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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傍晚，我们摄制组在罗坪镇的拍摄终于结束了。这天晚上，在宾馆房间里，我在便携式编辑机里大致看了看素材。素材拍了大约十五个小时，做一个三十分钟的宣传片足够了。看着宽敞整齐的街道、崭新的高楼大厦、别墅式新村居民区、大型商城、休闲健身广场等等，我禁不住感叹罗坪这些年的变化太大了。自从省城到我老家桃城的高速公路开通后，我最少已有十六、七年没来过这里了。除了镇政府大院还在老地方，整个镇区再也找不到当年的一丝影子了。其中，罗永祥的商贸公司做得很大，当年位于镇政府以东大约三百米的“永祥饭店”，现在成了公司下属的“永祥大酒店”和“永祥毛衫厂”。罗永祥还像当年那样胖，只是白头发多了些。
永祥毛衫厂一位中年女工的画面，让我惊讶得差点儿从椅子里跳起来。那是一个大全景镜头，七八个女工围坐在一张棕色的长方形桌子旁，低着头，神情专注地在一堆粉红色的女士开襟毛衫上钉纽扣。其中一个中年女工白发苍苍，面容憔悴，皮肤黝黑，其余都是二十多岁的小姑娘。我觉得那个中年女工很像秋红。上个星期我回老家的时候，她又跑了，难道是跑到罗坪来了？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马上就被我否定了——这里离桃城二百多公里呢。可是，她太像秋红了，如果在老家看见她，我会毫不犹豫地叫出她的名字。我继续看素材。过了一会儿，那个念头像被摁在水里的葫芦，“噗噜”一声又冒上来了。前天上午，摄像师在那个车间拍摄的时候我接了个电话，没在意那个女工。我决定明天上午回省城之前，再去一趟毛衫厂。
星期六上午，那几个钉纽扣的小姑娘告诉我，那个阿姨叫秋红，家是桃城的，精神有些不正常。昨天早晨，她们宿舍的几个姐妹起床后就没看见她，她应该天没亮就走了。
罗永祥挺着大肚子，来毛衫厂例行巡查。在那个车间门口，他告诉我，大概有十年了，秋红每年都来罗坪两三次。每次都蓬头垢面，衣服脏得看不出颜色，浑身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光着脚，两脚血肉模糊，肩上斜挎着她当乘务员时用的那只包盖式绿色帆布小方包，在镇政府和毛衫厂之间的路段来回转悠。每次他都派人找到她，安排她到毛衫厂的女工宿舍住下，并给她买一些新衣服。她闲不住，总是主动找活干，有时候在酒店的厨房里洗菜、洗碗，有时候在毛衫厂钉纽扣。无论干什么，那只绿色帆布包都随身带着。那包又脏又破，深绿色变成了土黄色，包盖下面的“中国客运”几个字已模糊不清。一开始大家还以为包里装着什么好东西呢，她的室友帮她刷包的时候发现，里面只有一只塑料水杯、一卷卫生纸和一本书。那本书很脏很破，很多页码都有水渍和泥渍，书皮包着透明的塑料书套，书名好像是《冬天华尔兹》。不一定什么时候，她突然就走了。他曾派车沿着旧公路去找她，但没找到。听过路的短途大货车司机说，曾在路边看见一个眼神呆滞、衣衫不整的女人，披散着花白的头发，光着脚，从苹果园或红薯地里出来，肩上斜挎着一只脏乎乎的帆布包，沿着旧公路往西南方向走。也有好心的司机停下车问她去哪里，说可以捎她一段。她咧着嘴笑笑，直摇头。
“当年多好个女人，怎么变成这样了呢？”罗永祥不住地唉声叹气，眼圈都有些红了。
我没告诉罗永祥我和秋红是什么关系，只说那时候我经常坐她的车，所以对她印象很深。
周末的两天里，我在书房沙发里半躺半坐，半醒半睡，昏昏沉沉。每次干完一个大活，都得懒好几天，浑身像散了架，兩腿像灌了铅，脑子里像生了锈，一动都不愿动。在台历上补记周一到周五的日记，就花去了我一个上午的时间。手里捧着一本书，半天读不完一页，读完也忘得一干二净。
我脑子里满满的都是秋红。
她和我是一个村的，是我的小学和初中同班同学。从桃城一中初中毕业后，我继续在本校上高中，她当了长途汽车乘务员，隔一天跑一趟省城，今天去，明天回，周而复始。早晨六点多，我和同学在县城马路上跑步的时候，总能看见她骑着那辆“凤凰”自行车，驮着一个绿色的帆布旅行包，正从交通局家属院去汽车站。黑油油的长发利索地盘在脑后，上身穿一件紫色的乔其纱长褂，下身穿一件乳白色的涤纶长裤，脚穿一双白色的休闲牛皮鞋，浑圆的屁股在车座上一扭一扭的，在这个巴掌大的小县城，她漂亮得简直像个天仙。有一些男同学跟在她自行车后面，冲她吹口哨，她就扭头笑一笑。她看见我张着大嘴急喘的样子，就用左手的手背捂住嘴，冲我笑个不停。当我们跑到县城西关的公路上的时候，那辆长途汽车会从我们身边驶过。秋红坐在副驾驶座上，拉开车窗玻璃，探出半个身子，笑着向我们挥手，嘴里大声喊：“加油！加油！”
我在省城上大学期间，放假回家和开学返校都坐那辆车。大学毕业后，我在省城工作，我女朋友回桃城工作，我经常回去，坐那辆车就更多了。这几年秋红脸上渐渐脱去了稚气和青涩，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有成熟女人的风韵了。
省城在桃城的东北方向，与省城相距四百二十多公里，需行驶八个多小时，途经七个县城。那辆车每到一个县城都进站，甚至在集市和村口，也随时“招手停”。如果上来一个脏兮兮的老头，秋红也会亲热地叫他“大爷”，在车厢里给他找座位;如果上来一个面相凶恶、令人畏惧的“刺儿头”，秋红也会迎着他的眼睛，笑盈盈地问他去哪里，请他买票。车上那么多旅客，谁在哪里下车，秋红都记得清清楚楚。如果有人想占便宜，比如本来去省城，却买到去芦城的车票，那么车一过芦城，秋红就会斜挎着那只绿色帆布小方包，笑盈盈地走到那个人身边，请他补票。她在车厢里一走动，整个车厢里都弥漫着好闻的花露水和雪花膏的香气。
