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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困境与阴郁的诗学
马 兵
霍桑有一个很有名的短篇小说《威克菲尔德》，写一个叫威克菲尔德的男人借口出门旅行，在离家很近的街上租了房子，在那儿一住就是二十年，全然不顾自己的妻儿，忽一日，他不声不响踏进家门，仿佛才离家一天似的。在这个小说的结尾，霍桑写道：“在这个神秘世界表面的混乱当中，其实咱们每个人都被十分恰当地置于一套体系里。体系之间，它们各自与整体之间，也都各得其所。一个人只要离开自己的 位置一步，哪怕一刹那，都会面临永远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就像这位威克菲尔德，他可能被，事实上也的确被这个世界所抛弃。”对这个小说素来有很多解读，而我倾向的一种是把它理解为一则逃逸生活的寓言，虽然霍桑说过，威克菲尔德先生沒有自我放逐的理由，但或许生活本身就有一种“自来的残忍”，所以，敏感于此的人们便会策划逃离，以抗拒那习焉不察然而同化力巨大的生活对自我的体制化。但逃到哪里去呢？新的生活固然开启崭新的一页，但当新的生活开始沉积，它又会成为人之灵性的异己部分。《威克菲尔德》之后，我们读过各种各样的关于逃离的小说，这些小说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而在2018年的年初，当我们翻看各大文学刊物时，再一次读到了关于“逃离”母题的文学叙事，这些新的逃离故事直接对应着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也携带着试图抗拒贫乏的精神之力，它们有着纤细的芒刺，逼迫我们去面对这个我们不愿面对或者失察去面对的体制化的生活。
蔡东：《照夜白》，《十月》2018年第1期
“逃离”是蔡东小说的关键词之一，当然，蔡东笔下的人物从来都不是生活重压之下丢盔弃甲的无奈之徒，而是带着尊严和仁慈向往在别处生活的精神的飞翔者。《照夜白》也是如此，而且相比于她之前的人物，这个小说中的谢梦锦有着更决绝地拒绝与凡庸生活合谋的勇气，她拒绝的方式是从假装失声到有意的沉默。作为一名教师，她不愿再用媚俗的方式与学生打成一片；作为集体的一员，她远离同事的酒场欢会，因为那不过是“一个个毫无自由意志的公共的夜晚”；作为自我生活的承负者，她喜欢断舍离的极简主义，又在意让生命接通诗性的圆满。而当她放弃那些流俗的交际方式时，也是她彻底唤醒自己被蔽抑了的感觉之灵的时刻，小说一开始便从她超敏的嗅觉写起，那悠长“像禅机和隐喻”的气味，正是她从无聊的例会中神游才感受得到的。“照夜白”传说是唐玄宗最爱的白色骏马，它被系在一个木桩上，鬃毛飞起昂首嘶鸣，四蹄腾跃，似欲挣脱羁绊，而到了小说结尾，谢梦锦在同学的配合下一起上了一节静默无言的课，才久违的放空中，一切变得辽远起来，“照夜白”终于腾空而起。这无疑是一个诗性的时刻。
许建平：《最后的草鱼》，《莽原》2018年第1期
在相关的创作谈中，作者说这个小说是出于“虚构和杜撰”，但整体上更像是社会热点新闻的再加工，毕竟，在酒场上一醉不起竟而殒命的事件并不是个例，小说以之为素材，自然要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即如何在保持这种新闻事件的时代批判性的同时又带出小说独有的关怀和温度。《最后的草鱼》的巧妙之处在于，叙事的焦点并没有在那个因为拼力陪酒而暴毙的小伙子身上，而在酒局的一个参加者王处身上。这个并没有实职的副处干部在这个无聊的酒局中慢慢地成为一个局外人，酒局成了他测度自己在别人心目中地位的一个机会。而当他得知小王死去的消息后的应激性的反应，以及在面对上门调查的警察的态度，又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久在官场浮沉的小官僚的另一面，他的怜悯和惊惧，他的力图撇清的无力和强作镇定的张皇。于是，从“小公务员之死”的新闻式事件，到塑造王处这样的人的精神之癌，小说很好地跳脱了新闻小说的那种简单对应的弊病，给出了富有创意的转化方式。
王芸：《心祠》，《长城》2018年第1期
有肖江虹的《傩面》在前，对后来处理类似题材的写作者都提出了不小的挑战。王芸的中篇《心祠》写的也是傩班的故事，完成得中规中矩，就人物关系的设置和小说所指涉的深度，与《傩面》比，还是未达一间。《心祠》在叙事上唯一的跳脱之处是采用了倒叙的方法，从2018年往回推，一直写到1968年，在五十年的变迁中呈现罗家三代人的傩戏情缘，这种以十年为段的设置稍嫌刻意和板滞，但也加重了小说本身的历史阔度。这个作品其实也写到了“逃离”，傩戏所扮演和模仿的是一个有灵的神性世界，罗光明出生时，母亲便给他准备了一件小衣，也就是他的“心祠”，这件小衣不但是父母为他祈求现实福佑的托付，还是日后罗光明无数人生晦暗时刻的指引，也是他抵挡现实庸常的倚靠。“心祠”也因此构成小说最核心的意象，它以通灵的方式传递了对现代人之精神迷惘和危机的一种拯救——在傩所表征的那个神性的庄严的天地中，人必须涤荡尽自己的虚荣和伪饰。
小人物的“彷徨”与“呐喊”
韩 玥
云亮：《斑斓鸟 三伏鸟》，《朔方》 2018年第1期
简单看来，云亮的《斑斓鸟 三伏鸟》似乎是在讲述“我”在下坡村中学任教的种种经历，文章塑造了性格各个不同的教师群象：为讨酒喝而故意找学生茬的赵中祥，心思绵密、狂傲不羁的石南里，心气高、脸皮薄的胡安定……让读者看到了本应执着于三尺讲台的教师家长里短的另一面，但是或许作者的本意并不在此，小说更令人称道的是其在结构上的匠心，语言上的精致以及引人深思的结局。
小说在结构上始终将斑斓鸟作为全文的显性线索贯穿始终，照应小说情节的发展。首先，斑斓鸟的形体被作为联想物与“我”喜欢的姑娘牵连在一起：“她穿一件粉红上衣，本来白皙的面庞被黑板映衬得更加白皙，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校园东南角大槐树上的那只斑斓鸟洁白的腹”，“钟艳玲脚上纯净的红色凉鞋令我想起那只斑斓鸟的爪”，这时的两个人沉浸在青涩而情意绵绵的幸福里……到最后，“钟艳玲穿了一件我从没见过的衣服，颜色、样式都透着稚气”，不再像斑斓鸟一样的打扮，也暗示了钟艳玲对这段感情会无疾而终的态度；同时，斑斓鸟的命运与“我”的前途仿佛有冥冥之中的关联，“她灿烂一笑，啥斑斓鸟啊，是三伏鸟，这种鸟三伏天来俺这里，出了三伏天就不知飞到哪里去了。”钟艳玲的一句玩笑话无疑暗合了小说最后“我”会离开这里的结局。 而更令人称道的是小说的语言，如汩汩溪流般温情，能够在不经意之处让读者会意一笑，例如其写到张会元与侯永芳偷情、写“我”与靳晓霞的感情，分别用了“云消雾散后”、“一段味同嚼蜡的相持”这样若隐若现的词语，寥寥数笔，个中情味便跃然纸上。而小说语言的精致尤其体现在细节描写的灵动，例如“额心挤出一个肉疙瘩”、“喉结一阵耸动”、“面皮细腻得叫我心慌”等，这样类似的用语足以体现作者在拿捏词语方面的细腻和厚实。
在小说的最后，“我”竟然被陷害为编造贬低小学领导顺口溜的始作俑者，这使读者不得不从作者用心经营的语言城堡中暂时抽离，来思考其中原因，或许仅仅是省城师范学校毕业的身份使大家对“我”心怀妒忌，或许是靳晓霞因为当年与“我”的种种纠结跟大家说了什么使大家对“我”有所误解，也或许是大家为了保全自己将责任嫁祸在最有文化的人身上……这些都不妨聊备一解，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当作者完成小说的时候，小说便不再属于作者而属于读者，这样开放性的不确定性的结局，以其未完成性唤起了读者更多的参与。
