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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归纳统计的方法，以圣经翻译研究大家任东升教授发表于中国知网CNKI上的18篇论文为研究对象，以述评的方式对其研究进行梳理，从而管窥圣经翻译在国内的研究现状。
【关键词】：圣经翻译研究；任东升；述评
1.引言
任东升教授作为圣经翻譯研究大家，以其作为案例，管窥圣经翻译研究现状，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在圣经翻译浩瀚宇宙中，纵使穷尽毕生精力，恐怕也无法完善和企及，因此只能窥其一斑，见其全豹几乎是奢望，这正是笔者的写作初衷。虽不能为翻译研究增光添彩，但希望通过圣经翻译研究个案，对今天的圣经翻译研究甚至翻译研究有所启示。
2.任东升教授简介
任东升教授，系南开大学翻译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圣经翻译和圣经文化。其关于圣经的科研课题有2项：2006-2009年中国海洋大学通识课建设课题1项（《西方文学艺术中的圣经影响》，2005TS31）；2008年主持省教育厅项目1项（《圣经》对西方艺术之影响研究；J08WA60）；其研究成果丰厚，其中专著1部：《圣经汉译文化研究》（中华翻译研究丛书之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发表学术论文22篇，其中在《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上海翻译》等外语类“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2篇。近年代表性圣经翻译论文有：《中国翻译家与<圣经>翻译》（2002）；《<圣经>汉译的文学化趋向》（2003）；《<圣经>译介对中国现在文学的影响》（2004）；《圣经诗歌翻译的文学化》（2005）；《<圣经>中文译本考》（2006）；《<圣经>汉译研究：述评与展望》（2006）；《西方译者对圣经汉译理论的探讨》（2007）；《佛经翻译与圣经汉译比较研究》（2008）；《宗教翻译思想探究--<法句经序>与<圣经之序>比较研究》（2010）；《论严复的圣经片段翻译》（2011）等。
3.任东升教授圣经翻译研究述评及思考
通过对任东升教授圣经翻译研究文献的归纳和总结，不难发现其研究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即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比较而言，任东升教授更倾向于圣经翻译微观研究，毕竟宏观研究更加的难以把握，微观研究无论是外延还是内沿都是比较易于把握和操控的。
从宏观方面而言，其包含理论探讨方面，即在《<圣经>中文译者对翻译理论的探讨》[1]中，其指出译者用文言、浅文言、白话、现代汉语译出不同语体的《圣经》；中国翻译家还用古诗体、骚体尝试翻译《圣经》。这些中外译者对《圣经》汉译翻译理论进行了可贵探索。在《西方译者对圣经汉译理论的探索》[2]中，其提到从唐代到1919年“官話和合译本”问世期间，圣经汉译的主体以来华西方传教士为主。他们在探索圣经汉译方法过程中提出了“本文本意”、“译者的双重责任”、“译者易也”、“非字面翻译“、“文学品味”等翻译思想。其目的都是为了强调这些翻译思想理应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的一部分。
另外，还有比较分析方面。《圣经汉译与佛经翻译比较研究》[3]从宗教经典翻译发生论入手，探讨圣经汉译与佛经翻译在翻译实践上的相似性以及两者产生差别的历史文化原因，指出佛经翻译带有“使节文化”特征，圣经汉译带有“征服文化”色彩，佛经和《圣经》在中国文学认知语境下都得到了诗意阐释。在《机构性翻译的“场域”视点——佛经译场与圣经译委会比较》[4]中，比较了两种翻译在组织体制上分别采取的“译场”和“译委会”的形式，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分析这两种机构性翻译的三个相同点和三个不同点。作者借助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场域”视点，指出两种译经体制差异的根源是：佛教文化场域、基督教文化场域分别同中华儒家文化元场域之间的不同博弈关系。最后初步构建机构性翻译的社会学模型。
再次，是现状研究和方法论等问题。《圣经汉译研究：述评与展望》[5]基于对圣经汉译研究历史和现状的述评，从五个方面对该领域做出展望，指出圣经汉译研究是中国翻译研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圣经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和方法》[6]主要阐述了圣经翻译研究的五个基本问题和四种研究方法，其还提到世界范围内的圣经翻译和传播呈现“征服文化”色彩，即文本翻译和传播宗教的政治意图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译者的重要性。任教授在《中国翻译家与<圣经>翻译》[7]中强调了译者的重要性。其指出中国翻译家对《圣经》翻译表现出极大关注，对中文《圣经》文本的文学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译者如何对待<圣经>内容的翻译》[8]中指出译者在翻译《圣经》内容的实践中占主体地位，译者有资格、有权利、有责任进行独立翻译，为译文读者奉献出忠实、流畅的《圣经》内容。
