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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们引爆的罢工罢市罢学浪潮中，让人们充分认识到工人中蕴含的无限潜力。在爱国热潮中，工人展示了自己的力量，华商赢得了市场和部分产业主导权。
1919年阴历正月，不满15岁的江元青从无锡太湖边上的一个乡村来到上海谋生活。通过一个远房亲戚的介绍，江元青进了中华书局，在印刷部当学徒。同样是谋生活，4年前，16岁的顾如发，也从苏北老家来到上海，进入日本人开的内外棉五厂，他的工作是把机器上油揩掉以便安装。
在各个帮派中，青帮的影响力无疑是最大的。他们发动工人罢工更有一套。1918年5月，为要求增加工资，青帮发动水木锯工人罢工，参加者达数千人。警察厅派出20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前去镇压，工人以砖石泥块、桌椅木脚当武器，与警察搏斗，警察大败，抱头窜去。罢工前，罢工领导人召集工人代表数十人，在某酒楼菜馆开酒席五六桌，雇一班小堂名（以清唱昆剧为职业的团体），其名为齐心酒；散席后互相誓约，分头去发动各工场罢工。胜利后，又在鲁班殿堂唱堂名一天以答神庥。最终，工人们增加了工资，领导罢工的工头也得了好处——工人每人每天扣钱一文来补偿他请酒的钱及其他开支。
民族情绪
根据纱厂的老工人们回忆，日属工厂特别容易罢工，因为老板们付给“拿摩温”（即工头）的工资，只比普通工人略多一点，这些心怀不满的“拿摩温”常挑起工人闹事。1919年2月，《民国日报》就报道，日属日华纱厂的一次罢工中，工头们拒绝了老板要求他们劝说工人复工的指令。仅在1918年夏季，日华纱厂工人就于8、9、10三个月内连续举行了罢工，日商上海第二纱厂也在同年发生两次罢工。
1919年5月6日清晨，平常只有下午才来授课的复旦大学教授、《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意外地出现在学校，告诉学生们两天前在北京发生的事件，并呼吁同学们支持北京同学。与此同时，江苏省教育会也聚集了一群大学和中学的校长，在副会长黄炎培的支持下开会，决议呼吁上海各社会团体参加次日的国民大会。上海的“五四运动”正式揭幕了。
第二天，上海学生和市民2万人在南市体育场举行国民大会。5月8日，学生代表拜访了正在上海参加南北会谈的南方政府首席代表唐绍仪，唐建议说：“上海的学生们！你们是全国学生的一份子，假如你们想成为全国人民的代表，你们必须把你们的团体扩大，全国之人除了学生之外，尚有工人和商人甚多。”他指出，前一天的国民代表大会只有少数的商业团体参加，而且没有一个代表来自上海商会。要想达成这个目标，必须联合社会上各个阶层，同时要有明确的计划和组织，有秩序地进行。
来自职业政治家的指导让学生倍加鼓舞。5月26日，上海2万多学生罢课，游行示威。
怎样才使群众认识到危机呢？他们使用“亡国”这一有力的字眼来鼓动民意。通过圣人的教诲，文学家的叙述，小说、寓言、传说、戏剧等媒介，“亡国”的含义早就深入了中国人的脑髓。
学生的动员方式主要有：游行示威和街头演说，组成游说团，散发传单。
学生们首先想要鼓动的就是商人和工人群体。上海商界的实力在全国首屈一指，有了商界的支持，运动就能持续下去；而工人，尤其是日资企业的工人，则是日本企业运转的命脉，如果能鼓动这些人实行罢工，则会给日本企业以致命打击。
在日本棉厂工作的顾如发就是此时接触到学生们的宣传的。他回忆说，那时，学生在主要的街头和摆渡口，向工人和市民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晚上没有事，就到了三板厂新厂附近的裕阮纱厂去听学生宣传。”
