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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语.子路》“直在其中”篇自古以来便众说纷纭，父子相为隐，为何谓之直？本文通过结合前人注解和历史情境对“隐”和“直”作出阐释。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在个人私德和公共道德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它对当今社会道德教育也具有现實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隐；直；亲情；个人私德；公共道德
一、引言
《论语.子路》曰：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关于这段话，自古以来便有了众多的注释和见解，父子相为隐，为何谓之直？它对当今社会的道德建设是否也存在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呢？本文通过对前人注解和历史情境的分析，试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不妥之处，尚祈方家赐正。
二、试释“隐”与“直”
想要更好地理解这段文字，认识的关键就在于对“隐”和“直”的阐释。
1、如何理解“隐”
隐为何意？《说文解字》云：“隐，蔽也。”金文原为上爪（手）、中间干（盾牌）、下又（手），作两手抓住盾牌形，意为双手抓住盾牌，人身在盾牌后看不见，即隐蔽、隐藏；后来在左面增加阜形，增加了隐藏于山林的词义；再后来右下又增心形，增加了隐瞒的词义。至于为何要隐？古注对此多有阐述。《礼记.檀弓》云：“事亲有隐而无犯。”孔颖达注云：“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无犯，不犯颜而谏。《论语》曰：‘事父母，几谏。’”①《春秋公羊传.文公十五年》：“齐人来归子叔姬。其言来何？闵之也。此有罪，何闵尔？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若其不欲服罪然。”何休注引此文说道：“所以崇父子之亲也。”②《盐铁论.周秦篇》亦曰：“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岂不欲服罪尔？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之相坐也。”③从前面几条可以看出，古人的解释几无例外地都将隐瞒的原因归结为亲情。《中庸》有言：“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为什么亲情在古代如此重要，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呢？这是与当时古代宗法性质的社会状况密不可分的。在《大学》的篇首就描述了一个人从个人修养到家庭（族）管理，再到国家治理的逻辑过程。以修身为本，以治国平天下为最终目的，联系二者的中间环节便是家庭（族）管理——齐家。④在宗法社会中，家庭（族）是国家的基本单位，国家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家庭（族）的稳定，亲情正是维系家庭（族）稳定的重要因素。“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孔子之所以提倡孝悌，就是因为它既符合人伦常情，又有利于社会安定。在儒家看来，亲亲之情，特别是孝道，是行“仁”的起点。《孟子·尽心上》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样的类比逻辑表明只有重视亲情所体现的孝，方可能通过推己及人的恕，进一步扩展为爱一切众人与世间万物，也就是仁。仁并不是抽象的，也不是违背人性的。所以在“攘羊”这件事上，历史地看待“子为父隐”，在当时社会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然而对于隐的阐发历来注释多单方面从父子亲情出发，却似有未尽之处。在“其父攘羊，子为父隐”这样一个事件中其实包含着两个范畴：一为父子之间的关系；一为攘羊者与羊主人之间的关系。前人多注重对前一范畴进行讨论，相对缺乏对后一范畴的关注。而这件事情的争议之处却恰恰在于“隐”所引起的两个范畴之间的冲突，因此在理解前一范畴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后一范畴显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隐”的内涵。对“隐”在两个范畴之间的冲突大体可以总结为个人私德与公共道德之间的冲突。冲突的焦点即父子相隐是否会置国法乡情于不顾，只为自己小家利益而损害了大家之利益？解释仍然由“隐”入手，首先，既然“隐”被郑玄注为“不称扬其过失也”，也就意味着子不过是在冲突面前为亲情而对社会保持沉默而已。其次，“何故隐？正谓其事于理有未安耳。则就其隐时，义理昭然自在，是非之理，即在恻隐羞恶之中，并行不悖。”⑤（何焯《义门读书记》）所以此时之“隐”并非否定攘羊之过，因为若无错也谈不上隐。再者，隐其罪并不意味着不惩其罪。父之犯法，自有司法人员负责办理，而并非子之职责。通过对这两个范畴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子为父隐”并非绝对的“隐”，也不意味父亲就可以逍遥法外。所以“隐”其实并不导致个人私德与公共道德两者之间形成必然的矛盾。
2、为何谓之“直”
