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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中办学成为略带福利和奖励的政策
在农村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城镇化大背景下，农村教育难免经历复杂的变迁。在三江侗族自治县梅林乡，给农村孩子带来巨大改变的莫过于学校布局的大调整。
梅林乡位于桂西北三江侗族自治县的西北部，与贵州省从江县毗邻，是三江侗族自治县内最边远的贫困乡。1985年，梅林乡所辖中心小学1所，村完小6所，教学点4个，54个教学班，在校学生1621人，教职工78人。2010年，因为农村学校生源逐年减少，交通不断方便，政府开始实施撤点并校集中办学，即四年级以上集中中心学校就读，6所村完小只保留一至三年级。目前，全乡有完全小学1所，教学点6所，36个教学班，在校学生1265人，教职工52人。梅林乡中心小学彻底改制为寄宿制完全小学，有16个教学班，在校学生726人，其中寄宿学生408人，教职工32人。
原有村校和教学点的撤并，使大批以留守儿童为主体的乡村孩子就学距离变远。布局调整后农村学校的服务半径大大提高，由过去的平均3公里扩大到8余公里，最远的达到方圆12公里以上。
从梅林乡的情况来看，随着村小的撤并，从2010年起，全乡仅有一所完全小学，政府当年为了实施小学生集中办学将中学搬迁，留下2栋三层楼的的教学楼和1栋联排平房的学生宿舍给中心小学使用。可以说，办学条件还不够成熟也实施了集中办学。
在梅林乡学龄人口达到顶峰的2015年，学校床位显然无法满足学生就学的刚性寄宿需求，学校不得不采取措施：一方面严格控制住宿生名额，村小能办四年级的就保留在村小就读，另一方面将部分闲置的教学用房改造为临时宿舍，学生的住宿只能被迫采取“两生一铺”或“大通铺”的方式解决。
自2006年实施“两免一补”政策、2008年实行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以来，农村学校寄宿已彻底免费或给予不低的住宿生生活补助，学生在校一日三餐的伙食全部免费，在农村学校寄宿已不能构成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相反，这种不用家长每天接送，确实解放了劳动力，有助于家庭成员全身心投入到各种能够增收致富的日常实践中去。
寄宿学校日益演变能给农村家庭一项略带福利和奖励，同时，惩戒也悄悄与住宿制搭建起了内在复杂的关联。
二、学校的传统惩戒方式“长记性”
梅林乡中心校32位教职工中，仅有24人是公办教师，又有5名教师搞脱产管理，无奈之下学校聘请了6名代课教师和2名生活教师。聘请来生生活老师一名负责男生宿舍区213名男生的日常管理，另一名生活老师负责女生住宿区195名女生的日常住宿管理。
408名住宿生却只有2名生活教师从事住宿管理的现实，使梅林乡中心学校这些农村的孩子们白天在痛苦的时间、空间与知识多元规训后，晚上积极寻找似乎难得的自由机会，加上学生对学校夜间管理人手不足的侥幸，寄宿生晚上违纪率明显高于白天。在寄宿生管理过程中发现，11、12岁的学生晚上寻找去网吧打游戏，生怕生活教师发现，三五成群从二、三楼爬出现象时有发生……晚上男女生拉帮结派打群架，村屯之间打群架也经常发生……夏天偷偷溜出去到校外不远的河沟里游泳，凉快了再翻回来。
正因为如此，保安人员和生活老师向学校申请安装夜间效果好的摄像头，清晰监控学校围墙周边的情况。
面对住宿生屡禁不止的日常违纪，学校领导动用罚站、罚跑、抄写作业、面壁思過等常规性的直接惩戒手段，目的是制造直接的肉体疼痛，这种疼痛更利于“长记性”。
三、来自官方的处分和警告给农村学校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实践中，师者的惩戒权一直与师道尊严相联系，也与道统秩序相统一。在现代，教师对学生惩戒的权力日益被法律所规约，其背后初衷本是规范教师无节制、不合理的过度与过量的惩罚而致的恶意体罚——这甚至导致学生受到严重伤害和死亡。各种频发的恶性公共性体罚事件，也使立法者认为部分教师很难把控惩戒与体罚之间的内在区别，惩戒总是被无意间变成体罚，因此通过更为复杂的立法技术严格控制惩戒的使用权，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体罚发生的可能性。
