它的地址在哪里？经过反复研究相关资料，发现茅子良《上海西泠印社社史补证》中，吴东棣这么说：
至于西泠印社书店印刷、中国印学社总发行所的《吴昌硕印谱初集》，时在1936年6月，地址注明为上海宁波路浙江路口渭水坊2号;逾该印谱二、三、四集印行，时在1937年4月，则已注明总店地址同上，分店地址为南京东海路64号国府路南首。吴东棣准确地说出了西泠印社南京分店的地址，接下来我们需要解決以下疑问：
（1）地址是否准确？吴东棣不是亲历者，1993年其已65岁，即生于1928年，对于56年前只有9岁的他来说，其大伯吴熊所开的上海西冷印社南京分店应该只有模糊记忆。为了明白无误，笔者查阅了1937年的上海《申报》，看到一件非常重要的变化：5月4日广告（图1）“中国印学社”地址是“上海宁波路浙江路口渭水坊西泠印社内”，到了5月12、18日广告地址改成了“总店上海宁波路浙江路口渭水坊、分店南京大行宫东海路六十四号”（图2）。依此史证，地址“南京东海路64号国府路南首”完全准确。
（2）南京“东海路64号国府路南首”具体在哪里？民国初年，国民政府（今总统府）大院西面最宽的道路是“碑亭巷”，南北向的碑亭巷与大院之间还有一条与碑亭巷平行的且狭窄的“新西街”。1936年冬，南京政府将东西向的“国府路”（即现在的长江路）与东西向的“中山东路”之间南北向这条“新西街”拓宽，改称“东海路”。同时，在大院西侧，平行于碑亭巷，沿东海路北上新开辟道路至浮桥东面，拆除房屋建“弹石路”。1959年春，首尾相接的“东海路”“弹石路”，再向北延伸加长，同时进行大规模拓宽改造，由大行宫向北一直延伸到北京东路，命名为“太平北路”。故，“东海路”就是现在的“太平北路”最南段、中山东路到长江路之间，东边是南京图书馆新馆，西边是江宁织造府博物馆那么一截。“东海路”与中山东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即是大行宫，按南京双号坐东向西的门牌号码排序，则“东海路64号国府路南首”与“大行宫东海路六十四号”结合起来应该解释为“国府路南面的东海路坐东向西的64号且靠近大行宫口”，即现在的南京图书馆新馆西边地铁口处。
（3）吴东棣所言“由于日机滥施轰炸，伯父南京分店祸从天降，焚烧所及，一日夷为平地，不幸沦为难民”是否属实。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现在这一天为“国家公祭日”）。南京城内一遍混乱，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约翰·拉贝《拉贝日记》12月21日有载：
12月20日晚上近9时的时候，克勒格尔和哈茨两位先生驱车顺着中正路来到白下路，然后打算向东去中华路，这时日本哨兵拦住他们不让向南行驶。基督教青年会的房子此时早已被全部烧毁。从太平路向北行驶时，他们清点了一下，除了以前被烧毁的房子，街道两侧共发生了约10起火灾。向西转向中山东路时，他们看见东海路和国府路的街角燃起了大火。到达中山路和珠江路路口时，他们看见珠江路的北面有一处大的火灾。这时，又有一支巡逻队拦住他们不让东行。街上到处都是日军士兵，人数很多，但他们根本不打算去救火，反倒是有许多人在拖走货物。
其中“从太平路向北行驶……向西转向中山东路时”是在大行宫口转弯，“他们看见东海路和国府路的街角燃起了大火”，显然，此处大火所燃的正是吴熊所开的上海西泠印社南京分店。吴东棣说“焚烧所及”，克勒格尔和哈茨两位先生看到“燃起了大火”，两言互证，书店火灾火势必然熊熊。
三、上海西泠印社南京分店开设之讨论
1.上海西泠印社南京分店开设缘由