解释了“隐”，接着来看“直”。父子相为隐，为何谓之直？《说文解字》云：“直，正见也。”甲骨文以一直画置于目上正中，象目光直视之形，故“直”有正见义，引伸为“曲”的反义词。就攘羊这一事件来看，去作证告发似乎才是正直的表现，但孔子却把隐瞒这一事实的表现称为“直”，不由让人疑惑。然而结合《论语》中其他地方孔子对“直”的叙述，这就变得不难理解了。如：“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尔。”再如：“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予之。”（《论语·公冶长》）有人向微生高讨点醋，他不说自己没有却去邻居那里讨了点再给别人，这样的行为能算直吗？由此可见，孔子所谓的“直”就是凭着自己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掩饰和伪装。康有为《论语注》曰：“故义无定，在随时处中。于人，则证之为直；于父，则隐之为直。”⑥具体放在攘羊事件中，对于普通人来说，揭发偷盗之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就是“直”；但在儿子这里，由于儿子对父亲的真实情感使得他选择了隐，孔子所说的“直在其中”正是指虽然隐去了事实，却体现着父子之间亲情真实流露这样的“直”。所以朱熹云：“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⑦反观告发父亲的直躬者，曲己之性而证父，可谓直乎？其动机不由让人疑惑。我并不是否认大义灭亲这种情况的存在，但自古不因求功利、图虚名或畏刑罚等原因而告亲者恐少之又少。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这无疑都是很难做出的决定。《吕氏春秋》里的一段记述帮助我们了解到一些直躬者所谓的“直”实际上却恰恰是“罔”：
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⑧（《吕氏春秋.仲冬纪.当务》） 同样是父亲偷羊，儿子去告发，导致父亲被抓要被杀头，儿子又故作姿态请求代父受过，结果上感其孝而把父子俩都放了。对于此事程瑶田在《论学小记》评价道：“如其不私，则所为公者，必不出于其心之诚，然不诚，则私焉而已矣。”⑨无怪乎孔子如此不忿，此人只不过是善于钻空子博取虚名罢了，不信亦不孝，何谓直躬？
既然孔子将真情实感的流露看作“直”，那么他为何如此注重这样的真情实感呢？冯友兰先生将其归于孔子所提倡的“仁”：“孔丘认为“仁”是最高的道德品质……人必须有真性情，有真情实感。这就是“仁”的主要基础。”这就是说，具备了真情实感，才有可能具有“仁”的品质。他还举了“三年之丧”的例子进一步说明：“孔丘认为，人的最真实的情感是对于其父母的情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对于父母，自然有最真实的爱慕。父母死了，这种爱慕之情就表现为‘三年之丧’。这并不是算账，只是说，这是人的性情的真的流露。孔丘认为，这是‘仁’的根本的根本。所以他的弟子有若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从这个根本的根本推出来，就成为‘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孔丘认为，‘爱’是‘仁’的主要内容。《论语》记载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当然，这种爱必须是一种真情实感。亲子之爱就是这种真情实感的一个例子。这是仁的主要内容，也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基本准则……有了真情实感，再把这种真情实感推向别人，这也是‘爱人’。”⑩由此可见，孔子正是借助“攘羊”这一事件，强调了真情实感——“直”的重要性。
三、父子相隐对当今道德教育的借鉴意义
通过对前人注解和历史情境的分析，我们对这段文字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如今，传统的礼治社会已经转变成为现代的法治社会。可是这个问题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采取扬弃的做法，认清其中不足并发掘其值得借鉴之处。从古到今，在公共道德和个人私德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传统社会中，张力偏于个人私德一边，而在现代社会，则更偏于公共道德一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矛盾，因为无论是个人私德还是公共道德都有其各自的积极价值和消极价值，它们只是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自己必要的作用。虽然现代社会的公共道德是建立在平等法律基础上的，即所有人的观念和行为都要遵从法律原则这样一个前提，但它不代表个人私德已经失去其生存空间和现实意义。人道亲情是法治的基础，法律不外乎人情，重视个人私德并不必然与公共道德及法律相违背。相反，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怎么能想象他去爱他人呢？故梁启超曰：“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B11所以，在现代法治社会的前提下，如果能将培养个人私德作为培养公共道德的良好起点，并充分发挥各自在不同领域的积极作用，那么在兩者之间便有可能达到一种和谐的平衡。所以，《论语》中的“直在其中”对今天我们社会的道德教育无疑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孔颖达：《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69页。
②《春秋公羊传》，《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12页。
③桓宽：《盐铁论》，《诸子集成》第7册，中华书局，1996年，59页。
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05年，3页。
⑤程树德：《论语集释》，第3册，1990年，926页。
⑥康有为：《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198页。
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05年，146页。
⑧《吕氏春秋》，《诸子集成》第6册，中华书局，110页。
⑨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第1册，中华书局，1996年，292页。