那几年我经常在车上遇见的熟悉面孔有四五张。有个拉广告的，是个瘦巴巴的中年人，近视镜片像啤酒瓶底子一样厚，习惯伸着脖子，看上去像在挨饿，正渴望吃一顿饱饭、喝一顿大酒;有个推销员，是个胖乎乎的中年人，硕大的棕色皮革背包里装满了太阳镜、电子手表、防风打火机，在车上向乘客们兜售，嗓门很高，唾沫星子乱溅。别人烦他，他也不在乎;《科学与生活》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刘刚大约三十岁，留着偏分头，戴一副黑色宽边塑料框变色近视镜，神情深沉，身材挺拔，喜欢穿米黄色的风衣和花格子衬衣，是整个车上最潇洒的男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有时候长时间望着窗外发呆。他每次都在康城上下车。 罗坪镇的永祥饭店是途中停车吃饭、上厕所的定点饭店。饭店旁边的大院子足有半个足球场大，能停二三十辆大客车。司机和乘务员都去包间里免费享用四菜一汤等美食;乘客们在大厅里胡乱地吃，只有几样简单的炒菜和花卷、油条等面食。我都是吃自己带的面包和火腿。老板罗永祥腰围最少三尺五，矮墩墩的，肚子上的肉像凉粉一样直颤，眼睛小得像用竹签子在白面馒头上扎了两下。有人问他的体重，他毫不避讳地说是二百三十斤。他一见秋红就笑眯眯的，脸上都找不到眼睛了。
乘客们吃完饭上车的时候，秋红站在车门口清点人数。我上去的时候，她会悄悄打开那个斜挎在肩上的绿色帆布小方包，变戏法似的从里面掏出一个茶鸡蛋、一个苹果或一块用塑料袋装着的把子肉，动作迅速地塞进我裤子口袋里。她并不看我，我也一声不吭。在那辆能坐四十多人的长途汽车上，谁也不会想到我和她还有那么亲近的关系。
2
我一直想找机会和秋红聊聊天，但她似乎没有和我交流的愿望。关于我女朋友，她从没问过一句。我每次回老家，都打听她的情况。她比我大两岁，已经是个老姑娘了，却一直没有男朋友。据说几年来亲戚们给她介绍的男朋友不下二十个，但她都看不上。其中包括她父亲的一个镇政府的老同事给她介绍的一个副县长的儿子，小伙子长得很帅，对方还承诺给她“农转非”，并安排正式工作。她当乘务员只是个临时工，工作很辛苦，收入也不高，却连副县长的儿子都看不上，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听说她父亲因为这事狠狠地打过她一顿。后来再也没有给她介绍男朋友的了。她一直住在县交通局家属院的姑姑家。当初姑父给她找这份工作的时候，以为她顶多干两三年就嫁人了，没想到一住就是十几年。姑姑一家对她早已没有了好脸色，她每次回去，都像小偷一样躲在自己房间里。
直到1996年，也就是她二十八岁那年国庆节，她终于结束了十二年的长途汽车乘务员生涯，嫁人了，嫁给了我们镇上卖驴肉的宋铁柱。“宋记驴肉”是我们镇上的老字号，据说清朝的县官都吃过。在我老家，“烧饼夹驴肉”是民间最奢侈的美食。我们村几乎所有人都买过“宋记驴肉”，其中秋红的父亲买得最多。我上初中期间去买过几次，那時候就认识宋铁柱。他好像没上过初中，早早地就帮他父亲宰驴，卖驴肉。他个头不高，脸很黑，厚嘴唇向外翻着，闷哧闷哧的不爱说话。他家的驴肉店在镇西头的公路南侧，再往西不到二百米就是树林子和庄稼地了。他家是二层小楼带一个院子，楼上住人，楼下卖驴肉。
后来我回老家的时候，去镇上买过几次驴肉。秋红像大饭店的厨师那样戴着白帽子，穿着白大褂，看上去很清爽。她见了我十分亲热，一口一个“二叔”，又是倒茶，又是搬椅子。我买了驴肉要走，她却留我坐一会儿，问我从桃城到省城路上的那些事。路上能有什么事，还和以前一样。我发现秋红结婚后一下子老了很多，眼角的鱼尾纹很深，皮肤也黑了松了。她的女儿很漂亮，瓷娃娃似的，在店里跑来跑去。店里比前些年干净、明亮多了。村里人去镇上赶集，下雨的时候去店里避雨，渴的时候去店里喝水，需要在集上转悠的时候就把自行车寄存在店门口;如果买驴肉，一律七折优惠。对于秋红嫁给宋铁柱，倒没有人说过什么刻薄的话。
宋铁柱这个人很老实。听说有一次过年的时候，他到老丈人家走亲戚，谁劝他喝酒他都喝，不一会儿就醉了，坐在板凳上耷拉着脑袋，脸紫得像猪肝。跌跌撞撞地上厕所，回屋的时候掉进了贮存红薯的地窨子里。他怕人看见，不好意思爬上来，竟然在里面蹲到天黑。后来，这个大老实人竟然迷上了赌博，把多年来辛辛苦苦攒下的几十万元输得一干二净。听说秋红因为这事多次和他打架，但他赌瘾太大，怎么都改不了。
秋红的女儿也很不争气。秋红早早地买了电脑，还联了网，是镇上最早的一批网民，闲下来的时候，她就坐在电脑前看书、听歌、浏览新闻。没想到女儿玩电脑染上了网瘾，竟然多次偷偷地见网友。初三上学期，她被邻县一个大她五六岁的网友弄大了肚子。秋红逼她堕胎，她不听，擅自辍了学，跑到那个网友家的个体酒厂里打工，再也不回来了。
十年前的中秋节前，秋红疯了。在我老家，中秋节是仅次于春节的隆重节日，嫁出去的姑娘要回娘家送月饼和烧鸡，这一礼俗叫“送节礼”。按照惯例，秋红不送烧鸡和月饼，而是送四五斤驴肉和二三十个松软的吊炉烧饼。往年她都在中秋节前早早地回娘家，可那年过了中秋节也没回去。村里有人去镇上赶集，才知道她疯了。她父亲骑自行车去镇上，看见她手里捏着一块白底蓝格手绢，正在店门口走来走去，嘴里用普通话念念有词，谁也听不清说的什么。头发忽然间白了一大半，长长地披散着，样子有点吓人。一大群人围着她看热闹。宋铁柱皱着眉头坐在柜台前，把两支烟接在一起，大口大口地抽。秋红的父亲近前打量了秋红一会儿，试探着问：“今天怎么不做生意了？”秋红嗔怪地瞪了他一眼，说：“你管得着吗？你是谁家的小孩？”
秋红差不多每个月都疯一两次。没疯的时候能说能笑，能进行日常的交流，完全像个正常人。不一定什么时候，正说着话，就开始胡言乱语。疯的时间长短没有规律，最短的时候小半天，其间在店门口甩着那块手绢走来走去，嘴里用普通话念念有词;最长的时候一个星期左右，其间会往外跑。有时候跑到县汽车站附近转悠，有时候跑到邻近村子的小工厂和小作坊，给人家做饭。每年总有两三次，她从外面回来的时候蓬头垢面，浑身的衣服脏得看不出颜色来，光着脚，两脚血淋淋的。肯定是去了远地方，但问她去哪里了，她不说。宋铁柱曾把她送到市里的精神病院治过两个月，但没有明显的效果。
十年了，“秋红又跑了”，这句话我们村里的人都听过、说过上百次了。
上星期我回老家，秋红又跑了。大概只有我知道她跑到了罗坪。
3
在昏昏沉沉中，我记起罗永祥提到的一个情节和时间：这十年来，秋红每年都去罗坪两三次，其中7月28日这天一定在罗坪。罗永祥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是毛衫厂的厂庆日，员工下午放假，晚上一起聚餐，很多员工在大街上都看见过秋红。罗永祥每次都派人找到她，领她去职工浴池洗澡，给她换上新衣服，请她参加聚餐。她很能吃，一顿饭能吃两个扒猪肘子、五个四喜丸子，喝六碗西红柿鸡蛋汤。那些女员工看着她眼前的猪骨头和空碗，都禁不住流眼泪。 我判断，秋红之所以每年的7月28日都去罗坪，是因为在某一年的这一天，在罗坪发生了对她来说很重要的事情。
