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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演的题目叫做“上海文化的形态”。我想分三个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文化的形态;第二部分,中国文化的形态;第三部分,上海文化的形态。
讨论上海文化的形态,只能从这个结构过来,这是逻辑——文化的形态到中国文化的形态,然后才是上海文化的形态。一定需要将上海文化放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逻辑结构中,它才有价值。
首先,文化的形态究竟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已经是非常紧迫。现在的我们似乎突然进入了一个“大家都在谈文化”的时代,猛一看是一件好事,其实未必。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按照如今这样的格局和规模来谈文化的话,我们这辈子根本啃不完文化的任何一只角。大家知道了很多的历史细节,知道了很多的文化事件,阅读了很多的古书,但大家是否感觉到即使是再花几辈子时间也不能摸到文化的一个边,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吗?当大家都在谈论文化的时候,大家都会迷失在文化的一个沼泽地里走出不来。因为文化的内容太多太广,包括很多资深文化人在内的人们都在文化中迷路了。有时候,迷路比没有陷入这个沼泽地还糟糕。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当大家都在谈论文化的时候,需要有人来做减法,需要想一想如何交付给我们后代一个既简明又可行的文化发展的核心内容。需要用最简明的语言告诉全世界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们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迷失,所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造成的误会越来越大——全世界谁也搞不清楚你们中华文化是什么?我们需要首先用做减法的心态来做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是什么这两道题。
文化的形态
在说明文化的形态以前,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文化?我对文化的定义是人类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大的文化概念。而写作、唱歌、跳舞之类职业,只是小文化。小文化当然也很重要,但文化的本意比这些专业的小文化要大得多、深刻得多。由于作为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文化与每一个人都有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文化人。如果大家同意的话,就会发现,现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就是精神价值的问题。精神价值有了问题,其他的事情就麻烦了。法国有位学者说:“中国不可怕,因为到今天为止,我们还看不出他们能够输出被别人接受的精神价值。”我们知道季羡林先生生前曾提出,我们的精神价值迟早会被世界接受,但这个“迟早”是在什么时候呢?他们已经接受了我们的产品,他们已经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大国的形象,但他们还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精神价值。由此,大家一定看到很多使我们很生气的现象——哪怕我们是做好事,没有做坏事,他们也总是吵吵嚷嚷的!原因很简单,是我们的精神价值不明确。
这里有一个对比。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个国家在20世纪的国际形象理应是非常丑陋的。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价值,让我们感到吃惊——他们有贝多芬、巴赫、歌德、康德,他们被全世界的人们接受。而希特勒只被大家认为是他们民族的小丑。
而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呢?
平心而论,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是不错的,但没有被好好挖掘,没有被广泛接受。我们有很多人是自以为是的,经常可以看到“哪一个戏轰动了伦敦”、“哪一个中国艺术家的演出轰动了巴黎”之类的报道,但去伦敦、巴黎的人都知道,这可能是在乱讲,其实没那么多人,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实际上,我们的精神价值依然不被别人了解。去年我去日本演讲中国文化,我做了一个比喻说,对于外国人而言,中国好比一个突然出现在街道上的巨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体量很大(包括国土面积、GDP、人口),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走了很远的路才走到这里的,但遗憾的是谁也不知道他的脾气和性格。于是,这个巨人对街道上的人们产生了某种威胁,这种威胁并不是巨人的表情体现出来的,而是因为他的脾气和性格没有被人们理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外国朋友、我们的后代都知道,这个巨人的性格是什么?这就是精神价值的问题。
大家不要以为外国人都知道《红楼梦》,知道鲁迅和巴金,不要以为外国人都喜欢京剧,也不要产生一种自以为得意的想法——比方听到几个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说了些赞美的话,就以为我们感动了全世界。在文化的精神价值方面,我们就是这样的情况。
精神价值沟通极少,造成现在我们民族在国际处境的某些障碍,出现了政治上的误解、军事上的误解、经济上的误解,一系列的误解全都产生了。再加上少数文化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常在国外传播负面的、以谣言为基础的所谓中国精神价值,比如《下辈子不做中国人》之类的讲中国黑暗的书。外国人很愿意看这样的书,结果中国的精神价值在他们心中被完全颠倒了。
我们中国的文化人经常自以为是。他们埋头写啊、写啊,写了半天,完全不知道下一代会怎么看,外国人会怎么看,也不知道普通老百姓怎么看。他们成果众多、获奖频繁,但他们对文化的推进做得实在不够。文化需要一种传播状态——向下一代传播、向不同空间传播,文化的“化”字,就含有传播、化成天下的意思。一个没有被很好地传播出去的文化,基本是无效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紧迫感。当我们的文化不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意义就会失去,当生存意义失去时,我们会成为丧魂落魄的一群,这是最大的悲哀。
说到这里,文化的概念已经明确了,它是一个表现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与人人有关的形态。每个人的最初身份和最后身份,都是文化身份。人们为此而生、为此而死,与他们识多少字,是否作家艺术家、是否参加文艺家协会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我们完全不必过于在乎自己的行当、自己的专业,不必过于在意文化小圈子里面的小作为,而是要考虑我们有没有可能更多地为中国人的精神价值的传播做更多事情。
