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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我的摄影历程是跟国际摄影节密切相关的。1996年3月我参加了美国著名的休斯敦摄影节，那是我第一次在国际上参展。说到那次参展，还要从马克·吕布说起。
1993年，我正在深圳出差，杨延康说带我去见马克·吕布，而我正巧也随身带了一盒自己的小样片。记得当时马克·吕布的房间里站满了等他点评作品的中国摄影师。看着他们做工考究的照片，我又羞愧又后悔：没舍得买80多块一张的进口相纸，用的是30多块的国货；甚至没用整张冲印，而是裁成了两半。我拍的是云南大山里人的生活，马克·吕布把我的那些小小的卷曲的照片摊在床上，一张张看过后，他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变得兴奋起来。他又问我要来底片继续看，甚至忘记了吃饭。最后，马克·吕布把所有的照片分为A、B、C三档，还给了我。A类作品是他喜欢的，B类作品是一般的，C类作品是不喜欢的……事后，我认真研究了马克吕布分的“ABC”后，借钱出版了A档的作品，画册题为《云南山里人》。
1995年年底，我把我的画册《云南山里人》寄给了马克。当时马克和休斯敦国际摄影节主席弗雷德里克·鲍德温正在一起吃早餐，看到来自中国的邮包，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了楼。两个老人看了画册很惊喜，当即就决定推荐我参加1996年3月的休斯敦国际摄影节。
1996年春天，我应邀参加第七届国际休斯敦摄影节，举办我的个展《云南山里人》。整个展览是马克帮选的片，非常严谨，展览大获成功。我带去的画册在现场出售，30美金一本，观众排了两行长队，一队买书，一队签名，美国CNN电视台还进行了报道。当时我被安排住在休斯敦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宿舍里，我还没回宿舍，留学生们都看到了报道，回去时纷纷来跟我说，非常开心。
那是我第一走出国门，摄影节上的100多个展览看过去，真是大开眼界。除了展览，摄影节的活动很丰富，见面会、当地富人家举办的派对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美国，私人为FotoFest这样的非营利组织除了捐款，像这样举办派对，也属于赞助，凭收据可以减免税。看到主人丰富的藏品，我真正领略了美国人对影像的热情。
在休斯敦期间，马克三次来信，都是发到那所大学摄影系的主任邮箱，请他转告我看了西方五花八门的东西后，要坚守自己，不要随意改变自己的风格去模仿他们。其实我心里很明白，他们的东西我很欣赏，但那不是我的生活，不是我要拍的东西。马克还让我一定要去巴黎，去干什么没说，只是说巴黎对我很重要。因为我出国前订的是往返机票，我心疼钱，就说不去。马克不断来信催促，摄影系主任很严厉地说我：“你不知道马克是谁吗？他能邀请你去，这不是每个人都能碰上的事。你这样不礼貌，太不近情理了。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想办法。”而马克·吕布很快也意识到了我的经济问题，接连写了两封信，再三强调“巴黎对你很重要，你一定要来”，并表示他将承担我从休斯敦到巴黎以及从巴黎回昆明的机票。但我很难受，中国人要靠人家来资助。最后，我对摄影系主任说你转告马克，我一定去。
休斯敦的华人摄影协会为我组织了一次售书会，还发起捐助活动。我拒绝了捐助，我对他们说，买我的书就是对我的支持，售书和售作品的钱就已经够了。那里的留学生也非常好，热心地帮我买了折扣机票。
就这样，我从休斯敦飞到了巴黎。马克·吕布亲自把我接到自己的家，刚把行李拎进门，还没有来得及坐下，他就告诉翻译，让我把机票拿出来，他来“报销”。我从口袋里掏出1000多美元，全部堆在桌上说：“你看，我在休斯敦卖画册和作品的钱，买了机票还剩这么多！”马克抱住我哈哈大笑：“真没想到，你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得这么快、这么好。”
后来我才明白，马克·吕布要我带上作品去巴黎，是为了帮助我申请参加1996年巴黎秋天摄影节的展览。巴黎每天都有上百个展览，通过马克·吕布的积极推介，我在那里认识了很多重要的给予我帮助的人物。
