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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孝道文化是中国文化的血缘基础，对孝道的书写是文学的永恒主题。然而在书写父母之爱的时候是论心还是论迹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论心与论迹体现出了作为书写者的儿女是被动地享受父母之爱还是主动地去爱父母。《背影》一文通过写“父亲”的背影和“我”的眼泪，情感始终处于一种感受到的爱和走不进的心的境况。如何穿越文学经典作品中“感恩——愧疚——不相见”的孝道书写模式，建立一种平等、和谐、无愧的关系，成为我们当代应该思考的问题，这才是一种批判性创造性的思维和鉴赏。
关键词：穿越 孝道 《背影》 思考
我国文化的核心是血缘关系维系下的伦理文化。《论语》中孔子多次谈到孝，是论心与论迹并重的。其后汉文帝立《孝经》博士，自此我国开始进入以孝治国的模式中。此后孝成为深入我们民族基因中的重要源代码。然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后世歌颂母爱的作品居多，歌咏父爱的作品为少。近代以来刻画父子之情的作品，从传播广度而言，当以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为代表。自1925年朱自清发表《背影》90多年以来，教育界和学术界对其分析与争论一直存在，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做如下思考。
一、“他”的背影与“我”的眼泪
《背影》的开篇为：“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文章的末尾是：“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论者多从文章首尾以背影始以背影终的呼应结构来赞赏其文章设计的精巧。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里还有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那就是“背影”和“不相见”。背影是中国男人或者父亲的形象，是男主外的形象抓拍，更是作为家庭成员的子女对父亲的一种非直视状态的模糊印象。而《背影》中的“背影”更多是含有“不相见”的内容。作品中的“我”与父亲已经两年不见了，而动笔写作该文的时候表达的却是“唉，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这样的表达让我们心酸的同时也非常痛心。心酸是因为读者把《背影》当成是作者朱自清本人真实情感的自我流露，是基于对朱自清与其父亲朱鸿钧之间因为父子矛盾而产生的诸多隔阂所致的社会历史性解读。痛心是因为本已多年不见，依旧不知何时相见的父子关系，父亲的意象到底该如何从背影转变为脸庞？
背影意象在文中多次出现，可是把父亲用一个“他”字来代替是那么的刺眼。这不是中国式的话语表达，中国人没有称自己父亲为“他”的。用一个“他”字来替换父亲，第三人称的指代取代了“我的父亲”的第一人称表述，这种话语转换中，可以发现作者自我情感的复杂和不能确定的统一。父与子的关系是传统文化中的五伦關系之一，彼此之间存在着父慈子孝的文化约定。他与“我”的关系在中国文化中则更多的是可以感受到的陌生与无关联，他可以是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与“我”相区别而可以对立存在的熟悉或者陌生的个体。父子关系中缺乏的就是父与子的对立与平等，而更多的是亲情和责任。朱自清在父子与“我”、他的话语交换使用中是不能统一的，一会儿用父亲，一会用他，这种较为混乱的用词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两者之间关系的处理和情感的起伏波动。
文章以“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结尾，这其中包含的意思可以有多种推测。通读全文，作者似乎已经对父亲的爱有了感动和同情，结尾处似乎也应该沿着此思路总结父爱的伟大。开头的不相见，结尾如果是渴望相见，似乎更能使得感恩之情得以圆满。然而作者竟然以“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做结。一个“他”又回到了熟悉的陌生，一个“不知何时再能”相见则暗示了相见的无期和无助。潘璋荣在《如何理解〈背影〉中的“不相见”》一文中提出“这里的‘不’就是‘没有’或者‘没’的意思”。这种归于口语的使用上的说法只能说是一家之言，我并不同意此说。这里的“不相见”中或许还包含了更多的作者对父亲“气死祖母、截走工资、辱骂妻子”的不能原谅。有学者认为朱自清此文表达的是一种忏悔的父爱，笔者则感觉这里表达的是不能释怀的纠结。一句“不知何时”更可以看出，作者根本就没有把父亲接到自己身边的意思，同时也没有回到父亲身边的意思。父亲，对作者而言或许就是一个遥远的背影而已，一个不知道何时相见的人，再见恐怕只有等到父亲死之后的“奔丧”了。