胡迁：《陷阱》，《上海文学》 2018年第1期
青年作家胡迁在去年的自缢是文学界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这个有着极强异质性的写作者，在遗作《陷阱》中再一次显露他“格格不入”、“头角峥嵘”的文学风格。
“陷阱”一词的本义，是比喻使人受骗上当的圈套，在叙述者看来，“我所珍藏的东西，总是在触碰的时候就轻易瓦解成粉尘，这便是一种可以成为陷阱的东西”，读者因此而不解，何为“我”所珍藏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又如何成为了陷阱，细细思考我们或许可以发现，或许是因为“我”的无心之失而招致了朋友的不信任，以至于几年后让“我”陷入困境；或许是“我”明明倾慕对方却被误认为是骚扰别人的“变态”；或许是“我”满怀期许的参加新书出版活动却被出版社无礼对待的绝望；又或许是我好心劝母亲脱离传销组织却面临母子本已三十年相互不理解的窘迫。明明都是用心之舉，却把自己推向了深渊，“投之以桃”却未能“报之以李”，而看似无关的事件，都被作者用“陷阱”串联起来，这些“陷阱”一步步地让“我”陷入绝望和更绝望，使我窘迫而不安。仔细体味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文章中的情绪、语言，还是具体事例，都弥漫了厚重的颓丧之感，而这种颓丧之感不同于有明确的现实环境作为强有力的衬托的作品，处于叙述者位置的人物似乎漫不经心的将自己置于“局外”，正如《局外人》里的默而索一般，没有悲喜，只有淡漠。胡迁是否也如加缪一样，试图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对这荒谬的世界以回击。
除了小说在情感上的颓丧之感，在结构上，文章最大的特点是结尾收束迅速，在读者认为可能会有重大转折的时候戛然而止，这种看似的不完整性似乎是胡迁短篇小说创作的共同特点，当以读者的阅读经验觉得叙述者可能会做些什么的时候，文章仿佛被掐灭的灯芯一般归于沉寂，因此这种结尾更像是散文化的结尾，就像本篇的，“但思考了很久，我还是决定躺在这里，打算坚持到再也躺不下去为止。”这样看似无尾的结尾也为读者营造了更大的可阐释空间，这可能是胡迁不同于其他小说家之处吧。
夏烁：《余生》，《当代》2018年第1期
小说的标题是“余生”，首先让人联想到“共度余生”。说的主题，是两位主人公余维和顾琬在经历十几年的博弈和等待之后终于再次相见，阔别后的数年里各自都经历了现实的困境与苦闷，家庭的不和带来的沉重感压得两人无法喘息，在经过内心的纠结、诸多现实考量之后两人又重新走到了一起。这个过程也绝非坦途，余维经历了照顾瘫痪在床的外婆的艰难，承载了一个将死之人全部的怨念，那“怕死的谨慎”、那“人生路途中最黑暗的部分”，恐怕是再多的遗产也无法抹平的伤疤，相亲对象的不成熟使他更念及故人，他刻意用种植的胡子、吴秀波一样的发型将自己全副武装，以期与过去的自己诀别。岁月也并没有待不惑之年的顾琬更好一些，母亲的多疑和猜忌、母女两人不断的赌气和争吵、遇人不淑而导致的事业危机给她柔弱的身躯以重压。或许正是经历过命运与岁月的洗礼，才使得两人的相遇更多了一些惺惺相惜。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有两段心理描写算是全篇的高潮部分，“他觉得他是怜悯地抱着她的，同样也怜悯地抱着自己。他觉得这应该就是爱情。”“现在她被他抱着，并不舒服，但骨骼与骨骼之间迁就地碰撞在一起，她想她还是没有爱上他，他太弱了，但她愿意和他共度余生。”即使两人都有了自己的秘密，即使两人的婚姻也并不是因为爱情，余维和顾琬依然心照不宣，终于还是牵起彼此的双手，共度“余生”。
就像张爱玲所说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在中年人面临婚姻问题的时候，或许只有真正的经历和感同身受才能抹去年少的戾气和挑剔，而代之以坦然而无畏吧。
赵兴国：《金蝉脱壳》，《当代小说》 2018年第1期
“金蝉这东西奇怪得很，没蜕皮之前，不做声不言语，一步一踱慢吞吞的，像乌龟；可一旦蜕了皮，翅膀噌噌扑扇着，飞得比兔子还快”，文章中对于“金蝉脱壳”的解读，正影射了收废品的小人物吴立生的人生境遇，前半生的他，似乎每天都被捉襟见肘的生活遭际折磨得焦头烂额，他也并没有实现出生时老辈所给予的厚望，他的懒惰使整个家庭一步步堕入深渊。可怜的吴立生承载着老同学和邻居家生活比自家优渥而来的压力、凑不齐女儿高中学费的窘迫和因怕老婆被起外号“老绵羊”的不堪，他无法面对老母无助的眼神和妻子刘桂芝厉声的质疑，他能给予的，也只有“将就将就，等，找人”这样暂时麻痹性的安慰。他甚至想通过出卖自己的身体给富婆留有子嗣，以此获得巨额酬金。
然而命运跟吴立生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因到配件厂的大闹被关进了看守所，被放出来后竟成为了全村的英雄，是因为他这一闹，村里的每家每户都得到了因排涝沟被堵而赔偿的补助，平日里对他没一句好腔儿的母老虎刘桂芝，竟也看着他一脸的媚笑。这看似是来自底层的反抗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实际上是村镇领导沆瀣一气的阴谋怕被识破而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以上的闹剧，反映了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悲凉，他们无计可施也无可奈何，最后被迫以身试法，来争取自己的一点可怜的权益。 故事的最后，吴立生不再唉声叹气和自怨自艾，他按开电声喇叭重新录了一遍收废品垃圾的吆喝，以此作为他崭新人生的开篇。吴立生就像勇敢脱壳的金蝉一样，即使被生活的风浪击打得遍体鳞伤依然记得唤醒自己沉睡的灵魂，而在这个故事似是闹剧的表面背后也暗含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任何企图依靠他者力量实现个人目标的努力都是徒劳，而小人物只有努力实现自我救赎，才能被这世界温柔相待。
毕亮：《父归》，《青年文学》 2018年第1期
《父归》讲述的是一个小女儿对死去父亲点点滴滴的追忆，缓缓的文字，一如毕亮一贯的风格，沉稳而扎实。即使是在弥留之际，这位老父亲依然放不下对女儿陶陶的爱与牵挂。为了不给工作繁忙的女儿添麻烦，他主动要求去养老院养老；担心女儿的婚姻不幸福，他嘱托女婿要少些争吵，多珍惜两个人的感情；害怕女儿因为失去自己而难过，他托护工告诉女儿不要害怕，只是“爸爸要出趟远门”；尽管因身患失忆症而认不得女儿，却在笔记本里写满了“女儿，陶陶”……文章的情节并不急促，却字字句句都是真心的表达，写满了一位老父亲对女儿的爱与牵挂，读后不禁潸然泪下。
或许是对父亲的回忆融化了陶陶因疲于奔忙而坚硬已久的心，或许是老丈人临终的嘱托让女婿李明亮更看清了自己肩负的责任。在小说的最后，一对在婚姻上濒临绝境的夫妻竟然重归旧好，陶陶甚至在李明亮的眼睛里看到了父亲凝望她时的眼神，而标题“父归”的深意正在于此，父亲虽然离开了，可是他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陶陶身边。
毕亮是个会讲故事的人，他关注平凡的小人物，关注他们的悲情与苦难，由于故事的细节里有扎实的现实生活基础，所以人物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情绪的起伏跌宕，都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而其看似温情脉脉的作品也因此而有了生活的扎实感和厚重感。