通过上海西泠印社在民国《申报》中的广告，可窥它的营商变化。茅子良《上海西泠印社社史补证》转录：
据上海图书馆藏1924年版《山阴州山吴氏族谱》题作《吴公石潜小传》。谱中记载，吴隐生于同治六年丁卵六月二十四日[1867年7月25日]，卒于壬戌四月二十三日[1922年5月19日]，春秋五十有六。
即1922年5月19吴隐仙逝，但5月2日上海西泠印社依然在《申报》中做产品广告（图3）：
西泠印社印泥：潜泉研究印学三十余年，仿古秘制各色八宝印泥，细润鲜明，经久不变，冬不凝冻，夏不透油，极合书画家收藏家之用。计分五种，价目列下：特种八宝炼金精选真美丽红印泥，每两十六元……总发行所：上海老闸桥北东归仁里五弄。西泠印社。丁821。
可见当时吴隐的商业财力、手段和奋斗不息的精神。
1923年二子吴熊子承父业主管事务，时恰逢西泠印社二十周年社庆，上海西泠印社在《申报》于10月1，3，5，7，9日连续刊发广告（图4），到10月11 13、17 30日更是天天投入大量资金做“西泠印社廿年纪念减价一月”大幅广告（图5），而且数次制作翻新版面，显示了吴熊比其父更加凶猛的商业魄力和财力，尤其是10月19日同时刊发《西泠印社廿年纪念减价一月》（上海西泠印社）广告和《西泠印社廿年纪念金石家书画陈列会》（图6）（杭州西泠印社）告书，启：
本社成立二十载，又逢社长缶庐先生八十大寿，同人拟于夏历九月十一、十二、十三日，萃集金石家书画名迹展览三日，用为纪念。凡我同好如蒙惠临，无任企盼，煮茗清谈，一循真率。此启。（乙A1923）杭州西湖白公堤西泠印社启。
上海西泠印社和杭州西泠印社相互借力，意气风发。
然而时过境迁，1934年，吴熊提议析产分家。笔者认为，在大上海天天日新月异的商业环境中，固守己业、发展几无的上海西泠印社只有分家各谋前途。并且在丁辅之、王福庵出面主持公证下进行，也反映了吴熊、吴珑的隔阂。三子吴珑“上海西泠印社潜泉印泥发行所”印泥制作技艺现代工业无法取代，况且当时人们普遍使用印章印泥，所以一直能够生存发展。而吴熊“西泠印社书店”，以刊发出版手工印谱为主业，后以“中国印学社”名义出版发行印谱及书籍，客户以篆刻家为主，受众面狭小，根本无法与当时从西方工业引进新兴的用活字印刷的大佬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相提并论，更无法相颉颃。 1935年吴熊徒弟、从浙江永嘉来沪的方节庵在吴家学会了制作印泥和出版印谱后自立门户，创办“上海宣和印社”，叫卖“节庵印泥”、出版书籍，这一事件肯定对吴熊心理和其业务也是有影响的。
1937年开始，《申报》上半年每星期天的“本埠增刊”报眼，几乎全由吴珑“上海西泠印社潜泉印泥发行所”“潜泉印泥”（图7），吴熊“中国印学社”“纯华印泥”（吴熊分家后为区别于“潜泉印泥”重帜原名“纯华印泥”），方节庵‘上海宣和印社”“节庵印泥”（图8）三家占领，每星期轮流刊载，竞争异常激烈。更有甚者，4月18日《上海宣和印社两周纪念廉价一月》“节庵印泥照定价八折”（图9），宣和印社羽毛渐丰。5月5日“上海西泠印社潜泉印泥发行所”刊登大幅打假防伪广告：
注意：潜泉印泥除上海广东路二三九号本发行所及杭州外西湖西泠印社两处外，别无分售，近查，外间不乏仿冒影射，为特郑重声明：如蒙采购，务乞认明注册商标，并直接惠顾为幸。（图10）此广告吴珑有排挤吴熊之嫌。外部风起云涌的市场竞争，内部不越雷池的产品，家族关系磕磕碰碰，这一切促使走在下坡路的吴熊寻求突破——开设分店成为他的选择。
2.上海西泠印社南京分店选址
清末民初南京大行宫花牌楼地理位置是国立中央大学南京通向最热闹的夫子庙地区的必由之路，于是文化商人们看到了它的商业价值：
