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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绝大部分篇幅，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载述了少年维特从1771年5月4日到1772年12月20日间的书信，为读者讲述了一个情感热烈却凄婉哀愁的爱情悲剧。
作品赏析
《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于1774年。该书一经问世，立刻轰动了德国和整个西欧，用歌德本人的话说，它犹如一颗“火箭弹”，引起了“爆炸”，掀起了一股“少年维特热”。广大青年不仅拜读它，而且纷纷模仿书中主人公维特的穿戴打扮、言谈举止，甚至还有大约2000人读完此书后以身试险，模拟再现了维特自杀场景。资产阶级革命家、法国皇帝拿破仑读它达七遍之多，出征埃及途中也不忘将之携带身边。但与此同时，《维特》也遭到了形形色色卫道士的诟骂，德国不少州邦将之列为禁书，意大利文译本现身米兰后立刻被教会搜集销毁，在丹麦也被禁止发行。可这一切似乎无法阻挡《维特》的流传，反而更激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与兴趣。短短两年间，《维特》在德国再版十六次，仿效、“续书”、“外传”等相关之作也大量出现，后来更打破国界限制，被译为二十多种语言文字，风靡世界。对此，歌德在1789年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德国人摹仿我，法国人读我入迷，
英国啊，你殷勤地接待我这个憔悴的客人；
……
甚至中国人，
也用颤抖的手，把维特和绿蒂画上了花瓶……
关于中国古瓷上出现维特与绿蒂画像的故事众说纷纭，在此不做具体探讨。《维特》与中国读者群直接而明了的接触，发生于《维特》问世后一个半世纪的1922年——我国出版了郭沫若先生所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同样，此书也在我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据不完全统计，到抗战前夕，短短的十三四年中，由泰东、联合、现代和創造社四家书店先后再版重印，共达三十七版之多，一本薄薄的外国文学作品，再版次数如此之多，在中国出版界是绝无仅有的事。
《维特》的问世同时也是德国文学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随着“少年维特热”席卷欧洲，不仅使青年歌德蜚声欧洲文坛，更使德国文学一举摆脱了长期以来在世界文学中默默无闻的局面，“成为第一部产生重大国际影响的德国文学作品”，取得了与英法等富于文学传统的国家并驾齐驱的地位。
那么，《维特》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歌德本人给出的两个答案。
1808年，歌德在其自传《诗与真》第十三卷“《维特》的影响”一节中说：“这本小册子的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轰动一时，这主要地因为它恰在适当的时刻出版，正如只须一点的火药线来爆炸一个埋藏着猛烈的炸药的地雷爆坑那样，当时的青年界已埋藏有厌世观的炸药，故这本小册子在读者大众前所引起的爆炸更为猛烈……由此可见，《维特》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一个因素，应当是时代原因，是作品中传达的“狂飙突进”精神引起了当时读者的共鸣。18世纪后期的德国，是欧洲最落后、最腐朽的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之一，封建专制和教会势力对广大人民的压制禁锢使得青年知识分子阶层尤为敏感，他们崇尚平等与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热爱自然，渴望心灵沟通，急于推翻外在给予的束缚与压制。因此，维特的烦恼正应和了处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烦恼。同理，一个世纪前《维特》在我国广为流传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也是我国“五四”运动时期的时代背景与18世纪后期德国的“狂飙突进”时期有不少相通之处。
歌德的第二个答案出自《歌德谈话录》中记载的1824年他与艾克曼的谈话。谈话中，艾克曼对《维特》出版后引起的巨大影响“是否真正由于那个时代”提出了疑问，歌德回答：“与一般世界文化进程无关”，“《维特》这本书直到现在还和当初一样对一定年龄的青年人发生影响。”
这两个出自于歌德本人的看似相互抵牾的回答，不得不令我们在“生逢其时”之外，将目光放到更普遍、更永恒的层面去探求《维特》成功的答案。那么，还有什么原因使《维特》跨越时代，历久弥新？笔者认为，归根结底，不妨归结于“真”、“情”二字。
