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约14亿人口中患有精神类疾病的人群达到2千余万，约占人口总数的1.4%，且存在逐年上升的趋势，该精神类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占居首位，如此庞大的人群，使人触目惊心，而在此基础上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达到3万之多，此类人群如监管不到位，极其容易导致暴力类刑事案件的出现，也会给许多受害者造成身体上的伤害，甚至可能会威胁到生命安全。 鉴于实践中存在的诸多因素，上述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在实施不法侵害行为以后没能及时有效的被送到相关的医疗机构进行救治，而是仍然置留在社会中，这样就无法从根源上杜绝暴力类刑事案件的发生，从而出现再次危害社会的行为，然而完善相应的救助机制已经迫在眉睫。
　　一、当前我国精神病患者救助体系的现状及建立国家救助和补偿体系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对精神病患者的救治和救助的现实特点是，绝大多数精神病人由家人负责看管和治疗，精神病患者没有及时有效的得到系统的，制度化的保障，而其在医疗，养老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相关权益也未得到保障。现阶段家庭监管式的救助方式极为薄弱且最容易被突破，从而不仅给病患家庭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扰乱了和谐的社会秩序从而加重了不稳定因素的形成。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是我国唯一一部涉及精神病患者保障的法律，自颁布实施至今已有26年，该法在一定程度上虽然赋予了精神病患者享有的权利，但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全方面的细化精神病患者存在的诸多类型及其特点，也不能完全有效的保障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权益。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精神疾病患者虽然作为个体存在，但因其疾病所带来的影响波及的不仅仅是家庭，而已经形成一个凸显的社会问题。对于其救助与治疗也不能仅仅依靠家庭，而是应该实行家庭与社会并行的救助、治疗的保障机制，二者应该相辅相成，形成良好有效的循环模式。
　　二、对精神病患者的救治、救助及国家补偿机制的设想
　　面对2000余万的精神病患者，笔者认为，应亟待建立国家级的《精神卫生条例》，尽快完善刑事加害方为精神病患者救治、救助及国家补偿机制。
　　（一）关于救治救助的方式
　　建立精神病患者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即各级政府以定额补助方式资助精神病患者或家庭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建立国家、单位、个人三者共同构成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以国家负担为主，三者之间负担数额应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各级政府要建立救治救助准备金，对于没有单位、家庭贫困的低收入家庭的个人自负费用部分确实无力承担的，可申请国家救助，相关部门确认后可在救助准备金中给予救助。对于社会流散的精神病患者，由属地公安、民政、福利院等部门进行收治，集中到定点专科医院进行治疗，治疗费用由救助准备金中拨付。
　　（二）关于设立“公益补偿制度”
　　《条例》中应设立“公益补偿制度”，即当精神病患者实施不法侵害给他人造成严重人身伤害后，其本人及家庭在无赔偿能力时，受害人可根据伤情程度向当地政府申请相应补助的制度。此项制度意味着政府将在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时为精神病患者的行为埋单，让那些遭受侵害的个人或家庭从经济上得到一定补偿，可避免受害者被无端伤害而得不到法律上和经济上援助的尴尬。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尚没有此方面的规定，而公益性较强的精神病伤害补偿制度的缺失无疑是我国立法中的一个遗憾。所以，无论是出于受害者个人及家庭的经济利益还是公共安全的考虑，由政府出面补偿受害方的经济损失，无疑是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剂“良方”。 对精神病患者给他人带来的法律上的各种后果（经济和精神上的侵害），在家庭没有能力承担的情况下，应由国家代之赔偿。这样受精神病患者侵害的人的损失都能得到补偿，其权益有了实质性的、法律上的保障。
　　（三）关于精神病患者救治、救助准备金和公益补偿金的来源
　　县级以上政府应设立救治、救助准备金和公益补偿金。救治、救助准备金筹资规模应根据当地精神病人救治、救助工作的需要确定，公益补偿金规模应根据当地辖区经济状况、人口数量等情况确定。资金来源：1.国家拨付；2.地方政府在财政预算中适当安排资金；3.在慈善公益活动中设立筹款项目； 4.其他社会捐款也可作为该资金的补充。
　　（四）关于监护人的监护职责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精神病患者生活的環境与个体家庭密不可分。应在其他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监护人的责任以及不作为的法律后果，通过法律手段迫使不自觉的监护人不得不履行监护责任。另外，在《条例》中要明确规定，因监护人的履职上的过失或不作为，国家要减、免救治、救助费用。也就是说，由于监护人失职对他人权益造成损害的，监护人也要承担法律后果。这样才能更好地警醒监护人，使其能够更认真地履行自身的监护职责。（作者单位为辽宁省义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