每天见什么人，马克都安排好了，马不停蹄的，包括马格南总裁、国家地理德国老板，很多重量级人物，也包括戴乐品，他是《黑皮书》主编、布列松生前的艺术顾问，布列松的画册影展都是他选的片，那年秋天在巴黎能否展出，也是他说了算。
与戴乐品的见面非常正式。对于穿什么，马克都给我指导和建议，包括说什么话、问什么、怎么回答，生怕我出问题。那天气氛很严肃，平常穿着随意的马克，也穿得非常正式。见面在摄影中心的一个会议室里进行，看了我的四五张作品后，戴乐品问照片是谁放的，马克告诉他是我放的。他说，放得真好，欢迎你秋天来展览！
顺利通过后，马克欣喜若狂，刚出门就掏出手机给太太打电话报告喜讯，要知道他平时是很少用手机的。随后马克立即带我到西方人办的“中国之家”旅行社，给我安排秋季的行程，要求“中国之家”的老板赞助我。
那年秋天，我带去了一些新作品，马克·吕布和戴乐品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挑选片子。让我自己放大。展览前，两个老人去到展厅，亲自布展、排序，哪一面墙挂哪几张，非常认真。说实在，我都不懂。我突然明白，我吴家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摄影家，两位大师级的人物给我做策展人，不是一个，是两个！
展厅负责人后来告诉我说：“巴黎每天都有上百个展览，你的是最好的之一。很多展览人们是为了会朋友、聊天而去，你的展览，人们是真的来看。”
《巴黎晚报》记者在报道中写道：“杜瓦诺在法国，吴家林在中国，他们都是摄影先驱。”报纸被展厅负责人挂在了墙上。
这两次摄影节真的让我开了眼界，并为我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我的作品引起了国际性关注，先后应邀在美国、德国、瑞典、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举办展览，作品集进入世界摄影大师系列作品丛书《黑皮书》出版。
我认为，我全是用自己的眼光来拍摄的，没有模仿布列松，没有模仿别的大师，所以引起了他们那么大的兴趣，一个摄影师拥有自己独立的风格是非常重要的！马格南的几位摄影家把我比作“中国的布列松”，可能我们重视瞬间、重视构图是一致的，但我要是完全模仿他将是一件悲哀的事。每次在国外博物馆参观完，我就想马上回我的家乡，更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1993年，我正在深圳出差，杨延康说带我去见马克·吕布，而我正巧也随身带了一盒自己的小样片。记得当时马克·吕布的房间里站满了等他点评作品的中国摄影师。看着他们做工考究的照片，我又羞愧又后悔：没舍得买80多块一张的进口相纸，用的是30多块的国货；甚至没用整张冲印，而是裁成了两半。我拍的是云南大山里人的生活，马克·吕布把我的那些小小的卷曲的照片摊在床上，一张张看过后，他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变得兴奋起来。他又问我要来底片继续看，甚至忘记了吃饭。最后，马克·吕布把所有的照片分为A、B、C三档，还给了我。A类作品是他喜欢的，B类作品是一般的，C类作品是不喜欢的……事后，我认真研究了马克吕布分的“ABC”后，借钱出版了A档的作品，画册题为《云南山里人》。
1995年年底，我把我的画册《云南山里人》寄给了马克。当时马克和休斯敦国际摄影节主席弗雷德里克·鲍德温正在一起吃早餐，看到来自中国的邮包，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了楼。两个老人看了画册很惊喜，当即就决定推荐我参加1996年3月的休斯敦国际摄影节。
1996年春天，我应邀参加第七届国际休斯敦摄影节，举办我的个展《云南山里人》。整个展览是马克帮选的片，非常严谨，展览大获成功。我带去的画册在现场出售，30美金一本，观众排了两行长队，一队买书，一队签名，美国CNN电视台还进行了报道。当时我被安排住在休斯敦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宿舍里，我还没回宿舍，留学生们都看到了报道，回去时纷纷来跟我说，非常开心。
那是我第一走出国门，摄影节上的100多个展览看过去，真是大开眼界。除了展览，摄影节的活动很丰富，见面会、当地富人家举办的派对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美国，私人为FotoFest这样的非营利组织除了捐款，像这样举办派对，也属于赞助，凭收据可以减免税。看到主人丰富的藏品，我真正领略了美国人对影像的热情。
