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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元杂剧中，丑角行当初见雏形，通过后世戏剧的演变，丑角形象越发典型化起来。元杂剧《陈州粜米》作为一部公案剧，已有了较为明确的丑角行当，相较于同时期杂剧，其中的丑角形象丰富且突出。
一、丑角形象分析
毋庸置疑的是，《陈州粜米》中有兼具后世丑角功用的形象出现，这些角色形象广义上都具有丑角的功能。
（一）杨金吾—下派仓官的代表
由于出身，杨金吾只作为小衙内的从属出场，但这也决定着两人的同步性。值得注意的是，杨金吾与小衙内的同进退决定着他们的角色性质有相同的特点。小衙内往往会道出两人的共同心声：“俺两个全仗俺父亲的虎威”，“俺两个似水清”。
元杂剧中的净角有凶狠暴力的一面，也可以有耍宝卖丑的一面，因此也叫净丑，这是从参军戏演变而来的。小衙内的行当是净角，兼具了这两个特点。又因与杨金吾的关系，使本具有主从关系的两个人越发融合在一起—成为下派贪官的代表。然而，杨金吾又有着其丑角行当的独特性：作为从属的官员，他的话不多，却总能将卖丑耍宝进行到极致，在逗哏当中达到杂剧讽刺的效果。
杨金吾与小衙内并非达官显贵的代表，他们借助的是家族势力在背后撑腰，纵情享乐、屈打良善，将穷人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同时，他们淡漠权力，将紫金锤轻易地交予妓女保管。即便如此，他们仍不断夸耀自己清正廉洁，可谓讽刺至极。
（二）二斗子—典型的小吏形象
《陈州粜米》中明确交代为丑角的是“二斗子”。二斗子是在社会底层中成长过来的小人物，是官僚体系中最末端的存在，也是官僚压迫人民的工具。
二斗子有着市井阶层贪恋小财、斤斤计较的狡黠特性，又有着仗势欺人、打压良善的蛮横，即便二斗子看似良心发现对张撇古进行劝告，也只是妄图让其逆来顺受。张撇古一旦奋力反抗，他们便立即将此事上报，毫不留情。这些既符合二斗子丑角行当本身地位低下、媚俗上级的特质，又将这二斗子的媚强凌弱的丑态描写得细致传神。
二斗子在角色分配上同样也有偏重，说话办事以“大斗子”为主，“小斗子”则做些细枝末节的事情，这与小衙内和杨金吾的关系类似。他们是“官”与“民”之间的传话人，将百姓的牢骚不满传递给“上级”，又将“上级”的威压传递下去，并借机牟利。二斗子这种贪小便宜、媚上欺下的特点是后世丑角形象最典型的特征。
（三）搽旦王粉莲—特殊的女性丑角
“搽旦”这个行当在元杂剧中十分常见，且往往与净角有重合，在水浒戏中尤为突出，展现出了凶狠暴力和滑稽调笑的双重特点。而《陈州粜米》中“搽旦”王粉莲的形象则主要从滑稽调笑这一方面特点进行形象塑造，与丑角的重合更多。
妓女王粉莲是当时元代社会的一个社会群体的代表。她们好吃懒做，身无所长，只能“卖笑求食”。王粉莲相比于那些前去买米的穷人来说，依附权贵的日子算是相当的殷实。她们身上有着市井妇人的特点：浪荡泼辣且嫌贫爱富，好吃懒做又口无遮拦。因长期生活在市井之中，深谙贫穷之苦，身为弱势群体，在可以享乐的基础上，可能对他人产生恻隐之心;而在其根本利益被触及时，亦可对他人生死置之不理。王粉莲作为女性丑角，具有其他丑角不具备的复杂性格，是受性别与社会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
二、《陈州粜米》中丑角形象的塑造与价值
《陈州粜米》中的丑角涉及很广，有下派的仓官，有小吏，也有妓女，这些人物通过戏剧连缀起来形成了一幅群丑图。
（一）丑角的宾白与描写
《陈州粜米》中的丑角都没有唱词，因此宾白是塑造角色形象最直接的方式。《陈州粜米》中的丑角宾白不是千篇一律的，既根据角色身份进行编排，又有元杂剧“俗”的特点体现。
