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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制度是运动员培养的重要制度之一。我国运动员培养的教育制度困境表现在教育体制的独立性、学习定位的从属性、专业选择的局限性和教学过程的形式化等方面，建议应加大运动员培养的教育制度创新，必须将教育作为运动员培养的战略抉择。
关键词：运动员 培养 教育制度 困境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1-0001-04
教育是一种资本，是一种经由不同的教育行为所传递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通过教育证书的形式予以制度化。在运动员培养过程中，教育制度是提升运动员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是运动员培养很重要的一种制度。然而，教育制度对子运动员这个特殊的群体而言，恰恰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1 教育体制的独立性：运动员培养的先天不足
新中国成立之始，国家队和各省区市运动员主要来源于各行各业有体育特长的青年学生和职工，其人事关系或学籍一般仍保留在原单位或学校，运动员的教育由普通学校承担。那时的优秀运动员，既有饭店招待员又有邮递员还有军人，也有大学生、中专生和高中生等各个行业和领域的群体。为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适应运动训练专业化的需要，1956年后逐渐形成了以省市体育工作大队（即体工队）的优秀运动员集训制度。由于许多队员尚未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又无法继续留在普通高校就读，于是队中开始设置文化教师编制，在运动训练之余开展文化补习工作。这是体育系统自办教育的雏形，也是其与教育系统分离的发端。
随着省市体工队的成立，为及时补充优秀运动员，作为业余训练点的青少年业余体校的建设提上了日程。1962年原国家体委指示省市县体委要应办好一所或几所重点青少年业余体校，把业余训练工作切实地领导起来。到1978年，原国家体委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省、市、自治区都要按照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要求，力争在3、5年内建成从基层运动队（中小学）——业余体校——重点业余体校——体工队层层衔接的训练网，逐步建立集中统一的训练指挥系统。”于是，业余体校制度成为了我国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后备力量的基本制度，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运动员培养体制，体育系统独立培养运动员的人才梯队逐步建立。自此，我国运动员培养完全由体育部门负责，教育部门协办，形成了各级各类竞技体育系统自办运动员文化教育体系，体育系统开始了独立培养运动员的教育制度。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特殊的竞技体育体制借助于有效的训练体系、奖励机制、退役安置等形式，在很短时间内成就了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辉煌。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和完善，这种特殊的教育制度使得运动员的教育脱离了教育大环境，其弊端逐渐呈现出来。体育部门单独办学的质量不高，经费投入相对不足，教学内容和方法有待更新，文化教育和训练竞赛之间相互结合的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制约了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的发展。运动技术学院、体育运动学校均属行业办学，虽为教育机构，但客观上自成体系、封闭办学、教育资源单一，几乎全部教学活动局限在体育局内部。由体育部门承担的教育，使得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工作越来越受到局限。教育部门虽然要协助体育行业办学培养运动员，但并未发挥指导作用，几乎成为旁观者。布迪厄认为，个人所参与的教育机构的类型、声望与受教育的年限，对以后职业会有所影响。这种体育与教育的断裂加大了运动员在文化教育上与同龄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时也直接使运动员职业转换陷入了窘境。
2 学习定位的从属性：运动员培养的定位缺陷
由于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独立性，运动员培养的教育制度先天不足，其文化教育一直从属于运动训练。教育的获得是一种积累性劳动，能够实现自身增殖，但需要受教育者亲力亲为地进行物力和时间上的投资。但在运动员培养过程中，只有先保证了运动训练，才能顾及文化教育。这一导向在各类体育运动文件中都有具体的体现。如“运动队围绕训练统一安排文化教育、劳动和其他各项工作，才能使运动员全面成长。运动员和教练员用于训练的时间每周一般占4/6-5/6”。虽然国家寄希望于运动员全面发展，但在实践中，运动训练是主导地位，文化教育及其它活动只能处于辅助地位。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文化教育从属于运动训练的观念一直在延续，甚至顽固地笼罩着整个竞技体育队伍。
