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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教育国际化的宏观背景下，国际教育已经成为被当今各国教育领域重视的重大举措。近十年来，大量中国内地学生选择澳大利亚为留学目的国的热潮出现，这一社会现象背后是中国境内的留学推力因素及澳大利亚境内政策、文化等维度下的多种拉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当下我国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的时代，澳大利亚国际教育的成功经验有利于加强中国作为新兴教育输出国对于国际留学生的吸引力，并有助于提升对留学生的管理和服务质量。
关键词：澳大利亚；推拉理论；学生；留学
二十一世纪，随着学生国际流动的加速，中国的留学规模迅猛扩张，十余年间留学人数增长了十倍，成为全球最大的教育输入国，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输送了大量留学生。在对中国留学市场的争夺中，作为新兴教育输出国的澳大利亚尽管起步较晚，却在不到三十年时间，成为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地。[1]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维度、多层次的，但就外部原因而言， 中国境内政策、经济及教育等推力因素在激发学生出国留学意愿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来自澳大利亚的拉力因素在引导有留学意愿的学生选择目的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二者的相互作用既保障了澳大利亚留学市场的蓬勃发展，也使中国学生获得了更多的境外高等教育资源。
一、 中国学生赴澳大利亚留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
上世纪90年代，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澳大利亚政府积极调整国际教育政策，大力推进国际教育市场化进程，卓有成效。当前，该国拥有国际学生的数量仅次于美英两国，位列全球第三，获得“成长最快的教育出口国”的美称。国际教育的发展不仅缓解了澳大利亚大学的招生压力，而且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2011年国际学生为澳大利亚经济贡献近38亿澳元，其中中国留学生贡献过半。[2]
据官方网站数据显示（见图1），澳大利亚注册的国际学生数量从2000年的不到15万增长到2009年的63万余人，尽管之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学生人数经历了近三十年来的首次大幅回落， 然而近几年在政府采取的系列挽救措施的引导下，留学市场逐步走出低谷。截止2013年底，国际学生入学总人数止跌反弹，达52万余人，增长2.6%。在留学层次方面，澳大利亚近半数的留学生分布于高等教育领域，基础教育阶段的留学生数量最少，短期访学人数近年来保持相对稳定，低迷市场对高等教育领域的留学人数的影响远不如其他领域明显。
澳大利亚国际学生主要来自亚洲，中国是最主要的生源国。2013年，在澳学习中国学生人数超过15万人，约为十年前的三倍，占澳国际学生总数的近30%，而该比例在高等教育领域高达40%，在澳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约66%的人就读于大学。总体而言，近些年赴澳中国学生总数继续平稳上升，其中攻读研究生的人数比例下降，就读本科的学生比例增长迅速，留学低龄化趋势明显。同期我国留学生却掀起了回国热潮。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统计，2000年到2013年留学归国人员（也称海归）数量持续大幅度增长，2013年出国人员为41.39万人，归国人数为35.35万人，较前一年增长29.53%。[3]随着海外文凭稀缺性降低，学成归国人员就业状况不容乐观，与本土同层次大学毕业生相比，归国人员就业机会和薪水几乎相近，相对于高成本的投入，国际高等教育收益并不可观。可见，仅从经济角度难以解释中国学生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狂热需求的原因。因此，下文将借用国际学生流动的推拉因素理论探究中国学生赴澳热的外部原因。
二、 国际学生流动的推拉理论
推拉因素理论最早用于对人类迁移过程的影响因素的研究[4]，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被广泛用于对国际学生流动驱动因素的研究。该理论认为个体的留学动机、决策和行动受到分别来自来源国和目的国的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的影响。
推拉因素理论可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麦克马洪所提出的促进国际学生跨境流动的因素分析。她指出，来自于学生来源国的推力因素如 GDP、参与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学生在该国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等，与来自留学目的国的拉力因素如经济规模、与输出国的经济关系、目的国为个体提供的各种财政支持等共同作用影响学生跨境流动。[5]在此基础上，阿特巴赫将发展中国家学生流向发达国家的推拉因素拓展为八大推力因素与七大拉力因素，前者分别为留学奖学金、落后的教育设施和质量、缺乏研究设备、入学机会欠缺、政治环境不好、海外学位在就业中的高价值、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传统教育形式的不足，后者分别为目的国为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良好的教育质量、良好的研究设施、提供入学机会和适当的教育设施、政治环境好、经济社会环境好、国际生活经验 。[6]
基于早期的推拉力模型建立的内外因素互动的推拉模式进一步发展了推拉因素理论，该模式认为个体出国留学的行为是外因与内因结合的结果。外因触发内因，使个体产生留学动机；个体在外部推拉因素的影响下，考虑自身条件（包括学生和家庭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反复权衡，选择留学国家和就读学校。[7]
