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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杨村彬（1911年7月—1989年11月）一辈子献身艺术，喜爱歌德的名句：“浮生若梦，艺术千秋！”他弘扬民族文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不断探索中国话剧民族化，创作、编导了许多观众欢迎的好戏，教育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
1964年初，父亲刚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导演了3部参加华东话剧汇演的话剧《叶尔绍夫兄弟》《年青的一代》《一家人》，还为上海戏曲学校京剧毕业班导演了周总理指定的出国剧目《杨门女将》。这时上海市领导下达任务，要父亲参与把淮剧《海港的早晨》改编为京剧的编导工作。父亲抱着极大的热情，马不停蹄地投入新的工作。京剧《海港早晨》于一年后在上海正式公演，但父亲被“四人帮”调离剧组，此后这出京剧《海港早晨》被改名为《海港》，成为“文革”时期八个样板戏之一。父亲在剧组这一年多的时日里遇到了他几十年导演生涯中从未遇见的困难、困惑。父亲到底经历了什么？近日从父亲亲笔写下的文字和其他人的回忆中，大致还原了历史真相，现整理摘录如下——作者
“客人”决定让上海京剧院把淮剧
《海港的早晨》改编成京剧
1964年初，江青插手上海的京剧现代戏创作，以需要一出写工人题材的戏为由，决定让上海京剧院把淮剧《海港的早晨》改编成京剧。为保密起见，当时一律称江青为“客人”，剧组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和市文化局局长李太成直接领导，并决定让我父亲立即参加《海港早晨》（后更名《海港》）剧组的编导工作，京剧演员童芷苓担任主角。
剧组刚成立时，江青曾经到组，她以“一个中央的普通工作人员”自我介绍后，提出几点意见：一是点名让小王桂卿饰队长刘大江;二是要求排得像京戏，她说：“不要话剧加唱，要排得像京戏。”“在北京我会请老艺人老观众鉴定，他们认可像京戏，这才算成。”当时父亲和剧组成员对江青的话信以为真，大家感到肩负重大使命，满怀激情地投入工作。父亲首先与编剧李晓民和主演童芷苓等一同到上海港码头下生活，并帮助修改剧本。
京剧演员艾世菊曾回忆：“作为创排京剧现代戏最早的导演，村彬先生自然也遇到了许多难题。杨先生来到剧组后，先不忙于排戏，他带领所有的演员下生活，到上港三区与码头工人师傅们吃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3个多月。下生活期间，他要求演员们充分地接触生活，演仓库保管员的去管仓库，演搬运工的到货场搬货……在此基础上，杨先生又要求演员通过排小品的形式，进一步把握一些重点感情戏中人物的心理。这对于京剧演员来说，真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但在杨先生的指点和启发下，大家还是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开始从传统古装中跳出来，初步把握了角色的脉搏。”
在下生活的过程中，父亲感到原淮剧剧本存在不足。他认为：“首先在剧本方面：淮剧原作反映码头工人生活，题材应该肯定，也有个别场次和唱段是可取的，但生活基础薄弱，反面人物突出，正面人物比较概念化。原作中书记这一人物在戏已演过一大半才出场，只作为一个评判员，完全游离矛盾斗争之外;相反，那个转变的小青年却成为全剧的主轴，人们都围绕着他转。大家认为这是很大的缺陷，必须千方百计设法加强书记的戏，削弱小青年的戏。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请教码头工人，把书记这个主要人物推到矛盾斗争第一位，推到中心事件上来。设计了迎风暴战台风，书记亲临前线组织抢险的场面;强调了她对工作认真负责和群众一起深夜翻仓的场面;设计了午夜至天亮时光书记内心煎熬的场景;她发动群众查事故的场面以及书记和群众一起在狂风恶浪中深夜追舟，挽回损失的场面等等，丰富和提高了剧本的基本构思。