宣传队一般十个人左右，学生把旗帜往地上一插，旗上写着“抵制日货”，“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显然，学生们的宣传影响了顾如发，“本来，我们对国家大事，是不知道的。经过学生的宣传后，知道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脑子好像清醒了。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坏东西。知道卖国的‘二十一条’规定沿河七省不准中国兵管，为什么中国地方让外国人开厂……”
不仅仅是顾如发，江元青也大受影响。他甚至参加了5月7日举行的国民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记得最深刻的一个词就是“亡国奴”。
“（学生们）宣传就是朝鲜做工人的，当了亡国奴以后，生活过得怎么苦，要几家人合用一把切菜刀，还要把刀绑在井边上不准拿走。在宣传中说明当时的‘二十一条’也是要我们亡国，如果我们承认了‘二十一条’，那我们也就做了亡国奴，要和朝鲜一样苦。”
大联合
在1919年5月7日国民大会后的近一个月中，由学生和工商业人士发起，上海出现了抵制日货运动高潮。一时各行各业拒售拒购日货，报纸拒登日货广告，市内日本商品仁丹、日月光明水等广告招牌多被击毁。民族资本家提出“勿忘国耻，勉用国货”的口号，“自抵制日货一来，国产物品极为畅销，近日天气渐热，南京路大东制帽公司每日售出国货草帽不下数百顶，惟售价似嫌微昂……”
“五四”运动爆发不久，有一家日本报纸曾讽刺地预言，“这场示威（抵制日货运动）将是稻草上的火星，燃烧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但这次抵制日货的时间之长超出了日本人的想象。学生们成了“运动中的警察”，在公告栏前堆满了草帽、雨伞、热水瓶等从行人手里收缴的日本商品。顾如发说，在宣传时，学生看到有人戴着漂亮的、硬边的东洋帽，就拿过来把它扯破，或掼在地上用力脚踏。西方媒体将此形象地称为“草帽战”。
与学生们的积极态度相比，商界领袖的态度却暧昧不清。由于和日本商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主要靠销售日货盈利，因此上海总商会对是否罢市一直犹豫不决。颇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穆藕初在演讲中说，“查上海人民号称百万，而劳动工人居12%，纱厂工人占最多数。一闻商界罢市，各工人亦有罢工之议。”他忧心忡忡地说，工商罢工最为危险，因此“邀各纱厂（华商）开紧急会议，竭力遏制”。
而上海的另一家商界行会——上海商联会则态度积极。早在运动一开始，商联会就给总统发去电报，“学生们表达了全体国民之公意……我们要求政府不要惩办他们，否则将在全国引起困难。”企业界的态度也很积极，华资企业看到了打击日本企业的机会，于是鼓动和支持日资企业的工人们罢工。“中华工业协会”于5月21日在报纸上刊登通告，鼓吹工人“不用日货，不作日人之工”。但他们不赞成在其他国家的企业里罢工，提出“不触犯英、美、法各友邦”，尤其反对在华商企业罢工。
学生们获得的同情越来越多，尽管上海总商会明确反对罢市，但形势已不可逆转，越来越多的市民、工人站在了学生一边。
大罢工
6月5日上午11点，日属内外棉三、四、五厂工人5000余名，首先揭开大罢工的序幕，他们涌出工厂，奔向街头。下午，日华纱厂以及商务印书馆等工人也开始罢工。第一天罢工人数就达到两万多，并迅速扩展到几乎所有的工厂和工种。
顾如发回忆说，“五四”运动发生后，在5月8日，毕业于杭州学校，在内外棉五厂做工的学生离厂不做了，“他们说，外边学生都在活动，我们不做工了。后来，他们都到了申新二厂、纬通纱厂等中国厂去做工了。”此时，不仅仅是原来的学生们，棉厂里的所有工人都开始罢工。