前期研究发现，个体出国留学决策经历三个阶段——决定出国、选择目的国、决定就读学校。多数情况下， 个体首先萌发出国留学动机，之后开始收集信息并选择留学目的国，最后选取就读院校。[8][9]尽管这三个阶段都受到外部推拉因素的影响，但推拉力在各阶段产生的作用不同。研究发现，推力因素影响第一阶段的决策，而拉力因素在选择目的国和学校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0]阿特巴赫指出，来源国的推力因素激发学生留学的兴趣，而目的国的拉力因素与学生个体（家庭）因素相互作用影响其对留学国别的选择。[11]马扎鲁尔基于对亚洲学生的调查研究结果同样发现，来源国的经济和社会因素推动学生出国，而对于目的国的选择则决定于不同国家的拉力因素。[12]
三、 中国学生赴澳留学的推力分析
在我国政府鼓励自费留学的大环境下，人们对于自费留学需求迅速扩张，而支付能力的增强能提供经济支撑。优质高等教育的匮乏、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提高、留学产业的发展等多维度的因素交织使得我国赴澳留学人数呈井喷状增长。 首先，宽松的留学环境激发了强烈的自费留学意愿。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坚决贯彻“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 ”的指导方针，营造了宽松的留学环境以鼓励自费留学。加入WTO后，留学政策愈发宽松，不仅简化了各种行政审批手续，取消了培养费，并建立了相关监管机构和留学预警制度来保障留学人员权益，采用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学成人员归国。
其次，我国境内高等教育长久以来的供需失衡构成了一个重要推力。国内高等教育市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需求类型——过剩需求和差异需求。前者指境内大学入学机会供不应求，消费者转向国外寻求高等教育资源；后者指学生由于境内高等教育服务在质量或类别上无法得到满足而导致外流。大学扩招极大程度缓解了过剩需求，而差异需求却愈发明显。尽管当下高考录取率居高，但由于优质资源的缺乏，能被“985”和“211”等名校录取的学生比例依旧很低，一旦个体发现外部市场提供满足需求的高等教育服务，便会产生流向境外的动机。此外，国内文凭的稀缺性递减，扩招导致教育质量滑坡、就业日趋严峻等问题引起了人们对国内高等教育质量的担忧，加之单一的高考选拔制度给学生带来的压力，家长和学生开始寻求易得而优质的境外高等教育资源。在对子女未来发展不确定的情况下，学成归国人员的成功经历造成的晕轮效应使许多家长和学生认为留学将带来毕业后的高收入工作和高社会地位，于是不惜血本供子女出国读大学。
再次，从经济角度看，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及人均可支付收入的大幅提高构成了自费留学的强劲推力。一方面，随着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提高，由于留学费用造成的阻力强度减弱；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必导致对具有海外背景的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这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于国际高等教育的追求热情。中国赴澳留学人数迅猛增长的近十多年正是我国经济腾飞的发展阶段，国内生产总值（GDP）不断攀升。经济高速发展造就了大批的中等收入家庭，据预计，到2020年，城镇中等收入家庭将达到50%。这些家庭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且对优质的高等教育有着迫切需求。而国内高考选拔制度基于教育公平原则，无法满足大多数人就读理想大学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出国留学是最佳选择。
另一方面，在教育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影响下，许多城市的家庭对孩子的高等教育投资的理念发生改变，不再一味追求投资回报，消费型的国际高等需求逐渐增强，父母抱着花钱让孩子出去开开眼界、长长见识的想法去消费境外高等教育，甚至部分人会通过这种方式弥补自己年轻未出过国的遗憾。澳大利亚安全舒适的留学环境、相对较低的留学门槛、猛烈的宣传攻势及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都极大程度地满足了这部分需求。
此外，成熟和便利的留学服务产业使办理留学手续的过程简单容易，这对推动人们的留学决策起到积极作用。信息获取渠道的多样化为普通大众提供了解留学目的国、学校及专业等信息，社会舆论对留学的宣传诱发人们对留学的兴趣。包括留学中介、语言培训机构在内的一条龙式的产业也为学校的申请、语言培训、签证办理等提供了便利和专业的服务。
四、 中国学生流向澳大利亚的拉力分析
如前文所述，在个体进行留学决策的过程中，首先决定是否留学，之后开始选择留学目的国，此时来自目的国的拉力因素起到关键作用。澳大利亚之所以能快速发展成为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国，与其留学政策、留学环境、高等教育质量及两国之间关系等拉力因素息息相关。
（一） 澳大利亚政府实施的宽松的签证制度成为吸引中国学生的基础拉力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澳大利亚执政党制定了全新的国际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方针，全面放开自费留学项目，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出口产业化。[13]政府立志要将澳大利亚打造成国际学生首选留学目的国，并且制定了到2025年招收100万国际学生、占全球国际学生总数的八分之一的目标，[14] 同时为此制定了配套的宽松的留学政策。