“其次，在演出方面，为了表现码头工人劳动的豪迈，同时为了使传统的京剧表演能为表现当代生活服务，我与剧组同志们煞费苦心地尽量从生活出发，有选择地继承发扬京剧艺术中的优良传统表现手法。我们在与码头工人三同生活中，提炼出一些把劳动和京戏表演程式相结合的动作作为全剧表演上的基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如利用‘搭肩布’替代京剧中龙套挥舞的旗帜，发展出美化劳动的舞蹈动作，在战台风和深夜翻仓中，对表现码头工人的豪情壮志都起了积极作用;此外在处理书记战台风中分配任务，深夜追舟和小青年悔悟等场面时，都采用了传统京剧中虚实结合，不局限于时间、空间限制的表现方法等等，都在力求使古老京戏的优良传统能为表现现代题材服务。”
彩排获赞，但“客人”要求：
作为秘密武器再“加工”
经过剧组全体成员的努力，京剧《海港》终于有了雏形，“客人”曾经看过3场戏的连排，她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意见，尤其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5月初更名《海港早晨》的京剧正式彩排，受到热烈欢迎，掌声不绝。剧组正准备参加6月的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传来“客人”的意见：带去内部征求意见，不参加汇演。由江青指定的上海赴京观摩团团长张春桥说：“《海港早晨》虽经彩排，观众反响不错，但是‘客人’还没有看过，这次不能拿出来，可以作为秘密武器‘加工’，将来再拿出来。”剧组得到这些指令就继续排练加工提高，准备赴京。
6月下旬京剧《海港早晨》在北京军区礼堂彩排，请了北京京剧界的同行、专家和军区指战员来观看，以征求他们的意见。拟请“客人”前来审查，但在开演前传来消息：“客人”有别的事，不能来看了，由张春桥同志审看。在礼堂内演出时反响热烈，多次鼓掌，但领导还是要求再修改。
在接下来的7个月里，剧组回到上海继续下生活，修改剧本，排戏，再改，反反复复排练、修改，很不顺利。父亲在《海港》剧组这一年多的时日里遇到了他几十年导演生涯从未遇见的困难。例如：
父亲在一开始接受改编导演这个戏的任务，请教码头工人时，老师傅就已经提出“我们码头从来没有女书记，女书记做这项工作不方便，不合适！”等问题，根据这些，父亲与主创人员提出了修改意见，江青开始推托说：排演时间短促，不允许改动人物和情节。后来父亲有较长时间到码头和工人三同生活，老师傅们提供了不少过去和现在码头工人革命斗争的英雄事迹。据此，主创人员曾设想把女书记换成男性，对主要人物和基本事件作较大改动，但遭到江青的坚决否定，并一再重申：不准改动原作。这样，为了减轻这个女书记存在的不合理性，也为了削弱那个小青工反面形象的突出，父亲和编剧从生活出发设计了一个安心工作、有所创造发明的先进女青年形象，没想到，这竟使江青十分恼怒，下令恢复到原作，并气势汹汹地申斥：“我不是说过不许改动？为什么还要改动？！”当时剧组人员实在摸不透江青的意图。粉碎“四人帮”后才明白江青之一眼看中這个戏就是看中戏里有个女书记，她要“女人当权”，要做当代的吕后和武则天，无耻地叫嚣“到共产主义还有女皇”。 和前一问题同一性质，是有关剧中队长这一人物的问题。父亲认为：他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只是在做思想工作时比较粗糙，有些简单化。这样就更加造成那个散包小青年迟迟不肯改正错误，尤其也更加衬托出书记工作中的复杂性。书记既要耐心做好小青工的思想工作，也还要帮助这位队长端正工作方式方法，这在塑造书记这一人物性格上也都是有利的。没想到，江青一看却大发雷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说歪曲了干部形象，淮剧原本中已经有了这个人物的原型，后来定稿的样板戏影片中也仍然保留有类似的情节语言。如果说，这是演员的表演问题，这个演员小王桂卿恰恰是江青点名指定的。那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当时真搞不懂。粉碎“四人帮”后才搞清楚，原来江青的名字之一叫“大江”，而我们剧中这一队长的名字也是“大江”时，就豁然明白了，原来我们是冒犯了她名号的大忌讳。舞台上连声不断的“大江，大江！”，成为观众的笑料。江青坐在那里真是难以容忍，无法克制自己的恼怒，又不好明说，只有乱找题目，横加指责，破口骂街了。为了掩盖她内心的丑恶，在此后的演出本中，她下令把剧中人的姓名一律改换，这样，就把“大江”的名字也偷偷抹掉，用心可谓良苦。