由此，传统的惩戒，诸如用戒尺罚站、罚跑、抄写作业、面壁思过等，尽管已经做了修正，但是因为难以道明其与体罚的模糊区别，逐渐被抛弃。更多的直接惩戒，冠以警告、记过等特殊身份标签。
学生违纪可以分为三类：违反学校规章制度，违反学校纪律和严重违反学校纪律、制度，根据情节轻重，学校分别按量化次数给予学生警告或处分。对小学阶段的孩子来说，这种处罚方式并不足够有效，以至于学校不得不将之做了“家校教育”：学生一学期内受到记过后，又有一般违纪行为，经班主任教育多次仍未能改正者，通知家长来校共同协商，做好学生思想教育及转化工作；學生在校期间有上述三类违纪行为，经教育一次未改者，作记警告处分；经教育两次未改者，作记过处分；学生在受到学校处分期间，再次违纪受学校处分的，在最高一级处分的基础上进行“家校教育”，即家长到学校陪读或带学生回家自己教育。
学生的违纪次数被严格记录并归档，但尽管如此，学校的孩子们，对这些被围观的所谓特殊身份标签，并不是非常惧怕。相反，父辈文化和学生群体内部所形成的人文素质，往往抵消了特殊身份标签所带来的羞耻感。
正如受过处分的学生所述：反正学校也不敢开除，再怎么处分和警告，最后也就是请家长到学校，刚开始还觉得害怕，后来习惯了，请家长来也就没什么感觉了。有的家长在广东打工，按天计酬，来学校一趟，就耽误他赚一天的钱，所以，孩子在校违反纪律学校请他也不来，还骂老师多事。
学校通过处分和警告，目的可以使违纪学生在同学面前感到耻辱，家长无脸面，痛定思痛后改正违纪行为。可是有更多的违纪学生不断涌现，几天前政教主任在全校住宿生会议上重点强调，不准将热水浇到花圃，就有一名向来乖巧的学生当着他和其他同学的面，公开将洗脚后用下的热水浇到宿舍外边的花圃。
来自官方的“处分”和“警告”，本想作为直接惩戒的柔性艺术，通过在学生群体内部制造被围观的特殊身份标签，以学生群体的集体鄙视和个体孤独来实现官方教育的惩戒目标。但是，却往往忽视了现实中父辈文化和学生群体内部所形成的人文素质，使贴标签的目慢慢失效，给农村学校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农村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城镇化大背景下，农村教育难免经历复杂的变迁。在三江侗族自治县梅林乡，给农村孩子带来巨大改变的莫过于学校布局的大调整。
梅林乡位于桂西北三江侗族自治县的西北部，与贵州省从江县毗邻，是三江侗族自治县内最边远的贫困乡。1985年，梅林乡所辖中心小学1所，村完小6所，教学点4个，54个教学班，在校学生1621人，教职工78人。2010年，因为农村学校生源逐年减少，交通不断方便，政府开始实施撤点并校集中办学，即四年级以上集中中心学校就读，6所村完小只保留一至三年级。目前，全乡有完全小学1所，教学点6所，36个教学班，在校学生1265人，教职工52人。梅林乡中心小学彻底改制为寄宿制完全小学，有16个教学班，在校学生726人，其中寄宿学生408人，教职工32人。
原有村校和教学点的撤并，使大批以留守儿童为主体的乡村孩子就学距离变远。布局调整后农村学校的服务半径大大提高，由过去的平均3公里扩大到8余公里，最远的达到方圆12公里以上。
从梅林乡的情况来看，随着村小的撤并，从2010年起，全乡仅有一所完全小学，政府当年为了实施小学生集中办学将中学搬迁，留下2栋三层楼的的教学楼和1栋联排平房的学生宿舍给中心小学使用。可以说，办学条件还不够成熟也实施了集中办学。
在梅林乡学龄人口达到顶峰的2015年，学校床位显然无法满足学生就学的刚性寄宿需求，学校不得不采取措施：一方面严格控制住宿生名额，村小能办四年级的就保留在村小就读，另一方面将部分闲置的教学用房改造为临时宿舍，学生的住宿只能被迫采取“两生一铺”或“大通铺”的方式解决。
自2006年实施“两免一补”政策、2008年实行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以来，农村学校寄宿已彻底免费或给予不低的住宿生生活补助，学生在校一日三餐的伙食全部免费，在农村学校寄宿已不能构成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相反，这种不用家长每天接送，确实解放了劳动力，有助于家庭成员全身心投入到各种能够增收致富的日常实践中去。