前期研究发现，获得VISA的难易程度及申请处理的时间长短是中国留学生选择目的国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15]。对我国学生而言，美国由于其高度发达的经济和优质的教育资源一直是广大学子向往的留学目的国，然而，在我国自费留学市场开放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采用的留学政策以储备人才为导向，设定了严格的人才选拔标准和签证政策以控制外国学生流入，大量的中国学生被拒之美国国门之外。澳大利亚政府采用了截然不同的策略，以市场化的模式进军中国留学市场，降低高等教育消费门槛，扩大消费机会，制定了一系列宽松的留学政策，保证了较高的签证成功率，并且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在澳大利亚逗留期间从事兼职工作。这些举措成为亮点，吸引了大批有留学意愿的中国学生，其中不乏从申请美英等国大学转向澳大利亚大学的优质生源。
2013年后澳大利亚政府推出的留学新政进一步加强了政策拉力力度。如，最新的SVP（Streamlined Visa Processing，快速签证处理）简化了签证申请，规定符合条件的学生在签证时不需要提供担保金证明和语言成绩，直接由申请的学校进行申请人资金和语言能力的审核；为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提供两到四年不等的不限方向和专业的工作签证（Post Study Worker，PSW）。[16]
（二） 优质易得的高等教育资源和完善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成为吸引大批中国留学生赴澳读大学的根本拉力
马金森曾指出，当一定层次教育价值开始下降，更可能在同一名称的文凭之间建立或加强一种上下级等级制度，在教育资源充足的情况下，有教育声望的学校颁发的文凭能帮助人们获得更多的社会利益。[17]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资源丰富且入学门槛较低，录取条件灵活，这对于长期处于经过严格筛选才能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中国学生而言构成一种有效补充供给。
2013年的QS世界大学排名显示，39所澳大利亚大学中有16所进入前300强，其中7所进入百强，进入百强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由悉尼大学等一流大学结成的八校联盟（G8）在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更是在全球享有盛名，具有较强的学术竞争力。2008年后包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悉尼大学等知名学府在内的超过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大学接受中国高考成绩作为录取指标，这种方式能让学生更灵活地选择境内或境外高校。 澳大利亚政府一直以来致力于全方位建立立体的国际高等教育的质量监控体系。如，该国在上世纪末率先通过法律——《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统一规定教学质量标准，规范教育机构应尽的义务，规范办学；明确留学生权利，制定侵权赔偿措施保障国际学生权。近年通过了《2011年高等教育质量和标准署法案》 （the 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and Standards Agency Act 2011），进一步统一规范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与审核程序，新增评估机构对高教机构的质量改进的建议权及对不合格办学机构的行政处罚权，督促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提高教育质量；首次注重学业成就，增订了教学和学习成效标注，确保国内外学生都能接受到优质的高等教育。同时，先后成立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障署（Australian Universities Quality Agency，AUQA）、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和标准署（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and Standards Agency，TEQSA）等第三方机构对澳大利亚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及其海外办学机构的教学、科研和管理进行质量审核 。[18]
在院校层面，凡是招收留学生的学校都必须设立内部申诉机构，接受并处理留学生对课程质量或其他方面的不满的投诉，为留学生提供及时便捷的服务。上述质量控制手段为中国留学生打造了一个健康安全有保障的留学环境。
（三） 澳大利亚国际高等教育在中国市场成功的营销策略拉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
从实质而言，国际学生流动既是教育现象，也是贸易现象。对留学个体而言，境外大学提供教育产品，学生作为消费者购买产品，因此营销模式在国际学生流动中形成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很明显，在国际教育的市场营销方面，澳大利亚远远领先于其他输出国，该国所实施的由政府主导、办学机构配合的整体推广攻略在当前处于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狂热需求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市场中激发了赴澳留学的消费动机。
作为首个由政府担当留学生教育行业领导团体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通过其专门机构——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Australia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AEI）管理有关国际教育事宜，负责对世界各国整体推广澳大利亚各级教育与培训，为教育出口提供支持，打造“留学澳大利亚”品牌；联合澳大利亚教育与培训的国际教育开发署（IDP）及国际教育基金会（AIEF） 等非营利组织，共同对海外进行宣传与推广，广建海外分支，展开强势宣传攻略。[19]除此以外，还专门开设政府官方留学生教育门户网站“ Study in Australia”。该网站用多种语言为全球赴澳留学候选人全程提供包括申请、入学、毕业等在内的咨询，让学生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即能了解未来的留学生活；同时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各院校信息透明，并规范公开的内容，保证信息时效性和准确性。如，昆士兰大学的网站就利用了十三种语言发布各种与学习和生活相关的信息[20]。