隐秘精神负荷的文学书写
李斐然
莫言：《等待摩西》，《十月》2018年第1期
发表在《十月》开年第1期上的《等待摩西》延续了莫言惯常的叙述风格：第一人称的视角、诙谐幽默的笔调、充满民间风味的语言。《等待摩西》读来却更觉平静，莫言倚靠叙事过程的放松与结尾的节制传递了别样的人生况味。文章的标题就有两层内涵：《圣经》中的摩西有等待拯救的意味，既暗合了小说中摩西的爷爷和妻子信奉基督的情节，又为“等待”加了一层神圣的光辉；而“等待摩西”又让人联想起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有些许荒诞和无解的意思，恰好引发结尾处对于“我”的“不正常”的思考。小说中摩西的妻子马秀美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后，三十年来一直在等待丈夫，靠捡破烂儿拉扯三个孩子长大成人。马秀美人生后半段的主题就是“等待”，这种等待象征着一种毫无意义的、无目的的生活，但她只能寄希望于丈夫的归来，这成了她人生的全部——这种“等待”越是认真，就越显得荒唐可笑。结尾处摩西竟然真的回家了，这让马秀美无怨无悔的等待更有了宗教的意味。“我”曾经为马秀美“看到失踪三十多年的男人坐在自家门槛上时内心的感受和外部的表现”做过很多悲壮的设想，但怎么也没想到她“身体发福，面色红润，新染过的头发黑得有点妖气，眼睛里闪烁着的是幸福女人的光芒”，似乎一切都不曾发生过，没有人像“我”一样纠结，就如戛然而止的结尾所说“一切都很正常，只有我不正常”，等待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小说其实续写了霍桑《威克菲尔德》的故事。另外，小说设定的时间节点分别是1960年代文革、1980年代下海潮和當下，都是整个社会集体无意识的狂热年代，作者的有意为之，加重了小说整体的荒诞色彩。
西元：《炸药婴儿》，《钟山》2017年第6期
从军二十余年的西元这次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有关战争的故事，以此作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同胞。小说采用了复调叙事的方式，主线是出生在日本士兵刺刀下的婴儿在尸体间艰难的求生并通过几个人的灵魂看到了他们生前的世界，这其实也是作者的视角；副线是以霓云、王尽美、王尽美的父亲、投降的中国军人王大心、日本少尉渡边为视角对自己生前生活的自述。几个人在生前都有或多或少的接触，最后又汇合在主线之中。小说的笔调是唯美的，荡漾着浓烈的花香，尤其是写几个人生前的世界时，如对霓云和小美之间朦胧的情意的描摹，对父亲写字、欣赏手卷时心理动态的书写，都极尽繁复，一咏三叹。但唯美中又蕴含着层层杀机，战争来临，打碎了一切美好的梦，小说选择将这些通过一个婴儿的视角来展现，是最残酷和血腥的。小说中作者对战争的抗议和反思非常明显，但通过日本少尉渡边又窥探到了日本士兵内心的挣扎和迷惘。也许正如中国古语所说，“人性本善”，人性不是生来就是恶的，是残酷的战争泯灭了人的本性，把一个个日本士兵造就成了疯狂的恶魔。小说结尾婴儿被救后作者借婴儿之口说道：“毁灭之后不仅仅是毁灭，还会有新生。现在，一个新的轮回开始了。”战争过后，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蕴含着作者对新生的美好向往和对生命的崇高敬意。
修白：《手套》，《当代》2018年第1期
当人老去了会是什么样子呢？修白用《手套》给我们讲述了人到暮年后生命的狼狈与无助。“手套”是无依无靠的玉梅从姨爹那里感受到的爱，是她和这个世界唯一关联的通道，甚至是她的精神支柱。当玉梅为了回报她自认为曾经得到的父爱把无人照看的姨爹接到自己身边亲自看护时，却被一次次怀疑是为了钱、为了房或者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姨爹的内心和灵魂已经被姨妈遮蔽，失去了自己的判断，但充满讽刺的是，玉梅又何尝不是被这一双手套所温暖，将一点点的善意无限放大和扩张了呢。作者利用每个人物的心理描写，把玉梅的善良，姨妈的算计和精明，姨爹的无助和愚昧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玉梅怎样努力，她始终是个外人，血缘亲情才是最坚不可摧的纽带。作者为故事安排了一个令人唏嘘的结局：当听完姨爹对她自私自利的评价时，玉梅崩溃了，她向仅有几面之缘的出租车司机求证自己是否是个好人，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又决定用钱来回报出租车司机。这本身就充满了巨大的讽刺，人心的浑浊与不堪冲刷着玉梅甚至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当人的生命开始走向衰败，肉身一点点接近泥土的温度，人心也慢慢凉了，对整个人世充满了极大的不信任。与此相对应的是，年近九十岁的宗璞发表在《上海文学》2018年第1期上的《你是谁》，刻画了一位患老年痴呆症的老人日常生活的一角：老人记得自己妻子的名字，记得她爱穿的衣服，记得她年轻时美好的样子，却始终记不起眼前人就是自己已经老去的妻子。短短不到2000字的篇幅，延续了宗璞以往缓缓道来，不疾不徐的风格，展现了对暮年人博大的悲悯与怜爱。人老后好似回归到了婴儿时代，对世界的感觉是模糊的，需要借助外人的判断帮自己重建，两位作家对此呈现了截然不同的思考。 王世华：《诸城汽车站》，《当代小说》2018年第1期
王世华发表在《当代小说》开年第一期的小说《诸城汽车站》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也是一个我们经常在法治在线一类的节目中听到的仇杀案件。郭培华和朱世方两个自由恋爱生活美满的青年，因一次强奸事件改变了一生的轨迹。诸城汽车站是他们约定好等待彼此的地方，也是他们最后行迹败露的地方，作者用一个地点串联起了二人慌乱、狼狈的前半生。对从事案件侦查的人来说，这正印证了那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对两个把“最美好的年华用在东躲西藏上”的苦命的人来说，生活是残酷的，被强奸的郭培华本是受害者，上报检举后却因为官场的内幕丢了房没了正经工作，杀人后抛下老娘和女儿，出逃18年。老实本分的朱世方为何会杀人并且手段残忍？作者给出的解释是：“蔫人出豹子”和“压抑的沉默”。小说的语言冷静简练，叙述中规中矩，用第三人称的视角听旁人说起这个故事，类似纪实性文章，没有过多的解释，把如何看待这类事件的权利留给了读者。但正如小说结尾那句本是朱世方给女儿阳阳讲故事时说的话：“世界上有一种鸟，生下来是没有脚的，一直不停地飞啊飞，它不累，它也停不下来，等停下来的时候，它就死了”，作者在字里行间对这种生活中越来越常见的底层生态表示了极大的悲悯和关切。匆匆忙忙的人群中，每个人心里揣着多少心事？每个人的心事又有多少是不可告人的？
裴非：《柳眉的房间》，《青年文学》2018年第1期