所谓“真”，指的是《维特》缘于歌德本人青年时期真实的、铭心刻骨的爱情和生活经历。其中隐藏着作者因初恋情人格里琴不告而别而背负的伤痛，继任女友安妮特与别人订婚而遭受的折磨，与鲁仙德和埃米莉姐妹的纠缠，对再任女友弗里德丽克的决绝，对已然罗敷有夫的夏绿蒂·布甫的无望，直至对马克西米莉安娜的痴迷。正如歌德本人回顾的：“我在少年时代，像这样的事例经历过很多。……一个美术家有机会来从许多美妇人中撷取精华，造成一个维纳斯女神的像，……我因不自揣，也把许多美丽的女郎们的容颜和特性合一炉而冶之，铸成那女主人公绿蒂……”除了爱情带来的幸福与痛苦，歌德也曾如维特一般目睹过官场的腐败，经历过生活上的各种不如意，产生过厌世和自杀的念头。所有这一切，在作者闻听到大学同学耶路撒冷因爱自杀的噩耗后，“正如壶中快将结冰的水，因极轻微的摇动而即化为坚硬的冰那样”，让整部《维特》的构思水到渠成，并“在四周内握笔疾书，没有把全部的计划或一部分的处理方法预先打下草稿，《维特》这部作品就一气呵成地写出来了”。多年后，歌德在同艾克曼的谈话中回顾《维特》的创作心路时这样说道：“我像鹈鹕一样，是用自己的心血把那部作品哺育出来的”，“使我感到切肤之痛的、迫使我进行创作的、导致产生《维特》的那种心情，毋宁是一些直接关系到个人的情况。原来我生活过，恋爱过，苦痛过，关键就在这里。”歌德将自己青年时代的整个生活感受与体验在《维特》中凝为一炉，长期的素材积累和感情积淀给予了这部作品强大的真实感，书中血肉饱满的人物形象，真挚动人的情感抒发，天衣无缝的情节逻辑无不基于一个“真”字。
再说“情”字。歌德一向有“德国莎士比亚”之称，但二者相比，莎翁戏剧多以情节取胜，而歌德的这部《维特》则以情感见长。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富于感情色彩，而是把“情”字作为了整部作品情节结构的杠杆。情感多于情节，重于情节，又形成情节，是《维特》最大的艺术审美特色之一。《维特》中当然也有情节，但是没有传统意义小说中以人物行为，性格冲突以及环环相扣的故事发展所构成的情节。这样一部在严格意义上很难称之为“小说”的“小说”，能一鸣惊人，乃至成为传世经典，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针对情感表达所采取的艺术处理手段的成功。 可见，歌德并不是简单地把各种情感堆积罗列，记一本情感的流水账，而是把看似信手拈来的近百封长短书信和有关记述精心提炼布置，有机联合在一起，酝酿出一条情感的河流，以情感的发展推动情节，形成情节，使情感描写成为情节本身。这种特殊的情感艺术处理手法还具体表现在作品中更多的、外在的、间接的抒情方式表达中，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寓情于景、寓情于诗、寓情于事三个方面。
《维特》中景色的描写始终起着映射主人公内心世界的作用。例如，“维特初到瓦尔海姆是万物兴荣的五月，离开和重回瓦尔海姆都已是落木萧萧的秋季，等他生命临近结束时更到了雨雪交加的隆冬——时序的更迭和自然界的变化，与主人公由欢欣而愁苦以至于最后绝望的感情发展完全吻合，做到了诗歌所研究的情景交融，寄情于景。”这种通过对景物的描写来烘托人物心理的间接抒情方式，可以使读者不由自主地深入主人公维特的内心，情不自禁地去感知主人公交错复杂的情绪。同样的效果也体现歌德在作品中对古希腊诗人荷马和古爱尔兰吟游诗人莪相的诗歌引用上。诗歌在使整部作品充满诗情画意，让读者沉迷于凄婉、优美、哀怨的艺术氛围之外，也与维特的情绪恰当地吻合在一起，从而使主人公的形象更加的鲜明。荷马的诗歌庄重、明朗；与之相对，莪相的诗歌则忧郁、朦胧。我们可以发现，最初，维特十分快乐幸福之时，他只读荷马的诗歌，传达出磅礴的喜悦；随着故事发展，当他忧郁失意时，会在荷马的诗歌中寻求鼓舞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在莪相的诗歌中找寻自己的影像；而最后，在彻底悲伤绝望之时，他则只读莪相的诗歌，给自己孤独的灵魂寻觅一个合理的解释。
作品中间接抒情的最后一种艺术手法是寓情于事，即通过事物或事件的叙述来抒发情感。它不注重事物的本身，而侧重于通过事件所带来的情感状态。比如在对维特的邻居，即那位爱慕着寡妇的青年长工的死亡进行描述后，紧接着的维特的情感抒发：“这个可怕的、残酷的经历，猛地震动了他，使他的心完全乱了。霎时间，他像让人从自己悲哀、抑郁和冷漠的沉思中拖了出来，突然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同情心所控制，因而产生了无论如何要挽救那个人的强烈欲望。”事件的发展和抒情的展开是密切相关、互相融合的。随着事件的发展，主人公的心理状态也产生相应的动态的变化，所以也能使读者愈加真实地感受主人公的心境。经过这个事件的感情铺垫，更能促使读者灵敏地捕捉维特开始对爱情、人生产生怀疑从而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蛛丝马迹。
综上所述，《维特》一书的基点是“真”，灵魂是“情”。正是“真”、“情”二字的有机联合和巧妙运用使得《维特》取得了在特定时代一鸣惊人又辗转几个世纪弥久不衰的成功。而承载这“真”与“情”的载体，更是《维特》取得成功所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歌德独创的一种独特的叙事模式——我们不妨称之为“内心独白式书信体”。
《维特》书信体最大的特点，就是如同前文所说的那样，始终服务于展现、剖析主人公的情感世界。《维特》中近百封书信与编者语的自由串连，信件之间内容的非逻辑衔接，写信时间的不定间隔，赋予了故事情节极大的跳跃性，给予了读者想象的留白与空间。也正是由于这种自由、灵活的内心独白式书信体的巧妙运用，才可以使作品中的情感描写堂而皇之地成为全书的主体，打破时间和空間的界限，不必经由逻辑和理性地过滤，不受任何限制地纵横驰骋，海阔天空。
参考文献
[1]歌德，候浚吉译.《少年维特的烦恼》译本序[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2]朱维之.外国文学简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1）：143.