另一方面，积极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通过中介机构发布招生等信息，并由政府牵头开发中介培训课程，定期对海外中介进行远程培训，及时沟通信息，通过法律规范中介的行为。如：针对中国市场，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在中国各大中型城市举办大型教育展，面向学生及家庭介绍赴澳留学的相关信息，积极推广澳大利亚教育。澳大利亚驻华使领馆教育处还通过在全国各地举办留学澳大利亚专题讲座，向对赴澳留学感兴趣的学生和机构提供最新的相关留学信息，并定期为留学中介进行业务培训，加强宣传力度。
（四） 宽松的打工政策和倾斜性移民政策构成重要拉力因素
留学与就业紧密相关，一方面由于打工为留学生带来的经济效益、就业经验和语言提高，留学生在选择留学目的国时通常会考虑就读时能否打工的因素。另一方面，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而言，毕业后留下工作生活既能解决教育输出国人才急需的问题，又有利于留学者职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升。
国外实证研究发现，方便移民是众多亚洲学生选择如加拿大等移民国家为留学目的国的重要外在驱动力[21]。国内专业机构最新调查结果同样显示，留学目的国是否方便日后移民是中国高校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国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22]。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澳大利亚一直以来对留学生打工持开放态度，同时也是对外国毕业生就业政策最为宽松的国家。积极鼓励留学生大学毕业后直接申请独立技术移民，根据其在澳学习年限、专业和工作经验给予不同程度加分，尽管最新的移民政策趋紧，增加了工作年限的要求，但PSW签证为愿意移民的高校毕业生提供了寻找工作的便利，总体而言仍然具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开放、快捷、简便的优势。如此宽松的移民政策为澳大利亚吸引了大批国际学生，其政府也承认“近年留学生的人数增长大多可归因于澳大利亚永久居住权的魅力” [23]。 对中国留学生而言，通过消费境外高等教育为将来移民澳大利亚创造有利条件也不失为一条便利的投资途径。
（五） 两国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是我国学生留学澳大利亚的独特拉力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便一直注重与亚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我国改革开放后，中澳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两国关系密切，中国成为澳大利亚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市场。近些年，两国高等教育机构/学校之间的合作不断加强，为中国学生展示了澳大利亚大学，激发学生赴澳攻读学位的兴趣；各类教育机构纷纷在华开设的海外分支机构开展中澳合作项目，出口大学课程，创办联合学位课程，建立灵活的学分转换制度。除此以外，澳大利亚大学注重与我国高校的学术合作，八校联盟的执行董事就曾呼吁澳洲大学将眼光投向中国，积极发展与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加强两国学术互动。[24]澳大利亚大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知识界最大合作伙伴，当前澳大利亚全国39所大学与中国大学及同等研究机构达成的大学间协议数量已远超同其他国家达成的大学间协议。[25] （六） 中西并包的文化背景对中国学生形成文化吸引力
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历史原因造就了澳大利亚文化中特有的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融合的特征，加之其国内长期贯彻多元文化政策，造就了澳大利亚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氛围。早期研究发现，体验和学习西方语言文化是中国学生在做留学决定中的一个重要原因[26]，从文化适应性的角度而言，目的国中存在的较为熟悉的文化因素能帮助克服早期的留学的种种不适，这将对还未跨出国门的学生的留学决策过程起到积极作用。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注重亲属关系和同源关系，这就意味着在留学决策过程中，来自目的国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的信息（如学校推荐、留学建议）将会产生很大的作用。在优惠的移民政策刺激下，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愈来愈多，这些华人群体对国内留学市场的影响不可小觑。有部分学生甚至会因为家里的亲戚朋友生活在澳大利亚，为了出国之后生活和学习上的便利而放弃选择其他留学目的国的考虑。
五、 结语
从上文可见，近年来中国学生赴澳留学热潮的产生是来自我国境内的推力和澳大利亚境内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这些个体对留学目的国的选择的决策过程中，澳大利亚对中国学生采用的宽松的签证制度、便利的移民政策、高质量且容易得到的高等教育资源、整体的营销策略等手段造就的强大的拉力使得澳大利亚成为了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国之一。
我国当下高等教育经过跨越性发展，正处于由教育输入大国往新兴教育输出国的转型阶段，来华留学生规模扩张。我国政府应抓住当前世界各国关注中国、希望了解中国的契机，借鉴澳大利亚国际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大力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通过推广中华文化、优化留学政策、规范留学生管理、增强对留学教育的质量监控、提升留学教育品质、打造我国留学品牌等手段，加大中国大学对于境外学生的拉力，吸引更多国际学生来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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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志萍）