不难发现，从宏观上的研究，任教授从一而终都秉着同样的宗旨，即将圣经翻译及圣经翻译研究纳入中国翻译研究的一部分，并强调了译者的重要性，这无异于强调圣经翻译的重要性，不难看出任教授在推动国内圣经翻译研究进程的良苦用心以及巨大的贡献。
在微观方面，其包含独个译者与《圣经》翻译的探讨。在《朱维之对圣经汉译研究的奠基作用》+中，其强调从圣经汉译研究的短暂历史来看， 朱维之于1941年撰写的《基督教与文学》对中国大陆的圣经汉译研究起到了奠基人的作用。《厚翻译：王汉川<圣经>新译的文学化倾向》[10]从厚翻译的视角探讨王汉川《圣经》译本翻译过程中的意义阐释，发现由于《圣经》源语言文本中深厚的文化意蕴，译者只有添加各种注释或评注，才能阐释出源语言文本中丰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厚翻译给翻译研究以新的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另外是特殊的手法和现象。《圣经重译的理念与实践》[11]通过追踪20世纪以来由中国本土翻译家介入的圣经汉译百年历史，可以探索圣经重译，确切地说，从文学角度重译圣经的理念和实践。圣经翻译文学化现象是任教授想极力强调的。《道、言、话之分野与融合——“经文辩读”视域下的当代圣经汉译考察》[12]尝试从“经文辩读”视域，通过分析这三种译法的本意和动机，探究道、言、话之分野与融合，进而阐明圣经汉译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的合理性。这三种译法反映了圣经文本“人作者/译者”对“神作者”的不同解读，是文本-神学的圣经“合一性”转向“多样性”的标志。在《圣经诗歌翻译的文学化》[13]中，其指出圣经诗歌汉译经历了翻译主体的更替和语体的演变，呈现出从散文体到新诗体、再到“以诗译诗”的文学化的演进。中国翻译家的圣经诗歌翻译带有文学再创作色彩，他们的译本具有明显的著作文本特征。中国翻译传统和诗学传统对圣经诗歌的翻译具有强大的操纵作用。《<圣经>中文译本考》[14]考察了重要《圣经》译本的史实和特征有助于揭示圣经汉译活动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影响。《<圣经>汉译的文学化趋向》[15]中提到《圣经》汉译文学化的趋向表现在三个方面： （1）中国翻译家对《圣经》自身的文学性的发现； （2）中国翻译家通过翻译实践再现《圣经》的文学性； （3）中文《圣经》以“翻译文学”的文被中国读者接受。这种趋向以严复翻译英文“钦定本”修订本《马可福音》1-4章为标志，具有文化、翻译学和文学三方面的重大意义。另外，《圣经翻译“钦定”现象的“误识”效应》[16]中还讨论了圣经翻译“钦定”现象的“误识”效应，反映了宗教政治对宗教文本强力操控的运作机制，也是符号权力合法化，并对宗教政治、宗教传播，甚至译本所处的社会文化、认知结构和社会秩序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翻译研究的神学之维》[17]考察了神学的语言观念和翻译救赎功能观念，重点揭示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神学思想，并总结了基于神学思想的《圣经》翻译理论及其启示，指出神学之维对于中国翻译研究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其从序言等独特的视角来探究圣经汉译的思想流变。《从汉译本序言看圣经汉译思想的流变》[18]通过分析八篇历时《圣经》汉译本序言，探討中西方译者在翻译意图与效果意识、汉语审美意识、文化协商意识、译者主体意识上的渐变过程，对于圣经汉译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理论价值。
4.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宏观圣经翻译理论方面、圣经翻译和佛经翻译比较、现状研究和方法论、译者重要性方面，还是微观的圣经翻译个人译者、特殊手法和现象等方面，任东升教授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探索和贡献，也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思路和值得反思的地方。当然，这样的归纳必定会有重合和不合理之处，因此，不当之处，尽请批评！
参考文献：
[1]任东升.《圣经》中文译者对翻译理论的探讨[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12）：42-44.