柳眉是柳絮的姐姐，因跟同学赌气去马良湖游泳溺水而死。柳眉死后，柳絮搬出了她们曾经共用的房间，但却围绕柳眉的房间发生了一系列怪异的事件。不论是柳絮由刚开始的恐惧到听见柳眉与自己对话，还是妈妈一些行为异常精神疯癫的表现，都是一家人内心伤痛的展现。小说以第三人称展开，语言是天真诙谐的，如写母亲变成了一位称职的园丁，给肉肉浇水会“拿出本子，掰着手指计算一下”，说母亲“撅着屁股，趴在地上，透过虚掩的房门观察柳眉房间的动静”，试图捉住柳眉房间里捣乱的老鼠等，都是以柳絮的视角观察着整个家。小说同时又具有一点荒诞的色彩，作者安排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母亲想用酒精烧死用粘鼠板抓住的老鼠，老鼠却蹊跷地跑进了柳眉的房间。真正存在如此硕大的老鼠吗？老鼠又是如何从粘鼠板上逃脱的？作者意不在给我们一个解释，老鼠在房间里的捣乱似乎一直在提醒着这个家庭柳眉的曾经存在，房间是柳眉形象化的寄托，是母亲和柳絮唯一可以与柳眉再次近距离“接触”的方式，或者说是柳眉与这个世界可以再次发生联系的唯一方法。所以母亲“始终没有打开窗户”，看见老鼠啃香肠“啃得津津有味时，她才会如释重负”，真正困扰着这家人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没有了柳眉的陪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以后的日子”。一场因为老鼠引发的火灾烧毁了柳眉的房间，而失亲带来的精神重负又将如何解脱？
坐爱人间四月天
白诗淇
谢宏：《乡音》，《当代小说》2018年第1期
《乡音》讲述了一位老妇人漂洋过海到新西兰投奔自己已结婚的女儿，这本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可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老妇人经常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尤其是在照顾外孙的观念上与女儿女婿发生争执，中西文化的差异使得他们的冲突无时无刻不在日常生活中爆发，无可奈何之下女儿只得给父母另外租房子住。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老妇人经常想见外孙而不可得，因此她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般的打电话求助中国邻居，无休无止地拨打社区援助热线，不断地重复女儿到底是爱妈妈还是爱丈夫这样的话，到最后甚至精神失常，竟在电话里将倾诉对象当做了自己的女儿。
这是一篇立意巧妙的小说，小说中的老妇人不禁使我们联想到鲁迅《祝福》里的祥林嫂，虽然她没有像祥林嫂经历一样的死生别离和命运不济，但同样是一遍遍向别人诉说自己的遭遇并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从最开始的想寻求帮助到后来的竟把对别人的诉说当成自己的精神慰藉，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女儿是爱自己”的确认。可是正如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非但不能获取同情，反而会招致埋怨，而最终无人问津。或许小说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不要把人与人之间看似的联系，当做别人理所应当的与你感同身受的资本，而陷入一种没有判断的偏执。
方如：《人间四月》，《北京文学》2018年第1期
方如是近年来较为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她的小说以独特的题材、个人化的叙事和抒情唯美的风格赢得了文学界和读者的好评。《人间四月》以一个阅尽千帆的中年女人的视角打量一个周旋于各色男人和生活困境中，忍辱负重又自甘堕落的女留学生四月的形象，显示出了作者对在异域他乡留学的青年人的观照。小说中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却极为耐心和细腻，层层发掘人物内心深处被隐藏、被遮蔽的一面。小说通过“我”与四月的短暂交往展现了四月不足为外人道的曲折生活，在一次本与“我”无关的冲突之后，两个人互相抖搂着彼此不堪回首的过往撕破了看似友好的面纱。作者的叙事非常耐心，从众多旁观者的视角中评价着四月，一次次解构着四月在“我”眼中的形象：四月是复杂的，为了签证和永居的机会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但四月又是单纯的，因为“我”有女儿就认定“我”是好人，而“我”不多过问的冷漠在四月看来是为了“顾及她的体面”。从四月写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她对未来是有憧憬和期许的，但在一次次地“被误解、被辜负、被傷害”后终于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该如此冷漠吗？小说弥漫着淡淡的忧伤和唯美的叹息，外在故事情节与内在情感脉动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叙事的节奏不急不慢，张弛有度，为我们娓娓道来了一个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间”事，显示了作者不俗的叙事功力。
周大新：《天黑得很慢》，《人民文学》2018年第1期
曾凭借《湖光山色》斩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周大新，最新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刊登在《人民文学》第1期上。当“老龄化”问题在社会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时，周大新作为文学工作者第一次触及了“变老”这个话题。全书以万寿公园的黄昏纳凉活动为主线，分为七章，作者也别出心裁地为整个故事脉络的发展安排了七天。前四天非常短，用快闪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当代老年人的常态。后三天从陪护员的视角，以一位退休老法官的家庭生活为中心，集中刻画了老年人的心理、生理现状以及社会生态，将当下社会中有关养老、就医、亲子关系、黄昏恋等话题徐徐展开。“现在是三九天，天黑得很早；但是对于老人来说，天却黑得很慢”，黄昏来临，黑暗将至，老去不仅仅意味着身体的衰老，病痛的来临，死亡的逼近，小说更着力描摹了老年人精神上刻骨的孤独。但生命同时又是充满蓬勃和温情的，一种细腻悲悯的情怀贯穿全书，“人事代谢，往来古今，我们生生不息，因为爱温柔有力”。小说还有一个创新点在于，作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呈现当下，还对关于老年人未来生活远景进行了知识性的预测，包括智能机器人、解决老年人未来生活的科技方案以及老年人的长寿等问题，从科学的角度对社会“老龄化”问题进行了思考。文章从社会问题入手，通过故事的展开，逐渐深入到了生命哲学的高度。作者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因为正在变老，所以想把这段人生路程上的风光记录下来。”每一个生命自从诞生，就在慢慢靠近衰老和死亡。在这个过程中，人所有的活动和情感，人所保存的所有的文明与记忆，都在与之对抗。正如收获了无数好评的电影《寻梦环游记》中说的：“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因为有人记得，因为有爱，有生命走过的印痕，活着就一直有价值，有意义，变老也就不再可怕，死亡也不那么悲凉。
