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建军先生，四川威远人，1994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8年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点负责人、《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和《世界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华裔文学、比较诗学、中英文学关系、中西诗歌艺术。招收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方向研究生，美国华裔文学、比较文学、中英文学关系、文学中的地理等方向的访问学者。曾在《文艺研究》、《求是》、《民族文学研究》、《人民日报》、《中国妇女》（英文版）、《外国文学研究》、《民族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艺理论》、《诗探索》、《诗刊》、美国《中外论坛》和台北《文讯月刊》、《创世纪》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台港现代诗论十二家》、《中国新诗理论研究》、《大中华诗学》、《现代诗的意象结构》、《现代诗学》等专著多种，并出版《中国新诗大辞典》、《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新诗卷》、《李魁贤诗歌艺术通论》、《2004年外国文学作品精选》、《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等编著。近年来开创了易卜生诗歌研究、英国湖畔诗人诗歌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下潜模式与美国华裔小说研究等研究新领域，取得重要成果。1999年，其论文《意象与汉语的诗性特质》获湖北省文艺论文奖；2002年，其系列论文《诗歌意象研究》获湖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2002年，《席慕蓉抒情诗创作综论》获湖北省少数民族文学奖；2003年，其《现代诗学》获中南地区优秀图书奖；2006年，《原始图腾与民族文化》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优秀科研成果奖。曾完成《美国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比较研究》、《中国现代诗歌理论研究》等学校和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正在主持进行的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美国华人文学与中外文化》。
　　2007年4月28日，邹建军教授在桂子山上他的办公室，就研究生培养大众化趋势所导致的研究生质量下降、新的社会环境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等问题，接受了笔者的采访。采访中邹老师思路敏锐，侃侃而谈，采访过程轻松愉快，显示出了一位学者待人的谦和态度、严谨的治学风格和丰厚的学术积淀。
　　曹卫军（以下简称曹）：首先感谢您能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我们知道，最近几年，在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部分在校研究生在某些方向取得了可喜成绩，如易卜生诗歌研究、柯勒律治诗歌研究、华兹华斯诗歌研究、美国华人文学研究等，并在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而据了解，这其中大多是您这几年来所带的研究生。这说明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您往往有着一种独特的眼光和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方法。您能不能先谈一谈自己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的感受和经验？
　　邹建军（以下简称邹）：研究生培养的方式多种多样，在以前比较典型的有两种：一种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一种是办班式的集体食堂方式。前一种方式，在20世纪八十年代研究生招生工作刚刚恢复的时候，较为普遍。那个时候，研究生人数很少，正规的在教室集体上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导师和学生一般是一拖一、一拖二，导师实际上就相当于民间某些行业的师傅，研究生相当于徒弟。这种方式，导师和研究生关系密切，能言传身教，学生也切实地能从导师那里学到真正的东西。但是，这种方式也有其明显的不足，即研究生的学习对象较为单一，在专业知识方面的可塑性小，研究领域狭窄，并且导师的水平往往就决定了研究生的水平。
　　后一种方式是以课堂教学为主，以一个班的形式而形成的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各领域、各学科需要大量各级专门人材，研究生扩招而导致的研究生数量膨胀，而原来的研究生培养师资有限，因此只能采取以办班的形式、以授课的方式来进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时代研究生培养的需要。我认为，这种方式标志着研究生培养大众化阶段的开始和形成。就具体的学习过程而言，每个专业都有导师组，由不同的老师讲授不同的课程，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这样一种研究生培养方式可带给学生更宽阔的知识面，扩大了研究生的学术视野，研究生可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多方面地选择研究方向，并且，这种培养方式使研究生有可能成为复合型人材，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这种方式也有它的弊端，即较难做到因材施教；对专门的研究领域而言，无法培养出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人材。而另一方面，研究生要应付各门课程的学习，忙于挣学分，导致基础知识薄弱，研究能力相应下降，以至于使近几年的中国高校研究生培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质量滑坡现象。而我们在近些年来采取的以课题的研究方式，铺就研究生成长道路的做法，就是为了弥补以上两种方式的不足，实践说明这样的研究生培养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在实践上也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因此引起一些人的关注，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不过，我认为这样的研究生培养方式的理论和实践还只是开始，因此有待于我们加以总结与提高，这也是我们今来谈这一话题的来由。