一直困扰着父亲的还有关于《海港》的主题问题：“明明是江青通过张春桥提出‘写接班人’，演出后，他们又认为这样写是‘政治阴谋’，当时实在无从理解。从《海港》的主要人物、人物关系、中心事件及其展开的情节看，这个戏的主题是不难掌握的。但是由于创作人员不断碰壁，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只好反过来‘请示’领导，江青和张春桥提出了写‘接班人’这样的主题。根据这一主题，我们努力刻画女书记身教言教，培养青年工人成为一个安心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一代码头工人。我们在戏中描写了小青工接受老一辈的身教言传，从家史到码头史，从回忆过去的革命斗争，胜利如何来之不易，到展望未来我们肩负的革命职责如何重大，甚至通过一根杠棒，对他进行回忆对比阶级教育，使他真正像‘八九点钟太阳’的朝气蓬勃的接班人。谁知根据这一主题把戏排出上演，他们又矢口否认是他们亲口提出这个主题，并倒打一耙，说‘写接班人’是‘政治阴谋’，是搞‘破坏’‘搞中间人物’，当时实在使人啼笑皆非，不知所措。”后来才明白了，“四人帮所赞赏的接班人要敢反潮流，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他们所希望的接班人要能为他们篡党夺权去鸣锣开道当急先锋的。我们塑造的接班人在江青他们眼里，恰恰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我们所理解的接班人当然和他们南辕北辙了。”
父亲说：“回想在参与《海港》编导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始终弄不清江青为什么提出要改编这个戏？为什么又提出所谓在原作基础上不准动？为什么工人师傅提出的重要意见而她均置若罔闻？为什么编导演的辛勤劳动她都要加以否定？甚至，为什么连剧场中工农兵观众的欢迎被她斥责为反效果？什么都不对，谁都不对，就是她一个人对？但是她既提不出问题所在，也提不出具体修改方案，只是一味地空叫‘改！改！改！’，改来改去，拖了一年多，而她自己又时常出尔反尔，开始她再三强调‘不要话剧加唱，要像京戏。’当我们运用了京戏优良传统表现手法，她又指责：‘这是复旧！’真叫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们真是千方百计想把工作做好，但搞来搞去，搞得人昏头转向，摸不清头脑。在这样的折磨下，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勉强工作一年多。”
公演受到热烈欢迎
父亲却因莫须有罪名被调离剧组
1965年2月，京剧《海港早晨》在上海人民大舞台试验公演了一个多月，受到戏剧界高度评价和码头工人等广大观众热烈欢迎。一天“客人”来看了戏，她大发雷霆，指责剧组：“戏没有搞好，又没有经过我的批准，为什么忙着公演？！”她提出三大罪状：一搞成了突出中间人物的戏;二戏中追船一场像鬼魂出现;三布景像鸡窝，一点都不美。她全盘否定了戏，说整个戏走了弯路，要撤换主要成员。石西民、李太成等上海领导都做了检查，4月份父亲和童芷苓就被莫须有的罪名调离了《海港》剧组。
“文革”时期，京剧《海港》变成了江青扶植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江青号称她“亲自领导”，吹嘘“精心培育”，直至“呕心沥血”，完全是弥天大谎。父亲认为：问题是，样板戏中把已被江青全盤否定的，这一年多我们的改编成果大部分保留下来，仅以定稿本《海港》戏开始第一个动作为例，码头工人们拉着缆绳舞蹈上场的构思和处理，难道不仍是1964年演出本的遗留吗？剧中的不少语言是在开门排戏中码头老工人提出来的，如剧中开导小青工的不少生动语句，这些铿锵有力的声音是工人老师傅的智慧。不少唱段是由演员自己首先提出设想，经过琴师和群众丰富创造出来的，所有这些都是大家辛勤劳动的成果。这些丰富提高剧本的基本构思，大多被江青所窃取，作为她“呕心沥血”的业绩。变成她的心血，这明明是窃取了群众的智慧。