马 兵
霍桑有一个很有名的短篇小说《威克菲尔德》，写一个叫威克菲尔德的男人借口出门旅行，在离家很近的街上租了房子，在那儿一住就是二十年，全然不顾自己的妻儿，忽一日，他不声不响踏进家门，仿佛才离家一天似的。在这个小说的结尾，霍桑写道：“在这个神秘世界表面的混乱当中，其实咱们每个人都被十分恰当地置于一套体系里。体系之间，它们各自与整体之间，也都各得其所。一个人只要离开自己的 位置一步，哪怕一刹那，都会面临永远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就像这位威克菲尔德，他可能被，事实上也的确被这个世界所抛弃。”对这个小说素来有很多解读，而我倾向的一种是把它理解为一则逃逸生活的寓言，虽然霍桑说过，威克菲尔德先生沒有自我放逐的理由，但或许生活本身就有一种“自来的残忍”，所以，敏感于此的人们便会策划逃离，以抗拒那习焉不察然而同化力巨大的生活对自我的体制化。但逃到哪里去呢？新的生活固然开启崭新的一页，但当新的生活开始沉积，它又会成为人之灵性的异己部分。《威克菲尔德》之后，我们读过各种各样的关于逃离的小说，这些小说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而在2018年的年初，当我们翻看各大文学刊物时，再一次读到了关于“逃离”母题的文学叙事，这些新的逃离故事直接对应着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也携带着试图抗拒贫乏的精神之力，它们有着纤细的芒刺，逼迫我们去面对这个我们不愿面对或者失察去面对的体制化的生活。
蔡东：《照夜白》，《十月》2018年第1期
“逃离”是蔡东小说的关键词之一，当然，蔡东笔下的人物从来都不是生活重压之下丢盔弃甲的无奈之徒，而是带着尊严和仁慈向往在别处生活的精神的飞翔者。《照夜白》也是如此，而且相比于她之前的人物，这个小说中的谢梦锦有着更决绝地拒绝与凡庸生活合谋的勇气，她拒绝的方式是从假装失声到有意的沉默。作为一名教师，她不愿再用媚俗的方式与学生打成一片；作为集体的一员，她远离同事的酒场欢会，因为那不过是“一个个毫无自由意志的公共的夜晚”；作为自我生活的承负者，她喜欢断舍离的极简主义，又在意让生命接通诗性的圆满。而当她放弃那些流俗的交际方式时，也是她彻底唤醒自己被蔽抑了的感觉之灵的时刻，小说一开始便从她超敏的嗅觉写起，那悠长“像禅机和隐喻”的气味，正是她从无聊的例会中神游才感受得到的。“照夜白”传说是唐玄宗最爱的白色骏马，它被系在一个木桩上，鬃毛飞起昂首嘶鸣，四蹄腾跃，似欲挣脱羁绊，而到了小说结尾，谢梦锦在同学的配合下一起上了一节静默无言的课，才久违的放空中，一切变得辽远起来，“照夜白”终于腾空而起。这无疑是一个诗性的时刻。
许建平：《最后的草鱼》，《莽原》2018年第1期
在相关的创作谈中，作者说这个小说是出于“虚构和杜撰”，但整体上更像是社会热点新闻的再加工，毕竟，在酒场上一醉不起竟而殒命的事件并不是个例，小说以之为素材，自然要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即如何在保持这种新闻事件的时代批判性的同时又带出小说独有的关怀和温度。《最后的草鱼》的巧妙之处在于，叙事的焦点并没有在那个因为拼力陪酒而暴毙的小伙子身上，而在酒局的一个参加者王处身上。这个并没有实职的副处干部在这个无聊的酒局中慢慢地成为一个局外人，酒局成了他测度自己在别人心目中地位的一个机会。而当他得知小王死去的消息后的应激性的反应，以及在面对上门调查的警察的态度，又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久在官场浮沉的小官僚的另一面，他的怜悯和惊惧，他的力图撇清的无力和强作镇定的张皇。于是，从“小公务员之死”的新闻式事件，到塑造王处这样的人的精神之癌，小说很好地跳脱了新闻小说的那种简单对应的弊病，给出了富有创意的转化方式。
王芸：《心祠》，《长城》2018年第1期
有肖江虹的《傩面》在前，对后来处理类似题材的写作者都提出了不小的挑战。王芸的中篇《心祠》写的也是傩班的故事，完成得中规中矩，就人物关系的设置和小说所指涉的深度，与《傩面》比，还是未达一间。《心祠》在叙事上唯一的跳脱之处是采用了倒叙的方法，从2018年往回推，一直写到1968年，在五十年的变迁中呈现罗家三代人的傩戏情缘，这种以十年为段的设置稍嫌刻意和板滞，但也加重了小说本身的历史阔度。这个作品其实也写到了“逃离”，傩戏所扮演和模仿的是一个有灵的神性世界，罗光明出生时，母亲便给他准备了一件小衣，也就是他的“心祠”，这件小衣不但是父母为他祈求现实福佑的托付，还是日后罗光明无数人生晦暗时刻的指引，也是他抵挡现实庸常的倚靠。“心祠”也因此构成小说最核心的意象，它以通灵的方式传递了对现代人之精神迷惘和危机的一种拯救——在傩所表征的那个神性的庄严的天地中，人必须涤荡尽自己的虚荣和伪饰。
小人物的“彷徨”与“呐喊”
韩 玥
云亮：《斑斓鸟 三伏鸟》，《朔方》 2018年第1期
简单看来，云亮的《斑斓鸟 三伏鸟》似乎是在讲述“我”在下坡村中学任教的种种经历，文章塑造了性格各个不同的教师群象：为讨酒喝而故意找学生茬的赵中祥，心思绵密、狂傲不羁的石南里，心气高、脸皮薄的胡安定……让读者看到了本应执着于三尺讲台的教师家长里短的另一面，但是或许作者的本意并不在此，小说更令人称道的是其在结构上的匠心，语言上的精致以及引人深思的结局。
小说在结构上始终将斑斓鸟作为全文的显性线索贯穿始终，照应小说情节的发展。首先，斑斓鸟的形体被作为联想物与“我”喜欢的姑娘牵连在一起：“她穿一件粉红上衣，本来白皙的面庞被黑板映衬得更加白皙，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校园东南角大槐树上的那只斑斓鸟洁白的腹”，“钟艳玲脚上纯净的红色凉鞋令我想起那只斑斓鸟的爪”，这时的两个人沉浸在青涩而情意绵绵的幸福里……到最后，“钟艳玲穿了一件我从没见过的衣服，颜色、样式都透着稚气”，不再像斑斓鸟一样的打扮，也暗示了钟艳玲对这段感情会无疾而终的态度；同时，斑斓鸟的命运与“我”的前途仿佛有冥冥之中的关联，“她灿烂一笑，啥斑斓鸟啊，是三伏鸟，这种鸟三伏天来俺这里，出了三伏天就不知飞到哪里去了。”钟艳玲的一句玩笑话无疑暗合了小说最后“我”会离开这里的结局。 而更令人称道的是小说的语言，如汩汩溪流般温情，能够在不经意之处让读者会意一笑，例如其写到张会元与侯永芳偷情、写“我”与靳晓霞的感情，分别用了“云消雾散后”、“一段味同嚼蜡的相持”这样若隐若现的词语，寥寥数笔，个中情味便跃然纸上。而小说语言的精致尤其体现在细节描写的灵动，例如“额心挤出一个肉疙瘩”、“喉结一阵耸动”、“面皮细腻得叫我心慌”等，这样类似的用语足以体现作者在拿捏词语方面的细腻和厚实。
在小说的最后，“我”竟然被陷害为编造贬低小学领导顺口溜的始作俑者，这使读者不得不从作者用心经营的语言城堡中暂时抽离，来思考其中原因，或许仅仅是省城师范学校毕业的身份使大家对“我”心怀妒忌，或许是靳晓霞因为当年与“我”的种种纠结跟大家说了什么使大家对“我”有所误解，也或许是大家为了保全自己将责任嫁祸在最有文化的人身上……这些都不妨聊备一解，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当作者完成小说的时候，小说便不再属于作者而属于读者，这样开放性的不确定性的结局，以其未完成性唤起了读者更多的参与。
胡迁：《陷阱》，《上海文学》 2018年第1期