[3]歌德，刘思慕译.歌德自传·诗与真[M].华文出版社：566.
[4]艾克曼，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M].中华书局，2013，4（1）：20.
[5]歌德，刘思慕译.歌德自传·诗与真[M].华文出版社，2013，1（1）：569-570.
[6]歌德，刘思慕译.歌德自传·诗与真[M].华文出版社，2013，1（1）：562.
[7]歌德，刘思慕译.歌德自传·诗与真[M].华文出版社，2013，1（1）：564.
[8]艾克曼，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M].中华书局，2013，4（1）：18.
[9]艾克曼，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M].中华书局，2013，4（1）：20.
[10]歌德，杨武能译.少年维特的烦恼·译后记[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1（1）：130.
[11]黄慧红.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多重抒情[J].文学教育，2009，9.
[12]歌德，杨武能译.少年维特的烦恼，编者致读者[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7（2）：93.
作者简介
陈晖（1980.07—），女，汉，山东青岛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中国政法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德语国家文学、翻译。
《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绝大部分篇幅，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载述了少年维特从1771年5月4日到1772年12月20日间的书信，为读者讲述了一个情感热烈却凄婉哀愁的爱情悲剧。
作品赏析
《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于1774年。该书一经问世，立刻轰动了德国和整个西欧，用歌德本人的话说，它犹如一颗“火箭弹”，引起了“爆炸”，掀起了一股“少年维特热”。广大青年不仅拜读它，而且纷纷模仿书中主人公维特的穿戴打扮、言谈举止，甚至还有大约2000人读完此书后以身试险，模拟再现了维特自杀场景。资产阶级革命家、法国皇帝拿破仑读它达七遍之多，出征埃及途中也不忘将之携带身边。但与此同时，《维特》也遭到了形形色色卫道士的诟骂，德国不少州邦将之列为禁书，意大利文译本现身米兰后立刻被教会搜集销毁，在丹麦也被禁止发行。可这一切似乎无法阻挡《维特》的流传，反而更激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与兴趣。短短两年间，《维特》在德国再版十六次，仿效、“续书”、“外传”等相关之作也大量出现，后来更打破国界限制，被译为二十多种语言文字，风靡世界。对此，歌德在1789年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德国人摹仿我，法国人读我入迷，
英国啊，你殷勤地接待我这个憔悴的客人；
……
甚至中国人，
也用颤抖的手，把维特和绿蒂画上了花瓶……
关于中国古瓷上出现维特与绿蒂画像的故事众说纷纭，在此不做具体探讨。《维特》与中国读者群直接而明了的接触，发生于《维特》问世后一个半世纪的1922年——我国出版了郭沫若先生所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同样，此书也在我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据不完全统计，到抗战前夕，短短的十三四年中，由泰东、联合、现代和創造社四家书店先后再版重印，共达三十七版之多，一本薄薄的外国文学作品，再版次数如此之多，在中国出版界是绝无仅有的事。
《维特》的问世同时也是德国文学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随着“少年维特热”席卷欧洲，不仅使青年歌德蜚声欧洲文坛，更使德国文学一举摆脱了长期以来在世界文学中默默无闻的局面，“成为第一部产生重大国际影响的德国文学作品”，取得了与英法等富于文学传统的国家并驾齐驱的地位。
那么，《维特》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歌德本人给出的两个答案。