现在人们的精神价值有些失落,人们不知道惧怕、不知道羞耻,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活着该做什么。这就是精神价值失落以后出现的怪现象。人们有时会因一件小小的事情,莫名其妙地卷起暴力群体事件,许多人投入,结果对别人造成巨大伤害、甚至把人打死。精神价值失落会造成真正的灾难,民族的灾难,人类的灾难。我们必须共同维持我们的精神价值,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更是为了人类。这样看来,我们文化人的使命就很巨大了。
中国文化的形态
讲到中国文化的形态,就有一点感情了。尽管我们的文化不被别人了解,不被下一代了解,尽管我们的文化如今还是千言万语、吵吵嚷嚷,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一会儿认为糟粕很多,一会儿又认为全是精华。中国文化一直被这么折腾。
其实,中国文化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它一直不被人家理解,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20多年前我一个人到了西北地区考察中华文化遗址。那是因为在当时,我已预感到我们可能误会我们的文化了——当时出现了出国热潮,大家都在批判我们的文化,大量引进西方文化。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得起自己的文化。因此,当时的我是与出国、做官、经商的文化大潮反向而行的,向西北、向甘肃寻找汉唐文化。这一走,走了很多年,我写了《文化苦旅》。然后觉得还需要做一个对比性的思考,所以一步一步从中东、北非走到了南亚等地方。后来我又走了欧洲96个城市。对比之下,觉得:一是发现中华文化很重要,二又发现中华文化的问题也很多。
如果要为中华文化划定一个成熟与否的门槛,这个门槛应该是4200年前,也就是说公元前21世纪。我们民族的这次跨越门槛,在世界范围内是第几位呢?第三名。第一名是现在伊拉克的所在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又称两河文明。第二名是埃及。埃及文化的成熟期比中华文明早一两千年,甚至更早。第三名和第四名是中国和印度。在世界四大文明中,中华文明虽是第三,却是唯一没有中断且延续至今的文明。它长寿的秘诀、不灭的秘诀,是它拥有的顽强生命力。
考察漫长的历史,可以总结几条中华文化形态正面和反面的东西。
第一,中华文化的形态永远是非侵略性的形态。农耕文明造就了我们一种“只在乎脚下热土,不希望占领远方”的整体思维,这个思维使我们即使在国力很强的时候,即使是气魄再大的皇帝,也没想过去远征、攻击希腊、埃及、巴比伦。而中华文化不支持中国军队远征,也使中国文化不灭亡。中国的历朝历代,打来打去都不会灭绝自己的文化,而只是在抢夺中国文化的主导权。
第二,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中国人的核心思维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同样是农耕文明给予的。农民知道天热到极端,秋天就来;天冷到极端,春天就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怪异的极端不会出现。农民的意境从天上来,产生了中庸之道直至如今,现在我们讲的和谐原则,也是来自中庸之道。
不喜欢极端有什么好处?大家知道,极端的思维中国也会有,比如义和团时期、“文革”初期,但时间都很短,很快就被中庸之道消弭了。中庸之道讲路,一条合适的路、恰当的路、对所有人都照顾的路,包括对极端的人也能照顾到的路。我们没有找到这条路,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本事,这条路一定是存在的。中庸之道把所有人都照顾到,这就是孔子所说中庸之道是至德,是最高道德,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伟大思维。
第三,中华文明不喜欢无序,它是一种强行管理、讲究秩序的文明。从秦始帝开始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实行户籍制,就是实行强行管理,直到今天的户籍制。管理剥夺了我们祖先的很多自由,有时候我们觉得管得太严了。是的,我们是有管得严的毛病,但如果利弊加在一起算,还是利大于弊的。我曾到过那些管理失序的国家,那是一片混乱。恐怖主义就是彻底的无序造成的。相比之下,中国真是了不起,它创造了一个天才的制度——科举制度,使每三年就有大量国家干部涌现出来,使有序的管理得到保持。按照现在说法,科举制度是人事部和组织部做的事情,选拔的是文官、公务员、管理人才。科举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证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男子可以通过考试成为文官,成为国家的管理者,并且,由于他们学习和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学说(治国平天下的学说),因此是“专业对口”的,学以致用的。为了做官,全中国的男子都去背诵儒家经典,1300年来持续不断,于是经典就被留了下来。所以,我认为科举制度是人类古代史上最优秀的文官选拔制度(或公务员选拔制度)。
当然,中国文化也有很多毛病。
第一个毛病是不在乎公德。中国的文化向两个“廷/庭”负责,这两个字发音相同,写法不同。一个是朝廷,一个是家庭。对朝廷忠,对家庭孝,忠孝就两全了。但实际上,在朝廷和家庭之间有着辽阔的公共空间,但中国文化对此缺少认识和研究,缺少认真分析的能力,中国人对公共空间一直处于陌生状态。在古代,照理县官上街应该融入公共空间,但规章制度——回避、肃静的牌子将他与公共空间隔开。在外国,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在中国则被长期忽视。
许多外国人,包括中国台湾的很多朋友都说,他们最欢迎的和最烦的都是来自大陆的游客。欢迎,是因为他们肯花钱;最烦,是因为他们随地吐痰,大声喧哗,在五星级宾馆打牌等等,他们觉得大陆游客缺少道德。我在台湾演讲时说:你们这样看待大陆游客的道德,似乎太过了。比如一位随地吐痰的妇女有可能收养了两个孤儿,她的道德难道不好吗?大陆公民的主要问题是对公共空间缺乏认识,这是我们文化的责任,是我们的文化缺少认识公共空间的功能。我不是包庇他们,而是太了解他们了。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点,要么做官,要么家庭。还有的是以家庭作为坐标延伸出去的,从来没有将别人作为中心坐标延伸出去的情况。
如今,公共空间的维护和建设交给很多官员来做,可以说他们的责任非常重大。其实,这个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挑起来。我顺便讲一句,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缺点极大。在西方,从文艺复兴时期到浪漫主义时期再到启蒙主义时期,知识分子都有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的品质;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好相反,他们不喜欢公共空间,“两耳不闻窗外事”。据说有人对《红楼梦》里一个丫头的恋爱史研究了近30年,其他的事全不关心。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公共空间非常厌烦,直到现在,有人对知识分子一上电视就批评他“是在做秀”,这很可笑。大概在15年前,报纸上曾讨论余秋雨该不该上电视。我当时表示,千万不要做这个讨论,这个讨论在世界上太丢人了,就像慈禧太后讨论中国人要不要坐火车一样。公共空间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场所,知识分子就应该在那儿负责,且要敢于负责,要敢于用理性负责。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到公共空间往往就不理性,很情绪化。现在的公共空间只有官员在管,他们有时候管不过来。其实公共空间应由民间共同管理。