从学习主体看，运动员在训阶段正处于学龄时期，这个时期无疑是学习文化知识、提高文化水平的最佳时机，然而由于主要任务是训练和比赛，每周训练时间有的长达30小时以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不得不用在训练上，文化学习只能让位于运动训练。从办学主体看，运动队要力争完成甚至超额完成指标，管理部门政策也规定运动员的比赛成绩直接与领导和教练的业绩挂靠，兼之一部分人认为运动员的教育可有可无，只是解决运动员出路的一种手段，有了成绩退役后上学顺理成章等各种固有思想，使得整个训练系统达成默契，一切为训练和比赛开绿灯，时时刻刻被放在第一位，文化教育则退避三舍，成了运动训练的一种补充。这种人为割裂学习与训练的做法，形成了水火难容的局面，严重影响了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
这种政策和思维上的惯性一直传导至今，运动员以训练为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这种惯性也使得运动员培养的教育体系办学方向不明确，教学质量不高。学习的从属地位必然导致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和家长远离竞技体育，也使得竞技体育丧失了强大的社会支持后盾。中国先是把有关身体的教育文化简化为体育，然后置换为竞技体育，再浓缩为金牌，最终通过制定战略而指向标志性成果——奥运会金牌。甚至有学者在高规格体育理论研讨会上公开把体育与金牌划等号，进一步强化锦标观念。大众传媒对所谓金牌榜、第几集团的渲染，吸引举国上下的眼球盯着奥运会金牌，以此论英雄、以此论体育的成败，甚至以此论体育的社会发展目标和文化属性。这不仅带来隐忧，也是隐患。运动员这个特殊身份的群体从小便离开了课堂，他们进入体校最初的想法就是一心一意地刻苦训练，思想单纯，认为只要训练好就能出人头地。因此，金牌、冠军至上侵蚀着运动员的思想，训练与比赛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由于天平过多倾向于训练与比赛，最终导致运动员培养的教育制度严重滞后于社会前进的步伐。 3 专业层次的局限性：运动员培养的专业错位
为解决运动员的学历教育问题，国家制订了各种便利于运动员培养的教育制度，如免试入学、单招、體育职业教育等多种教育制度。从这些教育制度来看，除免试入学这一途径运动员可以自行选择称新的非体育专业之外，其他运动员的专业选择主要局限在体育专业领域，无论是运动训练专业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单独招生，还是体育运动学校和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的职业教育，以及职业技术培训等，都是与体育密切相关的专业领域。然而，由于很多运动员退役后需要选择体育以外的工作，因此亟待构建运动员的自由专业教育制度，使他们能够在体制外谋求职业发展方向，以便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下运动员职业转换的良性循环机制。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末国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1995年，原国家体委就提出了《关于加强和发展优秀运动队职业教育的意见》，这一意见指出：“开展体育专业以外的职业教育以及非学历职业教育”，明确了将体育专业以外的职业教育与非学历职业教育作为优秀运动队文化教育工作的组成部分，是优秀运动队文化教育工作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此后相关的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工作文件中并没有再次提到有关体育专业以外的运动员的就业教育方向。各省市的体育运动学校、运动技术学院依旧是优秀运动员的云集之地，也是获得文凭的主要来源（见表1）。然而，很多人并不希望接受这种仅限于体育的学历教育。数据显示：只有9.6%的在训运动员愿意在运动技术学院完成大专学历教育。同时，运动员到高校就读时，可选择的学校和专业都是较为固定的，基本没有选择余地，对运动员自身的发展产生一定限制。这种择校与专业的单一性和局限性造成大量运动员退役后职业转换困难。
为此，部分省市开始积极探索运动员体制外的专业选择之路。上海市高校为解决运动员的专业问题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如华师大的田径队学习政法专业，上海大学的男排队学习工商管理专业，交通大学的游泳队学习科技英语专业，同济大学的手球队学习行政管理专业等。虽然在探索过程中也遇到很多困难，但体育外的专业选择对他们（运动员）重新进行职业的选择肯定会有帮助。在对目前所学专业对择业影响的调查中，64%的学生（运动员）认为有所帮助。许多运动员也对体育外的职业转换有着强烈愿望，研究表明，“76.27%的运动员在就业意向中选择从事非体育有关的行业”。在国外，运动员所学专业也不仅仅局限在体育领域，更多则选择了非体育专业。如美国的大学生运动员在专业选择上，以商业和社会学专业居多（占30%），选择体育专业的仅占15%左右，这也使得运动员退役后有了更多选择就业的领域和机会（根据《竞技体育发展之路——走进美国》一书整理）。