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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中国的方式——媒介裂变时代的文化景观，周志强著，电影出版社，2013
大众媒介的信息铺天盖地而来，以单向传播的方式成为我们获取信息、构建世界认知的主要渠道。于是，在接收信息成为被动行为的时候，如何主动处理信息成为我们阐释世界的关键所在。当你钦羡于杜拉拉的工作能力时，当你被《泰囧》引逗得频频发笑时，当你投入光棍节打折抢购的洪流时，当你为李云龙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时，或又当你愤愤不平于海藻的自欺欺人时，你是否想过这些已经被你习惯性接收的信息到底向你呈现了一个何样的世界，又掩盖了一种何样的现实？《阐释中国的方式》试图为我们提供一条全新的阐释思路，揭开大众传媒产品的层层面纱，帮助我们读懂自己所处的现时代。初读本书，读者可能会感觉各章各节的内容颇似散落于社会生活各个面向的思想珍珠，其中涵盖了对网络娱乐事件、小说、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等各种大众传播产品的解读；但当读者读至余论便会豁然开朗：全书自始至终实则围绕一个核心关键词去进行对中国社会的阐释。在我看来，这个核心关键词乃是“寓言式批评”。柏拉图的三角模型揭示了“符号指称现实的过程中衍生了意义”，然而，“符号指称现实的过程”绝不仅仅是意义产生的唯一影响因素。如果重新思考柏拉图的三角模型，我们不难发现，在早期的口头传播时代，叙事主体的叙事动作（如语气、神态等）也会影响意义的产生；而当社会交往发展到了如今的大众传播时代，叙事动作经由媒介这一中介到达意义时，意义的产生又再次被大众媒介的重新编码方式所影响。因此，当我们面对那些经由大众媒介整合的信息时，应当首先保持这样清醒的认识：在叙事主体与大众媒介的双重影响下，我们获取的往往是一种生产出来的经验。这种经验之可信度又有多少呢？
周志强教授在《阐释中国的方式》中，提出了“伪经验生产”这一命题。他指出，“‘伪经验’指的是一种冒充真实经验的经验，一种通过经验和情感的过量生产而达到掩盖人们的真实处境的文化经验。”我所理解的“伪经验”蕴涵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经由大众媒介重新编码的符码体系，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意识形态的运作（不仅仅限于主流意识形态），因而成为一种带有伪装色彩的经验；另一方面，按照本雅明在《经验与贫乏》当中的理解与周志强老师在本书中的进一步解读，“所谓‘经验的贫乏’，并不是人们生产经验的匮乏，而恰恰是‘经验过剩’。正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体系不断生产掩盖其现实处境的经验，才构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层面上经验的贫乏。”因此，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产品，不但是意识形态运作下的伪经验生产，更是一种经验的过量生产，掩盖了人们的真实处境。
于是，如何剥开意识形态的外衣、突破过量生产之经验的重重围堵，揭示伪经验掩盖之下人们的真实处境，成为阐释中国的题中之义。《阐释中国的方式》在其余论部分提出的“寓言式批评”为阐释中国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所谓“寓言式批评”，其理论依据来源于本雅明。周志强总结道：“本雅明的寓言式批评，其实质就是把艺术的情感外壳给剥离，把艺术作为另外一个世界和另外一种经验呈现出来。”简言之，本雅明的寓言批评之核心在于“现实的绝对相关性”，在于“用文本外部的东西来阐释文本内部的东西”。在本雅明寓言式批评的基础上，周志强老师分析了自己对于寓言式批评的三重解释，即“轰动效应”“震撼效果”与“多重立场”。综合寓言式批评的这三个方面，周老师认为当今文化批评应当成为一种具有政治内涵的、本雅明式的寓言批评，“至少是一种用寓言的批评视野来看待世界的范式”。若将这种文化的政治批评放置于中国的社会语境之下，所谓“寓言式批评”，一方面应当致力于“去除当前中国文化生产的‘伪经验’，将文化的经验通过寓言阐释的方式‘还原’为现实中生活的真实处境”；另一方面，则“以震撼性的效果暴露现实生活的矛盾，唤起公众强烈的政治诉求”。这样，“文化的政治批评，也就变成了沟通文化与现实的有效途径。而只有这种途径的建立，才能让文化的批评和生产回到现实社会层面上，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真正表达”。