第二个毛病是不在乎实证。欧洲从中世纪走出时推行实证主义,对于真实性的证明是他们的科学的前提。但实证主义在中国没有。发现这个毛病的是一个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他认为中国历史中最大的毛病就是缺少数字化管理。中国皇帝要与别国、别的民族打仗时,大臣从来不会向皇帝提供国库余额、武器多少、兵力多少的信息。他们会慷慨激昂地诉说打仗的必要。中国史书有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数字大多不可信。黄仁宇写道,明代国家档案《明史录》里的一些数字,只要仔细一想便是笑话百出,而后人不经思索,继续抄写。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不重视数据、没有实证主义的最典型的例证。
文化层面没有实证意识,意味着什么?举例说明,中国人造假特别多,假酒、假药、盗版书特别多;中国人特别爱听谣言(包括我在内),而且通过中国文化的方式是找不到辟谣程序的。在西方,辟谣十分简单,某个数字一公开就辟谣了;在中国是没有办法的,人们常说“无风不起浪”,这句话往往就能使随口编的谣言成功一半。在中国,找不到辟谣程序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那就是一度几乎所有干部都被打倒,都成了所谓叛徒、特务,连国家主席都成了叛徒、特务。对此,大家居然大体相信,由此可见没有实证到了极点。
第三个毛病是不在乎创新。中国人不在乎创新,是因为中国历史太过悠久,我们的过去太过辉煌。因此,我们有千千万万个理由说“老祖宗好”,有千千万万个理由说“过去好”,有千千万万个理由说“白头发”好;年轻的总是不对的,奇奇怪怪的总是不对的。现在流行一个“无争议”的原则,比如干部若是“无争议”就可以上一级;评奖“无争议”就是一等奖;就连讨论新作品还是崇尚“无争议”原则。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任何创新都是对过往的挑战,都是对已有秩序的放弃,都是对已有成就的叛逆,没有争议的就一定是平庸的,没有争议就一定没有创新。但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无法接受。这是中国的历史造成的,我们许多人永远向后看。
乾隆去世前下令编写《四库全书》。纪晓岚和一大批人花了九年时间编写这套书,这套书后来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万里长城。我将这九年期间中国发生的事情与西方发生的事情做了对比,发现此时西方的第一条铁轨铺出来了,第一架铁桥造起来了,水分子被化解了,第一架飞行器飞起来了,美国科学院在波斯顿成立了,《社会契约论》提出来了……都是在这九年之内发生的。这一对比就会发现,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开始有了距离——我们永远是注视、注视、注视,他们是每天试验、试验、试验。最后的结果,在乾隆死后五十年显现出来——鸦片战争以及此后所有战争,中国人全都失败了。这是中华文化的第三个毛病——我们不在乎创新。
上海文化的形态
在做了一个长长的阐述和一个小小的总结之后,让我们回到上海文化的形态这个话题。中华文化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经历了长期的辉煌之后,在18世纪末突然陷落。正当大家在黑暗中痛心疾首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出现了明亮的希望。那个地方,就是上海。
即将举行的世博会的现场,就在我家的阳台底下。一百年前,这里是江南制造局的所在地,中国第一个走向现代的梦想是从此开始的,是从上海开始的。由租界作为基本形态的一种文化生态在上海出现。那时由于鸦片战争以后,尽管英国已经占领香港,但又觉得香港离中国内地太远,发展难度很大。若要更好地向中国渗透,需要看重上海,上海面对太平洋,对于海运为主流的当时,其位置太重要、太理想了。更重要的是上海的背后是长江,连通大量重要城市。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就在上海设立租界,使上海租界的范围快速增长。在设立租界时,他们发现一个奇迹,这里居然有一个地方已经按照天主教的教义生活了,这个地方就是徐家汇,明代徐光启后代的聚居区。徐光启受洗加入天主教,教堂也设在那里。后来,很多重要的文化设施(包括盛宣怀办的交通大学)都设在徐家汇。如此一来,上海文明就出现了第一个亮点——徐家汇文明就这样开始了。以租界作为龙头,以徐家汇文明作为亮点的上海文明建立了。
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一种非侵略性的、有序的、中庸的形态,那么上海文化的形态是什么呢?
第一,国际化形态。上海文化在根子上是国际形态,如果没有国际形态,那么上海的文化就没有了根。不过现在上海的国际化情况稍有失落——上海金融的国际化没有问题,上海文化的接受层面也没有问题,但上海文化在创造上的国际化降低了。如今的上海人对国际的了解程度还很不够,有一些地方落后于北京。上海人当然愿意看一看美欧来的音乐剧和歌剧,但他们对国际文化的了解熟识程度、敏感程度远远不行,不会为一个世界顶尖音乐家的到来而感到激动。这并不是崇洋媚外,而是一种艺术了解的问题。
我不是十分主张大讲海派文化。海派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限定,它最初主要是指绘画,然后渐渐延伸开来。将海派文化来包容上海文化,在整体意义上是有点障碍的。比如曾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上海文化的最高代表是鲁迅,但谁也不能说鲁迅是一位海派作家,他在上海只住了十年;后来人们认为上海文化的最高代表是巴金,但谁也不能说巴金是海派文化的代表人物。
那么,海派文化的代表到底是谁?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用国际化眼光来看。比如我们应该更多地明白外国人,比如爱因斯坦他们对上海是怎么评价的,有哪些国际人物在上海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要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若老是钻在自己的这些小文化里面(当然也很重要),是要迷失的。当年我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理由,有很多很多。其中包括一个理由,那就是我突然发现自己狭隘了。我的脑中出现了不健康的心理——我看不得上海音乐学院的成绩,看不得中央戏剧学院的成绩,认为它们的成绩对我是一个打击。我天天盯着上海戏剧学院里面发生的事情,由此可见我的狭隘。如果跳出来看一看,那么上海戏剧学院曾出过几个院长,出过几个党委书记,发生过几件事情,这一切都太不重要了。但若是陷在那里,我就会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我最终选择了走出去。
上海也一定要走出去。上海文化若能充分国际化,那么中国将没有一座城市能比上海更为国际化;上海文化若不能国际化,那么中国文化国际化的前沿阵地就要失去;当上海文化失去充分的国际性,那么中华文化的当代尊严就会有一部分会失去。二十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在“文革”最左的时候,在中国最封闭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上海家长不让自己的孩子学英语(英语在当时几乎没有用)。这就是上海人的一个非常好的思维,即哪怕是在封闭的时候也保持了国际化的思维。而现在上海人不作纯粹国际化的思考,令人遗憾。尽管许多人的孩子在国外留学,但他们没有国际化思维。最近我去了云南丽江,发现很多外国人在那儿安度晚年,还听说大理、西安、成都也是这样。这些地方的国际化程度不可小觑。奥运以后的北京,其国际化程度也是极高。对于上海文化的国际形态,我们需要有一点紧迫感。上海市民的英语水平普遍不高,专业英语翻译更是缺乏,我们需要学习英语、学好英语。我们要用国际化的标准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优点和缺点,然后用中国的标准看西方文化的优点和缺点,这样上海文化才能大踏步往前走。
