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乃红心之喻，由“白皮红心”演化到体内体外一片红，红到可以去掉别的颜色，无视“红灯”的规则，只用红灯来昭示通行。
　　红心既象征着英雄的热血沸腾，又暗含着英雄的忠诚。红色不仅在于其光谱长，亮度强，更重要的在于它与燃烧的血与火紧密相连。
　　“红灯－太阳－向日葵”的意象组合成为特定时期文艺的一种典范。
　　红灯是伟力的坐标，更是人间气象的暴风眼。
　　1967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指出，《红灯记》等八个剧目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样板戏”。可以进步认定，第一个被制造出来的革命样板戏就是《红灯记》。被称为是思想上、艺术上的“一盏革命的红灯”，京剧革命化的样板。《红灯记》讲述的是一个“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的奇特家庭与日寇顽强斗争，最终完成情报传递任务的故事。
　　在《红灯记》中，地下革命是在阴森恐怖的气氛中进行的，但象征革命的红色号志灯仍次又一次如大力神一般穿透恐怖，发出夺目的猩红之光。在铁梅终于完成任务时，舞台的背景笼罩在红光普照的仪式之中——胜利是最为重要的。虽然这一胜利不过是尾光明的裙裾，但它的意义非同小可，它向人民昭示了革命的牺牲，但“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气概，暗示了牺牲的必须，并对最终的胜利做出了象征性的承诺和预言。
　　1927年11月13日，数万革命者参加了湖北黄麻起义，当地著名书法家吴兰阶兴致勃勃，挥毫疾书一幅对联：“痛恨绿林，假称白日青天，黑夜沉沉埋赤子；光复黄安，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这幅对联贴在县衙大门两旁。表示颜色的10个词巧妙地镶嵌入其中，独用红色象征革命部队。这体现了红色十月革命的辐射结果。
　　我们就可以发现，经典革命艺术的视域里，芸芸众生的各种职业，都在意识形态的烧造中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质地。时代是试剂，艰难险阻是试纸，最终构成了所有参与者的忠诚色谱。按照这个逻辑，如果说作为领导阶层的工人阶级是赤胆忠心的赤红，那么，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在忠诚度的试纸上，反应自然是参差不齐的。在他们当中，产业工人最为可靠，心最红，眼最明，立场最坚定，斗争最坚决，成为了色谱中最为标准的答案。因此，《红灯记》中的铁路巡道工身份的英雄李玉和，忠诚如同他手提的红灯，自然是革命的主语。
　　在这里，红灯不但具有向日葵一样的趋光效应，而且还具备储光的叙事功能。显然，这储备的能量，隐喻了延安的窑洞灯火——那是中国的阿拉丁神灯。红灯既有对革命理想的无限忠诚，更含有在困难时期将储备的革命能源放之四海的伟力。李玉和手里的号志灯虽小，但辐射出来的光束却是打通了内外，实现了个人、家庭、理想的三位一体，薪尽火传。
　　红灯的交接替代血缘的承继，成为革命代代相传的神圣仪式。这种对血缘亲情的有意疏远，最终形成了一个强化革命、弱化伦理亲情的意识形态氛围。离开了特殊语境，我们对这样的红灯谱系就很难评说，但红灯的谱系并不会因为革命红光的全方位占领，就失去了另外的意义。
　　我注意到一个事实，在《红灯记》朗照之前的历史中，还有一个深入人心的“亮词”，那就是红灯照。
　　红灯照也作红灯罩，是义和团运动中的女性武装组织之一。入会妇女统统穿红衣红裤，右手提红灯，左手持红折扇，年长的头梳高髻，年轻的绾成双丫髻。红灯照的大师姐林黑儿虽是妓女出身，却被称为“黄连圣母”，传说功法相当了得。入会妇女旦术成，持红折扇徐徐扇动，宛如螺旋桨工作，身体就能升高，在空中飞翔；这时她们右手的红灯指山立垮，指水立燃，其威力近似于俯冲轰炸机。