杨金吾是纨绔的仓官，在小衙内与杨金吾的自白中就有体现他们蛮横跋扈的特点：“我做衙内真个俏，不依公道则爱钞……”在迎接包拯到来时又无比惊恐：“两眼梭梭跳，必定晦气到……”夹杂口语的打油诗符合他们纨绔子弟不学无术、狐假虎威的特点。杨金吾的插科打诨更是与其身份相符，将其蛮横无理的特点推向顶点：“你那老匹夫，把朝廷来压我哩，我不怕，我不怕。”相较于小衙内狠辣的行事风格，杨金吾的宾白更具有喜剧效果。
二斗子作为贪财媚上的小吏，宾白多出现在他们克扣百姓钱粮，向上告状的时候。与百姓计较斤两的时候，生怕被人多拿了去;告状的时候，添油加醋，恨不得将人千刀万剐。说话自觉高人一等，与百姓争辩时又有商人的贪婪与狡黠。
至于王粉莲的宾白，更是让她上演了一出“怨天尤人”的独角戏，以牵驴为契机，与包拯相遇。王粉莲是市井间的妓女，语言粗俗泼辣，引人发笑，这与其生长的环境也极为相符。
在描绘丑角的手法上，主要运用正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式。例如对二斗子的描写：二斗子与小衙内私扣粮食，在“粜米”之时又亲自监督，变本加厉。百姓略有不满，便要用紫金锤打杀了。动作与语言相结合，正面描写出贪婪与蛮横的丑角形象。从百姓说的话“剜却心头肉”中可以体会到百姓的困苦与无奈，而为了生存只能忍受，这便是对官吏们恶行的侧面描写。
（二）群丑形象的价值意义
《陳州粜米》中丑角的形象，一方面有着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情节的发展需要矛盾冲突来促进，丑角的语言和行动往往激化矛盾：大斗子将张撇古的事情上报给小衙内，直接造成了悲剧的结果;王粉莲将包拯带回，却惹怒小衙内将其吊在树上。这些都是推动情节的关键所在。
除了推动情节发展，丑角还有调节氛围、转换场景的作用。二斗子的登场直接将朝堂之上转换到了陈州城内，到了“粜米”的现场。而王粉莲的登场则将视角转到了城外，其滑稽的动作和语言可以缓解一下刚刚悲剧场景带来的压抑。
另一方面，丑角的形象充分反衬了包公清廉多谋的形象。从包公一路上的吃穿用度来看，未曾以权力贪图百姓的一丝一毫，甚至可以称为“吝啬”。反观杨金吾之流，克扣粮食，酒肉声色俱全。再看包拯的智谋，以退为进，又细致推断王粉莲的身份，深入虎穴探听消息。这与其他公案剧中包公形象差异很大，这里的包公走入市井，鲜活且有血肉，这与戏剧的俗化不无关系，同时也与一众丑角的衬托有很大关系。
不难发现，前两折戏中大量的剧情是在丑角与悲剧人物之间发生的，可为何在悲剧部分丑角的活动最多，冲突最激烈？作为体现喜剧性的丑角并非一定在喜剧中才能实现其价值。杨金吾、二斗子的丑角形象都有一定的喜剧性，可作为丑角本身，其插科打诨带来的喜剧效果并没有那么深刻的意义，反而在张撇古的悲剧发生时，对悲剧有了推动作用。张撇古的死是丑角们一手造成的，在一种人人“自清”的讽刺氛围中，他的死亡遭到漠视，悲剧也到达了高潮。本应让人忍俊不禁的插科打诨在这个场景下不好笑了，反而演变成了一种残忍：说真话没人听，穷人命贱如草芥。在这个丑角们营造的世界里，唯有利益至上，而这出杂剧也仅仅是揭示了元代社会问题的一隅。虽然，在喜剧的结局下，清官断案，恶人伏诛，但在群丑图之下展现的吏治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回避的，这也是群丑图揭示问题的价值所在。
元代社会中官吏的设置与前朝不同，原本无法做官的“吏”有了当官的机会，原本命令的执行者也有了听命皇权的途径，这使得元代官吏制度乱象丛生。《陈州粜米》中二斗子展现的就是官场的最低点，再着眼于听命皇权的小衙内与杨金吾，他们的“德才”本无法胜任仓官一职，因依仗家族力量才得以下派，直接反映了元代社会官吏的基本素质与上位方式，这在第四折中的州官与不识字的外郎处也可以印证一二。因此，社会阶层的变化使得文人的地位下降，有的人终其一生也无半分上位可能。再放眼整个官场，如这“群丑图”一般无二，是被吃掉还是被同化不言而喻。更有甚者，文人的地位还不如“卖笑”的妓女，这也正是元代文人迷茫困惑的地方，也正是剧作家花费大量笔墨讽刺之处。