⑩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149-152页。
B11梁启超：《论私德》，载葛懋春、蒋俊编《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185页。
关键词：隐；直；亲情；个人私德；公共道德
一、引言
《论语.子路》曰：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关于这段话，自古以来便有了众多的注释和见解，父子相为隐，为何谓之直？它对当今社会的道德建设是否也存在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呢？本文通过对前人注解和历史情境的分析，试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不妥之处，尚祈方家赐正。
二、试释“隐”与“直”
想要更好地理解这段文字，认识的关键就在于对“隐”和“直”的阐释。
1、如何理解“隐”
隐为何意？《说文解字》云：“隐，蔽也。”金文原为上爪（手）、中间干（盾牌）、下又（手），作两手抓住盾牌形，意为双手抓住盾牌，人身在盾牌后看不见，即隐蔽、隐藏；后来在左面增加阜形，增加了隐藏于山林的词义；再后来右下又增心形，增加了隐瞒的词义。至于为何要隐？古注对此多有阐述。《礼记.檀弓》云：“事亲有隐而无犯。”孔颖达注云：“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无犯，不犯颜而谏。《论语》曰：‘事父母，几谏。’”①《春秋公羊传.文公十五年》：“齐人来归子叔姬。其言来何？闵之也。此有罪，何闵尔？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若其不欲服罪然。”何休注引此文说道：“所以崇父子之亲也。”②《盐铁论.周秦篇》亦曰：“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岂不欲服罪尔？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之相坐也。”③从前面几条可以看出，古人的解释几无例外地都将隐瞒的原因归结为亲情。《中庸》有言：“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为什么亲情在古代如此重要，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呢？这是与当时古代宗法性质的社会状况密不可分的。在《大学》的篇首就描述了一个人从个人修养到家庭（族）管理，再到国家治理的逻辑过程。以修身为本，以治国平天下为最终目的，联系二者的中间环节便是家庭（族）管理——齐家。④在宗法社会中，家庭（族）是国家的基本单位，国家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家庭（族）的稳定，亲情正是维系家庭（族）稳定的重要因素。“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孔子之所以提倡孝悌，就是因为它既符合人伦常情，又有利于社会安定。在儒家看来，亲亲之情，特别是孝道，是行“仁”的起点。《孟子·尽心上》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样的类比逻辑表明只有重视亲情所体现的孝，方可能通过推己及人的恕，进一步扩展为爱一切众人与世间万物，也就是仁。仁并不是抽象的，也不是违背人性的。所以在“攘羊”这件事上，历史地看待“子为父隐”，在当时社会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然而对于隐的阐发历来注释多单方面从父子亲情出发，却似有未尽之处。在“其父攘羊，子为父隐”这样一个事件中其实包含着两个范畴：一为父子之间的关系；一为攘羊者与羊主人之间的关系。前人多注重对前一范畴进行讨论，相对缺乏对后一范畴的关注。而这件事情的争议之处却恰恰在于“隐”所引起的两个范畴之间的冲突，因此在理解前一范畴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后一范畴显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隐”的内涵。对“隐”在两个范畴之间的冲突大体可以总结为个人私德与公共道德之间的冲突。冲突的焦点即父子相隐是否会置国法乡情于不顾，只为自己小家利益而损害了大家之利益？解释仍然由“隐”入手，首先，既然“隐”被郑玄注为“不称扬其过失也”，也就意味着子不过是在冲突面前为亲情而对社会保持沉默而已。其次，“何故隐？正谓其事于理有未安耳。则就其隐时，义理昭然自在，是非之理，即在恻隐羞恶之中，并行不悖。”⑤（何焯《义门读书记》）所以此时之“隐”并非否定攘羊之过，因为若无错也谈不上隐。再者，隐其罪并不意味着不惩其罪。父之犯法，自有司法人员负责办理，而并非子之职责。通过对这两个范畴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子为父隐”并非绝对的“隐”，也不意味父亲就可以逍遥法外。所以“隐”其实并不导致个人私德与公共道德两者之间形成必然的矛盾。
2、为何谓之“直”
解释了“隐”，接着来看“直”。父子相为隐，为何谓之直？《说文解字》云：“直，正见也。”甲骨文以一直画置于目上正中，象目光直视之形，故“直”有正见义，引伸为“曲”的反义词。就攘羊这一事件来看，去作证告发似乎才是正直的表现，但孔子却把隐瞒这一事实的表现称为“直”，不由让人疑惑。然而结合《论语》中其他地方孔子对“直”的叙述，这就变得不难理解了。如：“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尔。”再如：“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予之。”（《论语·公冶长》）有人向微生高讨点醋，他不说自己没有却去邻居那里讨了点再给别人，这样的行为能算直吗？由此可见，孔子所谓的“直”就是凭着自己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掩饰和伪装。康有为《论语注》曰：“故义无定，在随时处中。