7月28日，我琢磨着这个日子，隐约看见它在幽暗的记忆仓库里发着亮光。人到了一定岁数，在过往的上万个日子里，总有一些日子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难以忘记，就像长到了肉里一样。我的记性还不错，在辞职开公司之前，我做过二十年的电视记者和编导，二十年前采访过的很多人说过的很多话，以及当时的语气和表情等等，都能记得。我敢肯定，某一年的7月28日，我的生活中也发生了比较重要的事情。
如果秋红的7月28日和我的7月28日是同一年，那么似乎可以推断：那一年的这一天，我和秋红在罗坪共同经历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我决定找到那一天。我从上大学起，就养成了在台历上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即使出差去了外地，回来后也要补上。如果台历上有几页空白，我会觉得像借了别人的钱没还一样别扭。三十多本印有幽默笑话或生活百科常识的台历芯，被我用红色尼龙绳捆扎了起来，锁在书房的铁皮橱子里了。秋红当长途汽车乘务员十二年，其中1988年至1996年那九年里，我经常坐她那辆车。我只需找出那九本台历，分别翻到7月28日看一看。
不到五分钟就确认了，那天是1996年的7月28日。台历上那一页用圆珠笔写着以下文字：“从桃城回。因双合大桥被暴雨冲毁，夜宿罗坪永祥饭店。与《科学与生活》杂志社刘刚及两个农民工同屋。两个农民工在房间赤膊喝酒，划拳。在院子里独坐至11：30。月亮很好。”
我斜躺在沙发里，闭上眼睛，努力回忆那天的详细经历。渐渐地，整个过程和一些细节越来越清晰。那天阴天，很闷热。那辆车不知出了什么故障，开得有些慢。快到罗坪的时候，路边立着一个硕大的告示牌，大意是说：双合大桥的桥面被暴雨冲毁，公路部门正全力组织抢修，明天上午八点半准时通行。去省城必须经过双合大桥，只能在罗坪住下了。司机和秋红向乘客们通报了情况。车厢里骚动了一阵，一胖一瘦两个三十多岁的农民工骂了双合大桥几句。
永祥飯店的停车场里停了五六辆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简易的四层客房楼住满了滞留的乘客。司机和乘务员住一楼带卫生间的“豪华间”，乘客们住二至四楼的四人间。我和刘刚及那两个农民工住在二楼一个简陋的房间里，里面有四张窄小的单人铁床、一张油漆脱落的黑色长方形木桌、一台“熊猫”牌21英寸黑白电视机、一把暖瓶、四只茶杯，房顶正中挂着一台吊扇。那两个农民工动作麻利地占下了里面靠窗的两张床。
我在饭店大厅简单吃了点东西，去公共盥洗室用散发着变质猪油气味的劣质香皂洗了个澡。回到房间时，那两个农民工正隔着那张长方形木桌，面对面坐在各自的床头上，就着用塑料袋盛着的几样小菜，骂骂咧咧地喝酒。他们说，在这里耽搁一夜，少挣半天的钱，还得再搭上十块钱住店，真是太倒霉了。刘刚坐在门口的床沿上，皱着眉头大口大口地抽烟。他的头发湿得一绺一绺的，后背也湿了一大片，我隐约闻到了他身上的汗酸味。他冲我笑了笑，说真热啊。我也说了句真热啊。这是我们第一次搭讪。他递给我一支烟，问了我的工作单位，有些欣喜地说我们是半个同行，然后和我交换了名片。我就是从这时才知道他的名字和职业的。我想起桃城老乡赵丕胜也在那家杂志社工作，还和他聊了聊赵丕胜。
我想和刘刚一起出去走走，但他似乎没有这个意思，我就自己出去了，在院子角落的大杨树下的石凳上坐下来。天已经晴了，缺了一溜细边的月亮很亮，在云层中时隐时现。我脱下短袖T恤搭在肩膀上，阵阵凉风吹来，浑身舒服透了。我回房间的时候摁亮传呼机看了看时间，刚过十一点半。刘刚不在。那两个农民工还在喝酒，嗓门还是很高。楼上两三个房间隐约传来“啪啪”甩扑克牌的声音和嘈杂的叫嚷声。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听见门“吱呀”响了一声，同时闻到一股醉人的洗发露和沐浴露的香气。刘刚不知去哪儿了，这时才回来。
第二天早晨，滞留的乘客们都早早地起床、吃早饭。从罗坪到双合大桥大约需要半个小时，司机说八点准时发车。大家都聚在院子角落的十几棵大杨树下乘凉。秋红今天穿了一件嫩绿色的连衣裙，胳膊、腿显得更白嫩，脸色白里透红。所有人都夸她今天特别漂亮。罗永祥也挺着大肚子走过来，目光在秋红身上缠了一圈又一圈。有人问他怎么有空了，他说刚忙完，来看秋红，看一眼赚一眼，不看白不看。秋红手里拿着一只硕大的、红透了的西红柿，抛起来，接住，抛起来，接住，眼睛笑得弯弯的。
这么热的天，刘刚不在树阴下乘凉，却一个人在三十多米以外的一个石凳上坐着，仰着脸望天。我也仰脸望了望天，天空就像用水洗过一样，什么都没有。我看着刘刚，忍不住咧嘴笑了笑。这时，我听见秋红叫了一声“二叔”。二叔，是叫我吗？从小到大，她还从没这么叫过。在我愣神的一刹那，她手里的那只西红柿已向我的脸部飞来。我急忙伸手去接，把西红柿抓在手里的同时，里面的汁液也喷了我一脸。她笑弯了腰，急忙从斜挎在肩上的那个绿色帆布包里拿出一块手绢，过来帮我擦脸。我觉得她今天有点不对劲，忍不住大声呵斥了她一句：“秋红你干什么，吃错药了吗，你？！”
几个乘客疑惑地打量着我。秋红亲热地抓着我的胳膊，脑袋向我肩膀上靠了靠，对他们说：“他是我二叔。别看他年轻，葱小白（辈）大。”
我挣脱了她的手。她又调皮地问我：“二叔，听说二婶很漂亮，什么时候吃你们的喜糖呀？”