[2]任东升.西方译者对圣经汉译理论的探索[J].外语教学，2007（1）： 87-91.
[3]任东升.圣经汉译与佛经翻译比较研究[J].上海翻译，2008（3）： 46-50.
[4]任东升，裴继涛.机构性翻译的“场域”视点——佛经译场与圣经译委会比较[J].宗教经典汉译研究，22-39.
[5]任东升.圣经汉译研究：述评与展望 [J].上海翻译，2006（3）：15-20.
[6]任东升.圣经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和方法[J].圣经文学研究，78-89.
[7]任东升.中国翻译家与《圣经》翻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4）： 109-112.
[8]任东升.译者如何对待《圣经》内容的翻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12）：59-61.
[9]任东升.朱维之对圣经汉译研究的奠基作用[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5）： 119-123.
[10]任东升，袁倩倩. 厚翻译：王汉川《圣经》新译的文学化倾向[J].克拉玛依学刊.2013（1）： 73-79.
[11]任东升.圣经重译的理念与实践[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5（4）： 106-112.
[12]任东升.道、言、話之分野与融合——“经文辩读”视域下的当代圣经汉译考察[J].圣经文学研究.第十辑.266-283.
[13]任东升.圣经诗歌翻译的文学化[J].311-319
[14]任东升.《圣经》中文译本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1）： 55-59.
[15]任东升.《圣经》汉译的文学化趋向[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2）：86-91.
[16]任东升，裴继涛.圣经翻译“钦定”现象的“误识”效应[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4（1）： 93-96.
[17]任东升.翻译研究的神学之维[J].外语研究，2010（122）： 68-74.
[18]任东升，门泷.从汉译本序言看圣经汉译思想的流变[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5）.
【摘要】：基于归纳统计的方法，以圣经翻译研究大家任东升教授发表于中国知网CNKI上的18篇论文为研究对象，以述评的方式对其研究进行梳理，从而管窥圣经翻译在国内的研究现状。
【关键词】：圣经翻译研究；任东升；述评
1.引言
任东升教授作为圣经翻譯研究大家，以其作为案例，管窥圣经翻译研究现状，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在圣经翻译浩瀚宇宙中，纵使穷尽毕生精力，恐怕也无法完善和企及，因此只能窥其一斑，见其全豹几乎是奢望，这正是笔者的写作初衷。虽不能为翻译研究增光添彩，但希望通过圣经翻译研究个案，对今天的圣经翻译研究甚至翻译研究有所启示。
2.任东升教授简介
任东升教授，系南开大学翻译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圣经翻译和圣经文化。其关于圣经的科研课题有2项：2006-2009年中国海洋大学通识课建设课题1项（《西方文学艺术中的圣经影响》，2005TS31）；2008年主持省教育厅项目1项（《圣经》对西方艺术之影响研究；J08WA60）；其研究成果丰厚，其中专著1部：《圣经汉译文化研究》（中华翻译研究丛书之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发表学术论文22篇，其中在《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上海翻译》等外语类“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2篇。近年代表性圣经翻译论文有：《中国翻译家与<圣经>翻译》（2002）；《<圣经>汉译的文学化趋向》（2003）；《<圣经>译介对中国现在文学的影响》（2004）；《圣经诗歌翻译的文学化》（2005）；《<圣经>中文译本考》（2006）；《<圣经>汉译研究：述评与展望》（2006）；《西方译者对圣经汉译理论的探讨》（2007）；《佛经翻译与圣经汉译比较研究》（2008）；《宗教翻译思想探究--<法句经序>与<圣经之序>比较研究》（2010）；《论严复的圣经片段翻译》（2011）等。
3.任东升教授圣经翻译研究述评及思考
通过对任东升教授圣经翻译研究文献的归纳和总结，不难发现其研究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即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比较而言，任东升教授更倾向于圣经翻译微观研究，毕竟宏观研究更加的难以把握，微观研究无论是外延还是内沿都是比较易于把握和操控的。