在这次大罢工期间，最富有罢工经验的是从欧洲回国的工人。一战期间，约有1万多名中国工人被欧洲招募，战后，他们回到了祖国，带回了许多工运斗争技巧。单是在法国，中国工人在1916年11月至1918年7月就举行了25次罢工，他们还至少两次破坏了法国码头工人和煤气工人的罢工。当回国的工人抵达上海时，他们在码头上受到法租界捕头、青帮大亨黄金荣的迎接。黄还给他们发送安家费，乘机吸收新会员。
1919年6月5日，青洪帮开会，决定让他们控制下的所有小偷扒手参加总罢工，乞丐们也被命令在罢工期间暂停乞讨，日常饭食由丐帮提供。甚至有报道说，有些妓女也唱起爱国歌曲，停牌歇业。
罢工并没有引发太多的混乱。清洁工们在罢工的前一天，会告知住家和店户，以免垃圾乱堆引起脏乱。理发师们在门口贴出告示：这是国家的大事，我们无心为各位美容了。邮差们开始也打算罢工，但如果他们坚守岗位，则有助于爱国团体之间的联络，他们因此决定不罢工了，而是捐款买纸制作传单来代替罢工。
据统计，这一时期，上海至少43间工厂发生了罢工事件，其中有纺织厂、金属工厂、还包括公共汽车公司、电话及电报公司、运输公司等。一些餐厅工人、漆工、水泥工人、司机和清道夫也参与其中。而交通、金融和通讯业的罢工，更使整个城市陷入瘫痪。工人罢工的过程一般是，在大工厂里先开一个群众会议，取得多数同意。有时，一个贸易行里的工人罢了工，其它贸易行的工人就会跟进。有的时候，先罢工的劝说未罢工的加入，称为“打厂”。
尽管华资企业的老板们小心翼翼地希望罢工仅限于日资企业中，但工人们显然并不会按照他们铺设的轨道行进，不仅日本的工厂企业大都罢工了，英法美的企业也受到冲击，而华商企业也有不少发生罢工。
不可限量的力量
尽管罢工和罢市已经完全超出了商会的可控范围，但商界领袖们依然不遗余力地期望事情能早日平息。“三罢”之初，上海总商会、广肇公所、宁波同乡会等团体就分别在报纸上呼吁“一切举动，务求文明”。罢市第三天，商界领袖虞洽卿就担忧地说，“罢市三日，金融因之停滞，人心为之恐慌，危险已甚。若再相持，谁能保地方不糜。”他要求“商人应体念官厅诚意，切劝各店铺即日开市营业”。
6月11日，海员联合罢工，借四明会所开会，虞洽卿到场“陈说利害”，“以航务紧要”令已装货者（华商轮船）照常开出。但话还没有说完，反对者即高声大喊：“谁人说开始者？打！打！”虞无奈之下只好离开。
在上海的示范下，罢工罢市扩展到全国。6月12日，武昌、九江等地商人罢市，京汉铁路及广州的工人罢工、游行示威，浪潮波及全国22个省的150个城市。
就在商家和企业主们忧心忡忡地看着燎原之火不知何时熄灭之时，一股能给他们带来比损失更大的利益的机会却悄然出现了。在抵制日货的同时，倡导拥护国货的潮流涌起，市民们烧掉自己家里的日本货，奔向商铺抢购国货。在一些地区，打着“国货”招牌的商品甚至出现了“涨价风”，以致学生们不得不分出精力来对付这些“内奸”。
在华东，民族纺织业由此得到大发展，在华南，则为烟草和针织业发展提供了好的环境。除了推动消费市场上的抵制运动之外，民资企业家更是利用这股爱国热潮，夺取产业经济的某些主导权。当时在上海，面粉和面纱的原料期货交易被日商开办的取引所（交易所）控制。从1919年开始，面粉和面纱“两料大王”荣宗敬就四处奔走，提出自办交易所，得到同业的一致响应。次年1月，中国机制面粉上海贸易所成立，1921年7月，纱布交易所也正式开幕。这两个交易所的建立，意味着这两大产业的期货价格主导权回归华商。
中国的商人和企业主在大罢工中因祸得福的结果让他们充分认识到工人中蕴含的无限潜力。一直对工人罢工保持警惕的商界名流穆藕初，在1920年创办一家新纱厂时说，工人力量“是工业的看不见的资本……这个资本绝不可以浪费掉”。由此他主张劳资合作，并尽量改善工人境况。
