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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科普专家方舟子通过微博连续发文，揭露中国“打工皇帝”——前微软中国总裁唐骏学历造假事件，引起社会的强烈震动。而随着网上西太平洋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员通讯录被曝光之后，更使得一大批人心惊肉跳，如坐针毡。
在成功学掩盖下的信仰危机使人们颠覆了社会的各种规则和道德风范，弄虚作假、真伪掺杂的成功神话几乎成为了没有任何代价的华丽冒险。缺乏公平竞争的潜规则和法治精神的缺失导致了以假乱真，弄虚作假的种种乱象，而这种乱象在一个没有完善法制的土壤中显得那么理所当然。不顾社会道德的功利崇拜症使人们进入了追逐利益不择手段的时代，因此各种办证信息铺天盖地，制造各种假证成为了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因此，社会上众多MBA、MPA、EMBA等自欺欺人的社会大学打着名校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虽然这些所谓的高端培训班学费高得惊人，但众多成功人士仍然对其趋之若鹜。交足了钱即可以拿到名牌大学的学历，又可以攀富结贵，为人生前途开拓出另一片天地。自“打工皇帝”唐骏爆出“学历门”事件后，有人赶紧到网上修改个人资料，然而，有好事者专门去收集“西大生”(唐骏校友，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学生)的资料晒在网上。“西大生”牵涉面甚广，从政府官员到寺院住持均在其列。通讯录上显示，学员的工作单位有著名院校、研究院，出版社、烟草专卖局等机关、文化教育机构、国有企业等，并且这些人大都担任一定领导职务。众多人对洋学历和国内名牌大学的幌子趋之若鹜的背后除了体制上对学历的僵化限制之外，更突显了教育歧视和对体制外民间贤能的冷落与疏远，唯才是举已经离时代远去，能力非常重要，但学历似乎比能力更重要，在这关系浓厚、经济力量起决定因素的社会中，对有才与无才的区分似乎很难，只有用学历来作为唯一的硬性标准来防止裙带关系的干扰。人们对学历和证书的功利性追求吹起了巨大的泡沫，群众不仅仅因体制的扭曲而受害，更因为价值观的坍塌殆尽而付出代价。
缘证求誉
日本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曾写过一本书《学历无用论》，此书出版后轰动一时。盛田昭夫先生在书中指出，一个人的知识量与学历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学校或学习过程中)是成正比例的，学历所标志的知识量约占个人总知识量的80％，但是如果人离开特定时空，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学历所标志的知识量就逐渐缩小比例到10％左右，个人的知识总量大约有70％-90％是在社会实践和职业学习中获取的。可见学历不是衡量一个人知识水平的重要因素。在非功利的情况下，人们接受教育是为了获取知识，并实现理想价值，培养人们具有良好的人格和道德修养，这是教育所要实现的目的。因此，归纳起来人们追求知识有三种态度，一种是获取知识，培养良好的人格修养；另一种是为了追求学历，投机取巧，而放弃人格，并获取利益，第三种是没有学历，但有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人格，但这种人很少能被社会所承认，也经常会被学历的门槛所限制，唐骏和西太平洋大学的校友们相当一部份人是企业高管，并有着相当丰富的从业经验，他们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财富和名誉，拿取西太平洋大学的学历无非是想多学习一些知识，结交人脉或取得一个文凭。这个文凭已由中国驻美国洛杉矶总领事馆证明，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确为官方所承认的民营大学。此外，针对方舟子的指责，唐骏也声称自己从未说过自己获得过加州理工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只是有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而已。因此人们的争论无非是停留在西太平洋大学是否为野鸡大学。是不是野鸡大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学历的歧视性对待和对诚信态度的质疑。一个诚信的社会才是良性发展的社会，唐骏这样一个具有很强能力的人，他是先进入微软。而后取得博士学位的，拿取博士学位无非是要得到名誉。
对普通人而言，寒窗苦读的同时也是为了获取学历，他们只不过是把学历当作通往职业理想的一块敲门砖，但人们在追求学历的过程中往往会滋生对学历的投机行为，如果通过投机行为轻易获取学历，就是对那些寒窗苦读的学子们的不公。教育的公平是公民权利的体现，任何年龄的人都应该有受任何教育的机会，因为社会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使得一部分人错过了最佳的教育时机，一旦时间错过，普通正规教育的大门就对其永远封闭，而社会当中对学历的设限，使得很多自学成才或接受成人教育的优秀人才被各用人单位拒之干门外，在这种体制下将会毁掉千千万万个像唐骏式的人物。而唐骏这种靠自身能力取得成功的人只是千千万万人中的个案。因此，在这种只认学历忽视能力之风，使学历造假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他们宁可不顾道德拷问而去获取一种准入门槛。
