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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上海、南京等多地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调查，了解“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适齡生育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1.7%的被调查者希望生育二孩，政策实施的效果依旧不显著。同时研究发现：（1）男性比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更强烈;（2）工作的专业性越强，工作弹性越小，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二孩的意愿越小;（3）月均消费水平越高，即收入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强烈。基于以上结果，从个人、家庭、经济三个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全面二孩政策;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Logistic模型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的实施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人民生活质量逐渐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生育率越来越来越低，我国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根据联合国对人口老龄化的界定标准，我国早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现今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难以弥补因老龄化带来的劳动缺口，并由此引发的其他社会问题。
为缓解我国的老龄化进程，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自2016年1月1日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政策实施的前两年，我国的二孩出生率确实有所增加，但人口出生率仍旧表现出下降趋势，政策的实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本文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背景之下，通过发放、收集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南京地区的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和对政策的态度与看法，通过对样本的数据分析，了解政策实施的效果，找到影响政策实施的因素，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二、相关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较早出现人口出生率低的社会现象，故而西方国家也较早开始对生育意愿的调查和研究。截至目前，西方国家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Kuznets从不同维度对收入水平与生育率进行分析，Kuznets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的关系，即生育率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1]。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计划行为理论认为生育意愿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个人与家庭对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个人在做出是否生育的决定时是否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个体对生育过程可行性的预知[2]。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生育决策主要决定于生育孩子对家庭经济利益的影响，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如果生育和养育孩子使得家庭的经济收益减少或者生育孩子的成本大于其本身的收益，人们就会选择不生育[3]。邦戈茨针对亚洲地区的低生育率的现象建立了低生育率模型，首次提出了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存在差异的理论[4]。
从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意愿和生育影响因素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国内学者从未停止关于政策的调查和研究。田立法、荣唐华、张馨月等对已生育一个孩子的天津地区居民进行调查，利用Logistic模型对二孩生育意愿进行研究，发现收入水平与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第一个孩子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与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当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时，生育二孩的意愿有所增强[5]。张丹对西安的市民进行调查，发现家庭经济收入是影响二孩生育的主要因素，生育孩子的成本越高，生育的意愿就会越小[6]。张勇、尹秀芳、徐玮等对湖北省城镇居民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超过半数的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不愿意生育二孩，占比高达61.4%，经济、时间和少生优生的生育观念是影响生育二孩最主要的三个因素[7]。刘琦对影响职业白领女性的生育意愿的因素的调查发现，个人和社会因素是影响白领女性生育的主要因素[8]。张兴月、张冲的调查结果显示，社会保障、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农村居民生育二孩的主要影响因素[9]。
基于以上文献，我们了解到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背景之下，符合生育条件的家庭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二孩的出生率不高。在放开全面二孩政策的背景之下，二孩的生育更是困难重重，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影响二孩生育的因素。我们将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运用Logistic模型进一步探究影响二孩生育的因素，了解我国的生育现状和阻碍提高二孩出生率的障碍，并为瓦解全面二孩政策遇冷的尴尬局面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建议。
三、影响“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因素的逻辑分析及命题假设
（一）逻辑分析
由文献调查法了解到二孩生育意愿主要受到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水平、收入、工作弹性等因素的影响，在正式进行调查之前，我们通过预调查发现婚姻状况和是否与父母居住对二孩的生育意愿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我们总共选取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变量来研究“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实施效果及其成因。