青年作家胡迁在去年的自缢是文学界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这个有着极强异质性的写作者，在遗作《陷阱》中再一次显露他“格格不入”、“头角峥嵘”的文学风格。
“陷阱”一词的本义，是比喻使人受骗上当的圈套，在叙述者看来，“我所珍藏的东西，总是在触碰的时候就轻易瓦解成粉尘，这便是一种可以成为陷阱的东西”，读者因此而不解，何为“我”所珍藏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又如何成为了陷阱，细细思考我们或许可以发现，或许是因为“我”的无心之失而招致了朋友的不信任，以至于几年后让“我”陷入困境；或许是“我”明明倾慕对方却被误认为是骚扰别人的“变态”；或许是“我”满怀期许的参加新书出版活动却被出版社无礼对待的绝望；又或许是我好心劝母亲脱离传销组织却面临母子本已三十年相互不理解的窘迫。明明都是用心之舉，却把自己推向了深渊，“投之以桃”却未能“报之以李”，而看似无关的事件，都被作者用“陷阱”串联起来，这些“陷阱”一步步地让“我”陷入绝望和更绝望，使我窘迫而不安。仔细体味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文章中的情绪、语言，还是具体事例，都弥漫了厚重的颓丧之感，而这种颓丧之感不同于有明确的现实环境作为强有力的衬托的作品，处于叙述者位置的人物似乎漫不经心的将自己置于“局外”，正如《局外人》里的默而索一般，没有悲喜，只有淡漠。胡迁是否也如加缪一样，试图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对这荒谬的世界以回击。
除了小说在情感上的颓丧之感，在结构上，文章最大的特点是结尾收束迅速，在读者认为可能会有重大转折的时候戛然而止，这种看似的不完整性似乎是胡迁短篇小说创作的共同特点，当以读者的阅读经验觉得叙述者可能会做些什么的时候，文章仿佛被掐灭的灯芯一般归于沉寂，因此这种结尾更像是散文化的结尾，就像本篇的，“但思考了很久，我还是决定躺在这里，打算坚持到再也躺不下去为止。”这样看似无尾的结尾也为读者营造了更大的可阐释空间，这可能是胡迁不同于其他小说家之处吧。
夏烁：《余生》，《当代》2018年第1期
小说的标题是“余生”，首先让人联想到“共度余生”。说的主题，是两位主人公余维和顾琬在经历十几年的博弈和等待之后终于再次相见，阔别后的数年里各自都经历了现实的困境与苦闷，家庭的不和带来的沉重感压得两人无法喘息，在经过内心的纠结、诸多现实考量之后两人又重新走到了一起。这个过程也绝非坦途，余维经历了照顾瘫痪在床的外婆的艰难，承载了一个将死之人全部的怨念，那“怕死的谨慎”、那“人生路途中最黑暗的部分”，恐怕是再多的遗产也无法抹平的伤疤，相亲对象的不成熟使他更念及故人，他刻意用种植的胡子、吴秀波一样的发型将自己全副武装，以期与过去的自己诀别。岁月也并没有待不惑之年的顾琬更好一些，母亲的多疑和猜忌、母女两人不断的赌气和争吵、遇人不淑而导致的事业危机给她柔弱的身躯以重压。或许正是经历过命运与岁月的洗礼，才使得两人的相遇更多了一些惺惺相惜。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有两段心理描写算是全篇的高潮部分，“他觉得他是怜悯地抱着她的，同样也怜悯地抱着自己。他觉得这应该就是爱情。”“现在她被他抱着，并不舒服，但骨骼与骨骼之间迁就地碰撞在一起，她想她还是没有爱上他，他太弱了，但她愿意和他共度余生。”即使两人都有了自己的秘密，即使两人的婚姻也并不是因为爱情，余维和顾琬依然心照不宣，终于还是牵起彼此的双手，共度“余生”。
就像张爱玲所说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在中年人面临婚姻问题的时候，或许只有真正的经历和感同身受才能抹去年少的戾气和挑剔，而代之以坦然而无畏吧。
赵兴国：《金蝉脱壳》，《当代小说》 2018年第1期
“金蝉这东西奇怪得很，没蜕皮之前，不做声不言语，一步一踱慢吞吞的，像乌龟；可一旦蜕了皮，翅膀噌噌扑扇着，飞得比兔子还快”，文章中对于“金蝉脱壳”的解读，正影射了收废品的小人物吴立生的人生境遇，前半生的他，似乎每天都被捉襟见肘的生活遭际折磨得焦头烂额，他也并没有实现出生时老辈所给予的厚望，他的懒惰使整个家庭一步步堕入深渊。可怜的吴立生承载着老同学和邻居家生活比自家优渥而来的压力、凑不齐女儿高中学费的窘迫和因怕老婆被起外号“老绵羊”的不堪，他无法面对老母无助的眼神和妻子刘桂芝厉声的质疑，他能给予的，也只有“将就将就，等，找人”这样暂时麻痹性的安慰。他甚至想通过出卖自己的身体给富婆留有子嗣，以此获得巨额酬金。
然而命运跟吴立生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因到配件厂的大闹被关进了看守所，被放出来后竟成为了全村的英雄，是因为他这一闹，村里的每家每户都得到了因排涝沟被堵而赔偿的补助，平日里对他没一句好腔儿的母老虎刘桂芝，竟也看着他一脸的媚笑。这看似是来自底层的反抗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实际上是村镇领导沆瀣一气的阴谋怕被识破而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以上的闹剧，反映了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悲凉，他们无计可施也无可奈何，最后被迫以身试法，来争取自己的一点可怜的权益。 故事的最后，吴立生不再唉声叹气和自怨自艾，他按开电声喇叭重新录了一遍收废品垃圾的吆喝，以此作为他崭新人生的开篇。吴立生就像勇敢脱壳的金蝉一样，即使被生活的风浪击打得遍体鳞伤依然记得唤醒自己沉睡的灵魂，而在这个故事似是闹剧的表面背后也暗含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任何企图依靠他者力量实现个人目标的努力都是徒劳，而小人物只有努力实现自我救赎，才能被这世界温柔相待。
毕亮：《父归》，《青年文学》 2018年第1期
《父归》讲述的是一个小女儿对死去父亲点点滴滴的追忆，缓缓的文字，一如毕亮一贯的风格，沉稳而扎实。即使是在弥留之际，这位老父亲依然放不下对女儿陶陶的爱与牵挂。为了不给工作繁忙的女儿添麻烦，他主动要求去养老院养老；担心女儿的婚姻不幸福，他嘱托女婿要少些争吵，多珍惜两个人的感情；害怕女儿因为失去自己而难过，他托护工告诉女儿不要害怕，只是“爸爸要出趟远门”；尽管因身患失忆症而认不得女儿，却在笔记本里写满了“女儿，陶陶”……文章的情节并不急促，却字字句句都是真心的表达，写满了一位老父亲对女儿的爱与牵挂，读后不禁潸然泪下。
或许是对父亲的回忆融化了陶陶因疲于奔忙而坚硬已久的心，或许是老丈人临终的嘱托让女婿李明亮更看清了自己肩负的责任。在小说的最后，一对在婚姻上濒临绝境的夫妻竟然重归旧好，陶陶甚至在李明亮的眼睛里看到了父亲凝望她时的眼神，而标题“父归”的深意正在于此，父亲虽然离开了，可是他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陶陶身边。
毕亮是个会讲故事的人，他关注平凡的小人物，关注他们的悲情与苦难，由于故事的细节里有扎实的现实生活基础，所以人物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情绪的起伏跌宕，都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而其看似温情脉脉的作品也因此而有了生活的扎实感和厚重感。
隐秘精神负荷的文学书写
李斐然
莫言：《等待摩西》，《十月》2018年第1期