从宏观方面而言，其包含理论探讨方面，即在《<圣经>中文译者对翻译理论的探讨》[1]中，其指出译者用文言、浅文言、白话、现代汉语译出不同语体的《圣经》；中国翻译家还用古诗体、骚体尝试翻译《圣经》。这些中外译者对《圣经》汉译翻译理论进行了可贵探索。在《西方译者对圣经汉译理论的探索》[2]中，其提到从唐代到1919年“官話和合译本”问世期间，圣经汉译的主体以来华西方传教士为主。他们在探索圣经汉译方法过程中提出了“本文本意”、“译者的双重责任”、“译者易也”、“非字面翻译“、“文学品味”等翻译思想。其目的都是为了强调这些翻译思想理应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的一部分。
另外，还有比较分析方面。《圣经汉译与佛经翻译比较研究》[3]从宗教经典翻译发生论入手，探讨圣经汉译与佛经翻译在翻译实践上的相似性以及两者产生差别的历史文化原因，指出佛经翻译带有“使节文化”特征，圣经汉译带有“征服文化”色彩，佛经和《圣经》在中国文学认知语境下都得到了诗意阐释。在《机构性翻译的“场域”视点——佛经译场与圣经译委会比较》[4]中，比较了两种翻译在组织体制上分别采取的“译场”和“译委会”的形式，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分析这两种机构性翻译的三个相同点和三个不同点。作者借助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场域”视点，指出两种译经体制差异的根源是：佛教文化场域、基督教文化场域分别同中华儒家文化元场域之间的不同博弈关系。最后初步构建机构性翻译的社会学模型。
再次，是现状研究和方法论等问题。《圣经汉译研究：述评与展望》[5]基于对圣经汉译研究历史和现状的述评，从五个方面对该领域做出展望，指出圣经汉译研究是中国翻译研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圣经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和方法》[6]主要阐述了圣经翻译研究的五个基本问题和四种研究方法，其还提到世界范围内的圣经翻译和传播呈现“征服文化”色彩，即文本翻译和传播宗教的政治意图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译者的重要性。任教授在《中国翻译家与<圣经>翻译》[7]中强调了译者的重要性。其指出中国翻译家对《圣经》翻译表现出极大关注，对中文《圣经》文本的文学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译者如何对待<圣经>内容的翻译》[8]中指出译者在翻译《圣经》内容的实践中占主体地位，译者有资格、有权利、有责任进行独立翻译，为译文读者奉献出忠实、流畅的《圣经》内容。
不难发现，从宏观上的研究，任教授从一而终都秉着同样的宗旨，即将圣经翻译及圣经翻译研究纳入中国翻译研究的一部分，并强调了译者的重要性，这无异于强调圣经翻译的重要性，不难看出任教授在推动国内圣经翻译研究进程的良苦用心以及巨大的贡献。
在微观方面，其包含独个译者与《圣经》翻译的探讨。在《朱维之对圣经汉译研究的奠基作用》+中，其强调从圣经汉译研究的短暂历史来看， 朱维之于1941年撰写的《基督教与文学》对中国大陆的圣经汉译研究起到了奠基人的作用。《厚翻译：王汉川<圣经>新译的文学化倾向》[10]从厚翻译的视角探讨王汉川《圣经》译本翻译过程中的意义阐释，发现由于《圣经》源语言文本中深厚的文化意蕴，译者只有添加各种注释或评注，才能阐释出源语言文本中丰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厚翻译给翻译研究以新的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另外是特殊的手法和现象。《圣经重译的理念与实践》[11]通过追踪20世纪以来由中国本土翻译家介入的圣经汉译百年历史，可以探索圣经重译，确切地说，从文学角度重译圣经的理念和实践。圣经翻译文学化现象是任教授想极力强调的。《道、言、话之分野与融合——“经文辩读”视域下的当代圣经汉译考察》[12]尝试从“经文辩读”视域，通过分析这三种译法的本意和动机，探究道、言、话之分野与融合，进而阐明圣经汉译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的合理性。这三种译法反映了圣经文本“人作者/译者”对“神作者”的不同解读，是文本-神学的圣经“合一性”转向“多样性”的标志。在《圣经诗歌翻译的文学化》[13]中，其指出圣经诗歌汉译经历了翻译主体的更替和语体的演变，呈现出从散文体到新诗体、再到“以诗译诗”的文学化的演进。中国翻译家的圣经诗歌翻译带有文学再创作色彩，他们的译本具有明显的著作文本特征。中国翻译传统和诗学传统对圣经诗歌的翻译具有强大的操纵作用。《<圣经>中文译本考》[14]考察了重要《圣经》译本的史实和特征有助于揭示圣经汉译活动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影响。