1. 职业与工作弹性
随着当今时代的快速发展，职业对于大家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文献我们可以得出影响不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不同的职业带来的问题。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时间问题，不同的职业具有不同的工作弹性，例如老师或者公务员等职业，具有法定节假日并且有较多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可能这些人对于生育二孩的意愿和能够负担的程度会比其他职业的人高;相反，例如警察，消防员等职业，他们不具有自己可支配的时间，面对工作必须无条件随时在岗，这些人可能对于生育二孩的意愿就较小。我们认为工作具备的弹性越大，则生育二孩的意愿更为强烈。
2. 受教育水平
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的受教育水平逐步提高。“全面二孩”政策迎合实际情况退出后，我们可以看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反而不愿意响应政策，他们大多选择“优生优育”而不是二孩;相反对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而言，他们观念里还是停留在多生。并且受过高教育水平的人更有自己的想法或者工作生活更为忙碌，他们不愿意在此花费时间，反之亦然。
3. 月均消费支出
消费水平侧面反映了收入情况，一个人的消费水平越高则其收入水平也相应较高，面对生育二孩带来的经济负担将更有能力承担;相反，如果一个人的消费水平处于2000左右的水准，则其可能是学生或者刚刚步入职场的实习生等，生活能力不足，收入水平也较低，无法承担生育二孩带来的负担，这群人可能更偏向于不生育二孩。 （二）命题假设
结合前面的理论分析，现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命题假设：
命题1：工作的专业性越强，工作弹性越小，对政策的实施的消极影响越大。
命题2：受教育水平越高，对政策的消极影响就越大。
命题3：月消费水平越高，即收入越高，对政策的积极影响就越大。
四、回归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线上发放问卷和实地调查的方式，同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南京地区的居民进行调查，调查时间截止到2019年9月。出于对生育年龄的考虑，我们线下主要调查了22-45岁年龄的人群。由于线上（QQ、微信、微博等）主要是由我们小组成员进行推广，线上数据主要收集22岁及以下（多数为学生）年龄层的人群。本次调查线下共发放560份问卷，收回545份有效问卷，线上共收集到375份问卷，总共收集到920份有效问卷。调查内容涉及两个部分，即个体基本信息和生育意愿的调查。
（二）变量定义与赋值
1.被解释变量
生育意愿被选取为被解释变量，符号为y。在问卷中对应的问题为“您总共希望生育几个孩子？”，回答为0个或者是1个就认为是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回答2个及以上就认为具有生育意愿。
2.解释变量
在调研过程中，结合影响政策实施的因素的逻辑分析，总共设置了八个解释变量，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弹性、受教育水平、月均消费支出、婚姻状况、是否与父母同住，用x表示。表1报告了回归模型中涉及的变量描述统计的结果。由表1可知，样本中女性的占比较大，样本性别比例基本合理，年龄集中于适龄生育阶段。同时在职业中，涉及行业较为全面，反映结果更为准确。
（三）模型设置
二孩生育意愿是一个二元离散变量，本文实证分析的回归模型采用二元Logistic 回归模型。
其中，z=α0+αixi+ε，y=1表示选择生育二孩，xi表示变量，αi为与变量对应的系数，ε表示残差项。
（四）回归结果与分析
如表2所示，我们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归类为个人因素，即模型一用于解释个人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职业与工作弹性有一定的关系，不同职业的工作弹性不同，而不同职业的收入水平不同，收入水平影响消费水平，因此，将工作弹性、职业和消费支出总结为经济因素，则模型二解释了经济因素对二孩生育的影响。是否与父母同住与婚姻状况涉及夫妻双方及其家庭，因此将这两个因素归为家庭因素。
回归结果中报告了四个模型，并且只报告了模型选取的变量、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和模型的显著性。模型的显著性均小于0.05通过检验，即各模型选取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具有相关性。由以上四个模型可以知道，性别、是否与父母同住、婚姻状况与二孩的生育意愿具有正相关关系，而年龄、受教育水平、工作弹性、职业、消费支出与生育意愿呈负相关关系。
五、结论与建议
调查数据显示，所有的被调查者中，希望生育二孩的占比只有41.7%，尽管“全面二孩”政策已有两年多，但其实施效果仍旧不显著，大多数人仍旧不愿意生育二孩。其次，通过logistic模型的分析，得出个人因素（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经济因素（职业、工作弹性、消费支出水平）、家庭因素（是否与父母同住、婚姻状况）对生育意愿都有影响，其中，受教育水平、职业和婚姻状况是这三大因素中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是最大的。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坚持完善、实施二孩配套政策。二孩政策的实施的受到多方面的阻碍，需要有多方面、多层次的保障。国家需要完善女性的就业服务保障政策，保障女性在生育二孩期间以及后续的就业权益。与此同时，健全、完善我国的医疗服务卫生体系，合理分配医疗服务资源，合理扩充高水平医疗队伍，增加公共卫生服务设施，减少个人及家庭对医疗设施不完善、医疗服务不全面等的担忧，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加强实施弹性工作制和产假制度的力度。弹性工作制与产假制度在我国某些企业已被实施，但制度的执行力度并不大，很多企业并不重视这两个制度，更应赋予女性男性放产假的权利，减小女性生育二孩、独自育儿的压力，使双方都无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完善我国的生育津贴制度，正确、合理分配生育津贴，充分发挥生育津贴的作用，进一步保障职工权益。
提升家庭幸福感。家庭幸福感的提升，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居民会寻求其他途径以保持当前的幸福的生活状态，生育二孩就是方法之一。个人应努力从各方面提升自己，提升自我满足感，从而提升家庭幸福感。国家可通过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机制和社会保障政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快推进育儿设施建设等方法，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提升居民家庭幸福感，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提高二孩出生率。
参考文献：
[1] Kuznets S，Long Swings in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and in Related Economic Variables，Proceehinge ep ths Ameh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58，102（1），pp. 25 -52.