二、看得见的“爱”与走不进的“心”
《背影》自发表以来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以至于成为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究其原因，是《背影》切中了传统文化中父亲的形象，也迎合了不善于表达的国民性格。在传统的“父主外，母主内”的家庭模式中，父亲因为需要养家，所以在主外中留给家人的多是“背影”形象，这一特征的抓取提炼显示了朱自清深厚的文学观察力。正因如此，父亲与子女之间才缺少了沟通，他们喜欢用行动来表达自己的爱，而不是母亲式的唠叨。
晚清王永彬《围炉夜话》提出“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的问题。关于孝，一直以来存在着论心与论迹之说，而《背影》毫无疑问是论心的代表之作。《背影》中随处可见的是作者对父爱的点滴追忆。最为作者所着力刻画的是父亲翻越月台去买橘子。关于此段，近来有论者提出违反交通法则的问题，真是可笑之极，翻越月台去买东西在火车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1925年的南京站暂且不论，即便是改革开放后初期，翻越钢轨依旧习以为常。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值一驳。此外文中“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他嘱我路上小心”，“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这桩桩件件都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的表现，没有豪言壮语，但都是生活的真实体现，是我们每位读者在成长中都有过的经历。爱是作者看得见的，可是我们却感到作者根本就没有走进父亲的心。作者对父亲的理解是一种人生际遇的感悟和推测，二人之间是没有什么实质的交流和沟通的。父子之间缺乏沟通交流，对父爱的书写全靠自己的体悟。父之于子是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之一，而作者的家庭中，父子之间的隔阂是“家庭琐碎便往往触他之怒”。走不进的心，体现的是儿子缺乏主动与父亲沟通的欲望和体谅父亲的心，是无法消除的父子代沟和隔膜。本文的最大优点是作者在论心的层次上对孝道的表达，最大的遗憾是缺乏在论迹中行动的有所改变。尤其是文中首尾呼应的“不相见”，更加表明了作者只能是停留在论心的层面来表达对爱的感受，而“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则更多的是在论迹的层面里我们所无法预见的任何行动。爱是一种情感，更应该是一种行动的体现。就当时流传已广的《二十四孝》的故事来看，子之于父母的孝是需要行动来体现的。所谓“论心不论迹”的说法是一种对孝的宽泛解读，是对子女在心与迹方面的一种舒缓的鼓舞与体谅。传统文化讲究以行动来体现孝心，以沟通和体谅来缓解矛盾。遗憾的是《背影》的关键词却是“不相见”“背影”“眼泪”。我们可以简单勾勒一下整篇文章的脉络：“我”与他（父亲）“不相见——愧疚——落泪——仍不相见”。 三、如何构建平等对话的孝道
文学作品要思想深刻，有时代的穿透性，必须有哲学的思考。朱自清的《背影》符合孝道文化，能够唤起读者对父爱的思念，却缺乏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背影》中作者所表达的是子女对父亲的不理解和愧疚之情，今日学《背影》，除了获得感恩、愧疚，还有什么？我们还是缺少了生命、个体、尊严、共处等相关问题的思考。从文化的角度而言，是强大的孝道文化下，自我心理无论怎样徘徊，最终我们还是回到对父母恩情的感恩和愧疚上。在文中我们看不到作者对孝道文化的一丝思考。普通作者与读者如果仅止于此也罢了，作为文化人、大学者如果还极度推崇，则是认识的浅薄与缺乏批判性创造性的思考。如果仅仅止于感恩父母的话，“乌鸦反哺”“羊羔跪乳”“麻雀护子”的故事更形象。然其价值何在呢？据载朱自清后来以“背影”命名其散文集，寄给父亲，带有和解的性质。这应该是作者中年后背负孝道文化的体现。“背影”依旧是鸡汤，而鲁迅1926年的《五猖会》则是一把刺向传统文化的利剑。朱自清深受家庭之纠缠，依旧压抑自我，写出《背影》，是孝子；对父亲，虽然鲁迅深受其利，但仍是批判，是文化上的逆子和反思者。《五猖会》的结尾是：“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其诧异中依旧包含了对父亲的不可理解和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否定与批判。其实鲁迅的《藤野先生》更像是一篇对父亲的回忆。鲁迅临终前，在回忆中撰写《太炎先生的二三事》，章太炎是他的偶像，是其灵魂的皈依者。他们都是斗士一类的人。鲁迅对寿镜吾、藤野严九郎、章太炎三位先生的着力刻画，其实就是在弥补父爱的缺失。而《长妈妈与山海经》中，长妈妈则是母爱的替补。朱自清的《背影》让自己落泪，让读者感动的是一种扭曲的付出和一种无力的回报。所以说，鲁迅是思想家，朱自清是文学家。