也是在1920年，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南下上海，通过调查，他发表了工人状况的综合报告，“大部分工厂劳动者……这一大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去年学生运动时的大罢工已经显示出他们的威信……他们老头子的命令之效力强过工部局”。 他在文章里充分指出了组织工人的重要性。到了年底，他们在共产主义旗号下建立了两个工会。又过了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1919年阴历正月，不满15岁的江元青从无锡太湖边上的一个乡村来到上海谋生活。通过一个远房亲戚的介绍，江元青进了中华书局，在印刷部当学徒。同样是谋生活，4年前，16岁的顾如发，也从苏北老家来到上海，进入日本人开的内外棉五厂，他的工作是把机器上油揩掉以便安装。
在各个帮派中，青帮的影响力无疑是最大的。他们发动工人罢工更有一套。1918年5月，为要求增加工资，青帮发动水木锯工人罢工，参加者达数千人。警察厅派出20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前去镇压，工人以砖石泥块、桌椅木脚当武器，与警察搏斗，警察大败，抱头窜去。罢工前，罢工领导人召集工人代表数十人，在某酒楼菜馆开酒席五六桌，雇一班小堂名（以清唱昆剧为职业的团体），其名为齐心酒；散席后互相誓约，分头去发动各工场罢工。胜利后，又在鲁班殿堂唱堂名一天以答神庥。最终，工人们增加了工资，领导罢工的工头也得了好处——工人每人每天扣钱一文来补偿他请酒的钱及其他开支。
民族情绪
根据纱厂的老工人们回忆，日属工厂特别容易罢工，因为老板们付给“拿摩温”（即工头）的工资，只比普通工人略多一点，这些心怀不满的“拿摩温”常挑起工人闹事。1919年2月，《民国日报》就报道，日属日华纱厂的一次罢工中，工头们拒绝了老板要求他们劝说工人复工的指令。仅在1918年夏季，日华纱厂工人就于8、9、10三个月内连续举行了罢工，日商上海第二纱厂也在同年发生两次罢工。
1919年5月6日清晨，平常只有下午才来授课的复旦大学教授、《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意外地出现在学校，告诉学生们两天前在北京发生的事件，并呼吁同学们支持北京同学。与此同时，江苏省教育会也聚集了一群大学和中学的校长，在副会长黄炎培的支持下开会，决议呼吁上海各社会团体参加次日的国民大会。上海的“五四运动”正式揭幕了。
第二天，上海学生和市民2万人在南市体育场举行国民大会。5月8日，学生代表拜访了正在上海参加南北会谈的南方政府首席代表唐绍仪，唐建议说：“上海的学生们！你们是全国学生的一份子，假如你们想成为全国人民的代表，你们必须把你们的团体扩大，全国之人除了学生之外，尚有工人和商人甚多。”他指出，前一天的国民代表大会只有少数的商业团体参加，而且没有一个代表来自上海商会。要想达成这个目标，必须联合社会上各个阶层，同时要有明确的计划和组织，有秩序地进行。
来自职业政治家的指导让学生倍加鼓舞。5月26日，上海2万多学生罢课，游行示威。
怎样才使群众认识到危机呢？他们使用“亡国”这一有力的字眼来鼓动民意。通过圣人的教诲，文学家的叙述，小说、寓言、传说、戏剧等媒介，“亡国”的含义早就深入了中国人的脑髓。
学生的动员方式主要有：游行示威和街头演说，组成游说团，散发传单。
学生们首先想要鼓动的就是商人和工人群体。上海商界的实力在全国首屈一指，有了商界的支持，运动就能持续下去；而工人，尤其是日资企业的工人，则是日本企业运转的命脉，如果能鼓动这些人实行罢工，则会给日本企业以致命打击。
在日本棉厂工作的顾如发就是此时接触到学生们的宣传的。他回忆说，那时，学生在主要的街头和摆渡口，向工人和市民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晚上没有事，就到了三板厂新厂附近的裕阮纱厂去听学生宣传。”
宣传队一般十个人左右，学生把旗帜往地上一插，旗上写着“抵制日货”，“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显然，学生们的宣传影响了顾如发，“本来，我们对国家大事，是不知道的。经过学生的宣传后，知道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脑子好像清醒了。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坏东西。知道卖国的‘二十一条’规定沿河七省不准中国兵管，为什么中国地方让外国人开厂……”