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作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他参加过三届奥运会皮划艇比赛，并获得一次世界冠军；还曾为比利时橄榄球队出场10次等卓越的运动经历。但他同时在体育外领域取得了成功，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是一位出色的整形外科医生。获得18枚奥运金牌的游泳奇才迈克尔·菲尔普斯的教练，其主修专业是发展心理学，辅修专业是作曲；效力于美国职业联赛火箭队的华裔小将林书豪，其主修专业是经济学，辅修专业是社会学；邓亚萍大学期间学习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期间攻读了当代中国研究专业，而博士研究生期间更是选择了经济学专业，成为体育界成功转型的典范。国内外的诸多事实表明，针对运动员进行体育外的专业教育制度设计，或许更具有实际意义。
4 教学过程的形式化：运动员培养的面子工程
邹春兰搓澡、艾冬梅卖金牌、张尚武卖艺等事件的相继发生，使得运动员的教育问题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但由于竞技体育的特殊性，运动员不可能如正规学校那样系统地进行教育，其文化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时间、考核方式等方面都比较灵活。在开设课程上，一般开设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和化学等五门课，而对于地理、历史、美术、音乐等课程不开设或很少开设。课程结构的不完善造成运动员文化知识单一，为以后上学、就业留下了较大隐患，也为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设置了隐形障碍；在教学形式上，在专业教育阶段则以运动成绩替代学分，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运动员则“缺课、不补课、作业少、上课状态差”；在教学时间上，运动员文化课只有普通教育的1/3；在考核方式上，由体育系统各教学单位自行命题、内部考核。由于文化教育为训练比赛服务，因而在教育体系方面，目标不明确、课程和专业面较窄、教学内容落后。部分运动队不经常或根本没有安排运动员的文化学习。这种文化学习环境从客观上影响了运动员文化教育活动的进行，阻碍了运动员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见表2）。运动员中、小学教学内容大抵相同，但由于是半天学习、半天训练，运动员在掌握基本知识和内容方面都很不系统，以致于出现了“训练场广播学习”的戏剧性场面。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根据运动员自身的特点来安排的教育计划，符合不拘一格育人才的教育规律，也被很多业内人士津津乐道。然而，这种形式化的运动员文化教育缺乏质量标准，形成了竞技体育自身无法调和的矛盾。大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还仍停留在对运动员进行包装，提供文凭和学历，为体育部门做“嫁衣”的阶段，真正通过“体教结合”培养出的优秀运动员凤毛麟角，主流力量仍然是经过体育系统长期培养出来的运动员，他们是运动员大学生，而不是大学生运动员。如对于在大学就读的运动员来说，大多高校学籍管理的相关规定指出，可以用训练和比赛抵消部分非学位课程的学分，这使得运动员的文化教育仅限于形式上的学历文凭，与其他同龄大学生的学历水平相比存在很大差异。“我们的学分比一般本科生少三分之一，像概率论、宏观经济学等课程，学校都给我们免了”。“有文凭无水平”显然并非空穴来风。这种形式不仅表现在操作层面，而且在很多学术层面也予以认同。“相对普通大学生，适当减少学分；可把运动训练、比赛成绩也换算为学分计人；适当降低难度，简化一些理论的形成过程和深入的学术探讨”。为适应这种社会发展的需求，国家推行了运动员参赛的文化资格测试，希望以此推动运动员文化素质的提升。这些措施对于文化基础薄弱的运动员来讲，暂时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但却也使重训练轻教育之风愈演愈烈。可以看出，尽管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提升运动员的文化素质，但存在于独立环境下运动员的教育培养仍然差强人意，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为了面子工程，也使得运动员退役后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境地。
5 结语
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制度的变革已经触及各个领域，知识经济、学习型社会已在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面前吹响了号角。布迪厄曾说：“衡量文化资本的最为精确的途径，就是获取收益的所需的时间的长度作为其衡量的标准”。如果仍然坚持以运动训练作为运动员发展的惯性思维，势必付出巨大代价，而这种代价在市场经济的自我淘汰机制中可能无法挽回。
事实上，我们正在付出巨大代价，如体校倒闭、家长反对，甚至近期热议的奥运瘦身计划中的“乒羽”归属等问题，这些关系到竞技体育良性发展的现象还在不断地上演和发生着。社会转型正在给传统的运动员培养模式形成一系列的倒逼机制，它倒逼运动员培养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型。因此，唯有切实地将文化教育作为运动员的战略抉择，自觉推进体育与教育的有机融合，推进运动员培养的教育制度创新，竞技体育才能从根本上走良性发展之路。