《背影》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的愧疚，却看不到一丝回报欲望。他们父子仿佛是两个世界中的人，彼此都活着，却如死一般地回忆。朱自清对其父不认同，是矛盾的，是内耗的，是不和谐的。如果连父子、母子的问题都处理不了，解决不了，思考不明白，说明还没有触碰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孙绍振先生在《〈背影〉的美学问题》中提出，在众多的解读中，“最佳者照搬叶圣陶先生上个世纪前期所做的论述：作者笔下的父亲把大学生的‘我’当作‘一个还得保护的孩子’”。这里隐约提到了我们文化中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即武志红先生在《巨婴国》中提出的巨婴问题。武志红认为，成年人90%的爱与痛都是因为人虽成年，而心理水平却停留在婴儿的状态。《背影》中我们依稀看到一个青年巨婴的形象。从南京到北京的直达火车对于年已二十岁的作者而言已经往来了两三次，而父亲还是踌躇着送还是不送，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父亲对这次分别的重视。尤其是翻越月台去买东西使得这种分别平添了更多的不舍。父亲这种行为的背后是什么？是把“我”当成了一个还得保护的孩子，是把已经成人的“我”当成巨婴的体现。类似的情景在龙应台的《目送》中得以重现，“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去读书，一个博士毕业的女子要工作，都是需要父亲的送来完成的事件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说以前的人独立和闯荡社会的年龄要早，即便是改革开放后的我们，上高中，读大学，工作辗转，何尝让父母送过。《背影》中的“我”对父亲的态度是烦，是想挣脱。这里的儿子对父亲何尝有过一丝的关爱，橘子应该是儿子买给父亲，儿子关心的应该是父亲怎么回家的问题，是父亲回家的路上渴了怎么办，可是这里没有。叶圣陶说这里的父亲是把儿子当成孩子的，可是如果儿子也把自己当成孩子，不能实现角色的转换来关照父亲，则是永远长不大的巨婴了。
朱自清的巨婴心态没有觉醒，却为强大的孝道文化所依附。他本可以在巨婴的问题上有所觉醒，却没能活出“独立、担当、去爱、共处”，而是回到“自惭、愧疚、反省”的老路上。在论心不论迹的孝道模式下的复写虽然唤起了更多的同类巨婴们的同情，却毫无孝行动的表现以突破论心的模式。朱自清、龙应台二人的作品，能够换取读者的眼泪和同感，但是却没有给出一条有价值的尽孝的路子来。没有给出路，没有给新范，仍旧是没有跳出旧文化的固有藩篱，只是用白话、用口语表达了一种旧文化范式，没有提出新的问题，从而缺乏时代感。在这种父子两代人之間有一种捆绑与控制，以及一种失落。父母是失落，子女是愧疚，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文化下的矛盾。在关于孝道情感的书写上，我们是需要思考如下问题的：面对父爱，或者父母之爱，我们除了一再地表达愧疚与忏悔，能否有其他的诉说？面对父母的爱，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不愧疚、不忏悔？在孝道文化视域下，我们如何与父母相处才是双方都能心安理得存在的方式？在父子、母子之间，如何建构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如何建构一种健康的共处方式？遗憾的是，以上问题在《背影》和《目送》等作品中是没有表达和思考的。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一卷[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2]武志红.巨婴国[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3] 吴炫.否定主义文艺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4]〔清〕王永彬.围炉夜话[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
[5]孙绍镇.《背影》的美学问题[J].语文建设，2010 （6）.