相比之下，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书院是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实施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培养了象朱熹，王阳明等一大批人才，并保持了相对自由的治学氛围，很多思想家、教育家都是出自书院的培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这与隋朝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大相径庭。明清时期，统治者为加强专制统治，先后4次毁禁书院，并采取了八股取士，更是禁锢了知识分子思想，严重束缚了学子的思想与才华，培养丁无数皇帝的忠顺奴仆，严重地扼杀了人的创造精神，制造了一批又一批争取功名利禄的体制寄生虫。反观今日，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和设限，同样会产生大量只追求学历，而不注重学识的浮躁之风。从《围城》中方鸿渐在骗子手中买的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到今天国人花大价钱上的“真”的“假”大学都可以看出这股浮躁之风越刮越猛，投机成为了一种冒险，社会对学历的歧视性对待使那些脚踏实地求知的人往往会因为各种原因被拒于体制之外。
高考落榜生陈光明就是一名体制的牺牲品，落榜后他参军入伍，在东海舰队服役，随后想考海军工程大学的时候却又被告知超龄，失望和痛苦之下他将所有的复习资料全部扔进大海，在自己的苦心学习与钻研之后，他成为声呐奇才，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排除声呐故障，并根据经验可以捕捉七种鱼雷轨迹，成为部队的”全能王”。15年后他戏剧性地成为了海军工程大学的客座教授。很多象他这样非常有能力的人才在求学或就业时因没有学历而被学校或用人单位拒之门外，因此，不能简单地用道德缺失去谴责那些上野鸡大学和混文凭的人，归根结底是教育体制的不公所造成的“下有对策”。这也反应出了唯学历是用，以学历的门槛为社会贤达设限的浮躁的学历观有着相当深厚的社会根源。以唐骏为代表的太平洋大学学员只能说有一部份人成为了争取功名的投机主义者，但也不能不说某些人确实是通过这个上学的过程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许他们的学习成果并不比名牌大学的学生们差。“学历门”事件把唐骏等人推上了峰口浪尖是因为他们是公众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会对社会上的人们造成很大的影响，方舟子通过学历打假，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不管这 种打假是不是准确，反映出的社会现象却异常深刻。
新时代的娜拉
米歇尔·福柯曾经将知识视为一种权力话语，它是由某些阶级生产出来、用于统治其他阶级的工具，知识的生产者不仅具体生产着知识的内容，更严格控制其他人获得知识的方式。由于非人性化的教育体制，导致了很多有着偏才的人被体制扼杀，高中便退学回家的韩寒凭一己之力成为一名以敢言，批评著称的互联网“民意领袖”，随后又入围了《时代》周刊评选的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此后，他更网罗了一批代表公众声音的“公共知识份子”创办了《独唱团》杂志，通过草根发出另一种频率不同的声音。在“学历门”事件之后，韩寒将自己的学历从高中改为初中毕业，这种幽默实在让人捧腹。他并不在乎学历，而是借机嘲弄一下自己和众人所持的学历为上观。与韩寒站在一个队列的人还有台湾著名作家柏杨，他也有着叛逆，不畏强权的个性，在学校经常与老师发生冲突，而无法拿到毕业文凭，在办了假毕业证之后考取了兰州大学和东北大学，事情败露后被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导致了他一生求学从未毕业。他们极强的个性导致了这种尴尬的境况，在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也是体制的受害者，鲁迅当年通过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对人物娜拉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命题。娜拉出走，意味着抛弃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具有强烈的革命意义；但出走之后怎么办，即意味着革“旧”之后怎样建“新”，这个问题不解决，无论革命革得怎样彻底，也不能说革命取得成功。鲁迅在演讲中一针见血地说：“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而象比尔·盖茨、韩寒、柏杨、罗永浩这样的反抗体制的民间贤能，可以凭自己的才能独辟蹊径之外，很少有人能够在“出走”之后衣锦还乡。与他们这种彻头彻尾地与体制决裂的反叛精神相对映的是利用体制而取得利益的人，这些人也不乏社会中的精英人士，他们的头脑更清醒也更实际一些，与其跟体制对抗，不如钻体制的空子，以个人技巧玩转社会，只要成功并实现目标就是胜利。于是，愤世嫉俗就变成了玩世不恭，体现了人们的彷徨与无奈。在这个行业潜规则横行的社会中，凭个人的努力很难取得成功，机会的大门只对有权和有钱的人开放，拼爹成为了时尚之外，社会上出现了“女人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学习无用论”、“为了就业而考大学”的潮流。由此某小学生出现了“别人跟我比父母，我跟别人比明天”的励志言论。这种现实中的无奈，反映了在追寻经济利益，将功利主义排在首位的人们可以只问成功不择手段，因此假学历泛滥之势在所难免，对学历的盲目推崇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必然会导致一些基础性学科的毕业生就业不如那些学应用性学科的人，人们无法安心做学问和学术上的功利主义才是最危险的事。