第二,企业形态。上海文化的第二个形态是企业形态,或叫做文化企业或文化产业。上海文化的崛起,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国家赞助,呈现为企业形态。上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争论,两派势均力敌。主张白话文的一方有蔡元培先生、鲁迅先生、胡适先生等等,坚持文言文的有林琴南先生等等。岁月流逝,事实证明后者失败了。但真正决定此事的,是上海的文化企业家。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张元济,通过企业的方式,用几乎垄断全中国中小学课本的出版和发行的商业行为,决定了下一年课本采用白话文印刷发行。白话文的课本发行了,孩子们学习白话文了,那些哪怕是反对白话文的老爷爷在与自己儿子和孙子对话时也要用白话文。此时,作出宣告的胜利者不是当时北洋政府的哪位高官,也不是哪个学者,而是企业家,是文化企业,是上海的文化企业。王元化先生曾经多次对我说,他对北京有一个纳闷的事,就是整个北京城没有一个像样的出版社,只是有一两个印刷点,所有大学教授要出书,都要来上海。出书都在上海,思想推广在上海,上海文化的基本形态是企业形态。
由于上海文化的形态是企业形态,因此上海文化要越来越减少政府部门的投入,越来越增加企业形态的成分。在上海,官方文化是永远站不住脚的。上海的文艺家有一个特点,只要有观众、有读者,就好,得不得奖无所谓。这就是文化的企业思维,目前在推进现代文化产业和文化企业的进程中,这一点能否得到光大?在文化企业方面,辽宁走在了前面,四川、湖南、安徽的出版业也做得非常好,正向产业化和企业化大踏步前进。看着其他省跑到了我们前面,我们上海人有时心里有点难过,我们必须要往前走,光凭灵感、思维是不行的。上海的领导比较强有力,所以上海文化界过多请求领导的支持;而领导在大家的鼓励之下,更加像个领导了,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总也走不出来。嘴上说是产业化,行动上还是等待领导,这是一个毛病。实际上,文化的本质是民间行为,是产业化的民间行为。
第三,创新形态。创新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就像唐代的马背雄风。现在上海的文化创新势头不够是显而易见的,上海在世博会之后将会更加著名,但它的文化创新力量,虽然有一些,却缺乏整体实力。我没有感觉到大艺术家们在这里聚集,没有感觉到世界的流浪者们在这里汇合,也没有看到出奇制胜的东西受到这座城市的整体呼唤……当然,上海可能埋藏着一些创新的影子,但整个创新的热忱还未被调动起来,上海不会像19世纪晚期的巴黎那样,为了一张毕加索的莫名其妙的画作而激动万分。法国文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出现这样的奇迹,老百姓都用他们赤诚的热情鼓励每一个文化创新,而不是等待评奖结果的出现,等待一个公认的名人出现。
当然,现在的上海也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在发现赵本山的那段时期,我就发现了周立波。这和我的戏剧背景有关,我可以非常敏感地抓住一个演员的特殊才华。一位演员的脱颖而出,需要寻找到一个创新的模式。赵本山找到了,他的每个小品都不一样;周立波也找到了,他的海派清口不错。对此,我们大家都要支持,支持各个行业的创新。在电视领域也出现了令人可喜的情况,像《潜伏》那样的电视剧与以前的电视剧已不太一样了,《武林外传》也是。对于无所不在的世界,大家不要用原来的模式去看,而是要用鼓励创新的高层次态度去接受。我希望在这方面上海可以作为领头羊、作为第一线。上海本来就是创新的地方,它的音乐、舞蹈都有大量创新,也曾轰动过世界。
第四,个体形态。文化最终是以个体作为代表来体现的,这一点,上海体现得特别明确。上海人不是为一个剧团、一个剧种、一个奖项,而是为一个人而疯狂的,这是上海的特点。“只为一个人”,这是一种非常符合国际化、也非常符合创新的格局。这两年,巴金、谢晋、陈逸飞等杰出的个体形态一下子全没了,令人遗憾。要知道一个个体的出现是极难的,培养的难度是极高的,值得我们倍加珍视和呵护。在文化艺术领域,个人形态是一个代表现象,其代表范围要比个人大得多。60年前刚刚解放时,中国的戏剧形态呈现并不是剧种、剧团,而是一些人。当梅兰芳、常香玉离开以后,他们所在的剧团、剧种在人们心中便不重要了,无论书画界、音乐界都是如此。
我非常喜欢台湾的文化氛围。在台湾,一流的文化精英是被全民熟知和爱护的,街上没有一个人不知余光中、白先勇,没有一个人不知电影导演李安,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雕塑家朱铭。不像我们大陆,文化人士需要等到死了以后开追悼会时才被人纪念、被人想起、被人记住。我认为,我们对于那些学者、音乐家、舞蹈家、画家,不应该有任何侮辱的举动。以我的感觉,上海并不是糟蹋人最严重的地方,但上海也不太会保护人。这是我和许多人的共同感觉。陈逸飞的墓碑是我写的,我们没有料到他会走得那么快,他遇到过那么多的麻烦,帮助他的人是那么少,他的日子真不好过。我听到他去世消息时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演讲,我便特意换上他送给我的一套衣服。当地华人拿来了大陆的一些报纸、简报给我看,上写“陈逸飞要的太多,上帝不让他活过60岁”,又说“他死了,中国的画家松了一口气”。美国人包括华人都不理解,他们对一个刚刚死去的人、一个艺术家为何居然抱有这种态度。我们对于个体文化,个体形态要强烈地予以保护。
上海文化最终是由一些名字来表示的,就像我们谈到德国文化时,一般很难说出什么团体、奖项,而只会说贝多芬、巴赫;谈到英国文化时,一定会说莎士比亚……都是个人。上海文化缺少个人,不应如此。我们不能当一个人走了以后才去盖棺论定。有一位北美作家协会的人士对我说,中国人大概是搞错了,他们把作家讲话当作政治民主,把造谣诽谤当作言论自由。文联和协会需要保护文化艺术家,这样的人已经太少,而且又走了一大批,现在有点空荡荡的感觉。我为那些留在上海的我的朋友们、作家艺术家们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人才呼吁,希望他们拥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这个安全,并不是指恐怖主义袭击,而是可以让他们无所顾忌地在文化的道路上前行。我一直在想,有没有评论家认真地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最近孙红雷很红,他能否认真地分析一下他表演的成果和缺陷,在某个戏中的表演最精彩,在某个戏中又超越了什么,像这样的文章,似乎离我们已很遥远。我们看到的大都是绯闻和他跟谁打架。这是我们中华文化走不出泥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综上所述,上海文化的形态实际上是一个创新型国际企业化的个体形态。一个明智的协会、一个明智的政府会明白,文化最终是落实在个体之上的。有些城市拥有强大的作协和强大的文联,也举办过很多文化活动,但当被问及这座城市有哪个著名文化人时,却说不上来。上海不能这样。上海这座城市是一座守护者的城市,它保护过很多人,比如受到北洋军阀迫害的鲁迅。而现在却失去足够的保护功能——免受侵害的保护,站在艺术立场之上的保护。保护艺术家的个人,是文联、协会的基本工作。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上海还会来很多艺术家。现在杭州西溪湿地为每一个十年来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作家艺术家提供一栋楼,我是名单中的第一号,但我没有去。如今光凭楼房,对于吸引艺术家来说还不够。艺术家最看重的是安全的文化形态,上海可以,也应该提供。(节选自上海市文联主办的“海上文化论坛”第一讲)