纵观彼时，上海“商务印书馆”首先在此开设南京分馆，除自行编印各类书籍外，主要出售总馆出版的学校教科书、古籍、科学、文艺、工具书、期刊及商业簿册报表等;现在杨公井路口的南京古籍书店即是民国元年建立于上海的“中华书局”南京分部。1935年这幢店房建成时，是当时花牌楼地区最气派的一家书店;以印售各类学术入门书籍为主的“世界书局”，也在花牌楼设立了分店，其总店也在上海;此地还有上海“开明书店”分店，这家书店以中学生和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上海“北新书店”也有分店开在花牌楼;后来居上的“生活书店”“良友书店”也是如此，良友书店出版的书籍以印刷精良著称，它所出版的《良友画报》风行一时;中央书店也是花牌楼的一家老书店，以出售廉价的旧小说及明、清人的笔记为主，但偶有少数淫秽书刊受到社会的指责，在花牌楼南首杨公井路口“中华书局”南京分部对面、现在的小上海餐馆处是“正中书局”和其斜对面的“拔提书局”，这两家书店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上海“益智書局”“广益书局”“大达书局”等等均在花牌楼开有分店;花牌楼北首大行宫附近还有一家神州国光社，以刊印历代碑帖、书画、金石作品为特色，其中不乏海内秘本，极其珍贵……
常任侠日记《战云纪事》中记录了他无数次的买书记录，从这些记录中不难看出当时的营业情况，略举一二：1937年4月12日，“转赴花牌楼购书数册，一《神之由来》，一《光明》，一《新中华》，一《朝花夕拾》，一《美术生活》，以今日发薪，先购书也”。4月24日，“在有正书局买王振鹏《货郎图》一幅”。4月27日，“下午至花牌楼买《光明》—本，《大鼓研究》一本，又买青田一方，寿山一方。此癖一染，诚难戒也”。4月30日，“下午，至花牌楼买《英烈传》一部，一角五分”。
1937年春，紧接花牌楼且重新拓宽修建的东海路吸引了寻求突破的吴熊，于是‘上海西泠印社书店南京分店”终于在春暖花开的江南4月挂牌营业。融入新文化运动书籍出版发行业洪流，与诸多大书局同行。我们从常任侠的购书门类可见书店已经不仅仅出售篆刻器具和印谱，而是向一家综合性的书店转型。
然而到了12月13日，日寇轰炸南京后，再看《拉贝日记》12月21日记录：“从太平路（花牌楼是其中的一段）向北行驶时，他们清点了—下，除了以前被烧毁的房子，街道两侧共发生了约10起火灾。”书店一条街遭遇毁灭性灾难，以致抗战后依旧元气不复。
3.上海西泠印社南京分店的毁灭
上海西泠印社南京分店遭日军焚烧，此其外表，究其原因，小民族资本家吴熊的眼界局限，特别是政治意识薄弱才是根本。这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1）上海西泠印社以手工制作印泥、手工出版印谱为主业，其行业的民族传统性制约了经营者的目光，只重视商业利益而严重缺少那种大上海新兴资本家的政治敏感，表现在譬如持续不断地只在商业性很强的《申报》做广告而不在政治性的报纸如《中央日报》做广告，又譬如图2广告‘分店南京大行宫东海路六十四号”，其实东海路同样也在政治性很强的国府路处，完全可以标明“分店南京国府路东海路六十四号”，可见潜意识中流露出对政治的麻木与漠视。
（2）吴熊生于1903年，1922年其父吴隐卒，1927年吴昌硕卒。当时以吴隐的财力加上吴昌硕在日本广泛的影响力，如果送吴熊东渡日本留学，完全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留洋出国是当时年轻人学习新事物融入新时代的潮流。如果吴熊去了，他的文化、经商理念必定会有时代性、前瞻性，不至于犯固守传统手工印谱而不引进现代印刷术的错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民族资本家的先天不足。