关键词：运动员 培养 教育制度 困境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1-0001-04
教育是一种资本，是一种经由不同的教育行为所传递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通过教育证书的形式予以制度化。在运动员培养过程中，教育制度是提升运动员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是运动员培养很重要的一种制度。然而，教育制度对子运动员这个特殊的群体而言，恰恰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1 教育体制的独立性：运动员培养的先天不足
新中国成立之始，国家队和各省区市运动员主要来源于各行各业有体育特长的青年学生和职工，其人事关系或学籍一般仍保留在原单位或学校，运动员的教育由普通学校承担。那时的优秀运动员，既有饭店招待员又有邮递员还有军人，也有大学生、中专生和高中生等各个行业和领域的群体。为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适应运动训练专业化的需要，1956年后逐渐形成了以省市体育工作大队（即体工队）的优秀运动员集训制度。由于许多队员尚未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又无法继续留在普通高校就读，于是队中开始设置文化教师编制，在运动训练之余开展文化补习工作。这是体育系统自办教育的雏形，也是其与教育系统分离的发端。
随着省市体工队的成立，为及时补充优秀运动员，作为业余训练点的青少年业余体校的建设提上了日程。1962年原国家体委指示省市县体委要应办好一所或几所重点青少年业余体校，把业余训练工作切实地领导起来。到1978年，原国家体委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省、市、自治区都要按照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要求，力争在3、5年内建成从基层运动队（中小学）——业余体校——重点业余体校——体工队层层衔接的训练网，逐步建立集中统一的训练指挥系统。”于是，业余体校制度成为了我国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后备力量的基本制度，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运动员培养体制，体育系统独立培养运动员的人才梯队逐步建立。自此，我国运动员培养完全由体育部门负责，教育部门协办，形成了各级各类竞技体育系统自办运动员文化教育体系，体育系统开始了独立培养运动员的教育制度。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特殊的竞技体育体制借助于有效的训练体系、奖励机制、退役安置等形式，在很短时间内成就了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辉煌。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和完善，这种特殊的教育制度使得运动员的教育脱离了教育大环境，其弊端逐渐呈现出来。体育部门单独办学的质量不高，经费投入相对不足，教学内容和方法有待更新，文化教育和训练竞赛之间相互结合的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制约了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的发展。运动技术学院、体育运动学校均属行业办学，虽为教育机构，但客观上自成体系、封闭办学、教育资源单一，几乎全部教学活动局限在体育局内部。由体育部门承担的教育，使得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工作越来越受到局限。教育部门虽然要协助体育行业办学培养运动员，但并未发挥指导作用，几乎成为旁观者。布迪厄认为，个人所参与的教育机构的类型、声望与受教育的年限，对以后职业会有所影响。这种体育与教育的断裂加大了运动员在文化教育上与同龄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时也直接使运动员职业转换陷入了窘境。
2 学习定位的从属性：运动员培养的定位缺陷
由于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独立性，运动员培养的教育制度先天不足，其文化教育一直从属于运动训练。教育的获得是一种积累性劳动，能够实现自身增殖，但需要受教育者亲力亲为地进行物力和时间上的投资。但在运动员培养过程中，只有先保证了运动训练，才能顾及文化教育。这一导向在各类体育运动文件中都有具体的体现。如“运动队围绕训练统一安排文化教育、劳动和其他各项工作，才能使运动员全面成长。运动员和教练员用于训练的时间每周一般占4/6-5/6”。虽然国家寄希望于运动员全面发展，但在实践中，运动训练是主导地位，文化教育及其它活动只能处于辅助地位。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文化教育从属于运动训练的观念一直在延续，甚至顽固地笼罩着整个竞技体育队伍。
