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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著名华裔作家严歌苓的许多小说都被奉为跨文化的经典之作。而《谁家有女初长成》这样一部表面“纯中式”的作品也带有西方文化的印记。严歌苓虽借鉴巧妙，却进行了独创和发展，形成与哈代作品“东篱引西枝，风情各一家”的姿态。
关键词：《德伯家的苔丝》 《谁家有女初长成》 比较文学 创作理念
一、《德伯家的苔丝》和《谁家有女初长成》的相似点
众所周知，人物、情节和环境为小说三要素，《德伯家的苔丝》和《谁家有女初长成》这两部作品的相似性在三方面皆有迹可循。
在情节方面，首先，两书都和“骗”字密不可分。《德伯家的苔丝》里，亚雷·德伯设法将主人公苔丝诱骗到无人处与之发生关系，后又以苔丝家的经济拮据和克莱不会回心转意为由“行骗”再度占有了她。《谁家有女初长成》分为上下卷，上卷围绕女主人公潘巧巧三次被骗的经历展开：被同乡曾娘以送去深圳打工为名义带到火车站，被陌生男子陈国栋设计贩卖给煤矿工人郭大宏，被郭大宏和傻子弟弟二宏串通“分享”。下卷则是潘巧巧逃到兵站，为了隐瞒自己的过去，和军人们相处的整个“骗人”过程。其次，两位女主人公以同样的方式“裁决”了对她们行骗的人。在《德伯家的苔丝》里，房东卜露太太无意间发现了天花板上的小红点，随后找来的工人看到满地流淌着德伯的鲜血。《谁家有女初长成》里，潘巧巧同样用菜刀把大宏兄弟俩依次送上了不归路。
在人物形象方面，无论是苔丝进入德伯设下的圈套，还是潘巧巧被陈国栋成功带入旅馆，两位女性对眼前的男性都没有充分的了解，反映出她们的轻信和无知。而杀人一事又透视出她们共有的刚烈性格和反抗精神。此外，《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克莱和《谁家有女初长成》里的小回子及刘合欢，都在发现心爱女子的过错后产生强烈的幻灭感。克莱在新婚之夜听完苔丝的自述后再去端详她，感到她彻底变了一个人；小回子忍不住将通缉令拿给刘合欢看，前者眼中含泪，后者也为之震惊。这种态度充分体现了男性人物在情感方面的理想化。
两书人物在性格上的共性，实有相似社会环境的作用。克莱出生于牧师家庭，属于观念相对先进的知识分子阶层，其抛弃苔丝回家后母亲一语猜中原因，他矢口否认，觉得“纵使把他下到万劫不复的地狱，他也得撒那句谎”，可见他的思想仍是封建保守的。黄桷坪无人见过真正的华侨，却认定骗走潘巧巧的曾娘便是华侨真实的模样，这一细节便透视出当地人的愚昧。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两名女性阅历少、容易受骗便不足为奇。更可怕的是，人们对富裕的渴望甚至是扭曲的。苔丝感受到德伯对她的企图，母亲极力劝说她穿上漂亮的衣服再去，苔丝的弟妹也为他们自己“摸不着金镑买玩意儿”哭闹。《谁家有女初长成》里，慧慧在流水线上工做到吐血和得肺病，回乡后仍和潘巧巧强调深圳的好；黄桷坪的父母丝毫不为在外地的女儿们担心，但如果她们发达了，又拿着她们寄回的汇款单和相片四处炫耀。对社会环境的展现均采用亲情这一元素，更提高了两部作品异曲同工的程度。
二、《谁家有女初长成》的独创性和发展
基本无异议的是，《德伯家的苔丝》针对的是新兴工业化背景下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而严歌苓在创作中，并未将笔锋指向某个阶层或时代。评者多认为《谁家有女初长成》的主题是特定条件下人性的复杂性。依笔者个人眼光，说它关注女性教育问题未尝不可，从小说结尾金鉴的心理活动可见一斑：“是她的无知送她去任人宰割，送她去被人害，最终害人，最终送她去死的。”《德伯家的苔丝》显然未着眼于对教育的思考，在展现男性的性别优势时也一贯使用在物质、肉体和道德上压迫的直接揭露方式。由此可见，两书虽都着眼于女性的生存状态，细化的主题和表现主题的方式均有所不同。