1808年，歌德在其自传《诗与真》第十三卷“《维特》的影响”一节中说：“这本小册子的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轰动一时，这主要地因为它恰在适当的时刻出版，正如只须一点的火药线来爆炸一个埋藏着猛烈的炸药的地雷爆坑那样，当时的青年界已埋藏有厌世观的炸药，故这本小册子在读者大众前所引起的爆炸更为猛烈……由此可见，《维特》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一个因素，应当是时代原因，是作品中传达的“狂飙突进”精神引起了当时读者的共鸣。18世纪后期的德国，是欧洲最落后、最腐朽的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之一，封建专制和教会势力对广大人民的压制禁锢使得青年知识分子阶层尤为敏感，他们崇尚平等与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热爱自然，渴望心灵沟通，急于推翻外在给予的束缚与压制。因此，维特的烦恼正应和了处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烦恼。同理，一个世纪前《维特》在我国广为流传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也是我国“五四”运动时期的时代背景与18世纪后期德国的“狂飙突进”时期有不少相通之处。
歌德的第二个答案出自《歌德谈话录》中记载的1824年他与艾克曼的谈话。谈话中，艾克曼对《维特》出版后引起的巨大影响“是否真正由于那个时代”提出了疑问，歌德回答：“与一般世界文化进程无关”，“《维特》这本书直到现在还和当初一样对一定年龄的青年人发生影响。”
这两个出自于歌德本人的看似相互抵牾的回答，不得不令我们在“生逢其时”之外，将目光放到更普遍、更永恒的层面去探求《维特》成功的答案。那么，还有什么原因使《维特》跨越时代，历久弥新？笔者认为，归根结底，不妨归结于“真”、“情”二字。
所谓“真”，指的是《维特》缘于歌德本人青年时期真实的、铭心刻骨的爱情和生活经历。其中隐藏着作者因初恋情人格里琴不告而别而背负的伤痛，继任女友安妮特与别人订婚而遭受的折磨，与鲁仙德和埃米莉姐妹的纠缠，对再任女友弗里德丽克的决绝，对已然罗敷有夫的夏绿蒂·布甫的无望，直至对马克西米莉安娜的痴迷。正如歌德本人回顾的：“我在少年时代，像这样的事例经历过很多。……一个美术家有机会来从许多美妇人中撷取精华，造成一个维纳斯女神的像，……我因不自揣，也把许多美丽的女郎们的容颜和特性合一炉而冶之，铸成那女主人公绿蒂……”除了爱情带来的幸福与痛苦，歌德也曾如维特一般目睹过官场的腐败，经历过生活上的各种不如意，产生过厌世和自杀的念头。所有这一切，在作者闻听到大学同学耶路撒冷因爱自杀的噩耗后，“正如壶中快将结冰的水，因极轻微的摇动而即化为坚硬的冰那样”，让整部《维特》的构思水到渠成，并“在四周内握笔疾书，没有把全部的计划或一部分的处理方法预先打下草稿，《维特》这部作品就一气呵成地写出来了”。多年后，歌德在同艾克曼的谈话中回顾《维特》的创作心路时这样说道：“我像鹈鹕一样，是用自己的心血把那部作品哺育出来的”，“使我感到切肤之痛的、迫使我进行创作的、导致产生《维特》的那种心情，毋宁是一些直接关系到个人的情况。原来我生活过，恋爱过，苦痛过，关键就在这里。”歌德将自己青年时代的整个生活感受与体验在《维特》中凝为一炉，长期的素材积累和感情积淀给予了这部作品强大的真实感，书中血肉饱满的人物形象，真挚动人的情感抒发，天衣无缝的情节逻辑无不基于一个“真”字。
再说“情”字。歌德一向有“德国莎士比亚”之称，但二者相比，莎翁戏剧多以情节取胜，而歌德的这部《维特》则以情感见长。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富于感情色彩，而是把“情”字作为了整部作品情节结构的杠杆。情感多于情节，重于情节，又形成情节，是《维特》最大的艺术审美特色之一。《维特》中当然也有情节，但是没有传统意义小说中以人物行为，性格冲突以及环环相扣的故事发展所构成的情节。这样一部在严格意义上很难称之为“小说”的“小说”，能一鸣惊人，乃至成为传世经典，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针对情感表达所采取的艺术处理手段的成功。 可见，歌德并不是简单地把各种情感堆积罗列，记一本情感的流水账，而是把看似信手拈来的近百封长短书信和有关记述精心提炼布置，有机联合在一起，酝酿出一条情感的河流，以情感的发展推动情节，形成情节，使情感描写成为情节本身。这种特殊的情感艺术处理手法还具体表现在作品中更多的、外在的、间接的抒情方式表达中，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寓情于景、寓情于诗、寓情于事三个方面。