从学习主体看，运动员在训阶段正处于学龄时期，这个时期无疑是学习文化知识、提高文化水平的最佳时机，然而由于主要任务是训练和比赛，每周训练时间有的长达30小时以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不得不用在训练上，文化学习只能让位于运动训练。从办学主体看，运动队要力争完成甚至超额完成指标，管理部门政策也规定运动员的比赛成绩直接与领导和教练的业绩挂靠，兼之一部分人认为运动员的教育可有可无，只是解决运动员出路的一种手段，有了成绩退役后上学顺理成章等各种固有思想，使得整个训练系统达成默契，一切为训练和比赛开绿灯，时时刻刻被放在第一位，文化教育则退避三舍，成了运动训练的一种补充。这种人为割裂学习与训练的做法，形成了水火难容的局面，严重影响了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
这种政策和思维上的惯性一直传导至今，运动员以训练为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这种惯性也使得运动员培养的教育体系办学方向不明确，教学质量不高。学习的从属地位必然导致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和家长远离竞技体育，也使得竞技体育丧失了强大的社会支持后盾。中国先是把有关身体的教育文化简化为体育，然后置换为竞技体育，再浓缩为金牌，最终通过制定战略而指向标志性成果——奥运会金牌。甚至有学者在高规格体育理论研讨会上公开把体育与金牌划等号，进一步强化锦标观念。大众传媒对所谓金牌榜、第几集团的渲染，吸引举国上下的眼球盯着奥运会金牌，以此论英雄、以此论体育的成败，甚至以此论体育的社会发展目标和文化属性。这不仅带来隐忧，也是隐患。运动员这个特殊身份的群体从小便离开了课堂，他们进入体校最初的想法就是一心一意地刻苦训练，思想单纯，认为只要训练好就能出人头地。因此，金牌、冠军至上侵蚀着运动员的思想，训练与比赛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由于天平过多倾向于训练与比赛，最终导致运动员培养的教育制度严重滞后于社会前进的步伐。 3 专业层次的局限性：运动员培养的专业错位
为解决运动员的学历教育问题，国家制订了各种便利于运动员培养的教育制度，如免试入学、单招、體育职业教育等多种教育制度。从这些教育制度来看，除免试入学这一途径运动员可以自行选择称新的非体育专业之外，其他运动员的专业选择主要局限在体育专业领域，无论是运动训练专业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单独招生，还是体育运动学校和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的职业教育，以及职业技术培训等，都是与体育密切相关的专业领域。然而，由于很多运动员退役后需要选择体育以外的工作，因此亟待构建运动员的自由专业教育制度，使他们能够在体制外谋求职业发展方向，以便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下运动员职业转换的良性循环机制。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末国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1995年，原国家体委就提出了《关于加强和发展优秀运动队职业教育的意见》，这一意见指出：“开展体育专业以外的职业教育以及非学历职业教育”，明确了将体育专业以外的职业教育与非学历职业教育作为优秀运动队文化教育工作的组成部分，是优秀运动队文化教育工作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此后相关的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工作文件中并没有再次提到有关体育专业以外的运动员的就业教育方向。各省市的体育运动学校、运动技术学院依旧是优秀运动员的云集之地，也是获得文凭的主要来源（见表1）。然而，很多人并不希望接受这种仅限于体育的学历教育。数据显示：只有9.6%的在训运动员愿意在运动技术学院完成大专学历教育。同时，运动员到高校就读时，可选择的学校和专业都是较为固定的，基本没有选择余地，对运动员自身的发展产生一定限制。这种择校与专业的单一性和局限性造成大量运动员退役后职业转换困难。
为此，部分省市开始积极探索运动员体制外的专业选择之路。上海市高校为解决运动员的专业问题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如华师大的田径队学习政法专业，上海大学的男排队学习工商管理专业，交通大学的游泳队学习科技英语专业，同济大学的手球队学习行政管理专业等。虽然在探索过程中也遇到很多困难，但体育外的专业选择对他们（运动员）重新进行职业的选择肯定会有帮助。在对目前所学专业对择业影响的调查中，64%的学生（运动员）认为有所帮助。许多运动员也对体育外的职业转换有着强烈愿望，研究表明，“76.27%的运动员在就业意向中选择从事非体育有关的行业”。在国外，运动员所学专业也不仅仅局限在体育领域，更多则选择了非体育专业。如美国的大学生运动员在专业选择上，以商业和社会学专业居多（占30%），选择体育专业的仅占15%左右，这也使得运动员退役后有了更多选择就业的领域和机会（根据《竞技体育发展之路——走进美国》一书整理）。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作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他参加过三届奥运会皮划艇比赛，并获得一次世界冠军；还曾为比利时橄榄球队出场10次等卓越的运动经历。但他同时在体育外领域取得了成功，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是一位出色的整形外科医生。获得18枚奥运金牌的游泳奇才迈克尔·菲尔普斯的教练，其主修专业是发展心理学，辅修专业是作曲；效力于美国职业联赛火箭队的华裔小将林书豪，其主修专业是经济学，辅修专业是社会学；邓亚萍大学期间学习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期间攻读了当代中国研究专业，而博士研究生期间更是选择了经济学专业，成为体育界成功转型的典范。国内外的诸多事实表明，针对运动员进行体育外的专业教育制度设计，或许更具有实际意义。