两书的主要人物性格虽有相似点，细究起来依然同中有异。苔丝尽管对德伯深恶痛绝，她央求牧师为他们的私生子洗礼遭拒后却大为恼火，流露出她内心柔软的母性。而潘巧巧坚决堕胎，在和郭大宏的争吵中情绪激动，甚至以“生下来就掐死他”相威胁。较于苔丝，潘巧巧更果敢刚强，带着一股狠劲。她此前在和年轻孕妇的交谈中，郭大宏给了她炫耀的资本，成了有房有地、吃公家饭、有专车的“没挑的男人”。之前也是郭大宏说的“攒一万块是容易的吗”让她停止了骂骂咧咧，暂时打消了设法逃走的念头。潘巧巧的这种功利虚荣、强烈的物欲，是苔丝所不具备的。
在角色设置上，德伯是书中特定的“施害者”，读者尤其是年轻的女性读者在初涉作品时很容易心生专门指向德伯的嗟怨：完全是他将苔丝毁了。苔丝和克莱都是“圆形人物”，德伯却基本是扁平的。哈代的这一安排使人物形象更为鲜明，且符合作者希望苔丝所代表的群体获得更多同情的意图，但也让作为主要人物之一的德伯失去了形象的立体感，单面的人性和现实有一定程度的脱节。
严歌苓则在多个“施害者”中抓住了重点，并未逐个进行详细刻画，譬如陈国栋身上除了骗子的共性，个性就较为模糊。作为最主要并最后被潘巧巧“惩之以刀”的“施害者”，潘巧巧及读者对他俩的初步印象，不过是大宏高大黝黑而实心眼，爱护她和弟弟；二宏常在门外偷听他们的私生活却无须担心，因为一个弱智什么也不懂。可当大宏爱护他弟弟爱护到了有意识和他共享妻子的地步，读者才跟着潘巧巧一同幡然醒悟：二宏出了三千供大宏买下潘巧巧，这一切是个蓄谋已久的阴招。人物的骤然原形毕露使读者不寒而栗，他们之前似乎那样无辜，细想又在情理之中，这便是严歌苓成功揭示的“隐恶”。这样的情节设置体现了哈代所不具备而严歌苓独有的“用东方的悲悯情怀来丰富深邃的‘人性’”。
三、两书的创作理念及价值
爱·摩·福斯特在评价哈代的创作时，给予了《德伯家的苔丝》相对肯定：“他的人物奉命听从情节的差遣，除了苔丝以外，人物这个面并不使人满意。”然而，此书并未脱离哈代对宿命论的认同。这种宿命论在大的方面体现为“时间和空间的无限以及个人在时空中的有限”，在小处则运用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来彰显造化弄人。苔丝本有向克莱坦白的意愿，写给他的信却从门缝塞到了地毯下，导致克莱没拆封；他们单独相处时，她表示想和他谈一谈过失，他却以“以后有的是机会”为由拒绝。仿佛阴差阳錯，她始终无法得到坦白此事的契机，结婚当晚的交代对于克莱过于突然，引发了之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苔絲的悲剧给人的感觉是凄婉哀凉，潘巧巧却不是。小说的收梢用了突转，猝然翻转了潘巧巧的命运，除去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笔者以为也有维护主人公精神美的考虑。她的出身和成长环境无法改变，她的做法法理难容，唯其如此，她身上仅存却耀目的精神美愈加撼动人心，唤起人们对她出身和成长环境所代表群体的普遍性思考。《谁家有女初长成》反映的问题更贴近当下，以其成书晚于《德伯家的苔丝》一世纪有余。而《德伯家的苔丝》处于的维多利亚时代虽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却仍存在着某些封建残留。《德伯家的苔丝》出版后曾在国内受到强烈抵制，当时上至主教焚烧哈代的小说，下至妻子和他疏远，且后来在各国都遭遇了相同的现象。限于两书的时代因素，我们承认宿命论有其不合理性，却不能据此否认其创作价值。哈代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并不似常人那样引以为豪，而是试图透视背后惹人忧思的道德束缚，对社会的关照虽带有关于“命运”的消极思考，相对于时代实已具有较大的进步性。