讨论上海文化的形态,只能从这个结构过来,这是逻辑——文化的形态到中国文化的形态,然后才是上海文化的形态。一定需要将上海文化放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逻辑结构中,它才有价值。
首先,文化的形态究竟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已经是非常紧迫。现在的我们似乎突然进入了一个“大家都在谈文化”的时代,猛一看是一件好事,其实未必。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按照如今这样的格局和规模来谈文化的话,我们这辈子根本啃不完文化的任何一只角。大家知道了很多的历史细节,知道了很多的文化事件,阅读了很多的古书,但大家是否感觉到即使是再花几辈子时间也不能摸到文化的一个边,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吗?当大家都在谈论文化的时候,大家都会迷失在文化的一个沼泽地里走出不来。因为文化的内容太多太广,包括很多资深文化人在内的人们都在文化中迷路了。有时候,迷路比没有陷入这个沼泽地还糟糕。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当大家都在谈论文化的时候,需要有人来做减法,需要想一想如何交付给我们后代一个既简明又可行的文化发展的核心内容。需要用最简明的语言告诉全世界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们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迷失,所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造成的误会越来越大——全世界谁也搞不清楚你们中华文化是什么?我们需要首先用做减法的心态来做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是什么这两道题。
文化的形态
在说明文化的形态以前,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文化?我对文化的定义是人类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大的文化概念。而写作、唱歌、跳舞之类职业,只是小文化。小文化当然也很重要,但文化的本意比这些专业的小文化要大得多、深刻得多。由于作为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文化与每一个人都有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文化人。如果大家同意的话,就会发现,现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就是精神价值的问题。精神价值有了问题,其他的事情就麻烦了。法国有位学者说:“中国不可怕,因为到今天为止,我们还看不出他们能够输出被别人接受的精神价值。”我们知道季羡林先生生前曾提出,我们的精神价值迟早会被世界接受,但这个“迟早”是在什么时候呢?他们已经接受了我们的产品,他们已经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大国的形象,但他们还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精神价值。由此,大家一定看到很多使我们很生气的现象——哪怕我们是做好事,没有做坏事,他们也总是吵吵嚷嚷的!原因很简单,是我们的精神价值不明确。
这里有一个对比。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个国家在20世纪的国际形象理应是非常丑陋的。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价值,让我们感到吃惊——他们有贝多芬、巴赫、歌德、康德,他们被全世界的人们接受。而希特勒只被大家认为是他们民族的小丑。
而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呢?
平心而论,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是不错的,但没有被好好挖掘,没有被广泛接受。我们有很多人是自以为是的,经常可以看到“哪一个戏轰动了伦敦”、“哪一个中国艺术家的演出轰动了巴黎”之类的报道,但去伦敦、巴黎的人都知道,这可能是在乱讲,其实没那么多人,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实际上,我们的精神价值依然不被别人了解。去年我去日本演讲中国文化,我做了一个比喻说,对于外国人而言,中国好比一个突然出现在街道上的巨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体量很大(包括国土面积、GDP、人口),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走了很远的路才走到这里的,但遗憾的是谁也不知道他的脾气和性格。于是,这个巨人对街道上的人们产生了某种威胁,这种威胁并不是巨人的表情体现出来的,而是因为他的脾气和性格没有被人们理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外国朋友、我们的后代都知道,这个巨人的性格是什么?这就是精神价值的问题。
大家不要以为外国人都知道《红楼梦》,知道鲁迅和巴金,不要以为外国人都喜欢京剧,也不要产生一种自以为得意的想法——比方听到几个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说了些赞美的话,就以为我们感动了全世界。在文化的精神价值方面,我们就是这样的情况。
精神价值沟通极少,造成现在我们民族在国际处境的某些障碍,出现了政治上的误解、军事上的误解、经济上的误解,一系列的误解全都产生了。再加上少数文化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常在国外传播负面的、以谣言为基础的所谓中国精神价值,比如《下辈子不做中国人》之类的讲中国黑暗的书。外国人很愿意看这样的书,结果中国的精神价值在他们心中被完全颠倒了。
我们中国的文化人经常自以为是。他们埋头写啊、写啊,写了半天,完全不知道下一代会怎么看,外国人会怎么看,也不知道普通老百姓怎么看。他们成果众多、获奖频繁,但他们对文化的推进做得实在不够。文化需要一种传播状态——向下一代传播、向不同空间传播,文化的“化”字,就含有传播、化成天下的意思。一个没有被很好地传播出去的文化,基本是无效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紧迫感。当我们的文化不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意义就会失去,当生存意义失去时,我们会成为丧魂落魄的一群,这是最大的悲哀。
说到这里,文化的概念已经明确了,它是一个表现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与人人有关的形态。每个人的最初身份和最后身份,都是文化身份。人们为此而生、为此而死,与他们识多少字,是否作家艺术家、是否参加文艺家协会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我们完全不必过于在乎自己的行当、自己的专业,不必过于在意文化小圈子里面的小作为,而是要考虑我们有没有可能更多地为中国人的精神价值的传播做更多事情。
现在人们的精神价值有些失落,人们不知道惧怕、不知道羞耻,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活着该做什么。这就是精神价值失落以后出现的怪现象。人们有时会因一件小小的事情,莫名其妙地卷起暴力群体事件,许多人投入,结果对别人造成巨大伤害、甚至把人打死。精神价值失落会造成真正的灾难,民族的灾难,人类的灾难。我们必须共同维持我们的精神价值,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更是为了人类。这样看来,我们文化人的使命就很巨大了。