吴东棣说其伯父吴熊在南京分店烧毁后“经不起这心理上的沉重一击，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万念俱灰，随即皈依佛门，后由其子女扶养”，估计南京分店投入资金很大，损失惨重，他的“万念俱灰”“皈依佛门”，正是遭受打击后中国小民族资本家的生动写照。
（作者为西泠印社社员、六朝印社社长）
责任编辑：陈春晓
1937年，常任侠《战云纪事》有如下记载：
[5月2日，星期日，晴]精神颇佳。上午至西泠印社买印色，一元六角。买廉价书《佛罗乙德叙传》一册，《俄国文学史略》一册，《阿那托尔》一册。下午再赴西泠印社，买郭沫若《古代铭刻汇考正续编》四册，价七元六角。……又至夫子庙及珠宝廊各古董店观古玩，遇粤人王斧，略谈，彼约至其家看古玉，云藏玉颇多也。晚间阅郭氏书并写日记。
又：
[5月1]日，星期二]學校开运动会。下午至西泠印社买《董美人墓志》一册，《考古发掘方法论》一册，《食货》一册。晚间至蒋维崧处、许滇华处，均未遇。至罗寄梅家，夜深始归。
又：
[6月12日，星期六]晨赴阳翰笙处、田寿昌（即田汉，笔者注）处询赴洞庭事。至忠林坊五十号王晋笙处，因约赴洞庭，乃其主干也。同至留香园吃茶。午归校。下午赴西泠印社取来锦盒一，并购《端石拟》一本……
文中多次提及“至西泠印社（南京）”买书，笔者阅后非常吃惊。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且与南京老一辈篆刻家多有接触，询问大家，多不知道南京历史上竟然也有西泠印社，遂觉得有必要对这一历史加以考证。
二、“西泠印社南京分社”地址
从常任侠日记看，这明显是一家叫“西冷印社”的文化机构，除卖篆刻器具印色（印泥）、锦盒外，兼卖《佛罗乙德叙传》《俄文学史略》《阿那托尔》《古代铭刻汇考正续编》《董美人墓志》《考古发掘方法论》《食货》《端石拟》等书籍。那么，它与杭州学术团体“西泠印社”或上海商业机构“西冷印社”有着怎样的联系？
现在关于杭沪两处“西泠印社”的关系、性质等等问题的来龙去脉基本已经水落石出，其出处源自西泠印社中人茅子良1992年11月27日及12月4日连载于香港《大公报·艺林》上的《上海西冷印社社史初探》和1993年9月10及17日连载于香港《大公报·艺林》上的《上海西泠印社社史补证》两文——2009年收入茅子良《艺林类稿》一书，其中茅子良又撰写了《从当年广告看上海西泠印社及其推出时间》一文。
我们知道，从1904年杭州西湖之畔小孤山叶为铭、丁辅之、王福庵、吴隐等筹建印学团体西泠印社、同时吴隐在上海将生产的印泥和出版的印谱碑帖等招牌打出“西泠印社出品”之后，以商业经营模式的上海西泠印社通过生产经营将一部分利润用于杭州西泠印社的建设，而自身则经过了如下的商业发展（根据茅子良以上三篇文章梳理）：
1904年，吴隐（字石泉、石潜、潜泉，号遁庵）创设上海西泠印社，辑拓刊行印谱，与继室孙锦（织云）研制经营独门秘方“潜泉印泥”（亦称“纯华印泥”）等，开设地址在上海宁波路浙江路口渭水坊（今542弄）2号。
1912年秋，吴昌硕篆赠上海“西泠印社”并行书款跋。
期间，我们从龙向洋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时期图书总目》刊有的一些民国印谱可见，上海西泠印社竟有多处印谱发行点，如：1913年上海西泠印社吴隐辑《印人画像》;1914年杭州西泠印社项元汴著《蕉窗九录不分卷》;1917年香港西泠印社吴隐编《秦汉百寿印聚一卷》;1919年济南西泠印社王维堂编《摹印秘论》西泠印社印学丛书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吴隐在全国布点多处发行的商业手段。