在《阐释中国的方式》中，作者虽到余论才提出“寓言式批评”这一文化的政治批评方法，但纵观全书不难看出，其五个章节的主要内容均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对媒介裂变时代大众传播产品的寓言式批评，以期暴露当前中国的现实性矛盾，实现文化与现实的有效沟通。在五个章节中，周志强老师分别关注了：（1）互联网传播时代的网络公共事件，如恶搞、陈冠希艳照门事件、公知微博骂战、光棍节消费狂欢等；（2）现代性冲击下的都市新图景，如景观化中国的叙事危机、以《蜗居》《新结婚时代》《高兴》等为代表的都市新伦理小说中折射出的精神分裂的中国；（3）电影的技术政治，如以《阿凡达》为代表的3D电影、以《二次曝光》为代表的心理悬疑电影、以《唐山大地震》和《1942》为代表的灾难电影，以及以创造了票房神话的《泰囧》为代表的喜剧电影等；（4）对娱乐文化的震撼性阐释，如对赵本山系列小品及电视剧中傻乐主义的批判性解读、“晚会”遍地折射出的中国人快乐依赖的心理、对以《中国好声音》与《我是歌手》为代表的去政治化之文化的揭示，以及对以《亮剑》与《历史的天空》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的深刻反思。
读罢《阐释中国的方式》，读者会震惊而又悲悯地发现，那些萦绕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娱乐事件、那些可作为谈资的丰富的小说和影视、那些“滋养”无聊生活的综艺娱乐……凡此种种，竟然都直指另外一种被我们忽略掉了的社会现实。如果读者被书中的阐释分析所震撼（想必定会如此），那么《阐释中国的方式》也便实现了它的书写价值，“寓言式批评”也便被证明了其适用性与实用性所在。
作者单位：天津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南开大学文学院2013级博士
（责任编辑刘昕亭）
大众媒介的信息铺天盖地而来，以单向传播的方式成为我们获取信息、构建世界认知的主要渠道。于是，在接收信息成为被动行为的时候，如何主动处理信息成为我们阐释世界的关键所在。当你钦羡于杜拉拉的工作能力时，当你被《泰囧》引逗得频频发笑时，当你投入光棍节打折抢购的洪流时，当你为李云龙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时，或又当你愤愤不平于海藻的自欺欺人时，你是否想过这些已经被你习惯性接收的信息到底向你呈现了一个何样的世界，又掩盖了一种何样的现实？《阐释中国的方式》试图为我们提供一条全新的阐释思路，揭开大众传媒产品的层层面纱，帮助我们读懂自己所处的现时代。初读本书，读者可能会感觉各章各节的内容颇似散落于社会生活各个面向的思想珍珠，其中涵盖了对网络娱乐事件、小说、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等各种大众传播产品的解读；但当读者读至余论便会豁然开朗：全书自始至终实则围绕一个核心关键词去进行对中国社会的阐释。在我看来，这个核心关键词乃是“寓言式批评”。柏拉图的三角模型揭示了“符号指称现实的过程中衍生了意义”，然而，“符号指称现实的过程”绝不仅仅是意义产生的唯一影响因素。如果重新思考柏拉图的三角模型，我们不难发现，在早期的口头传播时代，叙事主体的叙事动作（如语气、神态等）也会影响意义的产生；而当社会交往发展到了如今的大众传播时代，叙事动作经由媒介这一中介到达意义时，意义的产生又再次被大众媒介的重新编码方式所影响。因此，当我们面对那些经由大众媒介整合的信息时，应当首先保持这样清醒的认识：在叙事主体与大众媒介的双重影响下，我们获取的往往是一种生产出来的经验。这种经验之可信度又有多少呢？