[6] 潘璋荣.如何理解《背影》中的“不相见”[N].语言文字报，2017-07-10.
作 者： 张丽锋，博士，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编 辑： 杜碧媛 E-mail： [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穿越 孝道 《背影》 思考
我国文化的核心是血缘关系维系下的伦理文化。《论语》中孔子多次谈到孝，是论心与论迹并重的。其后汉文帝立《孝经》博士，自此我国开始进入以孝治国的模式中。此后孝成为深入我们民族基因中的重要源代码。然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后世歌颂母爱的作品居多，歌咏父爱的作品为少。近代以来刻画父子之情的作品，从传播广度而言，当以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为代表。自1925年朱自清发表《背影》90多年以来，教育界和学术界对其分析与争论一直存在，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做如下思考。
一、“他”的背影与“我”的眼泪
《背影》的开篇为：“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文章的末尾是：“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论者多从文章首尾以背影始以背影终的呼应结构来赞赏其文章设计的精巧。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里还有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那就是“背影”和“不相见”。背影是中国男人或者父亲的形象，是男主外的形象抓拍，更是作为家庭成员的子女对父亲的一种非直视状态的模糊印象。而《背影》中的“背影”更多是含有“不相见”的内容。作品中的“我”与父亲已经两年不见了，而动笔写作该文的时候表达的却是“唉，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这样的表达让我们心酸的同时也非常痛心。心酸是因为读者把《背影》当成是作者朱自清本人真实情感的自我流露，是基于对朱自清与其父亲朱鸿钧之间因为父子矛盾而产生的诸多隔阂所致的社会历史性解读。痛心是因为本已多年不见，依旧不知何时相见的父子关系，父亲的意象到底该如何从背影转变为脸庞？
背影意象在文中多次出现，可是把父亲用一个“他”字来代替是那么的刺眼。这不是中国式的话语表达，中国人没有称自己父亲为“他”的。用一个“他”字来替换父亲，第三人称的指代取代了“我的父亲”的第一人称表述，这种话语转换中，可以发现作者自我情感的复杂和不能确定的统一。父与子的关系是传统文化中的五伦關系之一，彼此之间存在着父慈子孝的文化约定。他与“我”的关系在中国文化中则更多的是可以感受到的陌生与无关联，他可以是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与“我”相区别而可以对立存在的熟悉或者陌生的个体。父子关系中缺乏的就是父与子的对立与平等，而更多的是亲情和责任。朱自清在父子与“我”、他的话语交换使用中是不能统一的，一会儿用父亲，一会用他，这种较为混乱的用词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两者之间关系的处理和情感的起伏波动。
文章以“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结尾，这其中包含的意思可以有多种推测。通读全文，作者似乎已经对父亲的爱有了感动和同情，结尾处似乎也应该沿着此思路总结父爱的伟大。开头的不相见，结尾如果是渴望相见，似乎更能使得感恩之情得以圆满。然而作者竟然以“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做结。一个“他”又回到了熟悉的陌生，一个“不知何时再能”相见则暗示了相见的无期和无助。潘璋荣在《如何理解〈背影〉中的“不相见”》一文中提出“这里的‘不’就是‘没有’或者‘没’的意思”。这种归于口语的使用上的说法只能说是一家之言，我并不同意此说。这里的“不相见”中或许还包含了更多的作者对父亲“气死祖母、截走工资、辱骂妻子”的不能原谅。有学者认为朱自清此文表达的是一种忏悔的父爱，笔者则感觉这里表达的是不能释怀的纠结。一句“不知何时”更可以看出，作者根本就没有把父亲接到自己身边的意思，同时也没有回到父亲身边的意思。父亲，对作者而言或许就是一个遥远的背影而已，一个不知道何时相见的人，再见恐怕只有等到父亲死之后的“奔丧”了。
二、看得见的“爱”与走不进的“心”