一、丑角形象分析
毋庸置疑的是，《陈州粜米》中有兼具后世丑角功用的形象出现，这些角色形象广义上都具有丑角的功能。
（一）杨金吾—下派仓官的代表
由于出身，杨金吾只作为小衙内的从属出场，但这也决定着两人的同步性。值得注意的是，杨金吾与小衙内的同进退决定着他们的角色性质有相同的特点。小衙内往往会道出两人的共同心声：“俺两个全仗俺父亲的虎威”，“俺两个似水清”。
元杂剧中的净角有凶狠暴力的一面，也可以有耍宝卖丑的一面，因此也叫净丑，这是从参军戏演变而来的。小衙内的行当是净角，兼具了这两个特点。又因与杨金吾的关系，使本具有主从关系的两个人越发融合在一起—成为下派贪官的代表。然而，杨金吾又有着其丑角行当的独特性：作为从属的官员，他的话不多，却总能将卖丑耍宝进行到极致，在逗哏当中达到杂剧讽刺的效果。
杨金吾与小衙内并非达官显贵的代表，他们借助的是家族势力在背后撑腰，纵情享乐、屈打良善，将穷人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同时，他们淡漠权力，将紫金锤轻易地交予妓女保管。即便如此，他们仍不断夸耀自己清正廉洁，可谓讽刺至极。
（二）二斗子—典型的小吏形象
《陈州粜米》中明确交代为丑角的是“二斗子”。二斗子是在社会底层中成长过来的小人物，是官僚体系中最末端的存在，也是官僚压迫人民的工具。
二斗子有着市井阶层贪恋小财、斤斤计较的狡黠特性，又有着仗势欺人、打压良善的蛮横，即便二斗子看似良心发现对张撇古进行劝告，也只是妄图让其逆来顺受。张撇古一旦奋力反抗，他们便立即将此事上报，毫不留情。这些既符合二斗子丑角行当本身地位低下、媚俗上级的特质，又将这二斗子的媚强凌弱的丑态描写得细致传神。
二斗子在角色分配上同样也有偏重，说话办事以“大斗子”为主，“小斗子”则做些细枝末节的事情，这与小衙内和杨金吾的关系类似。他们是“官”与“民”之间的传话人，将百姓的牢骚不满传递给“上级”，又将“上级”的威压传递下去，并借机牟利。二斗子这种贪小便宜、媚上欺下的特点是后世丑角形象最典型的特征。
（三）搽旦王粉莲—特殊的女性丑角
“搽旦”这个行当在元杂剧中十分常见，且往往与净角有重合，在水浒戏中尤为突出，展现出了凶狠暴力和滑稽调笑的双重特点。而《陈州粜米》中“搽旦”王粉莲的形象则主要从滑稽调笑这一方面特点进行形象塑造，与丑角的重合更多。
妓女王粉莲是当时元代社会的一个社会群体的代表。她们好吃懒做，身无所长，只能“卖笑求食”。王粉莲相比于那些前去买米的穷人来说，依附权贵的日子算是相当的殷实。她们身上有着市井妇人的特点：浪荡泼辣且嫌贫爱富，好吃懒做又口无遮拦。因长期生活在市井之中，深谙贫穷之苦，身为弱势群体，在可以享乐的基础上，可能对他人产生恻隐之心;而在其根本利益被触及时，亦可对他人生死置之不理。王粉莲作为女性丑角，具有其他丑角不具备的复杂性格，是受性别与社会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
二、《陈州粜米》中丑角形象的塑造与价值
《陈州粜米》中的丑角涉及很广，有下派的仓官，有小吏，也有妓女，这些人物通过戏剧连缀起来形成了一幅群丑图。
（一）丑角的宾白与描写
《陈州粜米》中的丑角都没有唱词，因此宾白是塑造角色形象最直接的方式。《陈州粜米》中的丑角宾白不是千篇一律的，既根据角色身份进行编排，又有元杂剧“俗”的特点体现。
杨金吾是纨绔的仓官，在小衙内与杨金吾的自白中就有体现他们蛮横跋扈的特点：“我做衙内真个俏，不依公道则爱钞……”在迎接包拯到来时又无比惊恐：“两眼梭梭跳，必定晦气到……”夹杂口语的打油诗符合他们纨绔子弟不学无术、狐假虎威的特点。杨金吾的插科打诨更是与其身份相符，将其蛮横无理的特点推向顶点：“你那老匹夫，把朝廷来压我哩，我不怕，我不怕。”相较于小衙内狠辣的行事风格，杨金吾的宾白更具有喜剧效果。