好几年了，现在她终于问我女朋友的情况了。我阴阳怪气地告诉她，“二婶”准备考省城一所大学的研究生，毕业留在省城工作，她一毕业我们就结婚。秋红嘟起嘴，说，还是上大学好，还是有文化好。我想起她父亲为她的婚事都快急死了，就小声劝她早点嫁人。她鼻子里笑了两声，说想嫁就嫁了，嫁谁都一样。我觉得这话没头没脑的，很想和她好好聊聊，但又怕她难为情。她要看我女朋友的照片，我说没带，她说你骗人，就撕扯我的背包。我打开包，把夹在一本书里的两张照片拿出来。她偏着身子凑近我看照片，我闻到她身上有一股醉人的洗发露和沐浴露的香气。 车开起来以后，秋红一下子安静下来了，望着窗外，脑袋一动都不动。那两个农民工从昨晚六点开始喝酒，一直喝到凌晨三点多，现在又就着一袋油炸花生米和几根火腿肠，喝第三瓶剩下的那大半瓶。喝完后，他们的脑袋往靠背上一歪，张着嘴呼呼大睡起来。车过芦城后大约十几公里，那个瘦子醒了，盯着窗外的路标看了看，推了推旁边的胖子，忽然大叫一声，停车！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司机急忙在路边停下车，并打开了车门。两个农民工扛着硕大的花里胡哨的编织袋子，往车门口走。司机和秋红向后扭着头，疑惑地看着他们。瘦子大声嚷，为什么不叫我们下车？司机问他们在哪里下车。瘦子说，芦城，我们在芦城盖大楼。司机问，刚才在芦城进站，你们为什么不下车？胖子眼珠子血红血红的，走路摇摇晃晃的，显然有些醉了，他指着秋红说，我们睡着了，她没叫我们。秋红的脸涨得通红，连声说对不起。瘦子龇牙咧嘴地说，对不起就完了？你把我们扔在半路上，算怎么回事？胖子说，这个卖票的太不称职了，哪里有下车的都不知道吗？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心想如果他们敢对秋红动粗，我会对他们不客气。刘刚向他们走过去，拍了拍他们的肩膀，有些讨好地说，乘务员没叫你们下车，是她不对;不过，你们明知道很快就下车了，也真不该喝那么多酒。瘦子说，这事就是她不对，我们可以睡着，但她应该叫我们。刘刚笑着问，你们想怎么着？胖子眼珠子一翻一翻的，咧嘴笑着说，这好办，再把我们送回芦城去。
乘客们骚动起来。司机从座位上走过来，赔着笑脸说，从这里到芦城的过路车十几分钟就有一趟，车票顶多两块钱。这样吧，每人赔你们十块钱，你们下车。胖子瞅着方向盘说，那不行，我们买票买到芦城，就得在芦城下车。刘刚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这样不大好吧，今天是星期一，大家都很忙。瘦子打量着刘刚，鄙夷地说，关你什么事，鸡抱鸭子闲操心！刘刚的声调也一下子高起来，说，关我什么事？你们耽误我赶路了！这时，胖子趁司机和秋红没留意，放下编织袋子，蹿到了驾驶座上。乘客们发出一阵惊叫。刘刚一个箭步跨过去，抓着胖子的衣领，像提溜小鸡一样把他拽起来，从车门扔了下去，又把他的编织袋子扔下去，然后把瘦子也推下车，对司机说，关门。
秋红从绿色帆布包里掏出两张十元的钞票，隔着车窗扔给胖子和瘦子。她扭过头，似乎要对刘刚说一声谢谢。刘刚已坐到座位上，一手托腮，扭头望着窗外。
司机疑惑地问秋红：“你今天怎么走神了？”
4
星期天晚上有个桃城老乡聚会。我因为太累，本想找理由推掉，但还是去了。我想见到赵丕胜，和他聊聊刘刚。我忽然对刘刚发生了兴趣。参加聚会的桃城老乡有三十多个，我特意和赵丕胜挨着坐。
在繁琐的敬酒程序的间隙，我和赵丕胜一直低着头小声嘀咕。他告诉我，刘刚最早是曹州地区艺术馆的创作员，很有才华，不到三十岁就出版过一本个人诗集《冬天华尔兹》。这个人表面上温和沉静，其实内心狂野，有些恃才傲物，在单位上不太好混。《科学与生活》创刊后，他撇家舍业，调到省城当编辑。这个杂志发行量不高，广告收入和工资也较低。北京好几家报社邀请他加盟，待遇高出好幾倍，但不知他为什么没去。编辑部有四五个编辑，但每次出刊，他这个编辑部主任都亲自跑印刷厂看校样。那时杂志由康城县印刷厂承印，他每月都往康城跑一趟。他的婚姻不太幸福，外面好像有情人。后来他老婆知道了，他才和情人分了手。之后他从杂志社辞了职，去北京发展。十年前的中秋节前的一天，他开车从北京去石家庄，路上被一辆刹车失灵的运煤车撞了，死得很惨，很多人在网上发文章悼念他。
赵丕胜说，他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过诗，那个年代喜欢诗的人太多了，但现在都不好意思谈诗了。
我脑子里有些乱。我的思维在秋红身上停住了，忽然想起她上初中的时候也很喜欢诗。她父亲是镇水利站站长，家里经济条件较好。她爱买课外书，而且都是诗集，有泰戈尔、普希金、海涅等世界著名诗人的，也有北岛、舒婷等中国当代著名诗人的。她上数学、物理课的时候偷偷看诗集，被老师没收过。她还加入了几个高年级同学发起的“兰蕙”诗社，课下经常和他们在操场的草坪上一起读诗。她是诗社里唯一的女生，每次参加活动都刻意打扮一番。我觉得这会影响她的学业，她很聪明，如果专心学习，将来考大学应该没问题。
从县城到我老家的村子大约十七华里。秋红有一辆八成新的“凤凰”自行车，但周末我从没想过蹭她的车回家。我爱好长跑，步行十七华里是小菜一碟。三年里只有五六次，她主动让我骑她的自行车驮着她回家、返校。记得那几次她脸色苍白，嘴唇没有一点血色，还不断催我骑快点。她在自行车后座上搂着我的腰，隔着短袖衬衣使劲掐我的肚皮;她另一只手里捧着一本诗集，不时用普通话念几句，记得有“家用的陶罐”“看不见的树液”等等。每次回家和返校，路上她都让我停下一次，她背着书包钻进路边的玉米地里，好一会儿才出来。
一个女生小便的时候不避讳男生，还掐男生的肚皮，那时我认为这是恋爱中的青年男女之间才有的一种特别的亲近。我心里有些兴奋，但更多的是别扭，因为按辈分她该叫我“二叔”。最后一次骑自行车驮她回学校的路上，我嗫嚅着劝她把精力放在学业上，不要再参加诗社的活动了。她沉默了一会儿，松开了掐着我肚皮的手，气鼓鼓地说：“你算我什么人，你管我干什么！”我蹬自行车的腿一下子没有了力气。从那以后，我们见了面都有些别扭。
她照旧喜欢诗。学校和班里组织各种文艺晚会，肯定有她的诗朗诵节目。现在我还记得，初三那年全校元旦晚会上，她朗诵过一首诗，先用英文，后用中文。用英文朗诵的时候，台下的同学大概听不太懂，都嘻嘻哈哈的;用中文朗诵的时候，上千人的大礼堂里忽然安静了下来，不少女同学听着听着就哭了。记得那首诗里有这样的句子：“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爱到痴迷，却不能说我爱你;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不能说我爱你，而是想你痛彻心脾，却只能深埋心底;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不能说我想你，而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鱼与飞鸟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却深潜海底。”