[2] Ajzen P，The theoe of planned behavioe，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1，50（2），pp. 179 - 211.
[3] Leeibenstein H，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onomic Theoe of Feeilitz： Promising Path or Blind Alley， Journal p Economic， 1974， 12（2），pp. 457-479.
[4] Bongaarts J，A Framework foe Analyzing the Proximate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Populatioc and Development Reviec， 1978，4 （1），pp. 1-105.
[5]田立法、榮唐华、张馨月等：《“全面二孩”政策下农村居民二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一一以天津为例》，《人口与发展》 2017 年第 4 期%.
[6]张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西安市民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经济学分析[J].劳动保障世界，2015（26）：47-48.
[7]张勇，尹秀芳，徐玮.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城镇居民的生育意愿调查[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5）： 14-19.
[8]刘琦.白领女性阶层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人民论坛，2015（20）：143-145.
[9]张兴月，张冲.农村居民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社会保障的视角[J].农村经济，2015（11）：59-64.
[10]洪秀敏，朱文婷.高学历女青年生育二孩的理想与现实——基于北京市的调查分析[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 （6）：37-44
关键词：全面二孩政策;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Logistic模型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的实施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人民生活质量逐渐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生育率越来越来越低，我国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根据联合国对人口老龄化的界定标准，我国早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现今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难以弥补因老龄化带来的劳动缺口，并由此引发的其他社会问题。
为缓解我国的老龄化进程，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自2016年1月1日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政策实施的前两年，我国的二孩出生率确实有所增加，但人口出生率仍旧表现出下降趋势，政策的实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本文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背景之下，通过发放、收集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南京地区的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和对政策的态度与看法，通过对样本的数据分析，了解政策实施的效果，找到影响政策实施的因素，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二、相关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较早出现人口出生率低的社会现象，故而西方国家也较早开始对生育意愿的调查和研究。截至目前，西方国家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Kuznets从不同维度对收入水平与生育率进行分析，Kuznets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的关系，即生育率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1]。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计划行为理论认为生育意愿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个人与家庭对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个人在做出是否生育的决定时是否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个体对生育过程可行性的预知[2]。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生育决策主要决定于生育孩子对家庭经济利益的影响，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如果生育和养育孩子使得家庭的经济收益减少或者生育孩子的成本大于其本身的收益，人们就会选择不生育[3]。邦戈茨针对亚洲地区的低生育率的现象建立了低生育率模型，首次提出了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存在差异的理论[4]。