4 教学过程的形式化：运动员培养的面子工程
邹春兰搓澡、艾冬梅卖金牌、张尚武卖艺等事件的相继发生，使得运动员的教育问题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但由于竞技体育的特殊性，运动员不可能如正规学校那样系统地进行教育，其文化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时间、考核方式等方面都比较灵活。在开设课程上，一般开设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和化学等五门课，而对于地理、历史、美术、音乐等课程不开设或很少开设。课程结构的不完善造成运动员文化知识单一，为以后上学、就业留下了较大隐患，也为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设置了隐形障碍；在教学形式上，在专业教育阶段则以运动成绩替代学分，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运动员则“缺课、不补课、作业少、上课状态差”；在教学时间上，运动员文化课只有普通教育的1/3；在考核方式上，由体育系统各教学单位自行命题、内部考核。由于文化教育为训练比赛服务，因而在教育体系方面，目标不明确、课程和专业面较窄、教学内容落后。部分运动队不经常或根本没有安排运动员的文化学习。这种文化学习环境从客观上影响了运动员文化教育活动的进行，阻碍了运动员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见表2）。运动员中、小学教学内容大抵相同，但由于是半天学习、半天训练，运动员在掌握基本知识和内容方面都很不系统，以致于出现了“训练场广播学习”的戏剧性场面。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根据运动员自身的特点来安排的教育计划，符合不拘一格育人才的教育规律，也被很多业内人士津津乐道。然而，这种形式化的运动员文化教育缺乏质量标准，形成了竞技体育自身无法调和的矛盾。大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还仍停留在对运动员进行包装，提供文凭和学历，为体育部门做“嫁衣”的阶段，真正通过“体教结合”培养出的优秀运动员凤毛麟角，主流力量仍然是经过体育系统长期培养出来的运动员，他们是运动员大学生，而不是大学生运动员。如对于在大学就读的运动员来说，大多高校学籍管理的相关规定指出，可以用训练和比赛抵消部分非学位课程的学分，这使得运动员的文化教育仅限于形式上的学历文凭，与其他同龄大学生的学历水平相比存在很大差异。“我们的学分比一般本科生少三分之一，像概率论、宏观经济学等课程，学校都给我们免了”。“有文凭无水平”显然并非空穴来风。这种形式不仅表现在操作层面，而且在很多学术层面也予以认同。“相对普通大学生，适当减少学分；可把运动训练、比赛成绩也换算为学分计人；适当降低难度，简化一些理论的形成过程和深入的学术探讨”。为适应这种社会发展的需求，国家推行了运动员参赛的文化资格测试，希望以此推动运动员文化素质的提升。这些措施对于文化基础薄弱的运动员来讲，暂时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但却也使重训练轻教育之风愈演愈烈。可以看出，尽管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提升运动员的文化素质，但存在于独立环境下运动员的教育培养仍然差强人意，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为了面子工程，也使得运动员退役后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境地。
5 结语
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制度的变革已经触及各个领域，知识经济、学习型社会已在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面前吹响了号角。布迪厄曾说：“衡量文化资本的最为精确的途径，就是获取收益的所需的时间的长度作为其衡量的标准”。如果仍然坚持以运动训练作为运动员发展的惯性思维，势必付出巨大代价，而这种代价在市场经济的自我淘汰机制中可能无法挽回。
事实上，我们正在付出巨大代价，如体校倒闭、家长反对，甚至近期热议的奥运瘦身计划中的“乒羽”归属等问题，这些关系到竞技体育良性发展的现象还在不断地上演和发生着。社会转型正在给传统的运动员培养模式形成一系列的倒逼机制，它倒逼运动员培养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型。因此，唯有切实地将文化教育作为运动员的战略抉择，自觉推进体育与教育的有机融合，推进运动员培养的教育制度创新，竞技体育才能从根本上走良性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