关键词：澳大利亚；推拉理论；学生；留学
二十一世纪，随着学生国际流动的加速，中国的留学规模迅猛扩张，十余年间留学人数增长了十倍，成为全球最大的教育输入国，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输送了大量留学生。在对中国留学市场的争夺中，作为新兴教育输出国的澳大利亚尽管起步较晚，却在不到三十年时间，成为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地。[1]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维度、多层次的，但就外部原因而言， 中国境内政策、经济及教育等推力因素在激发学生出国留学意愿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来自澳大利亚的拉力因素在引导有留学意愿的学生选择目的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二者的相互作用既保障了澳大利亚留学市场的蓬勃发展，也使中国学生获得了更多的境外高等教育资源。
一、 中国学生赴澳大利亚留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
上世纪90年代，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澳大利亚政府积极调整国际教育政策，大力推进国际教育市场化进程，卓有成效。当前，该国拥有国际学生的数量仅次于美英两国，位列全球第三，获得“成长最快的教育出口国”的美称。国际教育的发展不仅缓解了澳大利亚大学的招生压力，而且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2011年国际学生为澳大利亚经济贡献近38亿澳元，其中中国留学生贡献过半。[2]
据官方网站数据显示（见图1），澳大利亚注册的国际学生数量从2000年的不到15万增长到2009年的63万余人，尽管之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学生人数经历了近三十年来的首次大幅回落， 然而近几年在政府采取的系列挽救措施的引导下，留学市场逐步走出低谷。截止2013年底，国际学生入学总人数止跌反弹，达52万余人，增长2.6%。在留学层次方面，澳大利亚近半数的留学生分布于高等教育领域，基础教育阶段的留学生数量最少，短期访学人数近年来保持相对稳定，低迷市场对高等教育领域的留学人数的影响远不如其他领域明显。
澳大利亚国际学生主要来自亚洲，中国是最主要的生源国。2013年，在澳学习中国学生人数超过15万人，约为十年前的三倍，占澳国际学生总数的近30%，而该比例在高等教育领域高达40%，在澳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约66%的人就读于大学。总体而言，近些年赴澳中国学生总数继续平稳上升，其中攻读研究生的人数比例下降，就读本科的学生比例增长迅速，留学低龄化趋势明显。同期我国留学生却掀起了回国热潮。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统计，2000年到2013年留学归国人员（也称海归）数量持续大幅度增长，2013年出国人员为41.39万人，归国人数为35.35万人，较前一年增长29.53%。[3]随着海外文凭稀缺性降低，学成归国人员就业状况不容乐观，与本土同层次大学毕业生相比，归国人员就业机会和薪水几乎相近，相对于高成本的投入，国际高等教育收益并不可观。可见，仅从经济角度难以解释中国学生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狂热需求的原因。因此，下文将借用国际学生流动的推拉因素理论探究中国学生赴澳热的外部原因。
二、 国际学生流动的推拉理论
推拉因素理论最早用于对人类迁移过程的影响因素的研究[4]，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被广泛用于对国际学生流动驱动因素的研究。该理论认为个体的留学动机、决策和行动受到分别来自来源国和目的国的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的影响。
推拉因素理论可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麦克马洪所提出的促进国际学生跨境流动的因素分析。她指出，来自于学生来源国的推力因素如 GDP、参与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学生在该国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等，与来自留学目的国的拉力因素如经济规模、与输出国的经济关系、目的国为个体提供的各种财政支持等共同作用影响学生跨境流动。[5]在此基础上，阿特巴赫将发展中国家学生流向发达国家的推拉因素拓展为八大推力因素与七大拉力因素，前者分别为留学奖学金、落后的教育设施和质量、缺乏研究设备、入学机会欠缺、政治环境不好、海外学位在就业中的高价值、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传统教育形式的不足，后者分别为目的国为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良好的教育质量、良好的研究设施、提供入学机会和适当的教育设施、政治环境好、经济社会环境好、国际生活经验 。[6]
基于早期的推拉力模型建立的内外因素互动的推拉模式进一步发展了推拉因素理论，该模式认为个体出国留学的行为是外因与内因结合的结果。外因触发内因，使个体产生留学动机；个体在外部推拉因素的影响下，考虑自身条件（包括学生和家庭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反复权衡，选择留学国家和就读学校。[7]
前期研究发现，个体出国留学决策经历三个阶段——决定出国、选择目的国、决定就读学校。多数情况下， 个体首先萌发出国留学动机，之后开始收集信息并选择留学目的国，最后选取就读院校。[8][9]尽管这三个阶段都受到外部推拉因素的影响，但推拉力在各阶段产生的作用不同。研究发现，推力因素影响第一阶段的决策，而拉力因素在选择目的国和学校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0]阿特巴赫指出，来源国的推力因素激发学生留学的兴趣，而目的国的拉力因素与学生个体（家庭）因素相互作用影响其对留学国别的选择。[11]马扎鲁尔基于对亚洲学生的调查研究结果同样发现，来源国的经济和社会因素推动学生出国，而对于目的国的选择则决定于不同国家的拉力因素。[12]