二斗子作为贪财媚上的小吏，宾白多出现在他们克扣百姓钱粮，向上告状的时候。与百姓计较斤两的时候，生怕被人多拿了去;告状的时候，添油加醋，恨不得将人千刀万剐。说话自觉高人一等，与百姓争辩时又有商人的贪婪与狡黠。
至于王粉莲的宾白，更是让她上演了一出“怨天尤人”的独角戏，以牵驴为契机，与包拯相遇。王粉莲是市井间的妓女，语言粗俗泼辣，引人发笑，这与其生长的环境也极为相符。
在描绘丑角的手法上，主要运用正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式。例如对二斗子的描写：二斗子与小衙内私扣粮食，在“粜米”之时又亲自监督，变本加厉。百姓略有不满，便要用紫金锤打杀了。动作与语言相结合，正面描写出贪婪与蛮横的丑角形象。从百姓说的话“剜却心头肉”中可以体会到百姓的困苦与无奈，而为了生存只能忍受，这便是对官吏们恶行的侧面描写。
（二）群丑形象的价值意义
《陳州粜米》中丑角的形象，一方面有着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情节的发展需要矛盾冲突来促进，丑角的语言和行动往往激化矛盾：大斗子将张撇古的事情上报给小衙内，直接造成了悲剧的结果;王粉莲将包拯带回，却惹怒小衙内将其吊在树上。这些都是推动情节的关键所在。
除了推动情节发展，丑角还有调节氛围、转换场景的作用。二斗子的登场直接将朝堂之上转换到了陈州城内，到了“粜米”的现场。而王粉莲的登场则将视角转到了城外，其滑稽的动作和语言可以缓解一下刚刚悲剧场景带来的压抑。
另一方面，丑角的形象充分反衬了包公清廉多谋的形象。从包公一路上的吃穿用度来看，未曾以权力贪图百姓的一丝一毫，甚至可以称为“吝啬”。反观杨金吾之流，克扣粮食，酒肉声色俱全。再看包拯的智谋，以退为进，又细致推断王粉莲的身份，深入虎穴探听消息。这与其他公案剧中包公形象差异很大，这里的包公走入市井，鲜活且有血肉，这与戏剧的俗化不无关系，同时也与一众丑角的衬托有很大关系。
不难发现，前两折戏中大量的剧情是在丑角与悲剧人物之间发生的，可为何在悲剧部分丑角的活动最多，冲突最激烈？作为体现喜剧性的丑角并非一定在喜剧中才能实现其价值。杨金吾、二斗子的丑角形象都有一定的喜剧性，可作为丑角本身，其插科打诨带来的喜剧效果并没有那么深刻的意义，反而在张撇古的悲剧发生时，对悲剧有了推动作用。张撇古的死是丑角们一手造成的，在一种人人“自清”的讽刺氛围中，他的死亡遭到漠视，悲剧也到达了高潮。本应让人忍俊不禁的插科打诨在这个场景下不好笑了，反而演变成了一种残忍：说真话没人听，穷人命贱如草芥。在这个丑角们营造的世界里，唯有利益至上，而这出杂剧也仅仅是揭示了元代社会问题的一隅。虽然，在喜剧的结局下，清官断案，恶人伏诛，但在群丑图之下展现的吏治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回避的，这也是群丑图揭示问题的价值所在。
元代社会中官吏的设置与前朝不同，原本无法做官的“吏”有了当官的机会，原本命令的执行者也有了听命皇权的途径，这使得元代官吏制度乱象丛生。《陈州粜米》中二斗子展现的就是官场的最低点，再着眼于听命皇权的小衙内与杨金吾，他们的“德才”本无法胜任仓官一职，因依仗家族力量才得以下派，直接反映了元代社会官吏的基本素质与上位方式，这在第四折中的州官与不识字的外郎处也可以印证一二。因此，社会阶层的变化使得文人的地位下降，有的人终其一生也无半分上位可能。再放眼整个官场，如这“群丑图”一般无二，是被吃掉还是被同化不言而喻。更有甚者，文人的地位还不如“卖笑”的妓女，这也正是元代文人迷茫困惑的地方，也正是剧作家花费大量笔墨讽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