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真，男，1957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1988年获湖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随即去加拿大留学、工作。1992年回国。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荣获“湖南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湖南省政府记一等功。著有《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因为女人》等长篇小说，《精神的重量》、《无人见证的牺牲》等散文随笔，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核心理论刊物发文几十篇。获有《当代》杂志文学年度奖，《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奖，毛泽东文学奖等奖项。
　　几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在万般无奈的失眠中，顺手拿起一本书来翻阅，是《李白传》，薄薄的一本。不知不觉看完，天已经亮了。我突然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流下了眼泪，凉凉的一星点，痒痒的停在腮边。像李白这样一位千古奇才，晚境竟那样悲凉，天下之大，却无他的容身之地，四处漂泊，沿门托钵，献诗豪门以求一日之温饱。临终已经贫病交加，穷途末路，终于在漂泊中死去。
　　其实李白也有大富大贵的可能。他凭自己的诗才得到了玄宗皇帝的赏识，成为了一名御前诗人。这种身份，是多少人的梦想和理想。但李白毕竟是李白，他不愿也不能因为富贵而扭曲自己心灵的舒展，放弃自己的傲岸个性，终于为宫廷不容，重返江湖。漂泊给他带来了苦难，却也使他的个性诗才有了张扬的机会，我们不能想象宫廷的李白还是个性鲜明才华横溢的李白。
　　由李白想开去，我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文化名人，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苏东坡、曹雪芹等，他们的风华襟抱浩渺无涯，才情学识深不可测，却无例外地被厄运笼罩。这是为什么？这不是偶然的，一个偶然的事件不会成为跨越千年的文化现象。他们是创造者，而创造，特别是第一流的创造，不但需要天才，更需要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挺，需要对精神价值的执着，不为功利和富贵所动的执着。但正是这种真诚、坚挺和执着，不为世俗社会所容，给他们带来了命运和凄凉。
　　当然这些文化名人也是人，不能说那种富贵和功利的召唤不能在他们内心激起一丝波澜。但他们内心的精神力度无疑又是超出常人的，这使他们在价值轻重的权衡中，将人格、将精神的价值，放到首要的位置。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读出了精神价值的重量。
　　这就是我写作《沧浪之水》的最初冲动。可一旦进入构思，我又感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毕竟时代不同了。在今天，以精神价值相号召，振臂一呼就应者云集吗？那种姿态会不会使人成为今天不识时务的唐·吉诃德？
　　时代变了。市场经济在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结构，又是一套价值系统，像水银泄地无孔不入。它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对个人物质化欲望的承认。人们进入市场，并不是为了什么高尚的目的，而只是为了利益，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的根本原则。功利化的价值观以市场为依托成长起来，获得了道德上的合法性，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市场化的力量造成了我们生活中精神价值的失重，物质化、功利化的价值观，占据了人们的心灵空间，成为了新的理直气壮的行动原则。的确，在这样的生存现实中，要拒绝功利化的游戏规则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那么，人们是不是只有一种选择，让物质化的功利化的冲动占据自己的全部生活，全部心灵空间？