1922年，吴隐病故。上海西泠印社产业由其二子吴熊（字幼潜，1902-？）接手任经理。
1925年，三子吴珑（字振平，1907-1979）任副经理。吴隐之妻孙锦则继续研制印泥。
1927年，吴珑与杭州人丁卓英（19041983）结婚。
1928年，丁卓英来到上海，她与婆婆孙锦同操印泥制作。孙锦悉数传授吴珑与丁卓英印泥制作技艺，吴珑、丁卓英成为“潜泉印泥”第二代传人。
1934年，吴熊提议析产分家。据方去疾回忆：当时系请两前辈丁辅之、王福庵出面主持：二子吴熊依旧在原址上海宁波路浙江路口渭水坊（今542弄）2号（电话91312）开办“西泠印社书店”，以刊发出版书籍为主业，后以“中国印学社”名义出版发行印谱及书籍。三子吴珑则与丁卓英一起将分到的产业并带走二名伙计，搬家到广东路棋盘街东首239号（电话18931）开办“上海西泠印社潜泉印泥发行所”，自任经理。他们除继续经营印泥外，另有国画颜料、石章、印谱等，对外挂牌刻字。
吴隐之妻孙锦跟三子吴珑与丁卓英生活。但后来，吴熊“西泠印社书店”（中国印学社）与吴珑‘上海西泠印社潜泉印泥发行所”两家经营范围互相侵犯。茅子良《上海西泠印社社史初探》写道：
抗战胜利后，吴熊在南京等地增设西泠印社分店，元气渐复，然不久即因赌博吸毒，赔本负债，家败业瘤，沦落为吃救济粮的难民，后居家由其子女抚养。
不过，在1993年5月13日茅子良偕同上海西泠印社的顾锡洪、王山宝，专程拜访了吴隐的亲孙子吴东棣（时为华东化工学院教授）。他就茅子良讲述其伯父吴熊当年开设西泠印社书店南京分店的时间等问题的不实之处作了更正。于是茅子良在《上海西泠印社社史补证》一文中更改为：
东棣先生又说，吴熊分家时办西泠印
社书店，后在南京开设分店，两地生意较好。这段时间不是在抗战胜利之后，而是在抗战前夕及初期。由于日机滥施轰炸，伯父南京分店祸从天降，焚烧所及，一日夷为平地，不幸沦为难民。经不起这心理上的沉重一击，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万念俱灰，随即皈依佛门，后由其子女扶养。
至此，我们将吴东棣的叙述与常任侠日记《战云纪事》两者联系起来，证实如下几点：（1）南京历史上确实有过西泠印社，为吴熊所开的上海西泠印社南京分店，以经营篆刻器具及卖各类书籍为主业。这个事件给南京篆刻史增加了可以诉诸笔墨的一页。（2）1937年12月10日，侵华日军猛攻南京，13日南京沦陷。而常任侠当年五六月时段常去光顾上海西泠印社南京分店，证实了吴东棣所言“这段时间不是在抗战胜利之后，而是在抗战前夕及初期”。（3）从常任侠的买书量与种类能够管窥店面品种丰富，“生意较好”。 既然上海西泠印社南京分店确实存在，那么它的地址在哪里？经过反复研究相关资料，发现茅子良《上海西泠印社社史补证》中，吴东棣这么说：
至于西泠印社书店印刷、中国印学社总发行所的《吴昌硕印谱初集》，时在1936年6月，地址注明为上海宁波路浙江路口渭水坊2号;逾该印谱二、三、四集印行，时在1937年4月，则已注明总店地址同上，分店地址为南京东海路64号国府路南首。吴东棣准确地说出了西泠印社南京分店的地址，接下来我们需要解決以下疑问：