在休斯敦期间，马克三次来信，都是发到那所大学摄影系的主任邮箱，请他转告我看了西方五花八门的东西后，要坚守自己，不要随意改变自己的风格去模仿他们。其实我心里很明白，他们的东西我很欣赏，但那不是我的生活，不是我要拍的东西。马克还让我一定要去巴黎，去干什么没说，只是说巴黎对我很重要。因为我出国前订的是往返机票，我心疼钱，就说不去。马克不断来信催促，摄影系主任很严厉地说我：“你不知道马克是谁吗？他能邀请你去，这不是每个人都能碰上的事。你这样不礼貌，太不近情理了。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想办法。”而马克·吕布很快也意识到了我的经济问题，接连写了两封信，再三强调“巴黎对你很重要，你一定要来”，并表示他将承担我从休斯敦到巴黎以及从巴黎回昆明的机票。但我很难受，中国人要靠人家来资助。最后，我对摄影系主任说你转告马克，我一定去。
休斯敦的华人摄影协会为我组织了一次售书会，还发起捐助活动。我拒绝了捐助，我对他们说，买我的书就是对我的支持，售书和售作品的钱就已经够了。那里的留学生也非常好，热心地帮我买了折扣机票。
就这样，我从休斯敦飞到了巴黎。马克·吕布亲自把我接到自己的家，刚把行李拎进门，还没有来得及坐下，他就告诉翻译，让我把机票拿出来，他来“报销”。我从口袋里掏出1000多美元，全部堆在桌上说：“你看，我在休斯敦卖画册和作品的钱，买了机票还剩这么多！”马克抱住我哈哈大笑：“真没想到，你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得这么快、这么好。”
后来我才明白，马克·吕布要我带上作品去巴黎，是为了帮助我申请参加1996年巴黎秋天摄影节的展览。巴黎每天都有上百个展览，通过马克·吕布的积极推介，我在那里认识了很多重要的给予我帮助的人物。
每天见什么人，马克都安排好了，马不停蹄的，包括马格南总裁、国家地理德国老板，很多重量级人物，也包括戴乐品，他是《黑皮书》主编、布列松生前的艺术顾问，布列松的画册影展都是他选的片，那年秋天在巴黎能否展出，也是他说了算。
与戴乐品的见面非常正式。对于穿什么，马克都给我指导和建议，包括说什么话、问什么、怎么回答，生怕我出问题。那天气氛很严肃，平常穿着随意的马克，也穿得非常正式。见面在摄影中心的一个会议室里进行，看了我的四五张作品后，戴乐品问照片是谁放的，马克告诉他是我放的。他说，放得真好，欢迎你秋天来展览！
顺利通过后，马克欣喜若狂，刚出门就掏出手机给太太打电话报告喜讯，要知道他平时是很少用手机的。随后马克立即带我到西方人办的“中国之家”旅行社，给我安排秋季的行程，要求“中国之家”的老板赞助我。
那年秋天，我带去了一些新作品，马克·吕布和戴乐品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挑选片子。让我自己放大。展览前，两个老人去到展厅，亲自布展、排序，哪一面墙挂哪几张，非常认真。说实在，我都不懂。我突然明白，我吴家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摄影家，两位大师级的人物给我做策展人，不是一个，是两个！
展厅负责人后来告诉我说：“巴黎每天都有上百个展览，你的是最好的之一。很多展览人们是为了会朋友、聊天而去，你的展览，人们是真的来看。”
《巴黎晚报》记者在报道中写道：“杜瓦诺在法国，吴家林在中国，他们都是摄影先驱。”报纸被展厅负责人挂在了墙上。
这两次摄影节真的让我开了眼界，并为我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我的作品引起了国际性关注，先后应邀在美国、德国、瑞典、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举办展览，作品集进入世界摄影大师系列作品丛书《黑皮书》出版。
我认为，我全是用自己的眼光来拍摄的，没有模仿布列松，没有模仿别的大师，所以引起了他们那么大的兴趣，一个摄影师拥有自己独立的风格是非常重要的！马格南的几位摄影家把我比作“中国的布列松”，可能我们重视瞬间、重视构图是一致的，但我要是完全模仿他将是一件悲哀的事。每次在国外博物馆参观完，我就想马上回我的家乡，更坚定地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