　　曹：近年来一些学校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研究生培养的质量，这似乎也是导致研究生质量下降的一个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您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具体是如何做的？
　　邹：面对这样种现状，在近几年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我尝试着采取另一种研究生培养模式、即以特定的课题研究方式，让研究生参加到课题组开展的各种研究活动中，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培养研究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通过论证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研究生培养是一种严格的学术训练，如放任自流，随便选题，敷衍成篇，是达不到学术训练的效果的。所以，由导师或导师组所申报与提出的课题，在导师指导下，带领学生共同完成这些课题，一方面能使研究生得到高强度的学术训练，因为这种研究有时间、水平、学术成果、层次的要求，有课题评价体系的限制；而同时，以课题方式带动研究生培养，创造共同研究、自由讨论、相互碰撞、共同提高的氛围，我认为这种与实践、与任务相联系的研究生培养方式，可弥补前两种方法的不足，也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使研究生培养在不可避免的陷入大众化趋向的困境中，而不失其精英性质，是一种有效的、可行的培养方式。
　　关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下降，教育界和社会上也曾经有所议论，有的人认为八十年代的本科生就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有的人认为我们的九十年代以来的本科教育是失败的，因而研究生教育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质量。我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面向大众、为造就更多的人材而努力，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适应世界各国的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趋势的。英美各国的本科教育比我们的要差，这是公认的事实；如果我们的教育特别是本科教育一定要保留在精英教育的水平，中国人口数量过大，如果只有很少的人受过高等教育，那我们的现代化的政治与经济是不可能建成的；研究生教育相比于本科生教育来说本来是精英教育，但既然本科教育质量有所降低，那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与以前相比有所降低也是自然的事。但我不认同说现在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有了绝对的下降，要分学科、分学校、分时段。从本专业而言，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我们的研究培养质量是有所提高，而不是有所下降；因为作为导师来说，我们的要求是提高了，而不是下降了；我们的要求是更加具体化了，而不是更加抽象化了。
　　曹：我们知道，您所指导的每一个研究生往往都发表过好几篇学术论文，并且有的发在很重要的学术刊物上；您所指导的研究生在我们所举办的学术会议中，往往也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的学生在这几年中所取得的成绩，是不是您这种培养方式的结果呢？
　　邹：学生的成就的取得，当然不是那一个方面的原因，也不是那一个导师单独工作的成果；因为导师组的老师都在为研究生上课。当然，在我所指导的研究的人生之途中，我所起的作用比较大一点。在这几年的研究生教学实践中，我特别注重要求研究生尽找选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如果自己的一年内不能选定，那就要由导师指定，这一点我是很明确的。因此，在02级、03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中，我提出了柯勒律治诗歌的研究课题。在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群里，湖畔诗人是重要的诗歌群体，中国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侧重于华兹华斯，高度肯定其创作的成就，研究论文达数百篇；对骚塞是一概否定，认为骚塞是反动的、消极的，其诗歌作品的中文翻译也少，研究论文更是了了无几。而对于柯勒律治，虽然有人研究，但研究成果档次不高，数量不多，影响也较小，并且，研究的侧重点在其美学思想、对莎士比亚的批评等方面，对其诗歌的研究，则集中在《老水手行》这首长诗上。中国国内有关柯勒律治研究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几乎没有。而我个人认为，柯勒律治的诗歌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因此提出了一系列选题，来对柯勒律治的诗歌进行重新发现和评价。这些选题包括：“柯勒律治诗歌中的多重叙事”、“柯勒律治诗歌中鸟与蛇的意象”、“柯勒律治诗歌中的女性意象”、“柯勒律治诗歌中谈话体的形式”、“柯勒律治诗歌《克里斯特贝尔》中的四种意象类型”、“柯勒律治长诗《老水手行》与易卜生长诗《泰尔耶·维根》的对比研究”、“柯勒律治诗歌的地理空间与艺术空间”等。对于这些选题，每一个研究生选一个题目，经过对原著的反复阅读，仔细思考，拟出提纲，并且组织讨论——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多次讨论，反复推敲，最后形成正式论文。