不仅仅是顾如发，江元青也大受影响。他甚至参加了5月7日举行的国民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记得最深刻的一个词就是“亡国奴”。
“（学生们）宣传就是朝鲜做工人的，当了亡国奴以后，生活过得怎么苦，要几家人合用一把切菜刀，还要把刀绑在井边上不准拿走。在宣传中说明当时的‘二十一条’也是要我们亡国，如果我们承认了‘二十一条’，那我们也就做了亡国奴，要和朝鲜一样苦。”
大联合
在1919年5月7日国民大会后的近一个月中，由学生和工商业人士发起，上海出现了抵制日货运动高潮。一时各行各业拒售拒购日货，报纸拒登日货广告，市内日本商品仁丹、日月光明水等广告招牌多被击毁。民族资本家提出“勿忘国耻，勉用国货”的口号，“自抵制日货一来，国产物品极为畅销，近日天气渐热，南京路大东制帽公司每日售出国货草帽不下数百顶，惟售价似嫌微昂……”
“五四”运动爆发不久，有一家日本报纸曾讽刺地预言，“这场示威（抵制日货运动）将是稻草上的火星，燃烧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但这次抵制日货的时间之长超出了日本人的想象。学生们成了“运动中的警察”，在公告栏前堆满了草帽、雨伞、热水瓶等从行人手里收缴的日本商品。顾如发说，在宣传时，学生看到有人戴着漂亮的、硬边的东洋帽，就拿过来把它扯破，或掼在地上用力脚踏。西方媒体将此形象地称为“草帽战”。
与学生们的积极态度相比，商界领袖的态度却暧昧不清。由于和日本商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主要靠销售日货盈利，因此上海总商会对是否罢市一直犹豫不决。颇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穆藕初在演讲中说，“查上海人民号称百万，而劳动工人居12%，纱厂工人占最多数。一闻商界罢市，各工人亦有罢工之议。”他忧心忡忡地说，工商罢工最为危险，因此“邀各纱厂（华商）开紧急会议，竭力遏制”。
而上海的另一家商界行会——上海商联会则态度积极。早在运动一开始，商联会就给总统发去电报，“学生们表达了全体国民之公意……我们要求政府不要惩办他们，否则将在全国引起困难。”企业界的态度也很积极，华资企业看到了打击日本企业的机会，于是鼓动和支持日资企业的工人们罢工。“中华工业协会”于5月21日在报纸上刊登通告，鼓吹工人“不用日货，不作日人之工”。但他们不赞成在其他国家的企业里罢工，提出“不触犯英、美、法各友邦”，尤其反对在华商企业罢工。
学生们获得的同情越来越多，尽管上海总商会明确反对罢市，但形势已不可逆转，越来越多的市民、工人站在了学生一边。
大罢工
6月5日上午11点，日属内外棉三、四、五厂工人5000余名，首先揭开大罢工的序幕，他们涌出工厂，奔向街头。下午，日华纱厂以及商务印书馆等工人也开始罢工。第一天罢工人数就达到两万多，并迅速扩展到几乎所有的工厂和工种。
顾如发回忆说，“五四”运动发生后，在5月8日，毕业于杭州学校，在内外棉五厂做工的学生离厂不做了，“他们说，外边学生都在活动，我们不做工了。后来，他们都到了申新二厂、纬通纱厂等中国厂去做工了。”此时，不仅仅是原来的学生们，棉厂里的所有工人都开始罢工。
在这次大罢工期间，最富有罢工经验的是从欧洲回国的工人。一战期间，约有1万多名中国工人被欧洲招募，战后，他们回到了祖国，带回了许多工运斗争技巧。单是在法国，中国工人在1916年11月至1918年7月就举行了25次罢工，他们还至少两次破坏了法国码头工人和煤气工人的罢工。当回国的工人抵达上海时，他们在码头上受到法租界捕头、青帮大亨黄金荣的迎接。黄还给他们发送安家费，乘机吸收新会员。