周志强教授在《阐释中国的方式》中，提出了“伪经验生产”这一命题。他指出，“‘伪经验’指的是一种冒充真实经验的经验，一种通过经验和情感的过量生产而达到掩盖人们的真实处境的文化经验。”我所理解的“伪经验”蕴涵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经由大众媒介重新编码的符码体系，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意识形态的运作（不仅仅限于主流意识形态），因而成为一种带有伪装色彩的经验；另一方面，按照本雅明在《经验与贫乏》当中的理解与周志强老师在本书中的进一步解读，“所谓‘经验的贫乏’，并不是人们生产经验的匮乏，而恰恰是‘经验过剩’。正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体系不断生产掩盖其现实处境的经验，才构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层面上经验的贫乏。”因此，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产品，不但是意识形态运作下的伪经验生产，更是一种经验的过量生产，掩盖了人们的真实处境。
于是，如何剥开意识形态的外衣、突破过量生产之经验的重重围堵，揭示伪经验掩盖之下人们的真实处境，成为阐释中国的题中之义。《阐释中国的方式》在其余论部分提出的“寓言式批评”为阐释中国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所谓“寓言式批评”，其理论依据来源于本雅明。周志强总结道：“本雅明的寓言式批评，其实质就是把艺术的情感外壳给剥离，把艺术作为另外一个世界和另外一种经验呈现出来。”简言之，本雅明的寓言批评之核心在于“现实的绝对相关性”，在于“用文本外部的东西来阐释文本内部的东西”。在本雅明寓言式批评的基础上，周志强老师分析了自己对于寓言式批评的三重解释，即“轰动效应”“震撼效果”与“多重立场”。综合寓言式批评的这三个方面，周老师认为当今文化批评应当成为一种具有政治内涵的、本雅明式的寓言批评，“至少是一种用寓言的批评视野来看待世界的范式”。若将这种文化的政治批评放置于中国的社会语境之下，所谓“寓言式批评”，一方面应当致力于“去除当前中国文化生产的‘伪经验’，将文化的经验通过寓言阐释的方式‘还原’为现实中生活的真实处境”；另一方面，则“以震撼性的效果暴露现实生活的矛盾，唤起公众强烈的政治诉求”。这样，“文化的政治批评，也就变成了沟通文化与现实的有效途径。而只有这种途径的建立，才能让文化的批评和生产回到现实社会层面上，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真正表达”。
在《阐释中国的方式》中，作者虽到余论才提出“寓言式批评”这一文化的政治批评方法，但纵观全书不难看出，其五个章节的主要内容均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对媒介裂变时代大众传播产品的寓言式批评，以期暴露当前中国的现实性矛盾，实现文化与现实的有效沟通。在五个章节中，周志强老师分别关注了：（1）互联网传播时代的网络公共事件，如恶搞、陈冠希艳照门事件、公知微博骂战、光棍节消费狂欢等；（2）现代性冲击下的都市新图景，如景观化中国的叙事危机、以《蜗居》《新结婚时代》《高兴》等为代表的都市新伦理小说中折射出的精神分裂的中国；（3）电影的技术政治，如以《阿凡达》为代表的3D电影、以《二次曝光》为代表的心理悬疑电影、以《唐山大地震》和《1942》为代表的灾难电影，以及以创造了票房神话的《泰囧》为代表的喜剧电影等；（4）对娱乐文化的震撼性阐释，如对赵本山系列小品及电视剧中傻乐主义的批判性解读、“晚会”遍地折射出的中国人快乐依赖的心理、对以《中国好声音》与《我是歌手》为代表的去政治化之文化的揭示，以及对以《亮剑》与《历史的天空》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的深刻反思。
读罢《阐释中国的方式》，读者会震惊而又悲悯地发现，那些萦绕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娱乐事件、那些可作为谈资的丰富的小说和影视、那些“滋养”无聊生活的综艺娱乐……凡此种种，竟然都直指另外一种被我们忽略掉了的社会现实。如果读者被书中的阐释分析所震撼（想必定会如此），那么《阐释中国的方式》也便实现了它的书写价值，“寓言式批评”也便被证明了其适用性与实用性所在。
作者单位：天津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南开大学文学院2013级博士
（责任编辑刘昕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