《背影》自发表以来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以至于成为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究其原因，是《背影》切中了传统文化中父亲的形象，也迎合了不善于表达的国民性格。在传统的“父主外，母主内”的家庭模式中，父亲因为需要养家，所以在主外中留给家人的多是“背影”形象，这一特征的抓取提炼显示了朱自清深厚的文学观察力。正因如此，父亲与子女之间才缺少了沟通，他们喜欢用行动来表达自己的爱，而不是母亲式的唠叨。
晚清王永彬《围炉夜话》提出“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的问题。关于孝，一直以来存在着论心与论迹之说，而《背影》毫无疑问是论心的代表之作。《背影》中随处可见的是作者对父爱的点滴追忆。最为作者所着力刻画的是父亲翻越月台去买橘子。关于此段，近来有论者提出违反交通法则的问题，真是可笑之极，翻越月台去买东西在火车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1925年的南京站暂且不论，即便是改革开放后初期，翻越钢轨依旧习以为常。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值一驳。此外文中“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他嘱我路上小心”，“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这桩桩件件都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的表现，没有豪言壮语，但都是生活的真实体现，是我们每位读者在成长中都有过的经历。爱是作者看得见的，可是我们却感到作者根本就没有走进父亲的心。作者对父亲的理解是一种人生际遇的感悟和推测，二人之间是没有什么实质的交流和沟通的。父子之间缺乏沟通交流，对父爱的书写全靠自己的体悟。父之于子是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之一，而作者的家庭中，父子之间的隔阂是“家庭琐碎便往往触他之怒”。走不进的心，体现的是儿子缺乏主动与父亲沟通的欲望和体谅父亲的心，是无法消除的父子代沟和隔膜。本文的最大优点是作者在论心的层次上对孝道的表达，最大的遗憾是缺乏在论迹中行动的有所改变。尤其是文中首尾呼应的“不相见”，更加表明了作者只能是停留在论心的层面来表达对爱的感受，而“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则更多的是在论迹的层面里我们所无法预见的任何行动。爱是一种情感，更应该是一种行动的体现。就当时流传已广的《二十四孝》的故事来看，子之于父母的孝是需要行动来体现的。所谓“论心不论迹”的说法是一种对孝的宽泛解读，是对子女在心与迹方面的一种舒缓的鼓舞与体谅。传统文化讲究以行动来体现孝心，以沟通和体谅来缓解矛盾。遗憾的是《背影》的关键词却是“不相见”“背影”“眼泪”。我们可以简单勾勒一下整篇文章的脉络：“我”与他（父亲）“不相见——愧疚——落泪——仍不相见”。 三、如何构建平等对话的孝道
文学作品要思想深刻，有时代的穿透性，必须有哲学的思考。朱自清的《背影》符合孝道文化，能够唤起读者对父爱的思念，却缺乏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背影》中作者所表达的是子女对父亲的不理解和愧疚之情，今日学《背影》，除了获得感恩、愧疚，还有什么？我们还是缺少了生命、个体、尊严、共处等相关问题的思考。从文化的角度而言，是强大的孝道文化下，自我心理无论怎样徘徊，最终我们还是回到对父母恩情的感恩和愧疚上。在文中我们看不到作者对孝道文化的一丝思考。普通作者与读者如果仅止于此也罢了，作为文化人、大学者如果还极度推崇，则是认识的浅薄与缺乏批判性创造性的思考。如果仅仅止于感恩父母的话，“乌鸦反哺”“羊羔跪乳”“麻雀护子”的故事更形象。然其价值何在呢？据载朱自清后来以“背影”命名其散文集，寄给父亲，带有和解的性质。这应该是作者中年后背负孝道文化的体现。“背影”依旧是鸡汤，而鲁迅1926年的《五猖会》则是一把刺向传统文化的利剑。朱自清深受家庭之纠缠，依旧压抑自我，写出《背影》，是孝子；对父亲，虽然鲁迅深受其利，但仍是批判，是文化上的逆子和反思者。《五猖会》的结尾是：“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其诧异中依旧包含了对父亲的不可理解和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否定与批判。其实鲁迅的《藤野先生》更像是一篇对父亲的回忆。鲁迅临终前，在回忆中撰写《太炎先生的二三事》，章太炎是他的偶像，是其灵魂的皈依者。他们都是斗士一类的人。鲁迅对寿镜吾、藤野严九郎、章太炎三位先生的着力刻画，其实就是在弥补父爱的缺失。而《长妈妈与山海经》中，长妈妈则是母爱的替补。朱自清的《背影》让自己落泪，让读者感动的是一种扭曲的付出和一种无力的回报。所以说，鲁迅是思想家，朱自清是文学家。