1919年6月5日，青洪帮开会，决定让他们控制下的所有小偷扒手参加总罢工，乞丐们也被命令在罢工期间暂停乞讨，日常饭食由丐帮提供。甚至有报道说，有些妓女也唱起爱国歌曲，停牌歇业。
罢工并没有引发太多的混乱。清洁工们在罢工的前一天，会告知住家和店户，以免垃圾乱堆引起脏乱。理发师们在门口贴出告示：这是国家的大事，我们无心为各位美容了。邮差们开始也打算罢工，但如果他们坚守岗位，则有助于爱国团体之间的联络，他们因此决定不罢工了，而是捐款买纸制作传单来代替罢工。
据统计，这一时期，上海至少43间工厂发生了罢工事件，其中有纺织厂、金属工厂、还包括公共汽车公司、电话及电报公司、运输公司等。一些餐厅工人、漆工、水泥工人、司机和清道夫也参与其中。而交通、金融和通讯业的罢工，更使整个城市陷入瘫痪。工人罢工的过程一般是，在大工厂里先开一个群众会议，取得多数同意。有时，一个贸易行里的工人罢了工，其它贸易行的工人就会跟进。有的时候，先罢工的劝说未罢工的加入，称为“打厂”。
尽管华资企业的老板们小心翼翼地希望罢工仅限于日资企业中，但工人们显然并不会按照他们铺设的轨道行进，不仅日本的工厂企业大都罢工了，英法美的企业也受到冲击，而华商企业也有不少发生罢工。
不可限量的力量
尽管罢工和罢市已经完全超出了商会的可控范围，但商界领袖们依然不遗余力地期望事情能早日平息。“三罢”之初，上海总商会、广肇公所、宁波同乡会等团体就分别在报纸上呼吁“一切举动，务求文明”。罢市第三天，商界领袖虞洽卿就担忧地说，“罢市三日，金融因之停滞，人心为之恐慌，危险已甚。若再相持，谁能保地方不糜。”他要求“商人应体念官厅诚意，切劝各店铺即日开市营业”。
6月11日，海员联合罢工，借四明会所开会，虞洽卿到场“陈说利害”，“以航务紧要”令已装货者（华商轮船）照常开出。但话还没有说完，反对者即高声大喊：“谁人说开始者？打！打！”虞无奈之下只好离开。
在上海的示范下，罢工罢市扩展到全国。6月12日，武昌、九江等地商人罢市，京汉铁路及广州的工人罢工、游行示威，浪潮波及全国22个省的150个城市。
就在商家和企业主们忧心忡忡地看着燎原之火不知何时熄灭之时，一股能给他们带来比损失更大的利益的机会却悄然出现了。在抵制日货的同时，倡导拥护国货的潮流涌起，市民们烧掉自己家里的日本货，奔向商铺抢购国货。在一些地区，打着“国货”招牌的商品甚至出现了“涨价风”，以致学生们不得不分出精力来对付这些“内奸”。
在华东，民族纺织业由此得到大发展，在华南，则为烟草和针织业发展提供了好的环境。除了推动消费市场上的抵制运动之外，民资企业家更是利用这股爱国热潮，夺取产业经济的某些主导权。当时在上海，面粉和面纱的原料期货交易被日商开办的取引所（交易所）控制。从1919年开始，面粉和面纱“两料大王”荣宗敬就四处奔走，提出自办交易所，得到同业的一致响应。次年1月，中国机制面粉上海贸易所成立，1921年7月，纱布交易所也正式开幕。这两个交易所的建立，意味着这两大产业的期货价格主导权回归华商。
中国的商人和企业主在大罢工中因祸得福的结果让他们充分认识到工人中蕴含的无限潜力。一直对工人罢工保持警惕的商界名流穆藕初，在1920年创办一家新纱厂时说，工人力量“是工业的看不见的资本……这个资本绝不可以浪费掉”。由此他主张劳资合作，并尽量改善工人境况。
也是在1920年，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南下上海，通过调查，他发表了工人状况的综合报告，“大部分工厂劳动者……这一大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去年学生运动时的大罢工已经显示出他们的威信……他们老头子的命令之效力强过工部局”。 他在文章里充分指出了组织工人的重要性。到了年底，他们在共产主义旗号下建立了两个工会。又过了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