父亲所亲历的不过只是《海港》一个戏首次上演时的一部分情况。但父亲认为：“当1965年初我被江青从《海港》剧组中撤换，说了一句‘脱离苦海！’十年来，张春桥多次点我的名，在北京说：‘杨村彬破坏《海港》’，到上海提‘京剧院可以把杨村彬斗斗’……”
由于遭到“四人帮”点名，“文革”中父亲是上海文艺界第一批被揪出批斗，又是最后被解放的。1966年上海京剧院一帮人占领了我们绍兴路的家，家被洗劫一空，房间被封了，父母和年幼的妹妹被挤在朝北的一个房间里，楼上成为他们的造反司令部、审讯室、卧室，一帮造反派腰里别着短棍或刀具，随时破门而入！起初父亲每天在人艺被批判，晚上还可以回家，拖着瘦弱的身躯回到这样的家，随时还会被这帮人拳脚相加揪斗。父亲只得回到人艺，主动要求隔离审查，母亲则躲避到外祖母家，年幼的妹妹无处可去，只得由我带到北京养活。时隔不久由于父亲的“问题”，我这个刚走出大学校门踏入工作岗位的人也受到牵连被揪斗……
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文艺，也挽救了我父亲。他激动地挥毫写下“忽闻粉碎四人帮，敢信佳音自天降;轻弹老泪昂首笑，抛却犁杖归伍行。”他支撑着肺癌大手术后虚弱的身躯，重返他所热爱的艺术殿堂。他说：“今天我们要在党中央领导下，把‘四人帮’押上历史审判台，一笔一笔清算他们的滔天罪行，直至完全把他们的流毒消灭干净。在斗争中迎接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文艺百花盛开的春天！”
改革开放后，父亲将自己生命的最后十年，全部奉献给戏剧艺术。他为电影编写了《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两宫皇太后》等3个剧本;为戏剧舞台导演、指导、创作了近30台剧目;还书写多篇学术论文;直至生命最后时光，应新加坡陈嘉庚家属之邀，他在病榻上还与我母亲研究《岳飞》剧本大纲……他要奋力夺回被“四人帮”侵占的时光。
（作者为杨村彬女儿，原国家广电总局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崖丽娟 王岚
1964年初，父亲刚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导演了3部参加华东话剧汇演的话剧《叶尔绍夫兄弟》《年青的一代》《一家人》，还为上海戏曲学校京剧毕业班导演了周总理指定的出国剧目《杨门女将》。这时上海市领导下达任务，要父亲参与把淮剧《海港的早晨》改编为京剧的编导工作。父亲抱着极大的热情，马不停蹄地投入新的工作。京剧《海港早晨》于一年后在上海正式公演，但父亲被“四人帮”调离剧组，此后这出京剧《海港早晨》被改名为《海港》，成为“文革”时期八个样板戏之一。父亲在剧组这一年多的时日里遇到了他几十年导演生涯中从未遇见的困难、困惑。父亲到底经历了什么？近日从父亲亲笔写下的文字和其他人的回忆中，大致还原了历史真相，现整理摘录如下——作者
“客人”决定让上海京剧院把淮剧
《海港的早晨》改编成京剧
1964年初，江青插手上海的京剧现代戏创作，以需要一出写工人题材的戏为由，决定让上海京剧院把淮剧《海港的早晨》改编成京剧。为保密起见，当时一律称江青为“客人”，剧组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和市文化局局长李太成直接领导，并决定让我父亲立即参加《海港早晨》（后更名《海港》）剧组的编导工作，京剧演员童芷苓担任主角。
剧组刚成立时，江青曾经到组，她以“一个中央的普通工作人员”自我介绍后，提出几点意见：一是点名让小王桂卿饰队长刘大江;二是要求排得像京戏，她说：“不要话剧加唱，要排得像京戏。”“在北京我会请老艺人老观众鉴定，他们认可像京戏，这才算成。”当时父亲和剧组成员对江青的话信以为真，大家感到肩负重大使命，满怀激情地投入工作。父亲首先与编剧李晓民和主演童芷苓等一同到上海港码头下生活，并帮助修改剧本。