（1）地址是否准确？吴东棣不是亲历者，1993年其已65岁，即生于1928年，对于56年前只有9岁的他来说，其大伯吴熊所开的上海西冷印社南京分店应该只有模糊记忆。为了明白无误，笔者查阅了1937年的上海《申报》，看到一件非常重要的变化：5月4日广告（图1）“中国印学社”地址是“上海宁波路浙江路口渭水坊西泠印社内”，到了5月12、18日广告地址改成了“总店上海宁波路浙江路口渭水坊、分店南京大行宫东海路六十四号”（图2）。依此史证，地址“南京东海路64号国府路南首”完全准确。
（2）南京“东海路64号国府路南首”具体在哪里？民国初年，国民政府（今总统府）大院西面最宽的道路是“碑亭巷”，南北向的碑亭巷与大院之间还有一条与碑亭巷平行的且狭窄的“新西街”。1936年冬，南京政府将东西向的“国府路”（即现在的长江路）与东西向的“中山东路”之间南北向这条“新西街”拓宽，改称“东海路”。同时，在大院西侧，平行于碑亭巷，沿东海路北上新开辟道路至浮桥东面，拆除房屋建“弹石路”。1959年春，首尾相接的“东海路”“弹石路”，再向北延伸加长，同时进行大规模拓宽改造，由大行宫向北一直延伸到北京东路，命名为“太平北路”。故，“东海路”就是现在的“太平北路”最南段、中山东路到长江路之间，东边是南京图书馆新馆，西边是江宁织造府博物馆那么一截。“东海路”与中山东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即是大行宫，按南京双号坐东向西的门牌号码排序，则“东海路64号国府路南首”与“大行宫东海路六十四号”结合起来应该解释为“国府路南面的东海路坐东向西的64号且靠近大行宫口”，即现在的南京图书馆新馆西边地铁口处。
（3）吴东棣所言“由于日机滥施轰炸，伯父南京分店祸从天降，焚烧所及，一日夷为平地，不幸沦为难民”是否属实。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现在这一天为“国家公祭日”）。南京城内一遍混乱，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约翰·拉贝《拉贝日记》12月21日有载：
12月20日晚上近9时的时候，克勒格尔和哈茨两位先生驱车顺着中正路来到白下路，然后打算向东去中华路，这时日本哨兵拦住他们不让向南行驶。基督教青年会的房子此时早已被全部烧毁。从太平路向北行驶时，他们清点了一下，除了以前被烧毁的房子，街道两侧共发生了约10起火灾。向西转向中山东路时，他们看见东海路和国府路的街角燃起了大火。到达中山路和珠江路路口时，他们看见珠江路的北面有一处大的火灾。这时，又有一支巡逻队拦住他们不让东行。街上到处都是日军士兵，人数很多，但他们根本不打算去救火，反倒是有许多人在拖走货物。
其中“从太平路向北行驶……向西转向中山东路时”是在大行宫口转弯，“他们看见东海路和国府路的街角燃起了大火”，显然，此处大火所燃的正是吴熊所开的上海西泠印社南京分店。吴东棣说“焚烧所及”，克勒格尔和哈茨两位先生看到“燃起了大火”，两言互证，书店火灾火势必然熊熊。
三、上海西泠印社南京分店开设之讨论
1.上海西泠印社南京分店开设缘由
通过上海西泠印社在民国《申报》中的广告，可窥它的营商变化。茅子良《上海西泠印社社史补证》转录：
据上海图书馆藏1924年版《山阴州山吴氏族谱》题作《吴公石潜小传》。谱中记载，吴隐生于同治六年丁卵六月二十四日[1867年7月25日]，卒于壬戌四月二十三日[1922年5月19日]，春秋五十有六。
即1922年5月19吴隐仙逝，但5月2日上海西泠印社依然在《申报》中做产品广告（图3）：
西泠印社印泥：潜泉研究印学三十余年，仿古秘制各色八宝印泥，细润鲜明，经久不变，冬不凝冻，夏不透油，极合书画家收藏家之用。计分五种，价目列下：特种八宝炼金精选真美丽红印泥，每两十六元……总发行所：上海老闸桥北东归仁里五弄。西泠印社。丁821。
可见当时吴隐的商业财力、手段和奋斗不息的精神。