于人，则证之为直；于父，则隐之为直。”⑥具体放在攘羊事件中，对于普通人来说，揭发偷盗之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就是“直”；但在儿子这里，由于儿子对父亲的真实情感使得他选择了隐，孔子所说的“直在其中”正是指虽然隐去了事实，却体现着父子之间亲情真实流露这样的“直”。所以朱熹云：“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⑦反观告发父亲的直躬者，曲己之性而证父，可谓直乎？其动机不由让人疑惑。我并不是否认大义灭亲这种情况的存在，但自古不因求功利、图虚名或畏刑罚等原因而告亲者恐少之又少。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这无疑都是很难做出的决定。《吕氏春秋》里的一段记述帮助我们了解到一些直躬者所谓的“直”实际上却恰恰是“罔”：
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⑧（《吕氏春秋.仲冬纪.当务》） 同样是父亲偷羊，儿子去告发，导致父亲被抓要被杀头，儿子又故作姿态请求代父受过，结果上感其孝而把父子俩都放了。对于此事程瑶田在《论学小记》评价道：“如其不私，则所为公者，必不出于其心之诚，然不诚，则私焉而已矣。”⑨无怪乎孔子如此不忿，此人只不过是善于钻空子博取虚名罢了，不信亦不孝，何谓直躬？
既然孔子将真情实感的流露看作“直”，那么他为何如此注重这样的真情实感呢？冯友兰先生将其归于孔子所提倡的“仁”：“孔丘认为“仁”是最高的道德品质……人必须有真性情，有真情实感。这就是“仁”的主要基础。”这就是说，具备了真情实感，才有可能具有“仁”的品质。他还举了“三年之丧”的例子进一步说明：“孔丘认为，人的最真实的情感是对于其父母的情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对于父母，自然有最真实的爱慕。父母死了，这种爱慕之情就表现为‘三年之丧’。这并不是算账，只是说，这是人的性情的真的流露。孔丘认为，这是‘仁’的根本的根本。所以他的弟子有若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从这个根本的根本推出来，就成为‘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孔丘认为，‘爱’是‘仁’的主要内容。《论语》记载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当然，这种爱必须是一种真情实感。亲子之爱就是这种真情实感的一个例子。这是仁的主要内容，也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基本准则……有了真情实感，再把这种真情实感推向别人，这也是‘爱人’。”⑩由此可见，孔子正是借助“攘羊”这一事件，强调了真情实感——“直”的重要性。
三、父子相隐对当今道德教育的借鉴意义
通过对前人注解和历史情境的分析，我们对这段文字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如今，传统的礼治社会已经转变成为现代的法治社会。可是这个问题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采取扬弃的做法，认清其中不足并发掘其值得借鉴之处。从古到今，在公共道德和个人私德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传统社会中，张力偏于个人私德一边，而在现代社会，则更偏于公共道德一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矛盾，因为无论是个人私德还是公共道德都有其各自的积极价值和消极价值，它们只是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自己必要的作用。虽然现代社会的公共道德是建立在平等法律基础上的，即所有人的观念和行为都要遵从法律原则这样一个前提，但它不代表个人私德已经失去其生存空间和现实意义。人道亲情是法治的基础，法律不外乎人情，重视个人私德并不必然与公共道德及法律相违背。相反，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怎么能想象他去爱他人呢？故梁启超曰：“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B11所以，在现代法治社会的前提下，如果能将培养个人私德作为培养公共道德的良好起点，并充分发挥各自在不同领域的积极作用，那么在兩者之间便有可能达到一种和谐的平衡。所以，《论语》中的“直在其中”对今天我们社会的道德教育无疑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孔颖达：《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69页。
②《春秋公羊传》，《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12页。
③桓宽：《盐铁论》，《诸子集成》第7册，中华书局，1996年，59页。
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05年，3页。
⑤程树德：《论语集释》，第3册，1990年，926页。
⑥康有为：《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198页。
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05年，146页。
⑧《吕氏春秋》，《诸子集成》第6册，中华书局，110页。
⑨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第1册，中华书局，1996年，292页。
⑩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149-152页。
B11梁启超：《论私德》，载葛懋春、蒋俊编《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