中国文化的形态
讲到中国文化的形态,就有一点感情了。尽管我们的文化不被别人了解,不被下一代了解,尽管我们的文化如今还是千言万语、吵吵嚷嚷,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一会儿认为糟粕很多,一会儿又认为全是精华。中国文化一直被这么折腾。
其实,中国文化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它一直不被人家理解,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20多年前我一个人到了西北地区考察中华文化遗址。那是因为在当时,我已预感到我们可能误会我们的文化了——当时出现了出国热潮,大家都在批判我们的文化,大量引进西方文化。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得起自己的文化。因此,当时的我是与出国、做官、经商的文化大潮反向而行的,向西北、向甘肃寻找汉唐文化。这一走,走了很多年,我写了《文化苦旅》。然后觉得还需要做一个对比性的思考,所以一步一步从中东、北非走到了南亚等地方。后来我又走了欧洲96个城市。对比之下,觉得:一是发现中华文化很重要,二又发现中华文化的问题也很多。
如果要为中华文化划定一个成熟与否的门槛,这个门槛应该是4200年前,也就是说公元前21世纪。我们民族的这次跨越门槛,在世界范围内是第几位呢?第三名。第一名是现在伊拉克的所在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又称两河文明。第二名是埃及。埃及文化的成熟期比中华文明早一两千年,甚至更早。第三名和第四名是中国和印度。在世界四大文明中,中华文明虽是第三,却是唯一没有中断且延续至今的文明。它长寿的秘诀、不灭的秘诀,是它拥有的顽强生命力。
考察漫长的历史,可以总结几条中华文化形态正面和反面的东西。
第一,中华文化的形态永远是非侵略性的形态。农耕文明造就了我们一种“只在乎脚下热土,不希望占领远方”的整体思维,这个思维使我们即使在国力很强的时候,即使是气魄再大的皇帝,也没想过去远征、攻击希腊、埃及、巴比伦。而中华文化不支持中国军队远征,也使中国文化不灭亡。中国的历朝历代,打来打去都不会灭绝自己的文化,而只是在抢夺中国文化的主导权。
第二,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中国人的核心思维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同样是农耕文明给予的。农民知道天热到极端,秋天就来;天冷到极端,春天就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怪异的极端不会出现。农民的意境从天上来,产生了中庸之道直至如今,现在我们讲的和谐原则,也是来自中庸之道。
不喜欢极端有什么好处?大家知道,极端的思维中国也会有,比如义和团时期、“文革”初期,但时间都很短,很快就被中庸之道消弭了。中庸之道讲路,一条合适的路、恰当的路、对所有人都照顾的路,包括对极端的人也能照顾到的路。我们没有找到这条路,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本事,这条路一定是存在的。中庸之道把所有人都照顾到,这就是孔子所说中庸之道是至德,是最高道德,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伟大思维。
第三,中华文明不喜欢无序,它是一种强行管理、讲究秩序的文明。从秦始帝开始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实行户籍制,就是实行强行管理,直到今天的户籍制。管理剥夺了我们祖先的很多自由,有时候我们觉得管得太严了。是的,我们是有管得严的毛病,但如果利弊加在一起算,还是利大于弊的。我曾到过那些管理失序的国家,那是一片混乱。恐怖主义就是彻底的无序造成的。相比之下,中国真是了不起,它创造了一个天才的制度——科举制度,使每三年就有大量国家干部涌现出来,使有序的管理得到保持。按照现在说法,科举制度是人事部和组织部做的事情,选拔的是文官、公务员、管理人才。科举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证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男子可以通过考试成为文官,成为国家的管理者,并且,由于他们学习和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学说(治国平天下的学说),因此是“专业对口”的,学以致用的。为了做官,全中国的男子都去背诵儒家经典,1300年来持续不断,于是经典就被留了下来。所以,我认为科举制度是人类古代史上最优秀的文官选拔制度(或公务员选拔制度)。
当然,中国文化也有很多毛病。
第一个毛病是不在乎公德。中国的文化向两个“廷/庭”负责,这两个字发音相同,写法不同。一个是朝廷,一个是家庭。对朝廷忠,对家庭孝,忠孝就两全了。但实际上,在朝廷和家庭之间有着辽阔的公共空间,但中国文化对此缺少认识和研究,缺少认真分析的能力,中国人对公共空间一直处于陌生状态。在古代,照理县官上街应该融入公共空间,但规章制度——回避、肃静的牌子将他与公共空间隔开。在外国,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在中国则被长期忽视。
许多外国人,包括中国台湾的很多朋友都说,他们最欢迎的和最烦的都是来自大陆的游客。欢迎,是因为他们肯花钱;最烦,是因为他们随地吐痰,大声喧哗,在五星级宾馆打牌等等,他们觉得大陆游客缺少道德。我在台湾演讲时说:你们这样看待大陆游客的道德,似乎太过了。比如一位随地吐痰的妇女有可能收养了两个孤儿,她的道德难道不好吗?大陆公民的主要问题是对公共空间缺乏认识,这是我们文化的责任,是我们的文化缺少认识公共空间的功能。我不是包庇他们,而是太了解他们了。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点,要么做官,要么家庭。还有的是以家庭作为坐标延伸出去的,从来没有将别人作为中心坐标延伸出去的情况。
如今,公共空间的维护和建设交给很多官员来做,可以说他们的责任非常重大。其实,这个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挑起来。我顺便讲一句,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缺点极大。在西方,从文艺复兴时期到浪漫主义时期再到启蒙主义时期,知识分子都有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的品质;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好相反,他们不喜欢公共空间,“两耳不闻窗外事”。据说有人对《红楼梦》里一个丫头的恋爱史研究了近30年,其他的事全不关心。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公共空间非常厌烦,直到现在,有人对知识分子一上电视就批评他“是在做秀”,这很可笑。大概在15年前,报纸上曾讨论余秋雨该不该上电视。我当时表示,千万不要做这个讨论,这个讨论在世界上太丢人了,就像慈禧太后讨论中国人要不要坐火车一样。公共空间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场所,知识分子就应该在那儿负责,且要敢于负责,要敢于用理性负责。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到公共空间往往就不理性,很情绪化。现在的公共空间只有官员在管,他们有时候管不过来。其实公共空间应由民间共同管理。