寄宿学校日益演变能给农村家庭一项略带福利和奖励，同时，惩戒也悄悄与住宿制搭建起了内在复杂的关联。
二、学校的传统惩戒方式“长记性”
梅林乡中心校32位教职工中，仅有24人是公办教师，又有5名教师搞脱产管理，无奈之下学校聘请了6名代课教师和2名生活教师。聘请来生生活老师一名负责男生宿舍区213名男生的日常管理，另一名生活老师负责女生住宿区195名女生的日常住宿管理。
408名住宿生却只有2名生活教师从事住宿管理的现实，使梅林乡中心学校这些农村的孩子们白天在痛苦的时间、空间与知识多元规训后，晚上积极寻找似乎难得的自由机会，加上学生对学校夜间管理人手不足的侥幸，寄宿生晚上违纪率明显高于白天。在寄宿生管理过程中发现，11、12岁的学生晚上寻找去网吧打游戏，生怕生活教师发现，三五成群从二、三楼爬出现象时有发生……晚上男女生拉帮结派打群架，村屯之间打群架也经常发生……夏天偷偷溜出去到校外不远的河沟里游泳，凉快了再翻回来。
正因为如此，保安人员和生活老师向学校申请安装夜间效果好的摄像头，清晰监控学校围墙周边的情况。
面对住宿生屡禁不止的日常违纪，学校领导动用罚站、罚跑、抄写作业、面壁思過等常规性的直接惩戒手段，目的是制造直接的肉体疼痛，这种疼痛更利于“长记性”。
三、来自官方的处分和警告给农村学校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实践中，师者的惩戒权一直与师道尊严相联系，也与道统秩序相统一。在现代，教师对学生惩戒的权力日益被法律所规约，其背后初衷本是规范教师无节制、不合理的过度与过量的惩罚而致的恶意体罚——这甚至导致学生受到严重伤害和死亡。各种频发的恶性公共性体罚事件，也使立法者认为部分教师很难把控惩戒与体罚之间的内在区别，惩戒总是被无意间变成体罚，因此通过更为复杂的立法技术严格控制惩戒的使用权，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体罚发生的可能性。
由此，传统的惩戒，诸如用戒尺罚站、罚跑、抄写作业、面壁思过等，尽管已经做了修正，但是因为难以道明其与体罚的模糊区别，逐渐被抛弃。更多的直接惩戒，冠以警告、记过等特殊身份标签。
学生违纪可以分为三类：违反学校规章制度，违反学校纪律和严重违反学校纪律、制度，根据情节轻重，学校分别按量化次数给予学生警告或处分。对小学阶段的孩子来说，这种处罚方式并不足够有效，以至于学校不得不将之做了“家校教育”：学生一学期内受到记过后，又有一般违纪行为，经班主任教育多次仍未能改正者，通知家长来校共同协商，做好学生思想教育及转化工作；學生在校期间有上述三类违纪行为，经教育一次未改者，作记警告处分；经教育两次未改者，作记过处分；学生在受到学校处分期间，再次违纪受学校处分的，在最高一级处分的基础上进行“家校教育”，即家长到学校陪读或带学生回家自己教育。
学生的违纪次数被严格记录并归档，但尽管如此，学校的孩子们，对这些被围观的所谓特殊身份标签，并不是非常惧怕。相反，父辈文化和学生群体内部所形成的人文素质，往往抵消了特殊身份标签所带来的羞耻感。
正如受过处分的学生所述：反正学校也不敢开除，再怎么处分和警告，最后也就是请家长到学校，刚开始还觉得害怕，后来习惯了，请家长来也就没什么感觉了。有的家长在广东打工，按天计酬，来学校一趟，就耽误他赚一天的钱，所以，孩子在校违反纪律学校请他也不来，还骂老师多事。
学校通过处分和警告，目的可以使违纪学生在同学面前感到耻辱，家长无脸面，痛定思痛后改正违纪行为。可是有更多的违纪学生不断涌现，几天前政教主任在全校住宿生会议上重点强调，不准将热水浇到花圃，就有一名向来乖巧的学生当着他和其他同学的面，公开将洗脚后用下的热水浇到宿舍外边的花圃。
来自官方的“处分”和“警告”，本想作为直接惩戒的柔性艺术，通过在学生群体内部制造被围观的特殊身份标签，以学生群体的集体鄙视和个体孤独来实现官方教育的惩戒目标。但是，却往往忽视了现实中父辈文化和学生群体内部所形成的人文素质，使贴标签的目慢慢失效，给农村学校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