不过，哈代有一点确实稍逊于严歌苓这位后来者。王国维曾主张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哈代相对较偏于文本内部，不仅将德伯塑造成了“扁平人物”，对其他人物的情感倾向亦表露得较为明显。第六章的结尾便将母亲愚昧自私的形象展示得昭然若揭：“那个傻呵呵的女人，差不多从苔丝一出世那一年起，就一直地在那儿认为，快要给苔丝找到好配偶了。”严歌苓在塑造人物时则通常“不做判断”。由于主要人物的描写所占篇幅较多，又需要适当抓住读者的同理心，完全不做评价是困难的，严歌苓对潘巧巧的处理就是进行双向评价，直接的有能干、嘴巧和愚蠢的美丽，间接的则贯穿全书，较好地把持着平衡。当读者试图探知潘巧巧这个可怜之人的可恨之处，并发现她的可恨之处来自性格，而她的性格由愚昧保守、抵制教育的环境塑造时，生发出的实为更深切、因带有对社会现象的反思和关怀而更有意义的同情，作者的写作意图似于不着痕迹间传达得更到位。
从哈代笔下的苔丝到严歌苓笔下的潘巧巧，我们固然能从两者的比较中体会两位作者的造诣和智慧。但更重要的是，两书的女主人公都进行了个人能力范围内极大限度的反抗，暗含着作者针对她们所处环境的呼吁，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却在某种程度上相似的困境和愿望，这种作品的超越性或许就是文学的最大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胡良桂.当代中国作家经典作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95.
[2]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朱乃长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251.
[3] 吴笛.哈代新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09.
[4] 王国维.人间词话[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85.
基金项目： 本文系云南大学2019年大学生科研创新创业训练（文化创意类）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903065）
作 者： 李谷雨，云南大学英语系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中国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德伯家的苔丝》 《谁家有女初长成》 比较文学 创作理念
一、《德伯家的苔丝》和《谁家有女初长成》的相似点
众所周知，人物、情节和环境为小说三要素，《德伯家的苔丝》和《谁家有女初长成》这两部作品的相似性在三方面皆有迹可循。
在情节方面，首先，两书都和“骗”字密不可分。《德伯家的苔丝》里，亚雷·德伯设法将主人公苔丝诱骗到无人处与之发生关系，后又以苔丝家的经济拮据和克莱不会回心转意为由“行骗”再度占有了她。《谁家有女初长成》分为上下卷，上卷围绕女主人公潘巧巧三次被骗的经历展开：被同乡曾娘以送去深圳打工为名义带到火车站，被陌生男子陈国栋设计贩卖给煤矿工人郭大宏，被郭大宏和傻子弟弟二宏串通“分享”。下卷则是潘巧巧逃到兵站，为了隐瞒自己的过去，和军人们相处的整个“骗人”过程。其次，两位女主人公以同样的方式“裁决”了对她们行骗的人。在《德伯家的苔丝》里，房东卜露太太无意间发现了天花板上的小红点，随后找来的工人看到满地流淌着德伯的鲜血。《谁家有女初长成》里，潘巧巧同样用菜刀把大宏兄弟俩依次送上了不归路。
在人物形象方面，无论是苔丝进入德伯设下的圈套，还是潘巧巧被陈国栋成功带入旅馆，两位女性对眼前的男性都没有充分的了解，反映出她们的轻信和无知。而杀人一事又透视出她们共有的刚烈性格和反抗精神。此外，《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克莱和《谁家有女初长成》里的小回子及刘合欢，都在发现心爱女子的过错后产生强烈的幻灭感。克莱在新婚之夜听完苔丝的自述后再去端详她，感到她彻底变了一个人；小回子忍不住将通缉令拿给刘合欢看，前者眼中含泪，后者也为之震惊。这种态度充分体现了男性人物在情感方面的理想化。