从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意愿和生育影响因素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国内学者从未停止关于政策的调查和研究。田立法、荣唐华、张馨月等对已生育一个孩子的天津地区居民进行调查，利用Logistic模型对二孩生育意愿进行研究，发现收入水平与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第一个孩子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与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当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时，生育二孩的意愿有所增强[5]。张丹对西安的市民进行调查，发现家庭经济收入是影响二孩生育的主要因素，生育孩子的成本越高，生育的意愿就会越小[6]。张勇、尹秀芳、徐玮等对湖北省城镇居民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超过半数的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不愿意生育二孩，占比高达61.4%，经济、时间和少生优生的生育观念是影响生育二孩最主要的三个因素[7]。刘琦对影响职业白领女性的生育意愿的因素的调查发现，个人和社会因素是影响白领女性生育的主要因素[8]。张兴月、张冲的调查结果显示，社会保障、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农村居民生育二孩的主要影响因素[9]。
基于以上文献，我们了解到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背景之下，符合生育条件的家庭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二孩的出生率不高。在放开全面二孩政策的背景之下，二孩的生育更是困难重重，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影响二孩生育的因素。我们将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运用Logistic模型进一步探究影响二孩生育的因素，了解我国的生育现状和阻碍提高二孩出生率的障碍，并为瓦解全面二孩政策遇冷的尴尬局面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建议。
三、影响“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因素的逻辑分析及命题假设
（一）逻辑分析
由文献调查法了解到二孩生育意愿主要受到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水平、收入、工作弹性等因素的影响，在正式进行调查之前，我们通过预调查发现婚姻状况和是否与父母居住对二孩的生育意愿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我们总共选取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变量来研究“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实施效果及其成因。
1. 职业与工作弹性
随着当今时代的快速发展，职业对于大家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文献我们可以得出影响不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不同的职业带来的问题。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时间问题，不同的职业具有不同的工作弹性，例如老师或者公务员等职业，具有法定节假日并且有较多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可能这些人对于生育二孩的意愿和能够负担的程度会比其他职业的人高;相反，例如警察，消防员等职业，他们不具有自己可支配的时间，面对工作必须无条件随时在岗，这些人可能对于生育二孩的意愿就较小。我们认为工作具备的弹性越大，则生育二孩的意愿更为强烈。
2. 受教育水平
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的受教育水平逐步提高。“全面二孩”政策迎合实际情况退出后，我们可以看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反而不愿意响应政策，他们大多选择“优生优育”而不是二孩;相反对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而言，他们观念里还是停留在多生。并且受过高教育水平的人更有自己的想法或者工作生活更为忙碌，他们不愿意在此花费时间，反之亦然。
3. 月均消费支出
消费水平侧面反映了收入情况，一个人的消费水平越高则其收入水平也相应较高，面对生育二孩带来的经济负担将更有能力承担;相反，如果一个人的消费水平处于2000左右的水准，则其可能是学生或者刚刚步入职场的实习生等，生活能力不足，收入水平也较低，无法承担生育二孩带来的负担，这群人可能更偏向于不生育二孩。 （二）命题假设
结合前面的理论分析，现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命题假设：
命题1：工作的专业性越强，工作弹性越小，对政策的实施的消极影响越大。
命题2：受教育水平越高，对政策的消极影响就越大。
命题3：月消费水平越高，即收入越高，对政策的积极影响就越大。
四、回归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线上发放问卷和实地调查的方式，同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南京地区的居民进行调查，调查时间截止到2019年9月。出于对生育年龄的考虑，我们线下主要调查了22-45岁年龄的人群。由于线上（QQ、微信、微博等）主要是由我们小组成员进行推广，线上数据主要收集22岁及以下（多数为学生）年龄层的人群。本次调查线下共发放560份问卷，收回545份有效问卷，线上共收集到375份问卷，总共收集到920份有效问卷。调查内容涉及两个部分，即个体基本信息和生育意愿的调查。
（二）变量定义与赋值
1.被解释变量
生育意愿被选取为被解释变量，符号为y。在问卷中对应的问题为“您总共希望生育几个孩子？”，回答为0个或者是1个就认为是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回答2个及以上就认为具有生育意愿。
2.解释变量
在调研过程中，结合影响政策实施的因素的逻辑分析，总共设置了八个解释变量，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弹性、受教育水平、月均消费支出、婚姻状况、是否与父母同住，用x表示。表1报告了回归模型中涉及的变量描述统计的结果。由表1可知，样本中女性的占比较大，样本性别比例基本合理，年龄集中于适龄生育阶段。同时在职业中，涉及行业较为全面，反映结果更为准确。
（三）模型设置
二孩生育意愿是一个二元离散变量，本文实证分析的回归模型采用二元Logistic 回归模型。
