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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把传媒刊登批评报道视为“舆论监督”,其实不然。就是仅从字面上看,舆论监督也不能等同于传媒的批评报道,尽管两者有很密切的关联。
一、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公众,不是传媒
“舆论监督”的概念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是1987年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当时对于舆论监督的内涵界定比较模糊,似乎介于政务报道和群众批评之间,没有人追问舆论监督的主体是谁。2007年十七大报告指出:“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可见,舆论监督不同于党内监督、民主程序的监督等等,是一种单独的监督途径。
相比党政和司法力量,舆论监督是软性的监督,力量在于舆论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它不是通过拥有有形的权力施加影响力,而是要营造一种精神方面的道德压力。那么它的主体是谁?我们通常把传媒揭露权力组织的渎职或腐败视为“舆论监督”,从字面上看,显然说不通。“舆论监督”是个主谓结构的词组,主语是舆论,即公众一定程度的集合意见,“监督”是动词,做谓语。因而,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公众。
传媒的职能在于将公众发出的达到一定程度的意见(即舆论)表达出来,通过公开(同时即是放大)这些意见,对权力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形成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促使事物向好的一面转变。时至今日,各种大众传媒,尤其是以开放性见长的互联网(它的原始功能是通信,现在已具有一定的大众传播性质),成为这种舆论的主要载体。当然,载体在舆论监督中并非被动的中介,如何将无名而分散的关于某一问题的舆论集中起来,达到对权力组织监督的目的,对此我们以往想的不多。
传媒不是舆论的主体,长期以来由传媒发起的诸如“报纸批评”、“网络批评”等不是舆论在监督,而是传媒自身通过“监测+督察”的方式主动出击,提出问题。这些批评报道可能造成一类舆论源(也可能不能成为舆论源),但它在最初不是舆论,是传媒从业者的意见,形成的传播效果自然不是舆论监督的效果,而是传媒通过自身的报道直接形成的。所谓传媒代表公众进行监督,只是一种没有科学内涵的说法,不存在正式授权和约定。
二、大众传媒是一种专业的精神组织力量
但是,作为载体的传媒并不是被动的。由于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是分散的,舆论监督若要产生监督效果,需要与其他监督方式配合,要拥有广泛的载体,否则舆论的监督产生明显效果颇为困难。分散而无名的公众,其自由表达权受到较多的限制、发声渠道远没有作为社会组织的大众传媒通畅。这时,传媒若关注到关于某一事实的舆论,就可以发挥自身组织精神力量的能量,调动并迅速放大已有的舆论。
具体来说,这里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传媒通过日常的报道、针对个案的调查性报道以及评论,发挥环境监测作用,让公众了解到权力组织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与公众的利害关系,引起公众讨论和参与,形成舆论,舆论对当事人和组织产生影响,从而形成舆论监督的情形。另一种是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关于某个事件、问题的舆论,传媒报道了这方面舆论,对某些当事人或权力组织产生了影响,从而使舆论的功能得到了展现。
在这两种情形中,传媒都没有直接对客体进行监督,而是退到背景烘托和议题设置的位置上,发挥着提升公众的知情程度,组织公众参与监督的作用。传媒在这里展现的是自身所拥有的、专业的精神组织力量。
三、人民网公布“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传媒发挥了自身精神上的组织能量
2010年4月12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了《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对这个季度地方党政机关应对舆情热点事件的得失进行考评。各传统媒体和各网站不约而同地对此展开报道,有的进一步展开报上或网上讨论,形成一种颇为热闹的舆论监督的社会氛围。
这次由人民网发起、各大媒体广泛参与的排名报道,明显地带有推动舆论对地方官员危机处理怠慢进行督促的目的。各报和网站以排名榜为依据,选取表扬或批评的角度,颇为平衡地将话题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种传播现象引发我们检讨以往传媒在舆论监督中的角色认知。在较多的我国传媒自称的“舆论监督”事例中,传播者充当了政论家、宣传员和鼓吹者的角色,而公众则充当被传播目标和受众市场的角色。在这种情形中,公众被视为不成熟的、需要传播者为他们筛选材料的信息接受者,而且筛选的标准常常不是按照新闻价值而是按照传播者的预期目的安排的,传媒揭露问题也只是为了教育群众。这时,由于公众事先不知道关于某个问题的基本信息,自然谈不上形成舆论,真正意义的“舆论监督”也就无从谈起。但这一次的排行榜报道,包括各大报纸、网站在内的传媒,摆脱了这种“支配者模式”,于是我们发现,原来传媒在组织舆论监督话题方面也可以做得很好。
1. 选取具备舆论监督基础的事件作为上榜事件
本次上榜的十大热点事件,大多是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具体个人事件,但有一定的社会问题的背景,因而曾经引发了各大媒体的广泛报道,这在客观上使得公众能够较为全面地获知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多样化的个人意见。多样化的个人意见经历了网络空间的意见磨合,转变为几种比较主要的意见。如果一定范围内持有某种意见的人超过了三分之一,就标志着舆论形成了,这才有了舆论监督的可能性。
