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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民工群体的阅读情况一直很受社会和学界的关注，就目前的社会调查研究看来，其阅读现状仍然不容乐观。本文以农民工对此种现状的自我剖白为出发点，探讨“工作忙”“没时间”等理由的合理性，分析其中反映出的农民工“虚‘美’隐‘恶’”的心理机制，进而阐释其畸形的文化认同以及边缘的文化境遇。
关键词：农民工 阅读 心理机制 文化认同 边缘困境
在“全民阅读”的时代背景下，本调研团队将目光聚焦于农民工群体，试图探索这一社群的阅读实践。我们以江苏南京地区的63名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无结构式访问调查，但最终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极少数的农民工能够真正将阅读付诸行动，而以这一文化资本为阶梯完成阶层晋升者更是凤毛麟角。那么农民工自身对此种现状有何解释？其可信度有几分？这又反映了他们怎样的心理世界？这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因“工作忙”而“不读书”？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总结了农民工在被问及“为什么您不读书或很少读书”时，于第一时间给出的解释，大致分为以下三类：第一，不识字；第二，不喜欢读书；第三，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回答——“工作忙、没时间”。第一类解释指涉的是一种客观的、不可抗力的因素，做出此种回答的农民工大多表达了他们的遗憾，并反复强调如果他们有文化、能识字，就一定会进行阅读，可见他们的阅读愿望是在压抑中形成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次调研中，这类农民工都集中在老年女性中，且占比很少。第二类解释出现的频率同样很低，这是直接地表明了农民工对阅读的抗拒态度。而最常见的第三种解释虽然看似合理，但当它被放置在完整的访谈语境中时，就显得矛盾重重、难以成立。
农民工工作强度大且工作时间长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但是当我们继续追问“如果阻碍您阅读的条件得到改善，例如在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作时间减少，您是否会考虑进行阅读或进行更多的阅读”时，仅有少部分农民工给予肯定的回答，而大部分的人则表示“不会”或“没想过”。
在回答“会进行（更多的）阅读”的农民工中，有一位三十余岁的农民工表示虽然自己以前很喜欢读书，但由于现在每天要从早上四五点一直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他已经十年没有读过书了。事实上，不仅是不读书，他甚至连电视、电影也很少观看，放松方式仅限于刷“抖音”“快手”（手机短视频软件）这一类碎片式的娱乐活动。这一类农民工大多是对书籍感兴趣或者有通过阅读提升自我素质的意愿，只是因为客观上的工作要求或主观上对资本的追求而不得不放弃阅读，因此，他们“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而不读书”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就那些表示“工作时间减少后也不会阅读”或“从没想过”的农民工而言，他们最初的解释则未免显得有些可疑。我们进一步反问：“您刚才不是说您不读书或读得少是因为工作忙、没时间吗？”他们却不正面回答，而是为自己辩白：“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读什么书？”这说明此类农民工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阅读的意愿和期待，而时间是否充裕也并非如他们所说是阻碍其进行阅读的根本要素。
二、农民工的自我美化
比“因为工作忙而不读书，但工作时间减少后也不会读书”更为吊诡的一重悖论发生在一位从事物流工作的农民工身上。在访谈之初，这位小哥语气轻松地说自己“经常阅读”“一天读一到两个小时”，但在访谈开展了一段时间后，他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
当他提到自己常常会通过阅读来获取一些实用信息时，我们问道：“那么您会想要通过阅读进行放松吗？”对此，他表示：“放松的时候看电视啊。”于是，我們推论：“也就是说您有时间休息的时候不会去看书？”至此，他已表现得有些许不耐烦：“不看。我喜欢看电视上的一些文学啊，比如说诗词大会什么的。基本上我们现在都是看手机、看新闻，没有过多的阅读。”接着，我们又问他是否有喜欢看的小说，他说：“我不看小说，我一直以来没有这个爱好，小说文字太多了。”对于一些描写打工者生活的文学作品，他也直接表示“不想关注”。面对我们的追问，他十分无奈地表示：“我不想读书呀。如果是视频、表演之类的那我会关注，文字传播太僵硬了，不太愿意去看。”