星期五傍晚，我们摄制组在罗坪镇的拍摄终于结束了。这天晚上，在宾馆房间里，我在便携式编辑机里大致看了看素材。素材拍了大约十五个小时，做一个三十分钟的宣传片足够了。看着宽敞整齐的街道、崭新的高楼大厦、别墅式新村居民区、大型商城、休闲健身广场等等，我禁不住感叹罗坪这些年的变化太大了。自从省城到我老家桃城的高速公路开通后，我最少已有十六、七年没来过这里了。除了镇政府大院还在老地方，整个镇区再也找不到当年的一丝影子了。其中，罗永祥的商贸公司做得很大，当年位于镇政府以东大约三百米的“永祥饭店”，现在成了公司下属的“永祥大酒店”和“永祥毛衫厂”。罗永祥还像当年那样胖，只是白头发多了些。
永祥毛衫厂一位中年女工的画面，让我惊讶得差点儿从椅子里跳起来。那是一个大全景镜头，七八个女工围坐在一张棕色的长方形桌子旁，低着头，神情专注地在一堆粉红色的女士开襟毛衫上钉纽扣。其中一个中年女工白发苍苍，面容憔悴，皮肤黝黑，其余都是二十多岁的小姑娘。我觉得那个中年女工很像秋红。上个星期我回老家的时候，她又跑了，难道是跑到罗坪来了？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马上就被我否定了——这里离桃城二百多公里呢。可是，她太像秋红了，如果在老家看见她，我会毫不犹豫地叫出她的名字。我继续看素材。过了一会儿，那个念头像被摁在水里的葫芦，“噗噜”一声又冒上来了。前天上午，摄像师在那个车间拍摄的时候我接了个电话，没在意那个女工。我决定明天上午回省城之前，再去一趟毛衫厂。
星期六上午，那几个钉纽扣的小姑娘告诉我，那个阿姨叫秋红，家是桃城的，精神有些不正常。昨天早晨，她们宿舍的几个姐妹起床后就没看见她，她应该天没亮就走了。
罗永祥挺着大肚子，来毛衫厂例行巡查。在那个车间门口，他告诉我，大概有十年了，秋红每年都来罗坪两三次。每次都蓬头垢面，衣服脏得看不出颜色，浑身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光着脚，两脚血肉模糊，肩上斜挎着她当乘务员时用的那只包盖式绿色帆布小方包，在镇政府和毛衫厂之间的路段来回转悠。每次他都派人找到她，安排她到毛衫厂的女工宿舍住下，并给她买一些新衣服。她闲不住，总是主动找活干，有时候在酒店的厨房里洗菜、洗碗，有时候在毛衫厂钉纽扣。无论干什么，那只绿色帆布包都随身带着。那包又脏又破，深绿色变成了土黄色，包盖下面的“中国客运”几个字已模糊不清。一开始大家还以为包里装着什么好东西呢，她的室友帮她刷包的时候发现，里面只有一只塑料水杯、一卷卫生纸和一本书。那本书很脏很破，很多页码都有水渍和泥渍，书皮包着透明的塑料书套，书名好像是《冬天华尔兹》。不一定什么时候，她突然就走了。他曾派车沿着旧公路去找她，但没找到。听过路的短途大货车司机说，曾在路边看见一个眼神呆滞、衣衫不整的女人，披散着花白的头发，光着脚，从苹果园或红薯地里出来，肩上斜挎着一只脏乎乎的帆布包，沿着旧公路往西南方向走。也有好心的司机停下车问她去哪里，说可以捎她一段。她咧着嘴笑笑，直摇头。
“当年多好个女人，怎么变成这样了呢？”罗永祥不住地唉声叹气，眼圈都有些红了。
我没告诉罗永祥我和秋红是什么关系，只说那时候我经常坐她的车，所以对她印象很深。
周末的两天里，我在书房沙发里半躺半坐，半醒半睡，昏昏沉沉。每次干完一个大活，都得懒好几天，浑身像散了架，兩腿像灌了铅，脑子里像生了锈，一动都不愿动。在台历上补记周一到周五的日记，就花去了我一个上午的时间。手里捧着一本书，半天读不完一页，读完也忘得一干二净。
我脑子里满满的都是秋红。
她和我是一个村的，是我的小学和初中同班同学。从桃城一中初中毕业后，我继续在本校上高中，她当了长途汽车乘务员，隔一天跑一趟省城，今天去，明天回，周而复始。早晨六点多，我和同学在县城马路上跑步的时候，总能看见她骑着那辆“凤凰”自行车，驮着一个绿色的帆布旅行包，正从交通局家属院去汽车站。黑油油的长发利索地盘在脑后，上身穿一件紫色的乔其纱长褂，下身穿一件乳白色的涤纶长裤，脚穿一双白色的休闲牛皮鞋，浑圆的屁股在车座上一扭一扭的，在这个巴掌大的小县城，她漂亮得简直像个天仙。有一些男同学跟在她自行车后面，冲她吹口哨，她就扭头笑一笑。她看见我张着大嘴急喘的样子，就用左手的手背捂住嘴，冲我笑个不停。当我们跑到县城西关的公路上的时候，那辆长途汽车会从我们身边驶过。秋红坐在副驾驶座上，拉开车窗玻璃，探出半个身子，笑着向我们挥手，嘴里大声喊：“加油！加油！”
我在省城上大学期间，放假回家和开学返校都坐那辆车。大学毕业后，我在省城工作，我女朋友回桃城工作，我经常回去，坐那辆车就更多了。这几年秋红脸上渐渐脱去了稚气和青涩，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有成熟女人的风韵了。
省城在桃城的东北方向，与省城相距四百二十多公里，需行驶八个多小时，途经七个县城。那辆车每到一个县城都进站，甚至在集市和村口，也随时“招手停”。如果上来一个脏兮兮的老头，秋红也会亲热地叫他“大爷”，在车厢里给他找座位;如果上来一个面相凶恶、令人畏惧的“刺儿头”，秋红也会迎着他的眼睛，笑盈盈地问他去哪里，请他买票。车上那么多旅客，谁在哪里下车，秋红都记得清清楚楚。如果有人想占便宜，比如本来去省城，却买到去芦城的车票，那么车一过芦城，秋红就会斜挎着那只绿色帆布小方包，笑盈盈地走到那个人身边，请他补票。她在车厢里一走动，整个车厢里都弥漫着好闻的花露水和雪花膏的香气。
那几年我经常在车上遇见的熟悉面孔有四五张。有个拉广告的，是个瘦巴巴的中年人，近视镜片像啤酒瓶底子一样厚，习惯伸着脖子，看上去像在挨饿，正渴望吃一顿饱饭、喝一顿大酒;有个推销员，是个胖乎乎的中年人，硕大的棕色皮革背包里装满了太阳镜、电子手表、防风打火机，在车上向乘客们兜售，嗓门很高，唾沫星子乱溅。别人烦他，他也不在乎;《科学与生活》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刘刚大约三十岁，留着偏分头，戴一副黑色宽边塑料框变色近视镜，神情深沉，身材挺拔，喜欢穿米黄色的风衣和花格子衬衣，是整个车上最潇洒的男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有时候长时间望着窗外发呆。他每次都在康城上下车。 罗坪镇的永祥饭店是途中停车吃饭、上厕所的定点饭店。饭店旁边的大院子足有半个足球场大，能停二三十辆大客车。司机和乘务员都去包间里免费享用四菜一汤等美食;乘客们在大厅里胡乱地吃，只有几样简单的炒菜和花卷、油条等面食。我都是吃自己带的面包和火腿。老板罗永祥腰围最少三尺五，矮墩墩的，肚子上的肉像凉粉一样直颤，眼睛小得像用竹签子在白面馒头上扎了两下。有人问他的体重，他毫不避讳地说是二百三十斤。他一见秋红就笑眯眯的，脸上都找不到眼睛了。