《背影》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的愧疚，却看不到一丝回报欲望。他们父子仿佛是两个世界中的人，彼此都活着，却如死一般地回忆。朱自清对其父不认同，是矛盾的，是内耗的，是不和谐的。如果连父子、母子的问题都处理不了，解决不了，思考不明白，说明还没有触碰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孙绍振先生在《〈背影〉的美学问题》中提出，在众多的解读中，“最佳者照搬叶圣陶先生上个世纪前期所做的论述：作者笔下的父亲把大学生的‘我’当作‘一个还得保护的孩子’”。这里隐约提到了我们文化中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即武志红先生在《巨婴国》中提出的巨婴问题。武志红认为，成年人90%的爱与痛都是因为人虽成年，而心理水平却停留在婴儿的状态。《背影》中我们依稀看到一个青年巨婴的形象。从南京到北京的直达火车对于年已二十岁的作者而言已经往来了两三次，而父亲还是踌躇着送还是不送，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父亲对这次分别的重视。尤其是翻越月台去买东西使得这种分别平添了更多的不舍。父亲这种行为的背后是什么？是把“我”当成了一个还得保护的孩子，是把已经成人的“我”当成巨婴的体现。类似的情景在龙应台的《目送》中得以重现，“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去读书，一个博士毕业的女子要工作，都是需要父亲的送来完成的事件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说以前的人独立和闯荡社会的年龄要早，即便是改革开放后的我们，上高中，读大学，工作辗转，何尝让父母送过。《背影》中的“我”对父亲的态度是烦，是想挣脱。这里的儿子对父亲何尝有过一丝的关爱，橘子应该是儿子买给父亲，儿子关心的应该是父亲怎么回家的问题，是父亲回家的路上渴了怎么办，可是这里没有。叶圣陶说这里的父亲是把儿子当成孩子的，可是如果儿子也把自己当成孩子，不能实现角色的转换来关照父亲，则是永远长不大的巨婴了。
朱自清的巨婴心态没有觉醒，却为强大的孝道文化所依附。他本可以在巨婴的问题上有所觉醒，却没能活出“独立、担当、去爱、共处”，而是回到“自惭、愧疚、反省”的老路上。在论心不论迹的孝道模式下的复写虽然唤起了更多的同类巨婴们的同情，却毫无孝行动的表现以突破论心的模式。朱自清、龙应台二人的作品，能够换取读者的眼泪和同感，但是却没有给出一条有价值的尽孝的路子来。没有给出路，没有给新范，仍旧是没有跳出旧文化的固有藩篱，只是用白话、用口语表达了一种旧文化范式，没有提出新的问题，从而缺乏时代感。在这种父子两代人之間有一种捆绑与控制，以及一种失落。父母是失落，子女是愧疚，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文化下的矛盾。在关于孝道情感的书写上，我们是需要思考如下问题的：面对父爱，或者父母之爱，我们除了一再地表达愧疚与忏悔，能否有其他的诉说？面对父母的爱，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不愧疚、不忏悔？在孝道文化视域下，我们如何与父母相处才是双方都能心安理得存在的方式？在父子、母子之间，如何建构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如何建构一种健康的共处方式？遗憾的是，以上问题在《背影》和《目送》等作品中是没有表达和思考的。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一卷[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2]武志红.巨婴国[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3] 吴炫.否定主义文艺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4]〔清〕王永彬.围炉夜话[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
[5]孙绍镇.《背影》的美学问题[J].语文建设，2010 （6）.
[6] 潘璋荣.如何理解《背影》中的“不相见”[N].语言文字报，2017-07-10.
作 者： 张丽锋，博士，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编 辑： 杜碧媛 E-mail：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