而作为我个人来说，也写了《柯勒律治诗歌的艺术品质》、《柯勒律治诗歌中的地理空间》、《柯勒律治诗歌艺术的空间性》等三篇文章，给学生树立了一个怎样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通过论证解决问题的标本。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老师和学生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地集中讨论，老师思考问题的角度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往往对学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完成较好的论文也得以在相关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因为此前中国学术界从来没有如此集中地谈论这一话题，因此也形成了柯勒律治诗歌研究的小小热潮。另外，有两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选题就是以柯勒律治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的，像谭永的《柯勒律治诗歌中的自然主义》、陈清芳的《柯勒律治诗歌的宗教主题》等。这说明这样的课题研究与讨论，对我们专业的研究生的学术研究及其学术道路是有影响的。
　　在04级研究生中，我提出了华兹华斯诗歌研究的课题，拟出了“华兹华斯诗歌的情感结构”、“华兹华斯诗歌的植物意象”、“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提出的两种想象论”、“华兹华斯诗歌的叙事策略”、“华兹华斯诗歌的自然主题”等题目，共撰写了10多篇有关华兹华斯诗歌研究的论文。我本人也写了《华兹华斯诗歌的意象形态》的论文。这样一些论文在华兹华斯诗歌研究在中国已经比较多的情况下，进一步推动了对华兹华斯诗歌的研究。
　　在04级和05级研究生中，我提出了易卜生诗歌研究的课题，组织博士生、硕士生、高师班研究生共同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最后发表了《易卜生诗歌的悲剧精神》、《易卜生诗歌的民谣倾向》、《易卜生诗歌的寓言性》、《易卜生诗歌中的上帝及其相关意象》、《易卜生诗歌中的海盗精神》、《易卜生诗歌早期诗歌的主题》、《易卜生诗歌的流浪汉情愫》、《易卜生诗歌中的四类动物形象》、《易卜生诗歌中的女性形象》等近20篇论文，我本人也写了《易卜生诗歌的伦理主题》、《易卜生诗歌中的政治情结》、《易卜生诗歌创作的三种向度》、王忠祥教授也写了《对世界的主观抒情：易卜生诗歌鉴赏》，并且由王远年编选，出版了一部有关易卜生诗歌的研究专著《易卜生诗歌研究》（雅园出版公司，2006），收录的其中重要论文12篇，王忠祥老师写了序言，在序言中对这一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研究生王远年和张廉都以易卜生诗歌研究作为毕业论文题目，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成绩。这也说明我们的课题研究对于本专业的研究生成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曹：从以上您所谈论的状况来看，您所推行的这种方法的确是行之有效的，那么，您为什么想到要以课题研究方式来铺就研究生成长的道路？
　　邹：关于这个问题，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能体现导师的学术积累和学术眼光。我们知道，每一个导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在他多年积累、开垦的领域中，是有着浓厚的积淀的，哪些问题是研究的空白，哪些问题是薄弱环节，哪些问题具有进一步的研究价值，哪些问题能体现出研究的前沿性，哪些问题研究到什么程度了，能开发出哪些重要问题，在具体研究中还需注意一些什么问题等等，作为导师来说都非常了解。因此，他能够提供给学生多年积累的资料，能让学生明确认识到哪些材料是真实可靠的，哪些材料是需要重新考证的，哪些材料是虚假、以讹传讹的、不可靠的。因此，他能让研究生直接地、便捷地进入研究门槛，抵达学术研究的殿堂。
　　第二，能够为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提供思路。这实际上是一种命题作文方式，导师提出的话题都是值得讨论和研究的，而且往往会把自己的思路、研究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理论观点的运用及学术研究的方法，在这一过程中直接传授给学生。而且，这方面最能体现出导师的学术个性、学术传统和学术风格。对学生今后的发展往往有着直接的影响。
　　第三，能够防止抄袭和剽窃行为的发生。因为这些题目规定了思路，学生在写作过程中是否综合别人观点、沿袭别人材料导师很清楚，如果不是这种命题作文，由学生任意选题，在短时期内写文章，容易导致抄袭、剽窃行为的发生，导师也还不容易发现这种现象。学术研究是有规范的：一是创新规范，二是引用规范，三是格式规范。学术研究必须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必要写论文；只有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新的见解和新的观点，才能形成学术论文，因此，这种命题研究方式，为学术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前几年曾经出现过有的研究生在硕士论文撰写的时候，不能按照老师的思路进行修改的现象，后为那个老师不同意其参加答辩，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你不能按照老师提的意见对自己的论文进行修改，那么就说明很可能你的论文的整个思路是抄来的，那很可能出现非常大的问题；研究生是导师负责制，那导师的确有这个权利与义务。因此，采取命题作文的方式要求研究生撰写论文并达到发表水平，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抄袭等学术腐败现象发生。
　　曹：但这样做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即研究生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中忙于应付导师所分配的任务，除了写出两三篇文章外，对于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是不是有所欠缺呢？