三、 中国学生赴澳留学的推力分析
在我国政府鼓励自费留学的大环境下，人们对于自费留学需求迅速扩张，而支付能力的增强能提供经济支撑。优质高等教育的匮乏、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提高、留学产业的发展等多维度的因素交织使得我国赴澳留学人数呈井喷状增长。 首先，宽松的留学环境激发了强烈的自费留学意愿。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坚决贯彻“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 ”的指导方针，营造了宽松的留学环境以鼓励自费留学。加入WTO后，留学政策愈发宽松，不仅简化了各种行政审批手续，取消了培养费，并建立了相关监管机构和留学预警制度来保障留学人员权益，采用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学成人员归国。
其次，我国境内高等教育长久以来的供需失衡构成了一个重要推力。国内高等教育市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需求类型——过剩需求和差异需求。前者指境内大学入学机会供不应求，消费者转向国外寻求高等教育资源；后者指学生由于境内高等教育服务在质量或类别上无法得到满足而导致外流。大学扩招极大程度缓解了过剩需求，而差异需求却愈发明显。尽管当下高考录取率居高，但由于优质资源的缺乏，能被“985”和“211”等名校录取的学生比例依旧很低，一旦个体发现外部市场提供满足需求的高等教育服务，便会产生流向境外的动机。此外，国内文凭的稀缺性递减，扩招导致教育质量滑坡、就业日趋严峻等问题引起了人们对国内高等教育质量的担忧，加之单一的高考选拔制度给学生带来的压力，家长和学生开始寻求易得而优质的境外高等教育资源。在对子女未来发展不确定的情况下，学成归国人员的成功经历造成的晕轮效应使许多家长和学生认为留学将带来毕业后的高收入工作和高社会地位，于是不惜血本供子女出国读大学。
再次，从经济角度看，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及人均可支付收入的大幅提高构成了自费留学的强劲推力。一方面，随着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提高，由于留学费用造成的阻力强度减弱；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必导致对具有海外背景的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这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于国际高等教育的追求热情。中国赴澳留学人数迅猛增长的近十多年正是我国经济腾飞的发展阶段，国内生产总值（GDP）不断攀升。经济高速发展造就了大批的中等收入家庭，据预计，到2020年，城镇中等收入家庭将达到50%。这些家庭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且对优质的高等教育有着迫切需求。而国内高考选拔制度基于教育公平原则，无法满足大多数人就读理想大学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出国留学是最佳选择。
另一方面，在教育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影响下，许多城市的家庭对孩子的高等教育投资的理念发生改变，不再一味追求投资回报，消费型的国际高等需求逐渐增强，父母抱着花钱让孩子出去开开眼界、长长见识的想法去消费境外高等教育，甚至部分人会通过这种方式弥补自己年轻未出过国的遗憾。澳大利亚安全舒适的留学环境、相对较低的留学门槛、猛烈的宣传攻势及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都极大程度地满足了这部分需求。
此外，成熟和便利的留学服务产业使办理留学手续的过程简单容易，这对推动人们的留学决策起到积极作用。信息获取渠道的多样化为普通大众提供了解留学目的国、学校及专业等信息，社会舆论对留学的宣传诱发人们对留学的兴趣。包括留学中介、语言培训机构在内的一条龙式的产业也为学校的申请、语言培训、签证办理等提供了便利和专业的服务。
四、 中国学生流向澳大利亚的拉力分析
如前文所述，在个体进行留学决策的过程中，首先决定是否留学，之后开始选择留学目的国，此时来自目的国的拉力因素起到关键作用。澳大利亚之所以能快速发展成为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国，与其留学政策、留学环境、高等教育质量及两国之间关系等拉力因素息息相关。
（一） 澳大利亚政府实施的宽松的签证制度成为吸引中国学生的基础拉力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澳大利亚执政党制定了全新的国际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方针，全面放开自费留学项目，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出口产业化。[13]政府立志要将澳大利亚打造成国际学生首选留学目的国，并且制定了到2025年招收100万国际学生、占全球国际学生总数的八分之一的目标，[14] 同时为此制定了配套的宽松的留学政策。
前期研究发现，获得VISA的难易程度及申请处理的时间长短是中国留学生选择目的国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15]。对我国学生而言，美国由于其高度发达的经济和优质的教育资源一直是广大学子向往的留学目的国，然而，在我国自费留学市场开放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采用的留学政策以储备人才为导向，设定了严格的人才选拔标准和签证政策以控制外国学生流入，大量的中国学生被拒之美国国门之外。澳大利亚政府采用了截然不同的策略，以市场化的模式进军中国留学市场，降低高等教育消费门槛，扩大消费机会，制定了一系列宽松的留学政策，保证了较高的签证成功率，并且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在澳大利亚逗留期间从事兼职工作。这些举措成为亮点，吸引了大批有留学意愿的中国学生，其中不乏从申请美英等国大学转向澳大利亚大学的优质生源。