《维特》中景色的描写始终起着映射主人公内心世界的作用。例如，“维特初到瓦尔海姆是万物兴荣的五月，离开和重回瓦尔海姆都已是落木萧萧的秋季，等他生命临近结束时更到了雨雪交加的隆冬——时序的更迭和自然界的变化，与主人公由欢欣而愁苦以至于最后绝望的感情发展完全吻合，做到了诗歌所研究的情景交融，寄情于景。”这种通过对景物的描写来烘托人物心理的间接抒情方式，可以使读者不由自主地深入主人公维特的内心，情不自禁地去感知主人公交错复杂的情绪。同样的效果也体现歌德在作品中对古希腊诗人荷马和古爱尔兰吟游诗人莪相的诗歌引用上。诗歌在使整部作品充满诗情画意，让读者沉迷于凄婉、优美、哀怨的艺术氛围之外，也与维特的情绪恰当地吻合在一起，从而使主人公的形象更加的鲜明。荷马的诗歌庄重、明朗；与之相对，莪相的诗歌则忧郁、朦胧。我们可以发现，最初，维特十分快乐幸福之时，他只读荷马的诗歌，传达出磅礴的喜悦；随着故事发展，当他忧郁失意时，会在荷马的诗歌中寻求鼓舞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在莪相的诗歌中找寻自己的影像；而最后，在彻底悲伤绝望之时，他则只读莪相的诗歌，给自己孤独的灵魂寻觅一个合理的解释。
作品中间接抒情的最后一种艺术手法是寓情于事，即通过事物或事件的叙述来抒发情感。它不注重事物的本身，而侧重于通过事件所带来的情感状态。比如在对维特的邻居，即那位爱慕着寡妇的青年长工的死亡进行描述后，紧接着的维特的情感抒发：“这个可怕的、残酷的经历，猛地震动了他，使他的心完全乱了。霎时间，他像让人从自己悲哀、抑郁和冷漠的沉思中拖了出来，突然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同情心所控制，因而产生了无论如何要挽救那个人的强烈欲望。”事件的发展和抒情的展开是密切相关、互相融合的。随着事件的发展，主人公的心理状态也产生相应的动态的变化，所以也能使读者愈加真实地感受主人公的心境。经过这个事件的感情铺垫，更能促使读者灵敏地捕捉维特开始对爱情、人生产生怀疑从而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蛛丝马迹。
综上所述，《维特》一书的基点是“真”，灵魂是“情”。正是“真”、“情”二字的有机联合和巧妙运用使得《维特》取得了在特定时代一鸣惊人又辗转几个世纪弥久不衰的成功。而承载这“真”与“情”的载体，更是《维特》取得成功所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歌德独创的一种独特的叙事模式——我们不妨称之为“内心独白式书信体”。
《维特》书信体最大的特点，就是如同前文所说的那样，始终服务于展现、剖析主人公的情感世界。《维特》中近百封书信与编者语的自由串连，信件之间内容的非逻辑衔接，写信时间的不定间隔，赋予了故事情节极大的跳跃性，给予了读者想象的留白与空间。也正是由于这种自由、灵活的内心独白式书信体的巧妙运用，才可以使作品中的情感描写堂而皇之地成为全书的主体，打破时间和空間的界限，不必经由逻辑和理性地过滤，不受任何限制地纵横驰骋，海阔天空。
参考文献
[1]歌德，候浚吉译.《少年维特的烦恼》译本序[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2]朱维之.外国文学简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1）：143.
[3]歌德，刘思慕译.歌德自传·诗与真[M].华文出版社：566.
[4]艾克曼，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M].中华书局，2013，4（1）：20.
[5]歌德，刘思慕译.歌德自传·诗与真[M].华文出版社，2013，1（1）：569-570.
[6]歌德，刘思慕译.歌德自传·诗与真[M].华文出版社，2013，1（1）：562.
[7]歌德，刘思慕译.歌德自传·诗与真[M].华文出版社，2013，1（1）：564.
[8]艾克曼，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M].中华书局，2013，4（1）：18.
[9]艾克曼，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M].中华书局，2013，4（1）：20.
[10]歌德，杨武能译.少年维特的烦恼·译后记[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1（1）：130.
[11]黄慧红.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多重抒情[J].文学教育，2009，9.
[12]歌德，杨武能译.少年维特的烦恼，编者致读者[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7（2）：93.
作者简介
陈晖（1980.07—），女，汉，山东青岛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中国政法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德语国家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