人民网此时推出“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以“政府响应”、“信息透明”、“政府公信力”、“动态反应”、“官员问责”、“网络技巧”六项指标对第一季度地方党政机关应对舆情热点事件的得失进行考评。这实际上是在借助自身的精神能量,调动已有的舆论朝着理性和具有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2. 各传统媒体和网站积极报道相关舆论,将话题带动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个问题上,各种传媒对舆论的调动十分活跃,如下表所示:
各报和网站在排行榜发布之后,以报道或讨论形式将原本分散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舆论集中起来,形成一种颇为热闹的舆论监督的社会氛围。各传媒就“排行榜”发表的言论或进一步的报道,属于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再次提出问题,引导公众思考。这些言论或报道,平衡而理性地展示了几种不同的认识角度,着眼点都在对地方官员危机处理的怠慢进行督促。这种传媒意见的合力,一定程度使得已有的关于监督地方权力组织的舆论,得到了提升,形成新一轮对于地方权力组织无形压力。
3. 更新观念:传媒提升舆论认识重要手段
对于已经形成的舆论,传媒最为擅长的是提供新的认识问题的“观点”。只要这个观点发人深省,表达新颖,就可能提升已有的舆论,从而进一步推动事物向好的方面转化。例如雅虎时评栏目“焦点关注”,2010年4月15日以“舆情岂堪应对”为专题,选取排行榜发布后国内各大报纸和网站的相关报道和评论,集中追究“应对”这个已经习以为常的观念背后所显现的地方权力组织的被动态势。这个栏目依次通过“‘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一榜激起千层浪”、“‘舆情应对’难免沦为作秀,民权落寞呼唤真正的法制追责”、“碎步前进,透明可掬”、“迎接舆情的春天”等四个递进话题,辅以图片、投票选择表态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揭示出“应对”心态的惰性、愚蠢和危机中对人性的漠视。
这个栏目的大标题和栏目的结论一再提醒人们:“面对舆情,恐怕以‘应对’为出发点的’能力’ ,很可能要流于应付舆论的伎俩。”这种对已有舆论的进一步提升,视角独特,言辞犀利,结语与开篇导语遥相呼应。本来只是人民网一家通过排行榜汇聚起关于地方权力组织应对危机的舆论,现在通过众多传媒(含网站)的再次力顶,舆论监督才真正变得现实而普遍了。
雅虎的专题着意突出“应对”这个概念表达的被动意味,实际上提出了解决危机的观念更新问题,显现出传媒在社会中的作用——不是党政和司法的力量,而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以自身独有的方式(进一步的报道、评论、网上互动、集合其他传媒的言论等等)提升舆论,提升到舆论足以影响当事者的程度,传媒的责任和职能就在于此。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一、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公众,不是传媒
“舆论监督”的概念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是1987年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当时对于舆论监督的内涵界定比较模糊,似乎介于政务报道和群众批评之间,没有人追问舆论监督的主体是谁。2007年十七大报告指出:“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可见,舆论监督不同于党内监督、民主程序的监督等等,是一种单独的监督途径。
相比党政和司法力量,舆论监督是软性的监督,力量在于舆论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它不是通过拥有有形的权力施加影响力,而是要营造一种精神方面的道德压力。那么它的主体是谁?我们通常把传媒揭露权力组织的渎职或腐败视为“舆论监督”,从字面上看,显然说不通。“舆论监督”是个主谓结构的词组,主语是舆论,即公众一定程度的集合意见,“监督”是动词,做谓语。因而,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公众。
传媒的职能在于将公众发出的达到一定程度的意见(即舆论)表达出来,通过公开(同时即是放大)这些意见,对权力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形成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促使事物向好的一面转变。时至今日,各种大众传媒,尤其是以开放性见长的互联网(它的原始功能是通信,现在已具有一定的大众传播性质),成为这种舆论的主要载体。当然,载体在舆论监督中并非被动的中介,如何将无名而分散的关于某一问题的舆论集中起来,达到对权力组织监督的目的,对此我们以往想的不多。
传媒不是舆论的主体,长期以来由传媒发起的诸如“报纸批评”、“网络批评”等不是舆论在监督,而是传媒自身通过“监测+督察”的方式主动出击,提出问题。这些批评报道可能造成一类舆论源(也可能不能成为舆论源),但它在最初不是舆论,是传媒从业者的意见,形成的传播效果自然不是舆论监督的效果,而是传媒通过自身的报道直接形成的。所谓传媒代表公众进行监督,只是一种没有科学内涵的说法,不存在正式授权和约定。
二、大众传媒是一种专业的精神组织力量
但是,作为载体的传媒并不是被动的。由于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是分散的,舆论监督若要产生监督效果,需要与其他监督方式配合,要拥有广泛的载体,否则舆论的监督产生明显效果颇为困难。分散而无名的公众,其自由表达权受到较多的限制、发声渠道远没有作为社会组织的大众传媒通畅。这时,传媒若关注到关于某一事实的舆论,就可以发挥自身组织精神力量的能量,调动并迅速放大已有的舆论。
