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吾师,还是爱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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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小学校长性侵女学生的新闻,让“校长”一词成了过街老鼠,一时有“国人皆欲杀”之势。但是这个名称,在我心里有着特别的地位,让我想起关于父亲的一段旧事。
  在家乡小城,我的父亲是一位小学校长。他十八岁当民办教师,在村子里教书,后来到城市里应聘,直至成为一所重点小学的校长。三年前积劳成疾,未到退休年纪就去世了。
  他去世当天,我发了条100多字的微博,简述父亲生平,以寄哀思。正巧当地一高三语文老师读到,抄下来给学生作文课上用,没想到不少学生举手,说父亲正是他们的小学校长。结果那节作文课,变成了学生对当年校长的集体怀念。
  2013年6月,我回北京办事,遇到北师大数学系一位女生,互相介绍以后她说:“您知道吗?您父亲是我上小学时的校长,有一天,老师体罚学生,我们就集体去找校长告状,在他办公室里诉苦,他对我们特别温和,我到现在还记得他。”
  这两件温暖人心的小事,使我对中国式师生关系更多了几分体味。
  中国老师:偶像已衰微
  从孔夫子开始,中国的老师就不是一份简单的职业,“他”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人生的领路人,还是圣人的化身,是学生的道德偶像。一位知识渊博又堪为道德楷模的老师,在传统社会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在学生心中也位置特殊。
  由于孔子就是一位老师,古代人们祭祀的时候,会设一个“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君是皇帝,亲是祖宗,师即圣贤。师徒关系与父子关系、君臣关系被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孝顺敬从成为封建伦理的价值核心。看电视剧《走向共和》,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与老师康有为思想发生了分歧,康有为盛怒之下,让梁启超跪下,然后举手就打。纵是梁启超这样有新思想的巨星,在老师面前也只能乖乖就范。
  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提倡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读书人与官员的角色合二为一。尤其有科举制度以来,师门如官场,门生如下属,传道授业解惑与启用提拔恩宠一脉相承,知识的传承与权力的服从互相交叉,服从老师也成了天道纲常,而“欺师灭祖”则是大逆不道的罪行。
  可见,在中华文化里,师生关系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在老师身上,往往附着了导师、父亲、上级、考官、恩人等多个角色,寄托着超出职业领域的情感因素,也是社会统治序列的一部分。当社会伦理运转有序时,中国老师的形象是美好的,往往与学生亲如父子,比西方老师更有情感亲和力,会留下“程门立雪”之类的佳话。而一旦社会走向末路,道德伦理崩溃,世风日下,师道也不可避免受到连累,变得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了。
  我读一本钟丽思的回忆录《顽童时代》,她是1988年赴法国留学的女作家,在书中讲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生的故事,钟丽思的父亲是重庆的一位将军,当她因调皮被父亲暴打,小学老师跑到家里当面讨伐将军。将军站得笔直,一边恭敬地听着一边说:“老师教训的是。”还搀着老师的胳膊送出门外。而他的女儿小学毕业后竟然失学,因为太过调皮没有学校愿收,将军也无可奈何。
  我拿着书向有经历的人求证,得到的回答说那是真的,五十年代师道还是存在的,可惜“文革”是一大劫,近年又一大劫,如今已有荡然之感。
  今天的教育,被归入政府行政体系,小学校长是正科级,主任是股级,老师也成为等级序列的一部分,且在金字塔中垫底。同时,在以金钱为评价体系的社会阶层中,老师也成为收入低微的阶层,谈不上什么社会地位。那些大学教授、博导命运并无不同,只不过掌握更多一点资源,一面向行政机构“揽活儿”,成了课题承包商;一面向学生转包,学生成了他们雇佣的员工。
  教育体系的衙门化,教育内容的政治化,老师地位的卑微化,教育成了政治体系的一环,这就是今日教育的真相。当社会伦理失序,也就是礼崩乐坏的时候,那些被赋予道德色彩最重的行当,往往沉沦得最彻底,也最令人痛心—如公仆、医生、教师。那个被称为禽兽的海南小学校长,只是当下社会道德生态的一个缩影;而倒台的衣俊卿局长和举报他的女博士,只是纯粹的官场游戏,已经谈不上师生关系了。
  西方老师:世间无圣人
  我现在住在英国爱丁堡,女儿在当地一所小学上六年级。一天放学,她对我讲了一件事:上课时,一位老师讲得实在太无聊,有个男生突然举手,他大声说道:“老师,你真的是一个很差劲的老师。”老师气得敲着桌子喊:“你怎么敢这样说!你太淘气了!”这位男生接着说:“可我是在说诉一个事实啊。”
  我问女儿,老师去告校长了吗?“当然去了,老师气坏了,不过校长可没处罚那男生。”然后她对我讲起了《哈利·波特》:“你知道吗?哈利·波特干过同样的事,一天他们魔法学校来了个新老师,那位老师实在太差了,哈利·波特就恶搞了他一下,老师气急败坏去告诉邓布利多校长。你猜怎么着?校长送了哈利·波特一块饼干作为奖励!”