1923年二子吴熊子承父业主管事务，时恰逢西泠印社二十周年社庆，上海西泠印社在《申报》于10月1，3，5，7，9日连续刊发广告（图4），到10月11 13、17 30日更是天天投入大量资金做“西泠印社廿年纪念减价一月”大幅广告（图5），而且数次制作翻新版面，显示了吴熊比其父更加凶猛的商业魄力和财力，尤其是10月19日同时刊发《西泠印社廿年纪念减价一月》（上海西泠印社）广告和《西泠印社廿年纪念金石家书画陈列会》（图6）（杭州西泠印社）告书，启：
本社成立二十载，又逢社长缶庐先生八十大寿，同人拟于夏历九月十一、十二、十三日，萃集金石家书画名迹展览三日，用为纪念。凡我同好如蒙惠临，无任企盼，煮茗清谈，一循真率。此启。（乙A1923）杭州西湖白公堤西泠印社启。
上海西泠印社和杭州西泠印社相互借力，意气风发。
然而时过境迁，1934年，吴熊提议析产分家。笔者认为，在大上海天天日新月异的商业环境中，固守己业、发展几无的上海西泠印社只有分家各谋前途。并且在丁辅之、王福庵出面主持公证下进行，也反映了吴熊、吴珑的隔阂。三子吴珑“上海西泠印社潜泉印泥发行所”印泥制作技艺现代工业无法取代，况且当时人们普遍使用印章印泥，所以一直能够生存发展。而吴熊“西泠印社书店”，以刊发出版手工印谱为主业，后以“中国印学社”名义出版发行印谱及书籍，客户以篆刻家为主，受众面狭小，根本无法与当时从西方工业引进新兴的用活字印刷的大佬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相提并论，更无法相颉颃。 1935年吴熊徒弟、从浙江永嘉来沪的方节庵在吴家学会了制作印泥和出版印谱后自立门户，创办“上海宣和印社”，叫卖“节庵印泥”、出版书籍，这一事件肯定对吴熊心理和其业务也是有影响的。
1937年开始，《申报》上半年每星期天的“本埠增刊”报眼，几乎全由吴珑“上海西泠印社潜泉印泥发行所”“潜泉印泥”（图7），吴熊“中国印学社”“纯华印泥”（吴熊分家后为区别于“潜泉印泥”重帜原名“纯华印泥”），方节庵‘上海宣和印社”“节庵印泥”（图8）三家占领，每星期轮流刊载，竞争异常激烈。更有甚者，4月18日《上海宣和印社两周纪念廉价一月》“节庵印泥照定价八折”（图9），宣和印社羽毛渐丰。5月5日“上海西泠印社潜泉印泥发行所”刊登大幅打假防伪广告：
注意：潜泉印泥除上海广东路二三九号本发行所及杭州外西湖西泠印社两处外，别无分售，近查，外间不乏仿冒影射，为特郑重声明：如蒙采购，务乞认明注册商标，并直接惠顾为幸。（图10）此广告吴珑有排挤吴熊之嫌。外部风起云涌的市场竞争，内部不越雷池的产品，家族关系磕磕碰碰，这一切促使走在下坡路的吴熊寻求突破——开设分店成为他的选择。
2.上海西泠印社南京分店选址
清末民初南京大行宫花牌楼地理位置是国立中央大学南京通向最热闹的夫子庙地区的必由之路，于是文化商人们看到了它的商业价值：
纵观彼时，上海“商务印书馆”首先在此开设南京分馆，除自行编印各类书籍外，主要出售总馆出版的学校教科书、古籍、科学、文艺、工具书、期刊及商业簿册报表等;现在杨公井路口的南京古籍书店即是民国元年建立于上海的“中华书局”南京分部。