京剧演员艾世菊曾回忆：“作为创排京剧现代戏最早的导演，村彬先生自然也遇到了许多难题。杨先生来到剧组后，先不忙于排戏，他带领所有的演员下生活，到上港三区与码头工人师傅们吃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3个多月。下生活期间，他要求演员们充分地接触生活，演仓库保管员的去管仓库，演搬运工的到货场搬货……在此基础上，杨先生又要求演员通过排小品的形式，进一步把握一些重点感情戏中人物的心理。这对于京剧演员来说，真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但在杨先生的指点和启发下，大家还是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开始从传统古装中跳出来，初步把握了角色的脉搏。”
在下生活的过程中，父亲感到原淮剧剧本存在不足。他认为：“首先在剧本方面：淮剧原作反映码头工人生活，题材应该肯定，也有个别场次和唱段是可取的，但生活基础薄弱，反面人物突出，正面人物比较概念化。原作中书记这一人物在戏已演过一大半才出场，只作为一个评判员，完全游离矛盾斗争之外;相反，那个转变的小青年却成为全剧的主轴，人们都围绕着他转。大家认为这是很大的缺陷，必须千方百计设法加强书记的戏，削弱小青年的戏。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请教码头工人，把书记这个主要人物推到矛盾斗争第一位，推到中心事件上来。设计了迎风暴战台风，书记亲临前线组织抢险的场面;强调了她对工作认真负责和群众一起深夜翻仓的场面;设计了午夜至天亮时光书记内心煎熬的场景;她发动群众查事故的场面以及书记和群众一起在狂风恶浪中深夜追舟，挽回损失的场面等等，丰富和提高了剧本的基本构思。
“其次，在演出方面，为了表现码头工人劳动的豪迈，同时为了使传统的京剧表演能为表现当代生活服务，我与剧组同志们煞费苦心地尽量从生活出发，有选择地继承发扬京剧艺术中的优良传统表现手法。我们在与码头工人三同生活中，提炼出一些把劳动和京戏表演程式相结合的动作作为全剧表演上的基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如利用‘搭肩布’替代京剧中龙套挥舞的旗帜，发展出美化劳动的舞蹈动作，在战台风和深夜翻仓中，对表现码头工人的豪情壮志都起了积极作用;此外在处理书记战台风中分配任务，深夜追舟和小青年悔悟等场面时，都采用了传统京剧中虚实结合，不局限于时间、空间限制的表现方法等等，都在力求使古老京戏的优良传统能为表现现代题材服务。”
彩排获赞，但“客人”要求：
作为秘密武器再“加工”
经过剧组全体成员的努力，京剧《海港》终于有了雏形，“客人”曾经看过3场戏的连排，她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意见，尤其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5月初更名《海港早晨》的京剧正式彩排，受到热烈欢迎，掌声不绝。剧组正准备参加6月的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传来“客人”的意见：带去内部征求意见，不参加汇演。由江青指定的上海赴京观摩团团长张春桥说：“《海港早晨》虽经彩排，观众反响不错，但是‘客人’还没有看过，这次不能拿出来，可以作为秘密武器‘加工’，将来再拿出来。”剧组得到这些指令就继续排练加工提高，准备赴京。
6月下旬京剧《海港早晨》在北京军区礼堂彩排，请了北京京剧界的同行、专家和军区指战员来观看，以征求他们的意见。拟请“客人”前来审查，但在开演前传来消息：“客人”有别的事，不能来看了，由张春桥同志审看。在礼堂内演出时反响热烈，多次鼓掌，但领导还是要求再修改。
在接下来的7个月里，剧组回到上海继续下生活，修改剧本，排戏，再改，反反复复排练、修改，很不顺利。父亲在《海港》剧组这一年多的时日里遇到了他几十年导演生涯从未遇见的困难。例如：