　　至于在道德罪行当中，人们往往把红色跟“淫欲”挂上钩。英国就把提供有偿性服务的城区叫做红灯区。我看到有的文章指出，英语里的红灯区(Red-Tight district)，是19世纪来自中国提供类似服务地区悬挂的红灯笼，不过证据并不确凿。另一个有趣的解释是，红灯区一词19世纪未在美国开始流行，后来传到英国。它在美国之所以流行，是因为铁路工人逛妓院的时候，把红色信号灯点亮留在妓院门外，红灯的光波较长、色彩活动较为剧烈，如果铁路调度急需找人，可以很容易找到他们。当然，我们不需要刻意去掉这个红灯的语境，去进行胡乱的联想，由此可见红灯的分身术，它不只是来世上拼命的。红灯高挂，彩旗飘飘，让主人愉悦，自己反而成了灯泡。
　　在我看来，红灯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里，往往是象征意义多于隐喻。也可以说象征高于隐喻，是隐喻的提升。象征比隐喻更为阔达、更为完美、更具有动人因子。隐喻则显得碎片化。在以上红灯象征当中，有道具的象征，有形象的象征，有色彩的象征，也有部分象征与整体象征等等。这几种象征各有侧重，有时宛如灯束交相辉映，但在权威话语当中，一切均为红灯的正义叙事所统摄，一切成为了红灯正义的蕾丝花边和泛光。
　　写到这里，我恍然觉得，我们忽略了红灯的原初意义。
　　19世纪初，在英国中部的约克城，红绿装分别代表女性的不同身份。其中着红装的女人表示“我已结婚”，而着绿装的女人则是“未婚者”。后来英国伦敦议会大厦前经常发生马车轧人的事故，人们受到红绿装启发，于1868年12月10日，第一个信号灯就在伦敦议会大厦的广场上诞生了，由当时英国机械师德·哈特设计、制造的灯柱高7米，身上挂着一盏红、绿两色的提灯——煤气交通信号灯，这是城市街道的第盏信号灯。在灯的脚下，一名手持长杆的警察随心所欲地牵动皮带转换灯光的颜色。后来在信号灯的中心装上煤气灯罩，它的前面有两块红、绿玻璃交替遮挡。不幸的是，只面世23天的煤气灯突然爆炸自灭，使一位正在值勤的警察也因此断送了性命，城市的交通信号灯被取缔了。直到1914年，在美国的克利夫兰市才率先恢复了红绿灯，不过这时已是“电气信号灯”，稍后交通信号灯又在纽约和芝加哥等城市大放光明。我们知道，铁路上的号志灯则有4种基本灯光：绿、黄、红、白，红色有代表着危险，警告你停下的意思。但李玉和自始至终只是孤注一掷地使用了红灯信号，他无视“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的灯语，强力修改了“红灯停”的灯光规律，使得革命的列车在红灯普照下畅行无碍。这是否就是艺术“来自生活、高于生活”的典型形象呢?李玉和从来没有摇动灯光，他高擎红灯的形象，不大像一名巡道工，倒是接近后来的爆破英雄董存瑞。所以，《红灯记》里的红灯，又是一个暴风眼。
　　与此不同的持灯形象，是自由女神铜像。女神脚上残留着被挣断了的锁链，象征暴政统治已被推翻，花岗岩构筑的神像基座上，镌刻着美国女诗人爱玛·拉扎罗丝的一首诗：
　　送给我
　　你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
　　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遗弃的可怜的人群你那无家可归饱经风波的人们
　　一齐送给我
　　我站在金门口
　　高举自由的灯火
　　在“持灯使者”的照映下，所有意识形态的灯光话语逐渐暗淡。在我看来，一个人一手持灯，一手护着火苗走入人群，当是人生最庄严的时刻。铭记施光者，就明白自己与自由之光的关系。这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
　　罗大佑《象征未来的主人翁》歌词写道：“象征命运的红绿灯，在红橙黄绿的世界里，你这未来的主人翁，在每一张陌生的面孔里，寻找儿时的光荣。”其实远不仅仅如此，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焚膏继晷的光，必将成为顶起旷达黑暗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