“经常阅读”“一天读一到两个小时”的他竟会在访谈接近尾声时直言“我不想读书”“我不愿意去看”，这不免让人怀疑他话语的真实性。实际上，在访谈中我们也了解到他所阅读的范围仅限于关系到他个人生活的新闻，至于文学、历史、科学等诸多领域，他几乎完全没有涉猎。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位农民工在接受采访时，其实是在有意识地进行“自我美化”，而当访谈不断深入，他的解释开始被质疑，以至于最终“真相”被“揭露”，赤裸裸地展现在双方面前时，他就不免要落入尴尬的境地。
再回到那些用“工作忙、没时间”等理由为自己辩白的农民工，不难看出，他们也同样有“虚美”的嫌疑，只不过这种行为通常是“无意识”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潜意识中告诉自己不读书是因为工作忙碌，而不是自己不愿意读，直到被调查者再三追问后，他们才能逐渐意识到“原来我有了时间也不一定会读书”，“原来我根本就是不喜欢读书”。
无论是无意识地以“工作忙、没时间”这一经不起推敲的理由来为自己的“不阅读”做辩解，还是有意识地标榜自己“经常阅读”，都说明在这类农民工眼中，不读书至少是一种不太光彩的行为，也就是他们所要隐去的“恶”，这种心理机制虽然并不完全合理，但又不是没有依据。首先，无论是在农民工群体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群体中，阅读频率和文化水平都是呈正相关的，因此，阅读量的多少基本上可以作为推测一个人文化水平的依据。其次，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创造了文化资本理论，他认为文化资本能够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相互转换。而阅读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也就势必会与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挂钩，从而在无形中附带上一层“阶级”的意味。
三、畸形的文化“认同”
农民工的自我美化不仅表现为他们刻意掩盖自己“不喜欢阅读”的真实想法，还体现在他们对主流话语的主动靠拢、对自身异见的有意遮蔽上。 我们在询问农民工是否认为读书有用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予以肯定态度。但是，被问及理由时，却很少有人能够给出真正有意义的回答，大部分的农民工表示因为读书能够“赚大钱”“结识人脉”。但是，受过教育的他们显然没有真的赚到大钱、结识到广阔的人脉。可见，他们的读书有用论并非基于其亲身经验，而仅仅是一种想象性视域下的集体经验：因为我自己读书少、没文化、生活境况不好，所以那些读书多的人自然有比我更多的文化，无论是在生活、工作还是社交等各方面都会比我游刃有余得多。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农民工对于主流文学和非主流文学的认识上。调查中，农民工普遍表示“文学作品有高下之分”，而且“以鲁迅为代表的经典作品更好”，至于评判的标准，出现次数最多的一种回答是：因为这类作家“是名人”，这些作品“上教科书了”。但同时，他们自己却又极少阅读此类“有用”的文学作品，而是更偏爱那些他们事先加以菲薄的网络文学、通俗文学。可以说，农民工并不知道读书具体有什么用，经典文学究竟好在哪里，甚至有可能根本不这么认为，只是觉得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自己理应给出所谓“正确”的答案。这种畸形的文化“认同”体现出的仍然是他们虚“美”隐“恶”的隐秘愿望——由于大学生群体象征着“知识”与“文化”，从不阅读或者很少阅读的农民工在面对我们的询问时自然会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失落感。他们并不把这场调查当作一次平等的对话，而是认定自己在受到城市文明的“审问”，因此他们要主动地迎合主流话语，避免表现出自己“恶”的一面，但其实这种善恶的标准能否成立，则又要另当别论了。
本团队调研之初之所以选择无结构式访问调查法，就是希望在这种自由度更高的空间中农民工能掌握话语权，成为主动的发声者。但在实际调研中，无论我们如何竭力保持与之平等的姿态，他们仍然不可避免地向着主流话语不断趋近，这与我们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四、结语
笔者认为，农民工之所以会产生虚“美”隐“恶”的心理，是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社会边缘人”的自我定位，事实上，自我美化行為的发生就是建立在自我贬低的基础之上的。为了对比，本团队特意访问了几位从事安保、服务等行业的南京城市居民，他们的文化水平并不一定比农民工的文化水平高，在阅读的数量和内容等方面也不一定更胜一筹，也就是说，他们所掌握的文化资本不一定比农民工多。但无论是对政治局势的积极观照，还是对个人命运的自觉把握，这些人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和个体自信感，这是与农民工“低人一等”的自我想象截然不同的。
农民工固然不能消极被动地听任既有的主流社会规范加诸并作用于自己身上，但这一愿景的前提是我们的社会要充分地关注到他们复杂的心理世界，给予其更为真诚的人道主义关怀，只有如此，才能够让农民工群体真正走出社会和文化的边缘困境。
参考文献：
[1] 李振刚.文化分析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5（12）.