父亲在一开始接受改编导演这个戏的任务，请教码头工人时，老师傅就已经提出“我们码头从来没有女书记，女书记做这项工作不方便，不合适！”等问题，根据这些，父亲与主创人员提出了修改意见，江青开始推托说：排演时间短促，不允许改动人物和情节。后来父亲有较长时间到码头和工人三同生活，老师傅们提供了不少过去和现在码头工人革命斗争的英雄事迹。据此，主创人员曾设想把女书记换成男性，对主要人物和基本事件作较大改动，但遭到江青的坚决否定，并一再重申：不准改动原作。这样，为了减轻这个女书记存在的不合理性，也为了削弱那个小青工反面形象的突出，父亲和编剧从生活出发设计了一个安心工作、有所创造发明的先进女青年形象，没想到，这竟使江青十分恼怒，下令恢复到原作，并气势汹汹地申斥：“我不是说过不许改动？为什么还要改动？！”当时剧组人员实在摸不透江青的意图。粉碎“四人帮”后才明白江青之一眼看中這个戏就是看中戏里有个女书记，她要“女人当权”，要做当代的吕后和武则天，无耻地叫嚣“到共产主义还有女皇”。 和前一问题同一性质，是有关剧中队长这一人物的问题。父亲认为：他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只是在做思想工作时比较粗糙，有些简单化。这样就更加造成那个散包小青年迟迟不肯改正错误，尤其也更加衬托出书记工作中的复杂性。书记既要耐心做好小青工的思想工作，也还要帮助这位队长端正工作方式方法，这在塑造书记这一人物性格上也都是有利的。没想到，江青一看却大发雷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说歪曲了干部形象，淮剧原本中已经有了这个人物的原型，后来定稿的样板戏影片中也仍然保留有类似的情节语言。如果说，这是演员的表演问题，这个演员小王桂卿恰恰是江青点名指定的。那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当时真搞不懂。粉碎“四人帮”后才搞清楚，原来江青的名字之一叫“大江”，而我们剧中这一队长的名字也是“大江”时，就豁然明白了，原来我们是冒犯了她名号的大忌讳。舞台上连声不断的“大江，大江！”，成为观众的笑料。江青坐在那里真是难以容忍，无法克制自己的恼怒，又不好明说，只有乱找题目，横加指责，破口骂街了。为了掩盖她内心的丑恶，在此后的演出本中，她下令把剧中人的姓名一律改换，这样，就把“大江”的名字也偷偷抹掉，用心可谓良苦。
一直困扰着父亲的还有关于《海港》的主题问题：“明明是江青通过张春桥提出‘写接班人’，演出后，他们又认为这样写是‘政治阴谋’，当时实在无从理解。从《海港》的主要人物、人物关系、中心事件及其展开的情节看，这个戏的主题是不难掌握的。但是由于创作人员不断碰壁，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只好反过来‘请示’领导，江青和张春桥提出了写‘接班人’这样的主题。根据这一主题，我们努力刻画女书记身教言教，培养青年工人成为一个安心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一代码头工人。我们在戏中描写了小青工接受老一辈的身教言传，从家史到码头史，从回忆过去的革命斗争，胜利如何来之不易，到展望未来我们肩负的革命职责如何重大，甚至通过一根杠棒，对他进行回忆对比阶级教育，使他真正像‘八九点钟太阳’的朝气蓬勃的接班人。谁知根据这一主题把戏排出上演，他们又矢口否认是他们亲口提出这个主题，并倒打一耙，说‘写接班人’是‘政治阴谋’，是搞‘破坏’‘搞中间人物’，当时实在使人啼笑皆非，不知所措。”后来才明白了，“四人帮所赞赏的接班人要敢反潮流，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他们所希望的接班人要能为他们篡党夺权去鸣锣开道当急先锋的。我们塑造的接班人在江青他们眼里，恰恰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我们所理解的接班人当然和他们南辕北辙了。”