　　我并不想以古代文化名人的名义，以精神价值的名义，否定物质化功利追求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是否定不了的。我想说的是，在一种物质化的生活氛围中，人们是不是同时也要珍视精神的重量，给精神价值一定的空间？屈原式的高洁、陶潜式的淡泊、苏东坡式的旷达、曹雪芹式的从容，我们也许做不到，但他们对人格、对真诚、对精神价值的珍视，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点启示，使我们有一种力量，去抵抗因物质和功利的需求而彻底放弃精神价值的冲动？人毕竟是人，他需要精神价值，彻底的物质化功利化，也是很恐怖的，是对人性的扼杀。当友谊变成相互利用的道具，当爱情变成情欲的遮羞布，当人格良知变成随时可扔下的废物，那样的生活不也是很可怕，很不人道不合人性的吗？
　　几千年过去了，古代文化名人们不朽的灵魂仍在虚无之中盈盈飞动，给我们启示，给我们力量。他们是为了纯粹的心灵理由而坚守的人，为了精神的重量而承受命运凄凉的人。他们在苍凉广阔的历史瞬间茕茕孓立，形影相吊，带着永恒的悲怆与骄傲，形成了我们民族心灵史上最有色彩的那一道风景。
　　屈原的意义
　　屈原以一个伟大诗人之名流芳千古，他是“楚辞”这一诗体的代表人物，开创了中国诗歌从集体歌吟到个人创造的新时代。但屈原的意义不仅于此，他是一种精神源流的开创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种人格范式。在我看来，屈原作为人格范式的意义，更高于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意义。到今天人们仍以赛龙舟的方式来纪念屈原，决不仅仅是后人对一个诗人的景仰。
　　屈原少年得志，他进入政治舞台的核心二十多岁。那时楚怀王任六国纵长，联合诸侯以抗强秦。屈原得到重用，这已是一个文人政治理想的极至。
　　但好景不长。屈原奉楚怀王之命草拟宪令，遭上官大夫靳尚嫉妒，向怀王进言说：“每次宪令出来屈原都将功劳归于自己。”靳尚显然不是等闲人物，他准确把握了中国官场文化的脉博，知道怀王最忌讳的是什么。于是屈原被疏远了，被放逐了。
　　政治上的失意对屈原的个人命运来说是毁灭性打击，但对他作为一个文化创造者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生命体验。由于一个小人的谗言，中国文化获得了一次登峰造极的意外机遇。悲剧常常暗含着向反面转化的意义，屈原见疏、司马迁受腐刑、苏东坡被三次流放、曹雪芹家遭抄检都是最典型的例子。苦难不但是创造的必要体验，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激活生命的创造潜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不能不对那些迫害者心怀某种感激。因为我们实在不能设想，在我们的精神视域中可以没有那些被迫害者的伟大创造。
　　于是怎么办？当现实的污浊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选择的界线是如此分明，放弃心灵的高洁，则可得富贵荣达，坚守这种高洁，则将终身穷愁潦倒。古往今来，无数人都经历过这种选择，对一个生动的生命来说，它决不像后人想象的那么轻松。对于屈原们，只有潜入他们的深心，才能对他们心灵的育楚和坚守的高洁稍有理解。在屈原看来，心灵的原则高于眼前的富贵，因此坚守这种原则体验到的愉悦高于富贵的愉悦。这种体验是常人难以理解的。这就是屈原，这才是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无数人知道这些名句，但能将其转化为情感化的体验而付诸生命实践者却寥寥无几。一种精神的高贵不是通过理性就可以传承的。也许，更深刻的痛苦还不在于因坚守而承受的苦难，而在于这种坚守又有谁能够理解？如果连理解的期待都不敢抱有，不难想象，这种坚持需要多么巨大的精神能量！ 　　屈原晚年对世界有了更透彻的认识：“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即使如此，屈原不敢初衷，“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心灵原则不但高于富贵，更高于生命。