具体来说,这里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传媒通过日常的报道、针对个案的调查性报道以及评论,发挥环境监测作用,让公众了解到权力组织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与公众的利害关系,引起公众讨论和参与,形成舆论,舆论对当事人和组织产生影响,从而形成舆论监督的情形。另一种是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关于某个事件、问题的舆论,传媒报道了这方面舆论,对某些当事人或权力组织产生了影响,从而使舆论的功能得到了展现。
在这两种情形中,传媒都没有直接对客体进行监督,而是退到背景烘托和议题设置的位置上,发挥着提升公众的知情程度,组织公众参与监督的作用。传媒在这里展现的是自身所拥有的、专业的精神组织力量。
三、人民网公布“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传媒发挥了自身精神上的组织能量
2010年4月12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了《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对这个季度地方党政机关应对舆情热点事件的得失进行考评。各传统媒体和各网站不约而同地对此展开报道,有的进一步展开报上或网上讨论,形成一种颇为热闹的舆论监督的社会氛围。
这次由人民网发起、各大媒体广泛参与的排名报道,明显地带有推动舆论对地方官员危机处理怠慢进行督促的目的。各报和网站以排名榜为依据,选取表扬或批评的角度,颇为平衡地将话题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种传播现象引发我们检讨以往传媒在舆论监督中的角色认知。在较多的我国传媒自称的“舆论监督”事例中,传播者充当了政论家、宣传员和鼓吹者的角色,而公众则充当被传播目标和受众市场的角色。在这种情形中,公众被视为不成熟的、需要传播者为他们筛选材料的信息接受者,而且筛选的标准常常不是按照新闻价值而是按照传播者的预期目的安排的,传媒揭露问题也只是为了教育群众。这时,由于公众事先不知道关于某个问题的基本信息,自然谈不上形成舆论,真正意义的“舆论监督”也就无从谈起。但这一次的排行榜报道,包括各大报纸、网站在内的传媒,摆脱了这种“支配者模式”,于是我们发现,原来传媒在组织舆论监督话题方面也可以做得很好。
1. 选取具备舆论监督基础的事件作为上榜事件
本次上榜的十大热点事件,大多是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具体个人事件,但有一定的社会问题的背景,因而曾经引发了各大媒体的广泛报道,这在客观上使得公众能够较为全面地获知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多样化的个人意见。多样化的个人意见经历了网络空间的意见磨合,转变为几种比较主要的意见。如果一定范围内持有某种意见的人超过了三分之一,就标志着舆论形成了,这才有了舆论监督的可能性。
人民网此时推出“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以“政府响应”、“信息透明”、“政府公信力”、“动态反应”、“官员问责”、“网络技巧”六项指标对第一季度地方党政机关应对舆情热点事件的得失进行考评。这实际上是在借助自身的精神能量,调动已有的舆论朝着理性和具有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2. 各传统媒体和网站积极报道相关舆论,将话题带动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个问题上,各种传媒对舆论的调动十分活跃,如下表所示:
各报和网站在排行榜发布之后,以报道或讨论形式将原本分散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舆论集中起来,形成一种颇为热闹的舆论监督的社会氛围。各传媒就“排行榜”发表的言论或进一步的报道,属于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再次提出问题,引导公众思考。这些言论或报道,平衡而理性地展示了几种不同的认识角度,着眼点都在对地方官员危机处理的怠慢进行督促。这种传媒意见的合力,一定程度使得已有的关于监督地方权力组织的舆论,得到了提升,形成新一轮对于地方权力组织无形压力。
3. 更新观念:传媒提升舆论认识重要手段
对于已经形成的舆论,传媒最为擅长的是提供新的认识问题的“观点”。只要这个观点发人深省,表达新颖,就可能提升已有的舆论,从而进一步推动事物向好的方面转化。例如雅虎时评栏目“焦点关注”,2010年4月15日以“舆情岂堪应对”为专题,选取排行榜发布后国内各大报纸和网站的相关报道和评论,集中追究“应对”这个已经习以为常的观念背后所显现的地方权力组织的被动态势。这个栏目依次通过“‘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一榜激起千层浪”、“‘舆情应对’难免沦为作秀,民权落寞呼唤真正的法制追责”、“碎步前进,透明可掬”、“迎接舆情的春天”等四个递进话题,辅以图片、投票选择表态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揭示出“应对”心态的惰性、愚蠢和危机中对人性的漠视。
这个栏目的大标题和栏目的结论一再提醒人们:“面对舆情,恐怕以‘应对’为出发点的’能力’ ,很可能要流于应付舆论的伎俩。”这种对已有舆论的进一步提升,视角独特,言辞犀利,结语与开篇导语遥相呼应。本来只是人民网一家通过排行榜汇聚起关于地方权力组织应对危机的舆论,现在通过众多传媒(含网站)的再次力顶,舆论监督才真正变得现实而普遍了。
雅虎的专题着意突出“应对”这个概念表达的被动意味,实际上提出了解决危机的观念更新问题,显现出传媒在社会中的作用——不是党政和司法的力量,而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以自身独有的方式(进一步的报道、评论、网上互动、集合其他传媒的言论等等)提升舆论,提升到舆论足以影响当事者的程度,传媒的责任和职能就在于此。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