第二个毛病是不在乎实证。欧洲从中世纪走出时推行实证主义,对于真实性的证明是他们的科学的前提。但实证主义在中国没有。发现这个毛病的是一个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他认为中国历史中最大的毛病就是缺少数字化管理。中国皇帝要与别国、别的民族打仗时,大臣从来不会向皇帝提供国库余额、武器多少、兵力多少的信息。他们会慷慨激昂地诉说打仗的必要。中国史书有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数字大多不可信。黄仁宇写道,明代国家档案《明史录》里的一些数字,只要仔细一想便是笑话百出,而后人不经思索,继续抄写。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不重视数据、没有实证主义的最典型的例证。
文化层面没有实证意识,意味着什么?举例说明,中国人造假特别多,假酒、假药、盗版书特别多;中国人特别爱听谣言(包括我在内),而且通过中国文化的方式是找不到辟谣程序的。在西方,辟谣十分简单,某个数字一公开就辟谣了;在中国是没有办法的,人们常说“无风不起浪”,这句话往往就能使随口编的谣言成功一半。在中国,找不到辟谣程序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那就是一度几乎所有干部都被打倒,都成了所谓叛徒、特务,连国家主席都成了叛徒、特务。对此,大家居然大体相信,由此可见没有实证到了极点。
第三个毛病是不在乎创新。中国人不在乎创新,是因为中国历史太过悠久,我们的过去太过辉煌。因此,我们有千千万万个理由说“老祖宗好”,有千千万万个理由说“过去好”,有千千万万个理由说“白头发”好;年轻的总是不对的,奇奇怪怪的总是不对的。现在流行一个“无争议”的原则,比如干部若是“无争议”就可以上一级;评奖“无争议”就是一等奖;就连讨论新作品还是崇尚“无争议”原则。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任何创新都是对过往的挑战,都是对已有秩序的放弃,都是对已有成就的叛逆,没有争议的就一定是平庸的,没有争议就一定没有创新。但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无法接受。这是中国的历史造成的,我们许多人永远向后看。
乾隆去世前下令编写《四库全书》。纪晓岚和一大批人花了九年时间编写这套书,这套书后来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万里长城。我将这九年期间中国发生的事情与西方发生的事情做了对比,发现此时西方的第一条铁轨铺出来了,第一架铁桥造起来了,水分子被化解了,第一架飞行器飞起来了,美国科学院在波斯顿成立了,《社会契约论》提出来了……都是在这九年之内发生的。这一对比就会发现,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开始有了距离——我们永远是注视、注视、注视,他们是每天试验、试验、试验。最后的结果,在乾隆死后五十年显现出来——鸦片战争以及此后所有战争,中国人全都失败了。这是中华文化的第三个毛病——我们不在乎创新。
上海文化的形态
在做了一个长长的阐述和一个小小的总结之后,让我们回到上海文化的形态这个话题。中华文化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经历了长期的辉煌之后,在18世纪末突然陷落。正当大家在黑暗中痛心疾首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出现了明亮的希望。那个地方,就是上海。
即将举行的世博会的现场,就在我家的阳台底下。一百年前,这里是江南制造局的所在地,中国第一个走向现代的梦想是从此开始的,是从上海开始的。由租界作为基本形态的一种文化生态在上海出现。那时由于鸦片战争以后,尽管英国已经占领香港,但又觉得香港离中国内地太远,发展难度很大。若要更好地向中国渗透,需要看重上海,上海面对太平洋,对于海运为主流的当时,其位置太重要、太理想了。更重要的是上海的背后是长江,连通大量重要城市。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就在上海设立租界,使上海租界的范围快速增长。在设立租界时,他们发现一个奇迹,这里居然有一个地方已经按照天主教的教义生活了,这个地方就是徐家汇,明代徐光启后代的聚居区。徐光启受洗加入天主教,教堂也设在那里。后来,很多重要的文化设施(包括盛宣怀办的交通大学)都设在徐家汇。如此一来,上海文明就出现了第一个亮点——徐家汇文明就这样开始了。以租界作为龙头,以徐家汇文明作为亮点的上海文明建立了。
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一种非侵略性的、有序的、中庸的形态,那么上海文化的形态是什么呢?
第一,国际化形态。上海文化在根子上是国际形态,如果没有国际形态,那么上海的文化就没有了根。不过现在上海的国际化情况稍有失落——上海金融的国际化没有问题,上海文化的接受层面也没有问题,但上海文化在创造上的国际化降低了。如今的上海人对国际的了解程度还很不够,有一些地方落后于北京。上海人当然愿意看一看美欧来的音乐剧和歌剧,但他们对国际文化的了解熟识程度、敏感程度远远不行,不会为一个世界顶尖音乐家的到来而感到激动。这并不是崇洋媚外,而是一种艺术了解的问题。
我不是十分主张大讲海派文化。海派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限定,它最初主要是指绘画,然后渐渐延伸开来。将海派文化来包容上海文化,在整体意义上是有点障碍的。比如曾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上海文化的最高代表是鲁迅,但谁也不能说鲁迅是一位海派作家,他在上海只住了十年;后来人们认为上海文化的最高代表是巴金,但谁也不能说巴金是海派文化的代表人物。
那么,海派文化的代表到底是谁?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用国际化眼光来看。比如我们应该更多地明白外国人,比如爱因斯坦他们对上海是怎么评价的,有哪些国际人物在上海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要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若老是钻在自己的这些小文化里面(当然也很重要),是要迷失的。当年我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理由,有很多很多。其中包括一个理由,那就是我突然发现自己狭隘了。我的脑中出现了不健康的心理——我看不得上海音乐学院的成绩,看不得中央戏剧学院的成绩,认为它们的成绩对我是一个打击。我天天盯着上海戏剧学院里面发生的事情,由此可见我的狭隘。如果跳出来看一看,那么上海戏剧学院曾出过几个院长,出过几个党委书记,发生过几件事情,这一切都太不重要了。但若是陷在那里,我就会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我最终选择了走出去。
上海也一定要走出去。上海文化若能充分国际化,那么中国将没有一座城市能比上海更为国际化;上海文化若不能国际化,那么中国文化国际化的前沿阵地就要失去;当上海文化失去充分的国际性,那么中华文化的当代尊严就会有一部分会失去。二十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在“文革”最左的时候,在中国最封闭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上海家长不让自己的孩子学英语(英语在当时几乎没有用)。这就是上海人的一个非常好的思维,即哪怕是在封闭的时候也保持了国际化的思维。而现在上海人不作纯粹国际化的思考,令人遗憾。尽管许多人的孩子在国外留学,但他们没有国际化思维。最近我去了云南丽江,发现很多外国人在那儿安度晚年,还听说大理、西安、成都也是这样。这些地方的国际化程度不可小觑。奥运以后的北京,其国际化程度也是极高。对于上海文化的国际形态,我们需要有一点紧迫感。上海市民的英语水平普遍不高,专业英语翻译更是缺乏,我们需要学习英语、学好英语。我们要用国际化的标准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优点和缺点,然后用中国的标准看西方文化的优点和缺点,这样上海文化才能大踏步往前走。