两书人物在性格上的共性，实有相似社会环境的作用。克莱出生于牧师家庭，属于观念相对先进的知识分子阶层，其抛弃苔丝回家后母亲一语猜中原因，他矢口否认，觉得“纵使把他下到万劫不复的地狱，他也得撒那句谎”，可见他的思想仍是封建保守的。黄桷坪无人见过真正的华侨，却认定骗走潘巧巧的曾娘便是华侨真实的模样，这一细节便透视出当地人的愚昧。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两名女性阅历少、容易受骗便不足为奇。更可怕的是，人们对富裕的渴望甚至是扭曲的。苔丝感受到德伯对她的企图，母亲极力劝说她穿上漂亮的衣服再去，苔丝的弟妹也为他们自己“摸不着金镑买玩意儿”哭闹。《谁家有女初长成》里，慧慧在流水线上工做到吐血和得肺病，回乡后仍和潘巧巧强调深圳的好；黄桷坪的父母丝毫不为在外地的女儿们担心，但如果她们发达了，又拿着她们寄回的汇款单和相片四处炫耀。对社会环境的展现均采用亲情这一元素，更提高了两部作品异曲同工的程度。
二、《谁家有女初长成》的独创性和发展
基本无异议的是，《德伯家的苔丝》针对的是新兴工业化背景下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而严歌苓在创作中，并未将笔锋指向某个阶层或时代。评者多认为《谁家有女初长成》的主题是特定条件下人性的复杂性。依笔者个人眼光，说它关注女性教育问题未尝不可，从小说结尾金鉴的心理活动可见一斑：“是她的无知送她去任人宰割，送她去被人害，最终害人，最终送她去死的。”《德伯家的苔丝》显然未着眼于对教育的思考，在展现男性的性别优势时也一贯使用在物质、肉体和道德上压迫的直接揭露方式。由此可见，两书虽都着眼于女性的生存状态，细化的主题和表现主题的方式均有所不同。
两书的主要人物性格虽有相似点，细究起来依然同中有异。苔丝尽管对德伯深恶痛绝，她央求牧师为他们的私生子洗礼遭拒后却大为恼火，流露出她内心柔软的母性。而潘巧巧坚决堕胎，在和郭大宏的争吵中情绪激动，甚至以“生下来就掐死他”相威胁。较于苔丝，潘巧巧更果敢刚强，带着一股狠劲。她此前在和年轻孕妇的交谈中，郭大宏给了她炫耀的资本，成了有房有地、吃公家饭、有专车的“没挑的男人”。之前也是郭大宏说的“攒一万块是容易的吗”让她停止了骂骂咧咧，暂时打消了设法逃走的念头。潘巧巧的这种功利虚荣、强烈的物欲，是苔丝所不具备的。
在角色设置上，德伯是书中特定的“施害者”，读者尤其是年轻的女性读者在初涉作品时很容易心生专门指向德伯的嗟怨：完全是他将苔丝毁了。苔丝和克莱都是“圆形人物”，德伯却基本是扁平的。哈代的这一安排使人物形象更为鲜明，且符合作者希望苔丝所代表的群体获得更多同情的意图，但也让作为主要人物之一的德伯失去了形象的立体感，单面的人性和现实有一定程度的脱节。
严歌苓则在多个“施害者”中抓住了重点，并未逐个进行详细刻画，譬如陈国栋身上除了骗子的共性，个性就较为模糊。作为最主要并最后被潘巧巧“惩之以刀”的“施害者”，潘巧巧及读者对他俩的初步印象，不过是大宏高大黝黑而实心眼，爱护她和弟弟；二宏常在门外偷听他们的私生活却无须担心，因为一个弱智什么也不懂。可当大宏爱护他弟弟爱护到了有意识和他共享妻子的地步，读者才跟着潘巧巧一同幡然醒悟：二宏出了三千供大宏买下潘巧巧，这一切是个蓄谋已久的阴招。人物的骤然原形毕露使读者不寒而栗，他们之前似乎那样无辜，细想又在情理之中，这便是严歌苓成功揭示的“隐恶”。这样的情节设置体现了哈代所不具备而严歌苓独有的“用东方的悲悯情怀来丰富深邃的‘人性’”。
三、两书的创作理念及价值
爱·摩·福斯特在评价哈代的创作时，给予了《德伯家的苔丝》相对肯定：“他的人物奉命听从情节的差遣，除了苔丝以外，人物这个面并不使人满意。”然而，此书并未脱离哈代对宿命论的认同。这种宿命论在大的方面体现为“时间和空间的无限以及个人在时空中的有限”，在小处则运用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来彰显造化弄人。苔丝本有向克莱坦白的意愿，写给他的信却从门缝塞到了地毯下，导致克莱没拆封；他们单独相处时，她表示想和他谈一谈过失，他却以“以后有的是机会”为由拒绝。