乘客们吃完饭上车的时候，秋红站在车门口清点人数。我上去的时候，她会悄悄打开那个斜挎在肩上的绿色帆布小方包，变戏法似的从里面掏出一个茶鸡蛋、一个苹果或一块用塑料袋装着的把子肉，动作迅速地塞进我裤子口袋里。她并不看我，我也一声不吭。在那辆能坐四十多人的长途汽车上，谁也不会想到我和她还有那么亲近的关系。
2
我一直想找机会和秋红聊聊天，但她似乎没有和我交流的愿望。关于我女朋友，她从没问过一句。我每次回老家，都打听她的情况。她比我大两岁，已经是个老姑娘了，却一直没有男朋友。据说几年来亲戚们给她介绍的男朋友不下二十个，但她都看不上。其中包括她父亲的一个镇政府的老同事给她介绍的一个副县长的儿子，小伙子长得很帅，对方还承诺给她“农转非”，并安排正式工作。她当乘务员只是个临时工，工作很辛苦，收入也不高，却连副县长的儿子都看不上，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听说她父亲因为这事狠狠地打过她一顿。后来再也没有给她介绍男朋友的了。她一直住在县交通局家属院的姑姑家。当初姑父给她找这份工作的时候，以为她顶多干两三年就嫁人了，没想到一住就是十几年。姑姑一家对她早已没有了好脸色，她每次回去，都像小偷一样躲在自己房间里。
直到1996年，也就是她二十八岁那年国庆节，她终于结束了十二年的长途汽车乘务员生涯，嫁人了，嫁给了我们镇上卖驴肉的宋铁柱。“宋记驴肉”是我们镇上的老字号，据说清朝的县官都吃过。在我老家，“烧饼夹驴肉”是民间最奢侈的美食。我们村几乎所有人都买过“宋记驴肉”，其中秋红的父亲买得最多。我上初中期间去买过几次，那時候就认识宋铁柱。他好像没上过初中，早早地就帮他父亲宰驴，卖驴肉。他个头不高，脸很黑，厚嘴唇向外翻着，闷哧闷哧的不爱说话。他家的驴肉店在镇西头的公路南侧，再往西不到二百米就是树林子和庄稼地了。他家是二层小楼带一个院子，楼上住人，楼下卖驴肉。
后来我回老家的时候，去镇上买过几次驴肉。秋红像大饭店的厨师那样戴着白帽子，穿着白大褂，看上去很清爽。她见了我十分亲热，一口一个“二叔”，又是倒茶，又是搬椅子。我买了驴肉要走，她却留我坐一会儿，问我从桃城到省城路上的那些事。路上能有什么事，还和以前一样。我发现秋红结婚后一下子老了很多，眼角的鱼尾纹很深，皮肤也黑了松了。她的女儿很漂亮，瓷娃娃似的，在店里跑来跑去。店里比前些年干净、明亮多了。村里人去镇上赶集，下雨的时候去店里避雨，渴的时候去店里喝水，需要在集上转悠的时候就把自行车寄存在店门口;如果买驴肉，一律七折优惠。对于秋红嫁给宋铁柱，倒没有人说过什么刻薄的话。
宋铁柱这个人很老实。听说有一次过年的时候，他到老丈人家走亲戚，谁劝他喝酒他都喝，不一会儿就醉了，坐在板凳上耷拉着脑袋，脸紫得像猪肝。跌跌撞撞地上厕所，回屋的时候掉进了贮存红薯的地窨子里。他怕人看见，不好意思爬上来，竟然在里面蹲到天黑。后来，这个大老实人竟然迷上了赌博，把多年来辛辛苦苦攒下的几十万元输得一干二净。听说秋红因为这事多次和他打架，但他赌瘾太大，怎么都改不了。
秋红的女儿也很不争气。秋红早早地买了电脑，还联了网，是镇上最早的一批网民，闲下来的时候，她就坐在电脑前看书、听歌、浏览新闻。没想到女儿玩电脑染上了网瘾，竟然多次偷偷地见网友。初三上学期，她被邻县一个大她五六岁的网友弄大了肚子。秋红逼她堕胎，她不听，擅自辍了学，跑到那个网友家的个体酒厂里打工，再也不回来了。
十年前的中秋节前，秋红疯了。在我老家，中秋节是仅次于春节的隆重节日，嫁出去的姑娘要回娘家送月饼和烧鸡，这一礼俗叫“送节礼”。按照惯例，秋红不送烧鸡和月饼，而是送四五斤驴肉和二三十个松软的吊炉烧饼。往年她都在中秋节前早早地回娘家，可那年过了中秋节也没回去。村里有人去镇上赶集，才知道她疯了。她父亲骑自行车去镇上，看见她手里捏着一块白底蓝格手绢，正在店门口走来走去，嘴里用普通话念念有词，谁也听不清说的什么。头发忽然间白了一大半，长长地披散着，样子有点吓人。一大群人围着她看热闹。宋铁柱皱着眉头坐在柜台前，把两支烟接在一起，大口大口地抽。秋红的父亲近前打量了秋红一会儿，试探着问：“今天怎么不做生意了？”秋红嗔怪地瞪了他一眼，说：“你管得着吗？你是谁家的小孩？”
秋红差不多每个月都疯一两次。没疯的时候能说能笑，能进行日常的交流，完全像个正常人。不一定什么时候，正说着话，就开始胡言乱语。疯的时间长短没有规律，最短的时候小半天，其间在店门口甩着那块手绢走来走去，嘴里用普通话念念有词;最长的时候一个星期左右，其间会往外跑。有时候跑到县汽车站附近转悠，有时候跑到邻近村子的小工厂和小作坊，给人家做饭。每年总有两三次，她从外面回来的时候蓬头垢面，浑身的衣服脏得看不出颜色来，光着脚，两脚血淋淋的。肯定是去了远地方，但问她去哪里了，她不说。宋铁柱曾把她送到市里的精神病院治过两个月，但没有明显的效果。
十年了，“秋红又跑了”，这句话我们村里的人都听过、说过上百次了。
上星期我回老家，秋红又跑了。大概只有我知道她跑到了罗坪。
3
在昏昏沉沉中，我记起罗永祥提到的一个情节和时间：这十年来，秋红每年都去罗坪两三次，其中7月28日这天一定在罗坪。罗永祥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是毛衫厂的厂庆日，员工下午放假，晚上一起聚餐，很多员工在大街上都看见过秋红。罗永祥每次都派人找到她，领她去职工浴池洗澡，给她换上新衣服，请她参加聚餐。她很能吃，一顿饭能吃两个扒猪肘子、五个四喜丸子，喝六碗西红柿鸡蛋汤。那些女员工看着她眼前的猪骨头和空碗，都禁不住流眼泪。 我判断，秋红之所以每年的7月28日都去罗坪，是因为在某一年的这一天，在罗坪发生了对她来说很重要的事情。