2013年后澳大利亚政府推出的留学新政进一步加强了政策拉力力度。如，最新的SVP（Streamlined Visa Processing，快速签证处理）简化了签证申请，规定符合条件的学生在签证时不需要提供担保金证明和语言成绩，直接由申请的学校进行申请人资金和语言能力的审核；为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提供两到四年不等的不限方向和专业的工作签证（Post Study Worker，PSW）。[16]
（二） 优质易得的高等教育资源和完善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成为吸引大批中国留学生赴澳读大学的根本拉力
马金森曾指出，当一定层次教育价值开始下降，更可能在同一名称的文凭之间建立或加强一种上下级等级制度，在教育资源充足的情况下，有教育声望的学校颁发的文凭能帮助人们获得更多的社会利益。[17]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资源丰富且入学门槛较低，录取条件灵活，这对于长期处于经过严格筛选才能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中国学生而言构成一种有效补充供给。
2013年的QS世界大学排名显示，39所澳大利亚大学中有16所进入前300强，其中7所进入百强，进入百强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由悉尼大学等一流大学结成的八校联盟（G8）在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更是在全球享有盛名，具有较强的学术竞争力。2008年后包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悉尼大学等知名学府在内的超过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大学接受中国高考成绩作为录取指标，这种方式能让学生更灵活地选择境内或境外高校。 澳大利亚政府一直以来致力于全方位建立立体的国际高等教育的质量监控体系。如，该国在上世纪末率先通过法律——《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统一规定教学质量标准，规范教育机构应尽的义务，规范办学；明确留学生权利，制定侵权赔偿措施保障国际学生权。近年通过了《2011年高等教育质量和标准署法案》 （the 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and Standards Agency Act 2011），进一步统一规范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与审核程序，新增评估机构对高教机构的质量改进的建议权及对不合格办学机构的行政处罚权，督促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提高教育质量；首次注重学业成就，增订了教学和学习成效标注，确保国内外学生都能接受到优质的高等教育。同时，先后成立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障署（Australian Universities Quality Agency，AUQA）、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和标准署（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and Standards Agency，TEQSA）等第三方机构对澳大利亚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及其海外办学机构的教学、科研和管理进行质量审核 。[18]
在院校层面，凡是招收留学生的学校都必须设立内部申诉机构，接受并处理留学生对课程质量或其他方面的不满的投诉，为留学生提供及时便捷的服务。上述质量控制手段为中国留学生打造了一个健康安全有保障的留学环境。
（三） 澳大利亚国际高等教育在中国市场成功的营销策略拉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
从实质而言，国际学生流动既是教育现象，也是贸易现象。对留学个体而言，境外大学提供教育产品，学生作为消费者购买产品，因此营销模式在国际学生流动中形成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很明显，在国际教育的市场营销方面，澳大利亚远远领先于其他输出国，该国所实施的由政府主导、办学机构配合的整体推广攻略在当前处于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狂热需求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市场中激发了赴澳留学的消费动机。
作为首个由政府担当留学生教育行业领导团体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通过其专门机构——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Australia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AEI）管理有关国际教育事宜，负责对世界各国整体推广澳大利亚各级教育与培训，为教育出口提供支持，打造“留学澳大利亚”品牌；联合澳大利亚教育与培训的国际教育开发署（IDP）及国际教育基金会（AIEF） 等非营利组织，共同对海外进行宣传与推广，广建海外分支，展开强势宣传攻略。[19]除此以外，还专门开设政府官方留学生教育门户网站“ Study in Australia”。该网站用多种语言为全球赴澳留学候选人全程提供包括申请、入学、毕业等在内的咨询，让学生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即能了解未来的留学生活；同时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各院校信息透明，并规范公开的内容，保证信息时效性和准确性。如，昆士兰大学的网站就利用了十三种语言发布各种与学习和生活相关的信息[20]。