在成功学掩盖下的信仰危机使人们颠覆了社会的各种规则和道德风范，弄虚作假、真伪掺杂的成功神话几乎成为了没有任何代价的华丽冒险。缺乏公平竞争的潜规则和法治精神的缺失导致了以假乱真，弄虚作假的种种乱象，而这种乱象在一个没有完善法制的土壤中显得那么理所当然。不顾社会道德的功利崇拜症使人们进入了追逐利益不择手段的时代，因此各种办证信息铺天盖地，制造各种假证成为了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因此，社会上众多MBA、MPA、EMBA等自欺欺人的社会大学打着名校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虽然这些所谓的高端培训班学费高得惊人，但众多成功人士仍然对其趋之若鹜。交足了钱即可以拿到名牌大学的学历，又可以攀富结贵，为人生前途开拓出另一片天地。自“打工皇帝”唐骏爆出“学历门”事件后，有人赶紧到网上修改个人资料，然而，有好事者专门去收集“西大生”(唐骏校友，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学生)的资料晒在网上。“西大生”牵涉面甚广，从政府官员到寺院住持均在其列。通讯录上显示，学员的工作单位有著名院校、研究院，出版社、烟草专卖局等机关、文化教育机构、国有企业等，并且这些人大都担任一定领导职务。众多人对洋学历和国内名牌大学的幌子趋之若鹜的背后除了体制上对学历的僵化限制之外，更突显了教育歧视和对体制外民间贤能的冷落与疏远，唯才是举已经离时代远去，能力非常重要，但学历似乎比能力更重要，在这关系浓厚、经济力量起决定因素的社会中，对有才与无才的区分似乎很难，只有用学历来作为唯一的硬性标准来防止裙带关系的干扰。人们对学历和证书的功利性追求吹起了巨大的泡沫，群众不仅仅因体制的扭曲而受害，更因为价值观的坍塌殆尽而付出代价。
缘证求誉
日本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曾写过一本书《学历无用论》，此书出版后轰动一时。盛田昭夫先生在书中指出，一个人的知识量与学历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学校或学习过程中)是成正比例的，学历所标志的知识量约占个人总知识量的80％，但是如果人离开特定时空，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学历所标志的知识量就逐渐缩小比例到10％左右，个人的知识总量大约有70％-90％是在社会实践和职业学习中获取的。可见学历不是衡量一个人知识水平的重要因素。在非功利的情况下，人们接受教育是为了获取知识，并实现理想价值，培养人们具有良好的人格和道德修养，这是教育所要实现的目的。因此，归纳起来人们追求知识有三种态度，一种是获取知识，培养良好的人格修养；另一种是为了追求学历，投机取巧，而放弃人格，并获取利益，第三种是没有学历，但有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人格，但这种人很少能被社会所承认，也经常会被学历的门槛所限制，唐骏和西太平洋大学的校友们相当一部份人是企业高管，并有着相当丰富的从业经验，他们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财富和名誉，拿取西太平洋大学的学历无非是想多学习一些知识，结交人脉或取得一个文凭。这个文凭已由中国驻美国洛杉矶总领事馆证明，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确为官方所承认的民营大学。此外，针对方舟子的指责，唐骏也声称自己从未说过自己获得过加州理工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只是有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而已。因此人们的争论无非是停留在西太平洋大学是否为野鸡大学。是不是野鸡大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学历的歧视性对待和对诚信态度的质疑。一个诚信的社会才是良性发展的社会，唐骏这样一个具有很强能力的人，他是先进入微软。而后取得博士学位的，拿取博士学位无非是要得到名誉。
对普通人而言，寒窗苦读的同时也是为了获取学历，他们只不过是把学历当作通往职业理想的一块敲门砖，但人们在追求学历的过程中往往会滋生对学历的投机行为，如果通过投机行为轻易获取学历，就是对那些寒窗苦读的学子们的不公。教育的公平是公民权利的体现，任何年龄的人都应该有受任何教育的机会，因为社会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使得一部分人错过了最佳的教育时机，一旦时间错过，普通正规教育的大门就对其永远封闭，而社会当中对学历的设限，使得很多自学成才或接受成人教育的优秀人才被各用人单位拒之干门外，在这种体制下将会毁掉千千万万个像唐骏式的人物。而唐骏这种靠自身能力取得成功的人只是千千万万人中的个案。因此，在这种只认学历忽视能力之风，使学历造假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他们宁可不顾道德拷问而去获取一种准入门槛。