其中，z=α0+αixi+ε，y=1表示选择生育二孩，xi表示变量，αi为与变量对应的系数，ε表示残差项。
（四）回归结果与分析
如表2所示，我们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归类为个人因素，即模型一用于解释个人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职业与工作弹性有一定的关系，不同职业的工作弹性不同，而不同职业的收入水平不同，收入水平影响消费水平，因此，将工作弹性、职业和消费支出总结为经济因素，则模型二解释了经济因素对二孩生育的影响。是否与父母同住与婚姻状况涉及夫妻双方及其家庭，因此将这两个因素归为家庭因素。
回归结果中报告了四个模型，并且只报告了模型选取的变量、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和模型的显著性。模型的显著性均小于0.05通过检验，即各模型选取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具有相关性。由以上四个模型可以知道，性别、是否与父母同住、婚姻状况与二孩的生育意愿具有正相关关系，而年龄、受教育水平、工作弹性、职业、消费支出与生育意愿呈负相关关系。
五、结论与建议
调查数据显示，所有的被调查者中，希望生育二孩的占比只有41.7%，尽管“全面二孩”政策已有两年多，但其实施效果仍旧不显著，大多数人仍旧不愿意生育二孩。其次，通过logistic模型的分析，得出个人因素（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经济因素（职业、工作弹性、消费支出水平）、家庭因素（是否与父母同住、婚姻状况）对生育意愿都有影响，其中，受教育水平、职业和婚姻状况是这三大因素中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是最大的。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坚持完善、实施二孩配套政策。二孩政策的实施的受到多方面的阻碍，需要有多方面、多层次的保障。国家需要完善女性的就业服务保障政策，保障女性在生育二孩期间以及后续的就业权益。与此同时，健全、完善我国的医疗服务卫生体系，合理分配医疗服务资源，合理扩充高水平医疗队伍，增加公共卫生服务设施，减少个人及家庭对医疗设施不完善、医疗服务不全面等的担忧，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加强实施弹性工作制和产假制度的力度。弹性工作制与产假制度在我国某些企业已被实施，但制度的执行力度并不大，很多企业并不重视这两个制度，更应赋予女性男性放产假的权利，减小女性生育二孩、独自育儿的压力，使双方都无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完善我国的生育津贴制度，正确、合理分配生育津贴，充分发挥生育津贴的作用，进一步保障职工权益。
提升家庭幸福感。家庭幸福感的提升，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居民会寻求其他途径以保持当前的幸福的生活状态，生育二孩就是方法之一。个人应努力从各方面提升自己，提升自我满足感，从而提升家庭幸福感。国家可通过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机制和社会保障政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快推进育儿设施建设等方法，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提升居民家庭幸福感，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提高二孩出生率。
参考文献：
[1] Kuznets S，Long Swings in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and in Related Economic Variables，Proceehinge ep ths Ameh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58，102（1），pp. 25 -52.
[2] Ajzen P，The theoe of planned behavioe，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1，50（2），pp. 179 - 211.
[3] Leeibenstein H，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onomic Theoe of Feeilitz： Promising Path or Blind Alley， Journal p Economic， 1974， 12（2），pp. 457-479.
[4] Bongaarts J，A Framework foe Analyzing the Proximate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Populatioc and Development Reviec， 1978，4 （1），pp. 1-105.
[5]田立法、榮唐华、张馨月等：《“全面二孩”政策下农村居民二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一一以天津为例》，《人口与发展》 2017 年第 4 期%.
[6]张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西安市民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经济学分析[J].劳动保障世界，2015（26）：47-48.
[7]张勇，尹秀芳，徐玮.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城镇居民的生育意愿调查[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5）： 14-19.
[8]刘琦.白领女性阶层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人民论坛，2015（20）：143-145.
[9]张兴月，张冲.农村居民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社会保障的视角[J].农村经济，2015（11）：59-64.
[10]洪秀敏，朱文婷.高学历女青年生育二孩的理想与现实——基于北京市的调查分析[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 （6）：3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