[2] 叶攀.文化压抑与文化自主——B市Q村新生代农民工案例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年度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省级项目《转型期农民工群体的阅读现状与文化边缘困境——基于南京地区的调查研究》的研究成果
作 者： 陶文倩，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赵斌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农民工 阅读 心理机制 文化认同 边缘困境
在“全民阅读”的时代背景下，本调研团队将目光聚焦于农民工群体，试图探索这一社群的阅读实践。我们以江苏南京地区的63名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无结构式访问调查，但最终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极少数的农民工能够真正将阅读付诸行动，而以这一文化资本为阶梯完成阶层晋升者更是凤毛麟角。那么农民工自身对此种现状有何解释？其可信度有几分？这又反映了他们怎样的心理世界？这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因“工作忙”而“不读书”？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总结了农民工在被问及“为什么您不读书或很少读书”时，于第一时间给出的解释，大致分为以下三类：第一，不识字；第二，不喜欢读书；第三，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回答——“工作忙、没时间”。第一类解释指涉的是一种客观的、不可抗力的因素，做出此种回答的农民工大多表达了他们的遗憾，并反复强调如果他们有文化、能识字，就一定会进行阅读，可见他们的阅读愿望是在压抑中形成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次调研中，这类农民工都集中在老年女性中，且占比很少。第二类解释出现的频率同样很低，这是直接地表明了农民工对阅读的抗拒态度。而最常见的第三种解释虽然看似合理，但当它被放置在完整的访谈语境中时，就显得矛盾重重、难以成立。
农民工工作强度大且工作时间长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但是当我们继续追问“如果阻碍您阅读的条件得到改善，例如在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作时间减少，您是否会考虑进行阅读或进行更多的阅读”时，仅有少部分农民工给予肯定的回答，而大部分的人则表示“不会”或“没想过”。
在回答“会进行（更多的）阅读”的农民工中，有一位三十余岁的农民工表示虽然自己以前很喜欢读书，但由于现在每天要从早上四五点一直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他已经十年没有读过书了。事实上，不仅是不读书，他甚至连电视、电影也很少观看，放松方式仅限于刷“抖音”“快手”（手机短视频软件）这一类碎片式的娱乐活动。这一类农民工大多是对书籍感兴趣或者有通过阅读提升自我素质的意愿，只是因为客观上的工作要求或主观上对资本的追求而不得不放弃阅读，因此，他们“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而不读书”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就那些表示“工作时间减少后也不会阅读”或“从没想过”的农民工而言，他们最初的解释则未免显得有些可疑。我们进一步反问：“您刚才不是说您不读书或读得少是因为工作忙、没时间吗？”他们却不正面回答，而是为自己辩白：“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读什么书？”这说明此类农民工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阅读的意愿和期待，而时间是否充裕也并非如他们所说是阻碍其进行阅读的根本要素。
二、农民工的自我美化
比“因为工作忙而不读书，但工作时间减少后也不会读书”更为吊诡的一重悖论发生在一位从事物流工作的农民工身上。在访谈之初，这位小哥语气轻松地说自己“经常阅读”“一天读一到两个小时”，但在访谈开展了一段时间后，他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
当他提到自己常常会通过阅读来获取一些实用信息时，我们问道：“那么您会想要通过阅读进行放松吗？”对此，他表示：“放松的时候看电视啊。”于是，我們推论：“也就是说您有时间休息的时候不会去看书？”至此，他已表现得有些许不耐烦：“不看。我喜欢看电视上的一些文学啊，比如说诗词大会什么的。基本上我们现在都是看手机、看新闻，没有过多的阅读。”接着，我们又问他是否有喜欢看的小说，他说：“我不看小说，我一直以来没有这个爱好，小说文字太多了。”对于一些描写打工者生活的文学作品，他也直接表示“不想关注”。面对我们的追问，他十分无奈地表示：“我不想读书呀。如果是视频、表演之类的那我会关注，文字传播太僵硬了，不太愿意去看。”
“经常阅读”“一天读一到两个小时”的他竟会在访谈接近尾声时直言“我不想读书”“我不愿意去看”，这不免让人怀疑他话语的真实性。实际上，在访谈中我们也了解到他所阅读的范围仅限于关系到他个人生活的新闻，至于文学、历史、科学等诸多领域，他几乎完全没有涉猎。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位农民工在接受采访时，其实是在有意识地进行“自我美化”，而当访谈不断深入，他的解释开始被质疑，以至于最终“真相”被“揭露”，赤裸裸地展现在双方面前时，他就不免要落入尴尬的境地。