发表在《十月》开年第1期上的《等待摩西》延续了莫言惯常的叙述风格：第一人称的视角、诙谐幽默的笔调、充满民间风味的语言。《等待摩西》读来却更觉平静，莫言倚靠叙事过程的放松与结尾的节制传递了别样的人生况味。文章的标题就有两层内涵：《圣经》中的摩西有等待拯救的意味，既暗合了小说中摩西的爷爷和妻子信奉基督的情节，又为“等待”加了一层神圣的光辉；而“等待摩西”又让人联想起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有些许荒诞和无解的意思，恰好引发结尾处对于“我”的“不正常”的思考。小说中摩西的妻子马秀美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后，三十年来一直在等待丈夫，靠捡破烂儿拉扯三个孩子长大成人。马秀美人生后半段的主题就是“等待”，这种等待象征着一种毫无意义的、无目的的生活，但她只能寄希望于丈夫的归来，这成了她人生的全部——这种“等待”越是认真，就越显得荒唐可笑。结尾处摩西竟然真的回家了，这让马秀美无怨无悔的等待更有了宗教的意味。“我”曾经为马秀美“看到失踪三十多年的男人坐在自家门槛上时内心的感受和外部的表现”做过很多悲壮的设想，但怎么也没想到她“身体发福，面色红润，新染过的头发黑得有点妖气，眼睛里闪烁着的是幸福女人的光芒”，似乎一切都不曾发生过，没有人像“我”一样纠结，就如戛然而止的结尾所说“一切都很正常，只有我不正常”，等待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小说其实续写了霍桑《威克菲尔德》的故事。另外，小说设定的时间节点分别是1960年代文革、1980年代下海潮和當下，都是整个社会集体无意识的狂热年代，作者的有意为之，加重了小说整体的荒诞色彩。
西元：《炸药婴儿》，《钟山》2017年第6期
从军二十余年的西元这次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有关战争的故事，以此作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同胞。小说采用了复调叙事的方式，主线是出生在日本士兵刺刀下的婴儿在尸体间艰难的求生并通过几个人的灵魂看到了他们生前的世界，这其实也是作者的视角；副线是以霓云、王尽美、王尽美的父亲、投降的中国军人王大心、日本少尉渡边为视角对自己生前生活的自述。几个人在生前都有或多或少的接触，最后又汇合在主线之中。小说的笔调是唯美的，荡漾着浓烈的花香，尤其是写几个人生前的世界时，如对霓云和小美之间朦胧的情意的描摹，对父亲写字、欣赏手卷时心理动态的书写，都极尽繁复，一咏三叹。但唯美中又蕴含着层层杀机，战争来临，打碎了一切美好的梦，小说选择将这些通过一个婴儿的视角来展现，是最残酷和血腥的。小说中作者对战争的抗议和反思非常明显，但通过日本少尉渡边又窥探到了日本士兵内心的挣扎和迷惘。也许正如中国古语所说，“人性本善”，人性不是生来就是恶的，是残酷的战争泯灭了人的本性，把一个个日本士兵造就成了疯狂的恶魔。小说结尾婴儿被救后作者借婴儿之口说道：“毁灭之后不仅仅是毁灭，还会有新生。现在，一个新的轮回开始了。”战争过后，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蕴含着作者对新生的美好向往和对生命的崇高敬意。
修白：《手套》，《当代》2018年第1期
当人老去了会是什么样子呢？修白用《手套》给我们讲述了人到暮年后生命的狼狈与无助。“手套”是无依无靠的玉梅从姨爹那里感受到的爱，是她和这个世界唯一关联的通道，甚至是她的精神支柱。当玉梅为了回报她自认为曾经得到的父爱把无人照看的姨爹接到自己身边亲自看护时，却被一次次怀疑是为了钱、为了房或者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姨爹的内心和灵魂已经被姨妈遮蔽，失去了自己的判断，但充满讽刺的是，玉梅又何尝不是被这一双手套所温暖，将一点点的善意无限放大和扩张了呢。作者利用每个人物的心理描写，把玉梅的善良，姨妈的算计和精明，姨爹的无助和愚昧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玉梅怎样努力，她始终是个外人，血缘亲情才是最坚不可摧的纽带。作者为故事安排了一个令人唏嘘的结局：当听完姨爹对她自私自利的评价时，玉梅崩溃了，她向仅有几面之缘的出租车司机求证自己是否是个好人，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又决定用钱来回报出租车司机。这本身就充满了巨大的讽刺，人心的浑浊与不堪冲刷着玉梅甚至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当人的生命开始走向衰败，肉身一点点接近泥土的温度，人心也慢慢凉了，对整个人世充满了极大的不信任。与此相对应的是，年近九十岁的宗璞发表在《上海文学》2018年第1期上的《你是谁》，刻画了一位患老年痴呆症的老人日常生活的一角：老人记得自己妻子的名字，记得她爱穿的衣服，记得她年轻时美好的样子，却始终记不起眼前人就是自己已经老去的妻子。短短不到2000字的篇幅，延续了宗璞以往缓缓道来，不疾不徐的风格，展现了对暮年人博大的悲悯与怜爱。人老后好似回归到了婴儿时代，对世界的感觉是模糊的，需要借助外人的判断帮自己重建，两位作家对此呈现了截然不同的思考。 王世华：《诸城汽车站》，《当代小说》2018年第1期
王世华发表在《当代小说》开年第一期的小说《诸城汽车站》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也是一个我们经常在法治在线一类的节目中听到的仇杀案件。郭培华和朱世方两个自由恋爱生活美满的青年，因一次强奸事件改变了一生的轨迹。诸城汽车站是他们约定好等待彼此的地方，也是他们最后行迹败露的地方，作者用一个地点串联起了二人慌乱、狼狈的前半生。对从事案件侦查的人来说，这正印证了那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对两个把“最美好的年华用在东躲西藏上”的苦命的人来说，生活是残酷的，被强奸的郭培华本是受害者，上报检举后却因为官场的内幕丢了房没了正经工作，杀人后抛下老娘和女儿，出逃18年。老实本分的朱世方为何会杀人并且手段残忍？作者给出的解释是：“蔫人出豹子”和“压抑的沉默”。小说的语言冷静简练，叙述中规中矩，用第三人称的视角听旁人说起这个故事，类似纪实性文章，没有过多的解释，把如何看待这类事件的权利留给了读者。但正如小说结尾那句本是朱世方给女儿阳阳讲故事时说的话：“世界上有一种鸟，生下来是没有脚的，一直不停地飞啊飞，它不累，它也停不下来，等停下来的时候，它就死了”，作者在字里行间对这种生活中越来越常见的底层生态表示了极大的悲悯和关切。匆匆忙忙的人群中，每个人心里揣着多少心事？每个人的心事又有多少是不可告人的？
裴非：《柳眉的房间》，《青年文学》2018年第1期