1935年这幢店房建成时，是当时花牌楼地区最气派的一家书店;以印售各类学术入门书籍为主的“世界书局”，也在花牌楼设立了分店，其总店也在上海;此地还有上海“开明书店”分店，这家书店以中学生和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上海“北新书店”也有分店开在花牌楼;后来居上的“生活书店”“良友书店”也是如此，良友书店出版的书籍以印刷精良著称，它所出版的《良友画报》风行一时;中央书店也是花牌楼的一家老书店，以出售廉价的旧小说及明、清人的笔记为主，但偶有少数淫秽书刊受到社会的指责，在花牌楼南首杨公井路口“中华书局”南京分部对面、现在的小上海餐馆处是“正中书局”和其斜对面的“拔提书局”，这两家书店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上海“益智書局”“广益书局”“大达书局”等等均在花牌楼开有分店;花牌楼北首大行宫附近还有一家神州国光社，以刊印历代碑帖、书画、金石作品为特色，其中不乏海内秘本，极其珍贵……
常任侠日记《战云纪事》中记录了他无数次的买书记录，从这些记录中不难看出当时的营业情况，略举一二：1937年4月12日，“转赴花牌楼购书数册，一《神之由来》，一《光明》，一《新中华》，一《朝花夕拾》，一《美术生活》，以今日发薪，先购书也”。4月24日，“在有正书局买王振鹏《货郎图》一幅”。4月27日，“下午至花牌楼买《光明》—本，《大鼓研究》一本，又买青田一方，寿山一方。此癖一染，诚难戒也”。4月30日，“下午，至花牌楼买《英烈传》一部，一角五分”。
1937年春，紧接花牌楼且重新拓宽修建的东海路吸引了寻求突破的吴熊，于是‘上海西泠印社书店南京分店”终于在春暖花开的江南4月挂牌营业。融入新文化运动书籍出版发行业洪流，与诸多大书局同行。我们从常任侠的购书门类可见书店已经不仅仅出售篆刻器具和印谱，而是向一家综合性的书店转型。
然而到了12月13日，日寇轰炸南京后，再看《拉贝日记》12月21日记录：“从太平路（花牌楼是其中的一段）向北行驶时，他们清点了—下，除了以前被烧毁的房子，街道两侧共发生了约10起火灾。”书店一条街遭遇毁灭性灾难，以致抗战后依旧元气不复。
3.上海西泠印社南京分店的毁灭
上海西泠印社南京分店遭日军焚烧，此其外表，究其原因，小民族资本家吴熊的眼界局限，特别是政治意识薄弱才是根本。这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1）上海西泠印社以手工制作印泥、手工出版印谱为主业，其行业的民族传统性制约了经营者的目光，只重视商业利益而严重缺少那种大上海新兴资本家的政治敏感，表现在譬如持续不断地只在商业性很强的《申报》做广告而不在政治性的报纸如《中央日报》做广告，又譬如图2广告‘分店南京大行宫东海路六十四号”，其实东海路同样也在政治性很强的国府路处，完全可以标明“分店南京国府路东海路六十四号”，可见潜意识中流露出对政治的麻木与漠视。
（2）吴熊生于1903年，1922年其父吴隐卒，1927年吴昌硕卒。当时以吴隐的财力加上吴昌硕在日本广泛的影响力，如果送吴熊东渡日本留学，完全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留洋出国是当时年轻人学习新事物融入新时代的潮流。如果吴熊去了，他的文化、经商理念必定会有时代性、前瞻性，不至于犯固守传统手工印谱而不引进现代印刷术的错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民族资本家的先天不足。
吴东棣说其伯父吴熊在南京分店烧毁后“经不起这心理上的沉重一击，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万念俱灰，随即皈依佛门，后由其子女扶养”，估计南京分店投入资金很大，损失惨重，他的“万念俱灰”“皈依佛门”，正是遭受打击后中国小民族资本家的生动写照。
（作者为西泠印社社员、六朝印社社长）
责任编辑：陈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