相比之下，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书院是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实施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培养了象朱熹，王阳明等一大批人才，并保持了相对自由的治学氛围，很多思想家、教育家都是出自书院的培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这与隋朝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大相径庭。明清时期，统治者为加强专制统治，先后4次毁禁书院，并采取了八股取士，更是禁锢了知识分子思想，严重束缚了学子的思想与才华，培养丁无数皇帝的忠顺奴仆，严重地扼杀了人的创造精神，制造了一批又一批争取功名利禄的体制寄生虫。反观今日，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和设限，同样会产生大量只追求学历，而不注重学识的浮躁之风。从《围城》中方鸿渐在骗子手中买的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到今天国人花大价钱上的“真”的“假”大学都可以看出这股浮躁之风越刮越猛，投机成为了一种冒险，社会对学历的歧视性对待使那些脚踏实地求知的人往往会因为各种原因被拒于体制之外。
高考落榜生陈光明就是一名体制的牺牲品，落榜后他参军入伍，在东海舰队服役，随后想考海军工程大学的时候却又被告知超龄，失望和痛苦之下他将所有的复习资料全部扔进大海，在自己的苦心学习与钻研之后，他成为声呐奇才，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排除声呐故障，并根据经验可以捕捉七种鱼雷轨迹，成为部队的”全能王”。15年后他戏剧性地成为了海军工程大学的客座教授。很多象他这样非常有能力的人才在求学或就业时因没有学历而被学校或用人单位拒之门外，因此，不能简单地用道德缺失去谴责那些上野鸡大学和混文凭的人，归根结底是教育体制的不公所造成的“下有对策”。这也反应出了唯学历是用，以学历的门槛为社会贤达设限的浮躁的学历观有着相当深厚的社会根源。以唐骏为代表的太平洋大学学员只能说有一部份人成为了争取功名的投机主义者，但也不能不说某些人确实是通过这个上学的过程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许他们的学习成果并不比名牌大学的学生们差。“学历门”事件把唐骏等人推上了峰口浪尖是因为他们是公众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会对社会上的人们造成很大的影响，方舟子通过学历打假，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不管这 种打假是不是准确，反映出的社会现象却异常深刻。
新时代的娜拉
米歇尔·福柯曾经将知识视为一种权力话语，它是由某些阶级生产出来、用于统治其他阶级的工具，知识的生产者不仅具体生产着知识的内容，更严格控制其他人获得知识的方式。由于非人性化的教育体制，导致了很多有着偏才的人被体制扼杀，高中便退学回家的韩寒凭一己之力成为一名以敢言，批评著称的互联网“民意领袖”，随后又入围了《时代》周刊评选的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此后，他更网罗了一批代表公众声音的“公共知识份子”创办了《独唱团》杂志，通过草根发出另一种频率不同的声音。在“学历门”事件之后，韩寒将自己的学历从高中改为初中毕业，这种幽默实在让人捧腹。他并不在乎学历，而是借机嘲弄一下自己和众人所持的学历为上观。与韩寒站在一个队列的人还有台湾著名作家柏杨，他也有着叛逆，不畏强权的个性，在学校经常与老师发生冲突，而无法拿到毕业文凭，在办了假毕业证之后考取了兰州大学和东北大学，事情败露后被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导致了他一生求学从未毕业。他们极强的个性导致了这种尴尬的境况，在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也是体制的受害者，鲁迅当年通过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对人物娜拉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命题。娜拉出走，意味着抛弃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具有强烈的革命意义；但出走之后怎么办，即意味着革“旧”之后怎样建“新”，这个问题不解决，无论革命革得怎样彻底，也不能说革命取得成功。鲁迅在演讲中一针见血地说：“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而象比尔·盖茨、韩寒、柏杨、罗永浩这样的反抗体制的民间贤能，可以凭自己的才能独辟蹊径之外，很少有人能够在“出走”之后衣锦还乡。与他们这种彻头彻尾地与体制决裂的反叛精神相对映的是利用体制而取得利益的人，这些人也不乏社会中的精英人士，他们的头脑更清醒也更实际一些，与其跟体制对抗，不如钻体制的空子，以个人技巧玩转社会，只要成功并实现目标就是胜利。于是，愤世嫉俗就变成了玩世不恭，体现了人们的彷徨与无奈。在这个行业潜规则横行的社会中，凭个人的努力很难取得成功，机会的大门只对有权和有钱的人开放，拼爹成为了时尚之外，社会上出现了“女人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学习无用论”、“为了就业而考大学”的潮流。由此某小学生出现了“别人跟我比父母，我跟别人比明天”的励志言论。这种现实中的无奈，反映了在追寻经济利益，将功利主义排在首位的人们可以只问成功不择手段，因此假学历泛滥之势在所难免，对学历的盲目推崇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必然会导致一些基础性学科的毕业生就业不如那些学应用性学科的人，人们无法安心做学问和学术上的功利主义才是最危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