柳眉是柳絮的姐姐，因跟同学赌气去马良湖游泳溺水而死。柳眉死后，柳絮搬出了她们曾经共用的房间，但却围绕柳眉的房间发生了一系列怪异的事件。不论是柳絮由刚开始的恐惧到听见柳眉与自己对话，还是妈妈一些行为异常精神疯癫的表现，都是一家人内心伤痛的展现。小说以第三人称展开，语言是天真诙谐的，如写母亲变成了一位称职的园丁，给肉肉浇水会“拿出本子，掰着手指计算一下”，说母亲“撅着屁股，趴在地上，透过虚掩的房门观察柳眉房间的动静”，试图捉住柳眉房间里捣乱的老鼠等，都是以柳絮的视角观察着整个家。小说同时又具有一点荒诞的色彩，作者安排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母亲想用酒精烧死用粘鼠板抓住的老鼠，老鼠却蹊跷地跑进了柳眉的房间。真正存在如此硕大的老鼠吗？老鼠又是如何从粘鼠板上逃脱的？作者意不在给我们一个解释，老鼠在房间里的捣乱似乎一直在提醒着这个家庭柳眉的曾经存在，房间是柳眉形象化的寄托，是母亲和柳絮唯一可以与柳眉再次近距离“接触”的方式，或者说是柳眉与这个世界可以再次发生联系的唯一方法。所以母亲“始终没有打开窗户”，看见老鼠啃香肠“啃得津津有味时，她才会如释重负”，真正困扰着这家人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没有了柳眉的陪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以后的日子”。一场因为老鼠引发的火灾烧毁了柳眉的房间，而失亲带来的精神重负又将如何解脱？
坐爱人间四月天
白诗淇
谢宏：《乡音》，《当代小说》2018年第1期
《乡音》讲述了一位老妇人漂洋过海到新西兰投奔自己已结婚的女儿，这本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可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老妇人经常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尤其是在照顾外孙的观念上与女儿女婿发生争执，中西文化的差异使得他们的冲突无时无刻不在日常生活中爆发，无可奈何之下女儿只得给父母另外租房子住。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老妇人经常想见外孙而不可得，因此她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般的打电话求助中国邻居，无休无止地拨打社区援助热线，不断地重复女儿到底是爱妈妈还是爱丈夫这样的话，到最后甚至精神失常，竟在电话里将倾诉对象当做了自己的女儿。
这是一篇立意巧妙的小说，小说中的老妇人不禁使我们联想到鲁迅《祝福》里的祥林嫂，虽然她没有像祥林嫂经历一样的死生别离和命运不济，但同样是一遍遍向别人诉说自己的遭遇并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从最开始的想寻求帮助到后来的竟把对别人的诉说当成自己的精神慰藉，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女儿是爱自己”的确认。可是正如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非但不能获取同情，反而会招致埋怨，而最终无人问津。或许小说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不要把人与人之间看似的联系，当做别人理所应当的与你感同身受的资本，而陷入一种没有判断的偏执。
方如：《人间四月》，《北京文学》2018年第1期
方如是近年来较为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她的小说以独特的题材、个人化的叙事和抒情唯美的风格赢得了文学界和读者的好评。《人间四月》以一个阅尽千帆的中年女人的视角打量一个周旋于各色男人和生活困境中，忍辱负重又自甘堕落的女留学生四月的形象，显示出了作者对在异域他乡留学的青年人的观照。小说中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却极为耐心和细腻，层层发掘人物内心深处被隐藏、被遮蔽的一面。小说通过“我”与四月的短暂交往展现了四月不足为外人道的曲折生活，在一次本与“我”无关的冲突之后，两个人互相抖搂着彼此不堪回首的过往撕破了看似友好的面纱。作者的叙事非常耐心，从众多旁观者的视角中评价着四月，一次次解构着四月在“我”眼中的形象：四月是复杂的，为了签证和永居的机会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但四月又是单纯的，因为“我”有女儿就认定“我”是好人，而“我”不多过问的冷漠在四月看来是为了“顾及她的体面”。从四月写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她对未来是有憧憬和期许的，但在一次次地“被误解、被辜负、被傷害”后终于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该如此冷漠吗？小说弥漫着淡淡的忧伤和唯美的叹息，外在故事情节与内在情感脉动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叙事的节奏不急不慢，张弛有度，为我们娓娓道来了一个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间”事，显示了作者不俗的叙事功力。
周大新：《天黑得很慢》，《人民文学》2018年第1期
曾凭借《湖光山色》斩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周大新，最新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刊登在《人民文学》第1期上。当“老龄化”问题在社会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时，周大新作为文学工作者第一次触及了“变老”这个话题。全书以万寿公园的黄昏纳凉活动为主线，分为七章，作者也别出心裁地为整个故事脉络的发展安排了七天。前四天非常短，用快闪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当代老年人的常态。后三天从陪护员的视角，以一位退休老法官的家庭生活为中心，集中刻画了老年人的心理、生理现状以及社会生态，将当下社会中有关养老、就医、亲子关系、黄昏恋等话题徐徐展开。“现在是三九天，天黑得很早；但是对于老人来说，天却黑得很慢”，黄昏来临，黑暗将至，老去不仅仅意味着身体的衰老，病痛的来临，死亡的逼近，小说更着力描摹了老年人精神上刻骨的孤独。但生命同时又是充满蓬勃和温情的，一种细腻悲悯的情怀贯穿全书，“人事代谢，往来古今，我们生生不息，因为爱温柔有力”。小说还有一个创新点在于，作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呈现当下，还对关于老年人未来生活远景进行了知识性的预测，包括智能机器人、解决老年人未来生活的科技方案以及老年人的长寿等问题，从科学的角度对社会“老龄化”问题进行了思考。文章从社会问题入手，通过故事的展开，逐渐深入到了生命哲学的高度。作者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因为正在变老，所以想把这段人生路程上的风光记录下来。”每一个生命自从诞生，就在慢慢靠近衰老和死亡。在这个过程中，人所有的活动和情感，人所保存的所有的文明与记忆，都在与之对抗。正如收获了无数好评的电影《寻梦环游记》中说的：“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因为有人记得，因为有爱，有生命走过的印痕，活着就一直有价值，有意义，变老也就不再可怕，死亡也不那么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