7月28日，我琢磨着这个日子，隐约看见它在幽暗的记忆仓库里发着亮光。人到了一定岁数，在过往的上万个日子里，总有一些日子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难以忘记，就像长到了肉里一样。我的记性还不错，在辞职开公司之前，我做过二十年的电视记者和编导，二十年前采访过的很多人说过的很多话，以及当时的语气和表情等等，都能记得。我敢肯定，某一年的7月28日，我的生活中也发生了比较重要的事情。
如果秋红的7月28日和我的7月28日是同一年，那么似乎可以推断：那一年的这一天，我和秋红在罗坪共同经历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我决定找到那一天。我从上大学起，就养成了在台历上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即使出差去了外地，回来后也要补上。如果台历上有几页空白，我会觉得像借了别人的钱没还一样别扭。三十多本印有幽默笑话或生活百科常识的台历芯，被我用红色尼龙绳捆扎了起来，锁在书房的铁皮橱子里了。秋红当长途汽车乘务员十二年，其中1988年至1996年那九年里，我经常坐她那辆车。我只需找出那九本台历，分别翻到7月28日看一看。
不到五分钟就确认了，那天是1996年的7月28日。台历上那一页用圆珠笔写着以下文字：“从桃城回。因双合大桥被暴雨冲毁，夜宿罗坪永祥饭店。与《科学与生活》杂志社刘刚及两个农民工同屋。两个农民工在房间赤膊喝酒，划拳。在院子里独坐至11：30。月亮很好。”
我斜躺在沙发里，闭上眼睛，努力回忆那天的详细经历。渐渐地，整个过程和一些细节越来越清晰。那天阴天，很闷热。那辆车不知出了什么故障，开得有些慢。快到罗坪的时候，路边立着一个硕大的告示牌，大意是说：双合大桥的桥面被暴雨冲毁，公路部门正全力组织抢修，明天上午八点半准时通行。去省城必须经过双合大桥，只能在罗坪住下了。司机和秋红向乘客们通报了情况。车厢里骚动了一阵，一胖一瘦两个三十多岁的农民工骂了双合大桥几句。
永祥飯店的停车场里停了五六辆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简易的四层客房楼住满了滞留的乘客。司机和乘务员住一楼带卫生间的“豪华间”，乘客们住二至四楼的四人间。我和刘刚及那两个农民工住在二楼一个简陋的房间里，里面有四张窄小的单人铁床、一张油漆脱落的黑色长方形木桌、一台“熊猫”牌21英寸黑白电视机、一把暖瓶、四只茶杯，房顶正中挂着一台吊扇。那两个农民工动作麻利地占下了里面靠窗的两张床。
我在饭店大厅简单吃了点东西，去公共盥洗室用散发着变质猪油气味的劣质香皂洗了个澡。回到房间时，那两个农民工正隔着那张长方形木桌，面对面坐在各自的床头上，就着用塑料袋盛着的几样小菜，骂骂咧咧地喝酒。他们说，在这里耽搁一夜，少挣半天的钱，还得再搭上十块钱住店，真是太倒霉了。刘刚坐在门口的床沿上，皱着眉头大口大口地抽烟。他的头发湿得一绺一绺的，后背也湿了一大片，我隐约闻到了他身上的汗酸味。他冲我笑了笑，说真热啊。我也说了句真热啊。这是我们第一次搭讪。他递给我一支烟，问了我的工作单位，有些欣喜地说我们是半个同行，然后和我交换了名片。我就是从这时才知道他的名字和职业的。我想起桃城老乡赵丕胜也在那家杂志社工作，还和他聊了聊赵丕胜。
我想和刘刚一起出去走走，但他似乎没有这个意思，我就自己出去了，在院子角落的大杨树下的石凳上坐下来。天已经晴了，缺了一溜细边的月亮很亮，在云层中时隐时现。我脱下短袖T恤搭在肩膀上，阵阵凉风吹来，浑身舒服透了。我回房间的时候摁亮传呼机看了看时间，刚过十一点半。刘刚不在。那两个农民工还在喝酒，嗓门还是很高。楼上两三个房间隐约传来“啪啪”甩扑克牌的声音和嘈杂的叫嚷声。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听见门“吱呀”响了一声，同时闻到一股醉人的洗发露和沐浴露的香气。刘刚不知去哪儿了，这时才回来。
第二天早晨，滞留的乘客们都早早地起床、吃早饭。从罗坪到双合大桥大约需要半个小时，司机说八点准时发车。大家都聚在院子角落的十几棵大杨树下乘凉。秋红今天穿了一件嫩绿色的连衣裙，胳膊、腿显得更白嫩，脸色白里透红。所有人都夸她今天特别漂亮。罗永祥也挺着大肚子走过来，目光在秋红身上缠了一圈又一圈。有人问他怎么有空了，他说刚忙完，来看秋红，看一眼赚一眼，不看白不看。秋红手里拿着一只硕大的、红透了的西红柿，抛起来，接住，抛起来，接住，眼睛笑得弯弯的。
这么热的天，刘刚不在树阴下乘凉，却一个人在三十多米以外的一个石凳上坐着，仰着脸望天。我也仰脸望了望天，天空就像用水洗过一样，什么都没有。我看着刘刚，忍不住咧嘴笑了笑。这时，我听见秋红叫了一声“二叔”。二叔，是叫我吗？从小到大，她还从没这么叫过。在我愣神的一刹那，她手里的那只西红柿已向我的脸部飞来。我急忙伸手去接，把西红柿抓在手里的同时，里面的汁液也喷了我一脸。她笑弯了腰，急忙从斜挎在肩上的那个绿色帆布包里拿出一块手绢，过来帮我擦脸。我觉得她今天有点不对劲，忍不住大声呵斥了她一句：“秋红你干什么，吃错药了吗，你？！”
几个乘客疑惑地打量着我。秋红亲热地抓着我的胳膊，脑袋向我肩膀上靠了靠，对他们说：“他是我二叔。别看他年轻，葱小白（辈）大。”
我挣脱了她的手。她又调皮地问我：“二叔，听说二婶很漂亮，什么时候吃你们的喜糖呀？”
好几年了，现在她终于问我女朋友的情况了。我阴阳怪气地告诉她，“二婶”准备考省城一所大学的研究生，毕业留在省城工作，她一毕业我们就结婚。秋红嘟起嘴，说，还是上大学好，还是有文化好。我想起她父亲为她的婚事都快急死了，就小声劝她早点嫁人。她鼻子里笑了两声，说想嫁就嫁了，嫁谁都一样。我觉得这话没头没脑的，很想和她好好聊聊，但又怕她难为情。她要看我女朋友的照片，我说没带，她说你骗人，就撕扯我的背包。我打开包，把夹在一本书里的两张照片拿出来。她偏着身子凑近我看照片，我闻到她身上有一股醉人的洗发露和沐浴露的香气。 车开起来以后，秋红一下子安静下来了，望着窗外，脑袋一动都不动。那两个农民工从昨晚六点开始喝酒，一直喝到凌晨三点多，现在又就着一袋油炸花生米和几根火腿肠，喝第三瓶剩下的那大半瓶。喝完后，他们的脑袋往靠背上一歪，张着嘴呼呼大睡起来。车过芦城后大约十几公里，那个瘦子醒了，盯着窗外的路标看了看，推了推旁边的胖子，忽然大叫一声，停车！