父亲说：“回想在参与《海港》编导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始终弄不清江青为什么提出要改编这个戏？为什么又提出所谓在原作基础上不准动？为什么工人师傅提出的重要意见而她均置若罔闻？为什么编导演的辛勤劳动她都要加以否定？甚至，为什么连剧场中工农兵观众的欢迎被她斥责为反效果？什么都不对，谁都不对，就是她一个人对？但是她既提不出问题所在，也提不出具体修改方案，只是一味地空叫‘改！改！改！’，改来改去，拖了一年多，而她自己又时常出尔反尔，开始她再三强调‘不要话剧加唱，要像京戏。’当我们运用了京戏优良传统表现手法，她又指责：‘这是复旧！’真叫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们真是千方百计想把工作做好，但搞来搞去，搞得人昏头转向，摸不清头脑。在这样的折磨下，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勉强工作一年多。”
公演受到热烈欢迎
父亲却因莫须有罪名被调离剧组
1965年2月，京剧《海港早晨》在上海人民大舞台试验公演了一个多月，受到戏剧界高度评价和码头工人等广大观众热烈欢迎。一天“客人”来看了戏，她大发雷霆，指责剧组：“戏没有搞好，又没有经过我的批准，为什么忙着公演？！”她提出三大罪状：一搞成了突出中间人物的戏;二戏中追船一场像鬼魂出现;三布景像鸡窝，一点都不美。她全盘否定了戏，说整个戏走了弯路，要撤换主要成员。石西民、李太成等上海领导都做了检查，4月份父亲和童芷苓就被莫须有的罪名调离了《海港》剧组。
“文革”时期，京剧《海港》变成了江青扶植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江青号称她“亲自领导”，吹嘘“精心培育”，直至“呕心沥血”，完全是弥天大谎。父亲认为：问题是，样板戏中把已被江青全盤否定的，这一年多我们的改编成果大部分保留下来，仅以定稿本《海港》戏开始第一个动作为例，码头工人们拉着缆绳舞蹈上场的构思和处理，难道不仍是1964年演出本的遗留吗？剧中的不少语言是在开门排戏中码头老工人提出来的，如剧中开导小青工的不少生动语句，这些铿锵有力的声音是工人老师傅的智慧。不少唱段是由演员自己首先提出设想，经过琴师和群众丰富创造出来的，所有这些都是大家辛勤劳动的成果。这些丰富提高剧本的基本构思，大多被江青所窃取，作为她“呕心沥血”的业绩。变成她的心血，这明明是窃取了群众的智慧。
父亲所亲历的不过只是《海港》一个戏首次上演时的一部分情况。但父亲认为：“当1965年初我被江青从《海港》剧组中撤换，说了一句‘脱离苦海！’十年来，张春桥多次点我的名，在北京说：‘杨村彬破坏《海港》’，到上海提‘京剧院可以把杨村彬斗斗’……”
由于遭到“四人帮”点名，“文革”中父亲是上海文艺界第一批被揪出批斗，又是最后被解放的。1966年上海京剧院一帮人占领了我们绍兴路的家，家被洗劫一空，房间被封了，父母和年幼的妹妹被挤在朝北的一个房间里，楼上成为他们的造反司令部、审讯室、卧室，一帮造反派腰里别着短棍或刀具，随时破门而入！起初父亲每天在人艺被批判，晚上还可以回家，拖着瘦弱的身躯回到这样的家，随时还会被这帮人拳脚相加揪斗。父亲只得回到人艺，主动要求隔离审查，母亲则躲避到外祖母家，年幼的妹妹无处可去，只得由我带到北京养活。时隔不久由于父亲的“问题”，我这个刚走出大学校门踏入工作岗位的人也受到牵连被揪斗……
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文艺，也挽救了我父亲。他激动地挥毫写下“忽闻粉碎四人帮，敢信佳音自天降;轻弹老泪昂首笑，抛却犁杖归伍行。”他支撑着肺癌大手术后虚弱的身躯，重返他所热爱的艺术殿堂。他说：“今天我们要在党中央领导下，把‘四人帮’押上历史审判台，一笔一笔清算他们的滔天罪行，直至完全把他们的流毒消灭干净。在斗争中迎接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文艺百花盛开的春天！”
改革开放后，父亲将自己生命的最后十年，全部奉献给戏剧艺术。他为电影编写了《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两宫皇太后》等3个剧本;为戏剧舞台导演、指导、创作了近30台剧目;还书写多篇学术论文;直至生命最后时光，应新加坡陈嘉庚家属之邀，他在病榻上还与我母亲研究《岳飞》剧本大纲……他要奋力夺回被“四人帮”侵占的时光。
（作者为杨村彬女儿，原国家广电总局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崖丽娟 王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