《<圣经>汉译的文学化趋向》[15]中提到《圣经》汉译文学化的趋向表现在三个方面： （1）中国翻译家对《圣经》自身的文学性的发现； （2）中国翻译家通过翻译实践再现《圣经》的文学性； （3）中文《圣经》以“翻译文学”的文被中国读者接受。这种趋向以严复翻译英文“钦定本”修订本《马可福音》1-4章为标志，具有文化、翻译学和文学三方面的重大意义。另外，《圣经翻译“钦定”现象的“误识”效应》[16]中还讨论了圣经翻译“钦定”现象的“误识”效应，反映了宗教政治对宗教文本强力操控的运作机制，也是符号权力合法化，并对宗教政治、宗教传播，甚至译本所处的社会文化、认知结构和社会秩序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翻译研究的神学之维》[17]考察了神学的语言观念和翻译救赎功能观念，重点揭示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神学思想，并总结了基于神学思想的《圣经》翻译理论及其启示，指出神学之维对于中国翻译研究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其从序言等独特的视角来探究圣经汉译的思想流变。《从汉译本序言看圣经汉译思想的流变》[18]通过分析八篇历时《圣经》汉译本序言，探討中西方译者在翻译意图与效果意识、汉语审美意识、文化协商意识、译者主体意识上的渐变过程，对于圣经汉译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理论价值。
4.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宏观圣经翻译理论方面、圣经翻译和佛经翻译比较、现状研究和方法论、译者重要性方面，还是微观的圣经翻译个人译者、特殊手法和现象等方面，任东升教授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探索和贡献，也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思路和值得反思的地方。当然，这样的归纳必定会有重合和不合理之处，因此，不当之处，尽请批评！
参考文献：
[1]任东升.《圣经》中文译者对翻译理论的探讨[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12）：42-44.
[2]任东升.西方译者对圣经汉译理论的探索[J].外语教学，2007（1）： 87-91.
[3]任东升.圣经汉译与佛经翻译比较研究[J].上海翻译，2008（3）： 46-50.
[4]任东升，裴继涛.机构性翻译的“场域”视点——佛经译场与圣经译委会比较[J].宗教经典汉译研究，22-39.
[5]任东升.圣经汉译研究：述评与展望 [J].上海翻译，2006（3）：15-20.
[6]任东升.圣经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和方法[J].圣经文学研究，78-89.
[7]任东升.中国翻译家与《圣经》翻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4）： 109-112.
[8]任东升.译者如何对待《圣经》内容的翻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12）：59-61.
[9]任东升.朱维之对圣经汉译研究的奠基作用[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5）： 119-123.
[10]任东升，袁倩倩. 厚翻译：王汉川《圣经》新译的文学化倾向[J].克拉玛依学刊.2013（1）： 73-79.
[11]任东升.圣经重译的理念与实践[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5（4）： 106-112.
[12]任东升.道、言、話之分野与融合——“经文辩读”视域下的当代圣经汉译考察[J].圣经文学研究.第十辑.266-283.
[13]任东升.圣经诗歌翻译的文学化[J].311-319
[14]任东升.《圣经》中文译本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1）： 55-59.
[15]任东升.《圣经》汉译的文学化趋向[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2）：86-91.
[16]任东升，裴继涛.圣经翻译“钦定”现象的“误识”效应[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4（1）： 93-96.
[17]任东升.翻译研究的神学之维[J].外语研究，2010（122）： 68-74.
[18]任东升，门泷.从汉译本序言看圣经汉译思想的流变[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