  《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就是爱丁堡人,且是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从爱丁堡大学到我女儿的小学步行只要十分钟。《哈利·波特》是个魔法故事,但我从中感受到了某种传承。
  我对女儿说,我非常喜欢那个男孩。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我也算“阅师无数”,经历的差老师可不少,但我都以打瞌睡、看武侠反抗。遇到严厉的差老师,只好规规矩矩坐着,思想飞到球场去。从来没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你真的是一个很差劲的老师。”不仅没做,我连想都没敢想过。任何人都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这一幕发生在中国,那位说真话的同学,会不会从校长那里拿到一块饼干吃?
  通过对英国大学和小学的观察,我发现他们对所谓师道不太在意。一群大学生在酒吧聚会,他们的教授晚到了,就只好到处去找板凳,没有学生起身让座,或主动帮他搬个凳子,而老师也不以为忤,站在一边听学生们神侃。如果谁给老师让座,反倒会显得怪异。上课讨论问题时,学生们毫不客气,常提出刁钻的问题,问得老师直挠头,老师也从没觉得失了面子。
  每到学期结束,女儿都会带回来老师评语,老师会这样写给女儿:“我想想自己是多么幸运,能跟你一起度过这一年,看着你盛开,变得越来越出色,每一个方面都做得那么好,你是个多么难以置信的孩子,而且还给我这么多的帮助……”每次读信,我都感动不已,常常发感慨,如果小时候老师这样称赞我,我愿意为她去死。   我问正读博士的妻子,老师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她回答:“当然是,他们跟学生的关系是平等的。我的教授就经常说,我得谢谢你们,有学生才有老师,如果没有学生,我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经常听留学生说,英国的师生关系,看上去不像中国师生那般亲热,英国老师往往有事说事,谈完就走,说话也客气。有时师徒一场,连老师是不是单身都不知道,因为那是人家的隐私。
  一位在香港留学的学生讲,她的老师是个西方帅哥,让不少女生情愫暗滋,但他从来和学生保持距离,见面也只在办公室和咖啡馆。我们会理解为这位老师很有道德感,但他其实不是圣人,他只是忠实遵守了一条校规:教职人员不得与在读学生约会,否则可能被开除。
  在教师守则中,中国老师常被赋予灵魂工程师的地位,崇高道德的化身,对学生的课业甚至人生负有无限责任。但由于这使命太过高远,太过理想化而遥不可及,反倒显得虚伪。这与某些人说心有天下人唯独没他自己,或某些人说永远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一个道理,不具有可行性。
  我零散查阅了一些西方教师守则,发现中西差异很大,其中有这样的条文:“不得无故否定学生的独到见解。不得故意压制或歪曲学生进步的事实。记住学生姓名。不得当众发火。少提批评性意见。”“不得以任何形式歧视学生。不得有意为难或贬低学生。不得在大庭广众下让学生丢脸。不得与学生过分亲热或随便。处理学生问题如有偏差应勇于承认错误。不得采用强制或暴力。”
  从这些朴素、细化的准则可以看出,西方教师被要求的不是当圣人,而是当一个符合职业规范的公职人员。这个规范不是空谈道德人格,而是根植于法律,其实也是对一个公民的基本要求,具有现实操作性。他们对师生关系的处理,体现出的是民主和平等的理念,尊重孩子的独立思想和人格。
  中国的老师,我们往往将其推上道德神坛,却没有约束,殊不知没有规则,道德就是假的。现代社会里应该做的是去圣化,让老师变成正常人。中国社会不缺少道德精英,唯独缺少契约精神和规则。
  其实从这个小视角,我们不仅能发现师生关系方面的中西差别,也会联想到中西社会在传统、道德、法律甚至政治方面的差异。
  三个月前,我读到一则新闻,一中国内地学生在英国巴斯大学留学,不幸挂科。他去找导师商量,导师告诉他,需要补考或延时毕业。过两天,学生又去找导师,在导师桌上拍下5000英镑,对导师说:“让我及格,就不来烦你。”导师拒绝了,该生拿衣服走人,没想到口袋里掉出一把仿真手枪。导师将学生告上法庭,该留学生以“贿赂和携带仿真器械”被判入狱12个月。媒体还报道,该留学生家境不错,父亲是官员,家里还做着生意。
  这则令人莞尔的新闻,是一则典型的中英文化碰撞的案例。权力、金钱与暴力的崇拜者,和法律与职业道德的信奉者相遇,结果前者在英国付出了坐牢的代价。我们也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中国,这样的学生遇到中国教授,又会有怎样的中国式解决之道呢?