　　《渔父》为楚人思念屈原而作，极富生存哲学意味，表现了古人对生存的透辟思考。渔父的哲学是：“世人皆浊，群人皆醉，何不随波逐流？为什么要那样深思高洁，使自己遭到放逐？”屈原答道：“我怎能以自己清白的身子，去蒙受外物污染？我宁可跳入江中，葬身鱼腹，也不能让自己的皎皎的清白，蒙上世俗尘埃。”终于无法沟通，渔父微笑着，敲击船舷高歌而去：“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渔父无疑是个隐者，对世道的浑浊和自身的无可奈何，有着深切的认识，因而世之清浊，皆能为我所用。但屈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他不愿放弃心灵的原则趋附时宜。于是，最后的道路已经展开，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屈原仰望苍天，一声长叹，从容投水。
　　这就是屈原，这才是屈原。屈原用生命证明了，人的现世性没有绝对意义，人格原则心灵真诚高于富贵高于生命，这是屈原对后世的核心意义，对中国文化史的意义，哪怕心灵高洁于世无补，也值得以生命为代价去坚守。这种坚守的意义，仅在于自我心灵的需要，这就是价值的全部。
　　屈原为我们树立了一种人格的榜样，也许我们学不了他，但不可以忘了他。当我们今天在欲望的推动下，想放弃心灵原则去做一个小人之时，不可不想一想屈原，那一双眼睛在虚无之中凝视着你。
　　遥想李白当年
　　古人所经历的苦难在后人的心中总是非常淡漠，淡漠到教科书中轻轻翻过的那几页纸。 而对当时的经历者来说，却是一生中日积月累寸寸血泪的承受。我们只有到他们生命的褶皱中去访微探幽，才可以感觉到那些许沉重，才能触摸到他们生命的鲜活与温热。
　　遥想李白当年，他作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怎么会落到穷途末路沿门托钵的地步？
　　李白是一个文人，但文人并不是一种职业，一种价值的证实。一个文人，如果他不能 在官阶上占据一个位置，即使他才高八斗气冲霄汉，也只是一个卑微的人物。李白的一生就是如此。
　　在这样的社会机制中，谋求官位是每一个文人本能的生命冲动，李白也不例外。开元十三年，二十五岁的李白出三峡顺流而下，开始了求仕的生命旅程。其时“开元之治”如日中天，大唐王朝生气勃勃，笼罩在一片金色光辉之中。大唐皇帝玄宗昭示天下求贤若渴，李白才华横溢意气风发。不必怀疑朝廷求贤若渴的真实性，更不必怀疑李白冠绝一世的超迈之才。可是，当李白此刻站在船头，将满江风景纳入胸襟，将天下纳入胸襟，他怎么也想不到，直到自己的生命终了，也没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李白的悲剧在出川之时已经由一种自己毫无意识的因素决定了。 李白天性天真洒脱，狂放傲岸，这与官场所需的拘谨权变，顺服谦卑恰恰构成了最鲜明的对抗，这也是无法调和的两种人格的对抗。朝廷求贤是真的，但本质上是需要能干的奴才，而绝对无法容忍一种独立鲜明的个性。于是，哪怕李白之才千古独步，也无法避免终身潦倒的 命运。率真的天性成就了李白，也贻误了李白，事情总是这样具有双重意义。
　　出川后李白遍拜公侯之门，以求进身之阶，实现“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的人生理想，但却“十谒朱门九不开”，屡屡碰壁。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托门拜府，无功而返。进身无路，报国无门，李白心头泣血，悲愤难平，长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天宝元年，朝廷召李白入长安。李白欣喜若狂，以为从此进身有路，报国有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入长安后受到玄宗礼遇，侍诏翰林院。但李白不久就失望 了。皇上欣赏他的文才，只不过是“倡优蓄之”，侍宴、侍游、侍浴、歌功颂德，点缀太平。 即使在离天子这么近的地方，李白也没有泯灭自己的个性色彩。杜甫《饮中八仙歌》刻画出他的神采：“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敢叫天子久等，敢叫高力士脱靴。傲岸洒脱依旧，狂放不羁依旧。身处江湖要坚守天性也许比较容易，当身在魏阙恩宠有加仍不失天性，仍有力量抗拒那种温柔的扭曲，确实是真正的内心强健。这就是李白，这才是李白。这种姿态是官场绝对不能接受的，这里需要的是谦顺，机变，平庸化。于是李白的政治生涯很快走向尽头，凄然离开长安，从此没有返回。这是宠臣 李白的不幸，又是诗人李白的大幸。久在宫廷，就像笼中金丝鸟，高贵却失却了振飞的力量。夕阳下李白凄迷地向长安城投去最后一瞥，心头在哀怨，在悲泣，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走向心灵的解放，走向历史的深处，一片辉煌的创造景象正在眼前展开。