再回到那些用“工作忙、没时间”等理由为自己辩白的农民工，不难看出，他们也同样有“虚美”的嫌疑，只不过这种行为通常是“无意识”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潜意识中告诉自己不读书是因为工作忙碌，而不是自己不愿意读，直到被调查者再三追问后，他们才能逐渐意识到“原来我有了时间也不一定会读书”，“原来我根本就是不喜欢读书”。
无论是无意识地以“工作忙、没时间”这一经不起推敲的理由来为自己的“不阅读”做辩解，还是有意识地标榜自己“经常阅读”，都说明在这类农民工眼中，不读书至少是一种不太光彩的行为，也就是他们所要隐去的“恶”，这种心理机制虽然并不完全合理，但又不是没有依据。首先，无论是在农民工群体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群体中，阅读频率和文化水平都是呈正相关的，因此，阅读量的多少基本上可以作为推测一个人文化水平的依据。其次，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创造了文化资本理论，他认为文化资本能够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相互转换。而阅读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也就势必会与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挂钩，从而在无形中附带上一层“阶级”的意味。
三、畸形的文化“认同”
农民工的自我美化不仅表现为他们刻意掩盖自己“不喜欢阅读”的真实想法，还体现在他们对主流话语的主动靠拢、对自身异见的有意遮蔽上。 我们在询问农民工是否认为读书有用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予以肯定态度。但是，被问及理由时，却很少有人能够给出真正有意义的回答，大部分的农民工表示因为读书能够“赚大钱”“结识人脉”。但是，受过教育的他们显然没有真的赚到大钱、结识到广阔的人脉。可见，他们的读书有用论并非基于其亲身经验，而仅仅是一种想象性视域下的集体经验：因为我自己读书少、没文化、生活境况不好，所以那些读书多的人自然有比我更多的文化，无论是在生活、工作还是社交等各方面都会比我游刃有余得多。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农民工对于主流文学和非主流文学的认识上。调查中，农民工普遍表示“文学作品有高下之分”，而且“以鲁迅为代表的经典作品更好”，至于评判的标准，出现次数最多的一种回答是：因为这类作家“是名人”，这些作品“上教科书了”。但同时，他们自己却又极少阅读此类“有用”的文学作品，而是更偏爱那些他们事先加以菲薄的网络文学、通俗文学。可以说，农民工并不知道读书具体有什么用，经典文学究竟好在哪里，甚至有可能根本不这么认为，只是觉得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自己理应给出所谓“正确”的答案。这种畸形的文化“认同”体现出的仍然是他们虚“美”隐“恶”的隐秘愿望——由于大学生群体象征着“知识”与“文化”，从不阅读或者很少阅读的农民工在面对我们的询问时自然会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失落感。他们并不把这场调查当作一次平等的对话，而是认定自己在受到城市文明的“审问”，因此他们要主动地迎合主流话语，避免表现出自己“恶”的一面，但其实这种善恶的标准能否成立，则又要另当别论了。
本团队调研之初之所以选择无结构式访问调查法，就是希望在这种自由度更高的空间中农民工能掌握话语权，成为主动的发声者。但在实际调研中，无论我们如何竭力保持与之平等的姿态，他们仍然不可避免地向着主流话语不断趋近，这与我们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四、结语
笔者认为，农民工之所以会产生虚“美”隐“恶”的心理，是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社会边缘人”的自我定位，事实上，自我美化行為的发生就是建立在自我贬低的基础之上的。为了对比，本团队特意访问了几位从事安保、服务等行业的南京城市居民，他们的文化水平并不一定比农民工的文化水平高，在阅读的数量和内容等方面也不一定更胜一筹，也就是说，他们所掌握的文化资本不一定比农民工多。但无论是对政治局势的积极观照，还是对个人命运的自觉把握，这些人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和个体自信感，这是与农民工“低人一等”的自我想象截然不同的。
农民工固然不能消极被动地听任既有的主流社会规范加诸并作用于自己身上，但这一愿景的前提是我们的社会要充分地关注到他们复杂的心理世界，给予其更为真诚的人道主义关怀，只有如此，才能够让农民工群体真正走出社会和文化的边缘困境。
参考文献：
[1] 李振刚.文化分析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5（12）.
[2] 叶攀.文化压抑与文化自主——B市Q村新生代农民工案例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年度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省级项目《转型期农民工群体的阅读现状与文化边缘困境——基于南京地区的调查研究》的研究成果
作 者： 陶文倩，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赵斌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