仿佛阴差阳錯，她始终无法得到坦白此事的契机，结婚当晚的交代对于克莱过于突然，引发了之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苔絲的悲剧给人的感觉是凄婉哀凉，潘巧巧却不是。小说的收梢用了突转，猝然翻转了潘巧巧的命运，除去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笔者以为也有维护主人公精神美的考虑。她的出身和成长环境无法改变，她的做法法理难容，唯其如此，她身上仅存却耀目的精神美愈加撼动人心，唤起人们对她出身和成长环境所代表群体的普遍性思考。《谁家有女初长成》反映的问题更贴近当下，以其成书晚于《德伯家的苔丝》一世纪有余。而《德伯家的苔丝》处于的维多利亚时代虽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却仍存在着某些封建残留。《德伯家的苔丝》出版后曾在国内受到强烈抵制，当时上至主教焚烧哈代的小说，下至妻子和他疏远，且后来在各国都遭遇了相同的现象。限于两书的时代因素，我们承认宿命论有其不合理性，却不能据此否认其创作价值。哈代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并不似常人那样引以为豪，而是试图透视背后惹人忧思的道德束缚，对社会的关照虽带有关于“命运”的消极思考，相对于时代实已具有较大的进步性。
不过，哈代有一点确实稍逊于严歌苓这位后来者。王国维曾主张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哈代相对较偏于文本内部，不仅将德伯塑造成了“扁平人物”，对其他人物的情感倾向亦表露得较为明显。第六章的结尾便将母亲愚昧自私的形象展示得昭然若揭：“那个傻呵呵的女人，差不多从苔丝一出世那一年起，就一直地在那儿认为，快要给苔丝找到好配偶了。”严歌苓在塑造人物时则通常“不做判断”。由于主要人物的描写所占篇幅较多，又需要适当抓住读者的同理心，完全不做评价是困难的，严歌苓对潘巧巧的处理就是进行双向评价，直接的有能干、嘴巧和愚蠢的美丽，间接的则贯穿全书，较好地把持着平衡。当读者试图探知潘巧巧这个可怜之人的可恨之处，并发现她的可恨之处来自性格，而她的性格由愚昧保守、抵制教育的环境塑造时，生发出的实为更深切、因带有对社会现象的反思和关怀而更有意义的同情，作者的写作意图似于不着痕迹间传达得更到位。
从哈代笔下的苔丝到严歌苓笔下的潘巧巧，我们固然能从两者的比较中体会两位作者的造诣和智慧。但更重要的是，两书的女主人公都进行了个人能力范围内极大限度的反抗，暗含着作者针对她们所处环境的呼吁，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却在某种程度上相似的困境和愿望，这种作品的超越性或许就是文学的最大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胡良桂.当代中国作家经典作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95.
[2]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朱乃长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251.
[3] 吴笛.哈代新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09.
[4] 王国维.人间词话[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85.
基金项目： 本文系云南大学2019年大学生科研创新创业训练（文化创意类）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903065）
作 者： 李谷雨，云南大学英语系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中国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