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司机急忙在路边停下车，并打开了车门。两个农民工扛着硕大的花里胡哨的编织袋子，往车门口走。司机和秋红向后扭着头，疑惑地看着他们。瘦子大声嚷，为什么不叫我们下车？司机问他们在哪里下车。瘦子说，芦城，我们在芦城盖大楼。司机问，刚才在芦城进站，你们为什么不下车？胖子眼珠子血红血红的，走路摇摇晃晃的，显然有些醉了，他指着秋红说，我们睡着了，她没叫我们。秋红的脸涨得通红，连声说对不起。瘦子龇牙咧嘴地说，对不起就完了？你把我们扔在半路上，算怎么回事？胖子说，这个卖票的太不称职了，哪里有下车的都不知道吗？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心想如果他们敢对秋红动粗，我会对他们不客气。刘刚向他们走过去，拍了拍他们的肩膀，有些讨好地说，乘务员没叫你们下车，是她不对;不过，你们明知道很快就下车了，也真不该喝那么多酒。瘦子说，这事就是她不对，我们可以睡着，但她应该叫我们。刘刚笑着问，你们想怎么着？胖子眼珠子一翻一翻的，咧嘴笑着说，这好办，再把我们送回芦城去。
乘客们骚动起来。司机从座位上走过来，赔着笑脸说，从这里到芦城的过路车十几分钟就有一趟，车票顶多两块钱。这样吧，每人赔你们十块钱，你们下车。胖子瞅着方向盘说，那不行，我们买票买到芦城，就得在芦城下车。刘刚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这样不大好吧，今天是星期一，大家都很忙。瘦子打量着刘刚，鄙夷地说，关你什么事，鸡抱鸭子闲操心！刘刚的声调也一下子高起来，说，关我什么事？你们耽误我赶路了！这时，胖子趁司机和秋红没留意，放下编织袋子，蹿到了驾驶座上。乘客们发出一阵惊叫。刘刚一个箭步跨过去，抓着胖子的衣领，像提溜小鸡一样把他拽起来，从车门扔了下去，又把他的编织袋子扔下去，然后把瘦子也推下车，对司机说，关门。
秋红从绿色帆布包里掏出两张十元的钞票，隔着车窗扔给胖子和瘦子。她扭过头，似乎要对刘刚说一声谢谢。刘刚已坐到座位上，一手托腮，扭头望着窗外。
司机疑惑地问秋红：“你今天怎么走神了？”
4
星期天晚上有个桃城老乡聚会。我因为太累，本想找理由推掉，但还是去了。我想见到赵丕胜，和他聊聊刘刚。我忽然对刘刚发生了兴趣。参加聚会的桃城老乡有三十多个，我特意和赵丕胜挨着坐。
在繁琐的敬酒程序的间隙，我和赵丕胜一直低着头小声嘀咕。他告诉我，刘刚最早是曹州地区艺术馆的创作员，很有才华，不到三十岁就出版过一本个人诗集《冬天华尔兹》。这个人表面上温和沉静，其实内心狂野，有些恃才傲物，在单位上不太好混。《科学与生活》创刊后，他撇家舍业，调到省城当编辑。这个杂志发行量不高，广告收入和工资也较低。北京好几家报社邀请他加盟，待遇高出好幾倍，但不知他为什么没去。编辑部有四五个编辑，但每次出刊，他这个编辑部主任都亲自跑印刷厂看校样。那时杂志由康城县印刷厂承印，他每月都往康城跑一趟。他的婚姻不太幸福，外面好像有情人。后来他老婆知道了，他才和情人分了手。之后他从杂志社辞了职，去北京发展。十年前的中秋节前的一天，他开车从北京去石家庄，路上被一辆刹车失灵的运煤车撞了，死得很惨，很多人在网上发文章悼念他。
赵丕胜说，他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过诗，那个年代喜欢诗的人太多了，但现在都不好意思谈诗了。
我脑子里有些乱。我的思维在秋红身上停住了，忽然想起她上初中的时候也很喜欢诗。她父亲是镇水利站站长，家里经济条件较好。她爱买课外书，而且都是诗集，有泰戈尔、普希金、海涅等世界著名诗人的，也有北岛、舒婷等中国当代著名诗人的。她上数学、物理课的时候偷偷看诗集，被老师没收过。她还加入了几个高年级同学发起的“兰蕙”诗社，课下经常和他们在操场的草坪上一起读诗。她是诗社里唯一的女生，每次参加活动都刻意打扮一番。我觉得这会影响她的学业，她很聪明，如果专心学习，将来考大学应该没问题。
从县城到我老家的村子大约十七华里。秋红有一辆八成新的“凤凰”自行车，但周末我从没想过蹭她的车回家。我爱好长跑，步行十七华里是小菜一碟。三年里只有五六次，她主动让我骑她的自行车驮着她回家、返校。记得那几次她脸色苍白，嘴唇没有一点血色，还不断催我骑快点。她在自行车后座上搂着我的腰，隔着短袖衬衣使劲掐我的肚皮;她另一只手里捧着一本诗集，不时用普通话念几句，记得有“家用的陶罐”“看不见的树液”等等。每次回家和返校，路上她都让我停下一次，她背着书包钻进路边的玉米地里，好一会儿才出来。
一个女生小便的时候不避讳男生，还掐男生的肚皮，那时我认为这是恋爱中的青年男女之间才有的一种特别的亲近。我心里有些兴奋，但更多的是别扭，因为按辈分她该叫我“二叔”。最后一次骑自行车驮她回学校的路上，我嗫嚅着劝她把精力放在学业上，不要再参加诗社的活动了。她沉默了一会儿，松开了掐着我肚皮的手，气鼓鼓地说：“你算我什么人，你管我干什么！”我蹬自行车的腿一下子没有了力气。从那以后，我们见了面都有些别扭。
她照旧喜欢诗。学校和班里组织各种文艺晚会，肯定有她的诗朗诵节目。现在我还记得，初三那年全校元旦晚会上，她朗诵过一首诗，先用英文，后用中文。用英文朗诵的时候，台下的同学大概听不太懂，都嘻嘻哈哈的;用中文朗诵的时候，上千人的大礼堂里忽然安静了下来，不少女同学听着听着就哭了。记得那首诗里有这样的句子：“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爱到痴迷，却不能说我爱你;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不能说我爱你，而是想你痛彻心脾，却只能深埋心底;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不能说我想你，而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鱼与飞鸟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却深潜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