另一方面，积极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通过中介机构发布招生等信息，并由政府牵头开发中介培训课程，定期对海外中介进行远程培训，及时沟通信息，通过法律规范中介的行为。如：针对中国市场，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在中国各大中型城市举办大型教育展，面向学生及家庭介绍赴澳留学的相关信息，积极推广澳大利亚教育。澳大利亚驻华使领馆教育处还通过在全国各地举办留学澳大利亚专题讲座，向对赴澳留学感兴趣的学生和机构提供最新的相关留学信息，并定期为留学中介进行业务培训，加强宣传力度。
（四） 宽松的打工政策和倾斜性移民政策构成重要拉力因素
留学与就业紧密相关，一方面由于打工为留学生带来的经济效益、就业经验和语言提高，留学生在选择留学目的国时通常会考虑就读时能否打工的因素。另一方面，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而言，毕业后留下工作生活既能解决教育输出国人才急需的问题，又有利于留学者职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升。
国外实证研究发现，方便移民是众多亚洲学生选择如加拿大等移民国家为留学目的国的重要外在驱动力[21]。国内专业机构最新调查结果同样显示，留学目的国是否方便日后移民是中国高校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国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22]。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澳大利亚一直以来对留学生打工持开放态度，同时也是对外国毕业生就业政策最为宽松的国家。积极鼓励留学生大学毕业后直接申请独立技术移民，根据其在澳学习年限、专业和工作经验给予不同程度加分，尽管最新的移民政策趋紧，增加了工作年限的要求，但PSW签证为愿意移民的高校毕业生提供了寻找工作的便利，总体而言仍然具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开放、快捷、简便的优势。如此宽松的移民政策为澳大利亚吸引了大批国际学生，其政府也承认“近年留学生的人数增长大多可归因于澳大利亚永久居住权的魅力” [23]。 对中国留学生而言，通过消费境外高等教育为将来移民澳大利亚创造有利条件也不失为一条便利的投资途径。
（五） 两国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是我国学生留学澳大利亚的独特拉力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便一直注重与亚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我国改革开放后，中澳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两国关系密切，中国成为澳大利亚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市场。近些年，两国高等教育机构/学校之间的合作不断加强，为中国学生展示了澳大利亚大学，激发学生赴澳攻读学位的兴趣；各类教育机构纷纷在华开设的海外分支机构开展中澳合作项目，出口大学课程，创办联合学位课程，建立灵活的学分转换制度。除此以外，澳大利亚大学注重与我国高校的学术合作，八校联盟的执行董事就曾呼吁澳洲大学将眼光投向中国，积极发展与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加强两国学术互动。[24]澳大利亚大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知识界最大合作伙伴，当前澳大利亚全国39所大学与中国大学及同等研究机构达成的大学间协议数量已远超同其他国家达成的大学间协议。[25] （六） 中西并包的文化背景对中国学生形成文化吸引力
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历史原因造就了澳大利亚文化中特有的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融合的特征，加之其国内长期贯彻多元文化政策，造就了澳大利亚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氛围。早期研究发现，体验和学习西方语言文化是中国学生在做留学决定中的一个重要原因[26]，从文化适应性的角度而言，目的国中存在的较为熟悉的文化因素能帮助克服早期的留学的种种不适，这将对还未跨出国门的学生的留学决策过程起到积极作用。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注重亲属关系和同源关系，这就意味着在留学决策过程中，来自目的国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的信息（如学校推荐、留学建议）将会产生很大的作用。在优惠的移民政策刺激下，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愈来愈多，这些华人群体对国内留学市场的影响不可小觑。有部分学生甚至会因为家里的亲戚朋友生活在澳大利亚，为了出国之后生活和学习上的便利而放弃选择其他留学目的国的考虑。
五、 结语
从上文可见，近年来中国学生赴澳留学热潮的产生是来自我国境内的推力和澳大利亚境内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这些个体对留学目的国的选择的决策过程中，澳大利亚对中国学生采用的宽松的签证制度、便利的移民政策、高质量且容易得到的高等教育资源、整体的营销策略等手段造就的强大的拉力使得澳大利亚成为了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国之一。
我国当下高等教育经过跨越性发展，正处于由教育输入大国往新兴教育输出国的转型阶段，来华留学生规模扩张。我国政府应抓住当前世界各国关注中国、希望了解中国的契机，借鉴澳大利亚国际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大力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通过推广中华文化、优化留学政策、规范留学生管理、增强对留学教育的质量监控、提升留学教育品质、打造我国留学品牌等手段，加大中国大学对于境外学生的拉力，吸引更多国际学生来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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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