　　邹：认为我们的研究生都是百里挑一挑出来的，本来有了比较雄厚的基础；研究生阶段当然也是打基础的阶段，那只是相对于博士阶段而言，但研究生是必须进行研究工作的，是必须在这个过程中经受严格的学术为训练的。研究生阶段不可能什么书都读，什么知识都要了解；因为已经分了专业，如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民间文学专业，每一个研究生都要有坚定的方向感，即您是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那你对于本专业的书是必须读的，而不能将主要精力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去。因此，命题作文是必须在广博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才能完成的，是要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才可能完成的。每一个研究生不论是命题作文还是非命题作文，他也只能选取某一个非常专门化的问题来进行分析与研究，而他自己在选取一个题目是很难的，如果没有导师的指导，半年时间甚至一年时间也选不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题目。那才是真正的糊里糊涂地也许过了一年、两年，自己耽误了自己的时间。
　　况且，我们一般给研究生分配课题与选题，是从二年级开始的，这时，他们已经过一年的专业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并且，在导师组不同老师相关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对本专业所涉及到的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在这一基础上，让他们参加一些具体课题的研究，实际上是对所学基础理论知识的一次检验，是如何把所学知识转化为能力的一次最好的实践。研究生在学术上如何成长，是必须有实践的。研究生在做课题的过程中，会碰到一系列的问题，他们一方面会和导师讨论这些问题；另一方面，这些问题会引起他们的反思，会让他们主动地去回顾学习过程中的漏洞，所以参加课题组研究，事实上是对所学基础理论知识的一次巩固，一般不会出现你所说的那种情况。
　　曹：“命题作文”的方式其实是给每一位研究生提供的一个如何把所学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的一个平台，但这种培养方式对于导师而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而您本身又是身兼数职，但您在工作中始终是热情饱满、精力充沛，而且乐在其中。那么您是如何平衡这几个方面的工作的？
　　邹：首先是我对于自己的学生是充满热情的，自己的学生就是自己的子女，自己的生命也许是有限的，但如果我们的研究生有很大的发展，相当于我们自己的生命特别是学术生命得到了延续。其次，我与研究生的讨论时间是固定的，即每周一的晚上和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前者是单独讨论，后者是集体讨论，如果有学生要与我讨论如开题报告与硕士论文的写作问题之类的重要问题，则需要与我事先约好，我再安排时间。也就是说我与研究生对话的时间是有计划的，因此我所花的时间和精力也不是特别多，前提是讲究效率、讲究结果。第三，我往往将刊物编辑、学科建设、学术会议与研究生培养有机地统一起来，研究生帮我们做了许多事，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得到了少有的训练；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实际的工作由研究生来做，研究生的成长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的迅速；其实，这也是一种像课题研究本身一样的方式，也是带动研究生群体成长与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我这几年能够做到的，就是工作再忙，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学生；自己的事情再多，也没有将研究生培养的事放在很靠后的地位。因此，我所指导的研究生才有那么多人发表论文，也才有那么多的研究生能够考上博士，得以进一步地深造。
　　曹：除以上所谈到的，美国华裔作家研究方面也是您目前研究的一个重点，那在这一方向上您是不是也组织和带领研究生在做，目前的进展情况怎样？
　　邹：《美国华人文学与中外文化》是我所申请到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由于这个课题所涉及到的作家作品特别多，做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让研究生先一个一个作家作品地在做，并且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如2004级的研究生，每一个人都写过美国华裔文学方面的论文；2005级的研究生，每一个人都撰写过这方面的论文，并且基本上都将此作为他们硕士论文的题目，目前正在进行中。他们对于谭恩美、赵健秀、哈金、汤婷婷等人小说的研究，是从文本阅读开始的，并注重查阅国外的文献资料，所以做得非常扎实、也非常艰难，但我相信每做出一个论文会很有意义与价值。我所指导的访问学者李淑春副教授，做的也是这个方面的研究。
　　曹：感谢邹老师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接受我的采访，您上面谈到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对目前状况下研究生的培养是十分重要的，最后我想请邹老师对您门下所有在读和业已毕业的研究生提一些要求和期望。
　　邹：我对于自己的已经毕业的研究生和正在攻读的研究生往往都有很高的期望，但我也深知每一个人情况是并不一样的，因此我也不能要求所有的研究生都能达到同一个水平。但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往往上走，不要往下走；每一个人都能因为读上研究生而感到高兴，而不要感到不高兴；每一个人都要对别人有用的人，而不要成为一个对别人没有用的人；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而不要没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事业，而不能没有自己的事业；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幸福的家庭，而不能没有自己的幸福的家庭；每一个人到了八十岁的时候，都能够回到自己故乡的老屋里住上一段日子，或者回到自己的母校看一看自己的老师，闻一闻月光之下桂花的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