第二,企业形态。上海文化的第二个形态是企业形态,或叫做文化企业或文化产业。上海文化的崛起,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国家赞助,呈现为企业形态。上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争论,两派势均力敌。主张白话文的一方有蔡元培先生、鲁迅先生、胡适先生等等,坚持文言文的有林琴南先生等等。岁月流逝,事实证明后者失败了。但真正决定此事的,是上海的文化企业家。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张元济,通过企业的方式,用几乎垄断全中国中小学课本的出版和发行的商业行为,决定了下一年课本采用白话文印刷发行。白话文的课本发行了,孩子们学习白话文了,那些哪怕是反对白话文的老爷爷在与自己儿子和孙子对话时也要用白话文。此时,作出宣告的胜利者不是当时北洋政府的哪位高官,也不是哪个学者,而是企业家,是文化企业,是上海的文化企业。王元化先生曾经多次对我说,他对北京有一个纳闷的事,就是整个北京城没有一个像样的出版社,只是有一两个印刷点,所有大学教授要出书,都要来上海。出书都在上海,思想推广在上海,上海文化的基本形态是企业形态。
由于上海文化的形态是企业形态,因此上海文化要越来越减少政府部门的投入,越来越增加企业形态的成分。在上海,官方文化是永远站不住脚的。上海的文艺家有一个特点,只要有观众、有读者,就好,得不得奖无所谓。这就是文化的企业思维,目前在推进现代文化产业和文化企业的进程中,这一点能否得到光大?在文化企业方面,辽宁走在了前面,四川、湖南、安徽的出版业也做得非常好,正向产业化和企业化大踏步前进。看着其他省跑到了我们前面,我们上海人有时心里有点难过,我们必须要往前走,光凭灵感、思维是不行的。上海的领导比较强有力,所以上海文化界过多请求领导的支持;而领导在大家的鼓励之下,更加像个领导了,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总也走不出来。嘴上说是产业化,行动上还是等待领导,这是一个毛病。实际上,文化的本质是民间行为,是产业化的民间行为。
第三,创新形态。创新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就像唐代的马背雄风。现在上海的文化创新势头不够是显而易见的,上海在世博会之后将会更加著名,但它的文化创新力量,虽然有一些,却缺乏整体实力。我没有感觉到大艺术家们在这里聚集,没有感觉到世界的流浪者们在这里汇合,也没有看到出奇制胜的东西受到这座城市的整体呼唤……当然,上海可能埋藏着一些创新的影子,但整个创新的热忱还未被调动起来,上海不会像19世纪晚期的巴黎那样,为了一张毕加索的莫名其妙的画作而激动万分。法国文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出现这样的奇迹,老百姓都用他们赤诚的热情鼓励每一个文化创新,而不是等待评奖结果的出现,等待一个公认的名人出现。
当然,现在的上海也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在发现赵本山的那段时期,我就发现了周立波。这和我的戏剧背景有关,我可以非常敏感地抓住一个演员的特殊才华。一位演员的脱颖而出,需要寻找到一个创新的模式。赵本山找到了,他的每个小品都不一样;周立波也找到了,他的海派清口不错。对此,我们大家都要支持,支持各个行业的创新。在电视领域也出现了令人可喜的情况,像《潜伏》那样的电视剧与以前的电视剧已不太一样了,《武林外传》也是。对于无所不在的世界,大家不要用原来的模式去看,而是要用鼓励创新的高层次态度去接受。我希望在这方面上海可以作为领头羊、作为第一线。上海本来就是创新的地方,它的音乐、舞蹈都有大量创新,也曾轰动过世界。
第四,个体形态。文化最终是以个体作为代表来体现的,这一点,上海体现得特别明确。上海人不是为一个剧团、一个剧种、一个奖项,而是为一个人而疯狂的,这是上海的特点。“只为一个人”,这是一种非常符合国际化、也非常符合创新的格局。这两年,巴金、谢晋、陈逸飞等杰出的个体形态一下子全没了,令人遗憾。要知道一个个体的出现是极难的,培养的难度是极高的,值得我们倍加珍视和呵护。在文化艺术领域,个人形态是一个代表现象,其代表范围要比个人大得多。60年前刚刚解放时,中国的戏剧形态呈现并不是剧种、剧团,而是一些人。当梅兰芳、常香玉离开以后,他们所在的剧团、剧种在人们心中便不重要了,无论书画界、音乐界都是如此。
我非常喜欢台湾的文化氛围。在台湾,一流的文化精英是被全民熟知和爱护的,街上没有一个人不知余光中、白先勇,没有一个人不知电影导演李安,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雕塑家朱铭。不像我们大陆,文化人士需要等到死了以后开追悼会时才被人纪念、被人想起、被人记住。我认为,我们对于那些学者、音乐家、舞蹈家、画家,不应该有任何侮辱的举动。以我的感觉,上海并不是糟蹋人最严重的地方,但上海也不太会保护人。这是我和许多人的共同感觉。陈逸飞的墓碑是我写的,我们没有料到他会走得那么快,他遇到过那么多的麻烦,帮助他的人是那么少,他的日子真不好过。我听到他去世消息时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演讲,我便特意换上他送给我的一套衣服。当地华人拿来了大陆的一些报纸、简报给我看,上写“陈逸飞要的太多,上帝不让他活过60岁”,又说“他死了,中国的画家松了一口气”。美国人包括华人都不理解,他们对一个刚刚死去的人、一个艺术家为何居然抱有这种态度。我们对于个体文化,个体形态要强烈地予以保护。
上海文化最终是由一些名字来表示的,就像我们谈到德国文化时,一般很难说出什么团体、奖项,而只会说贝多芬、巴赫;谈到英国文化时,一定会说莎士比亚……都是个人。上海文化缺少个人,不应如此。我们不能当一个人走了以后才去盖棺论定。有一位北美作家协会的人士对我说,中国人大概是搞错了,他们把作家讲话当作政治民主,把造谣诽谤当作言论自由。文联和协会需要保护文化艺术家,这样的人已经太少,而且又走了一大批,现在有点空荡荡的感觉。我为那些留在上海的我的朋友们、作家艺术家们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人才呼吁,希望他们拥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这个安全,并不是指恐怖主义袭击,而是可以让他们无所顾忌地在文化的道路上前行。我一直在想,有没有评论家认真地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最近孙红雷很红,他能否认真地分析一下他表演的成果和缺陷,在某个戏中的表演最精彩,在某个戏中又超越了什么,像这样的文章,似乎离我们已很遥远。我们看到的大都是绯闻和他跟谁打架。这是我们中华文化走不出泥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综上所述,上海文化的形态实际上是一个创新型国际企业化的个体形态。一个明智的协会、一个明智的政府会明白,文化最终是落实在个体之上的。有些城市拥有强大的作协和强大的文联,也举办过很多文化活动,但当被问及这座城市有哪个著名文化人时,却说不上来。上海不能这样。上海这座城市是一座守护者的城市,它保护过很多人,比如受到北洋军阀迫害的鲁迅。而现在却失去足够的保护功能——免受侵害的保护,站在艺术立场之上的保护。保护艺术家的个人,是文联、协会的基本工作。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上海还会来很多艺术家。现在杭州西溪湿地为每一个十年来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作家艺术家提供一栋楼,我是名单中的第一号,但我没有去。如今光凭楼房,对于吸引艺术家来说还不够。艺术家最看重的是安全的文化形态,上海可以,也应该提供。(节选自上海市文联主办的“海上文化论坛”第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