　　的确，李白一生也写过不少颂诗和贺诗，但这不是事情的本质。他也是人，他要生存，他不得如此。重要的是他没有因为对富贵的渴望而放弃个性，保持了心灵的真诚和天性的狂放。“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就是李白，这才是李白。在这个世界上，人官们轻歌曼舞，小吏也有一份温饱，却没有天才李白的一条生路。寂寞、凄凉、卑微、贫窘，这就是一个坚守着心灵真诚的文人的命运。
　　无人见证的牺牲
　　牺牲精神是伟大的，但牺牲者总还是希望白己的牺牲得到世人的理解和见证，这是人之常情，无损于牺牲者的伟大。但我们可能设想一种无需人们见证和理解的牺牲，一种既不为现世功利也不为流芳千古的牺牲吗？这样的人有，你信不信？他就是曹雪芹。
　　曹雪芹的生平至今仍是一个谜，这个谜恐怕不可能有解开的希望了。为什么会这样？这本身也富于谜的意味。
　　古今中外文学作品，还没另一部能够超越《红楼梦》，至少在我的艺术视野中如此。《红楼梦》不但像梁启超形容的那样“只立千古”，在我看来，也“俯瞰万方。”曹雪芹，这位永远的艺术导师，令人无限倾倒的精神前辈，他浩渺无涯的风华襟抱，他深不可测的学识才情，他的无限情怀，无限感叹，无限寄予，都使人们对其人其事有着无限的向往。
　　可是我们对他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如果一无所知，曹雪芹这个名字就只是一个符号，一种编码，这位先师就没有享有历史的充分认可。人们不但不了解他怎么度过一生，不知道他生卒的确切年份，甚至《红楼梦》的作者到底是谁，还存在争论。这怎么可能？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大家，而且，距今只有两百多年！ 　　后人只是朦胧地知道，曹雪芹少年时代曾经历了一段绵衣玉食的生活，晚年贫病交加，“举家食粥”，终于在四十多岁时“泪尽而逝”。像他这样一位千年一遇的人物，生前竟如此渺小，凄清，贫窘，不能不令人为他抱屈，令人对天道的公平怀有极深的怀疑。这样一位才华卓越的人物，生前应得到社会的礼遇照应，死后应得到后人的了解追怀。可惜，这只是善良的愿望。作者真是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我们从贾宝玉身上看到了作者的身影，我们不能相信这样的人物是凭空塑造出来的。还有林黛玉呢？还有薛宝钗史湘云呢？这样美好而极有才情的女子也曾在人间存在，她们是谁？还有晴雯紫娟鸳鸯平儿呢？人间真是永恒地有着太多的遗憾，太多的怅惘，使太多美好而生动的生命都默默随流水去了。
　　对这样一部生命凝聚之作，我们无法了解作者，只能凭作品去揣想他的心理和生命能量。这样一个曾经存在的生命，在某个历史瞬间某个寂寞的角落过着贫病凄苦的日子，干着一件极艰难伟大却不能设想现世回报的事情，他胸中有着吞吐千年汇聚万端之概。
　　让我们深入曹雪芹的内心追问一声：付出一生的牺牲，写这一部“字字是血”的生命之作的心灵动力是什么？是富贵荣达吗？视富贵若浮云，多少人将这话挂在嘴边掩饰内心的渴望，或在无奈中聊以自慰，而他却用生命真正去实践着了。是眼下的生活吗？写这么一本书实在不能使他从潦倒中解脱。何况以他的才情，作一个豪门清客，何处不留？又何至于衣食不给举家食粥？
　　或者为了名声？绝非如此。名声是一种社会评价，这对任何文人来说都是基本的心灵动力。对一个文人来说，淡泊声名比淡泊富贵更难得多。但在曹雪芹的时代，小说不是文学正途，为一般人所不屑。更何况雍乾时代，文字狱遍布全国，文人动辄得咎，株连九族，《红楼梦》这样一部怨世骂时之作，又何敢传世以求名？但至少是为了身后的名声吧？这几乎是对作者心灵动力的最后解释了。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他的生平事迹全然埋没呢？我觉得，一生行迹的埋没，是曹雪芹生前作出的经过了充分考虑的安排。
　　那么，曹雪芹，这位只立千古的奇才，他竭尽平生心血以至生命来写这部著作，那巨大的心灵动力何在？我们怎么去靠近这种生命的坚守，理解他的选择？曹雪芹是超凡的人，人们不能用凡俗的精神境界和价值标准去揣想他。他写《红楼梦》，只是为了一吐胸中之郁结，并希望后人理解这份情怀。这就够了。至于自己，他希望完全隐退。
　　大精神，大境界，然后有大文章。将现世的名利欲求置之度外了，这是极难得的；身后的名声也置之度外，这对于一个具有巨大心理能量的人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即使如此，仍愿主动地承受那样的精神重负！文学天才和道德圣者如此偶然而奇妙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 由此看来，认为曹雪芹受了天大的委屈，也是用一双俗眼去看他，这完全不合他的心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曹雪芹最有资格接受这种景仰，虽然他本人对此毫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