  东成西就,亦师亦友亦温文
  东方和西方的教育思想和师生关系,各自都有一个源头,且这两个源头在时间上几乎同步。
  孔子和他的门下七十二贤,是中国三千年来最著名的师生佳话,也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师道传统。在孔夫子的学生中,我最喜欢的是子路,虽然年龄老大不小,但总跟老师唱反调,偶尔还调侃一下孔夫子。但道学家们最喜欢颜回,把颜回树为孔夫子的好学生,老师说什么就赶紧去学,从来不说一个不字,直到把自己累死为止。
  不仅是教育,西方几乎所有社会思想的源头,都来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三位大师。令人震惊的是,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又是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对学生平等以待,他的问题式教学和启发式教学令人心醉。而亚里士多德,面对别人对他背叛柏拉图的指责,则说出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
  千古帝师孔夫子和古希腊三贤,学问大小不论,仅就老师的道德风度、人格魅力,在我心中是一样的壁立千仞,有望洋兴叹之慨。那么,千年之后的今天,早已与古中国“割袍断义”的中国,道之不存师之不存的当下,什么才是理想的师生关系呢?
  思来想去,琢磨再三,我认定1917年的北京大学、1925年的清华国学院,以及1938年的西南联大,终究比较接近我理想中的样本。
  新文化运动时期,在蔡元培校长兼容并蓄的办学理念下,北大既有留美归来的新派老师胡适之,也有黄侃、刘师培这样的国学大师、前清遗老,有革命派的陈独秀,也有守旧派的辜鸿铭,有没上过大学的梁漱溟,也有当公务员的周树人。他们学问各异,思想更是五花八门,但有一点相同:都要站上讲台凭本事争取学生。
  而学生们也很不好惹,哪个老师讲得好他们去集体捧场,老师讲得不好,就有学生当场发难,直至把老师轰下台。27岁的胡适有点怯场,得亏北大学问最渊博的学生傅斯年力挺,才迅速站稳脚跟。这样平等又具有挑战性的师生关系,已经超越了中国传统,具有西方大学的风格。
  课堂之外,有的老师不拘小节,与学生们在北大红楼外的酒馆茶肆高谈阔论,有的老师忙着教私淑弟子,发现有天分的学生,即想方设法培养,以期收入门下,继承自己的衣钵,这又有了中国传统的师徒相授的特点。如当时傅斯年就很抢手,他最初被国学大师黄侃收入门下,成为得意弟子,但很快,他就被胡适吸引,成了胡适“门下走狗”。
  在当时的北大,无论老师学生,做学问都受到西学的影响,同时又从小接受私塾教育,都有国学的底子。这样,北大既引入西方的大学理念,西式的管理规则,又存留着东方的道统和传统情感。结果东成西就,融会贯通,短时间涌现大批名师,也培养出很多优秀学生,成为北大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
  后来的清华国学院和西南联大,也都有各自的辉煌,究其原因,与北大比较相似,脱不开当时大学“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环境。若再追根问底,则如陈寅恪在王国维墓碑写下的:“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遥想北大当年,未名湖边,长衫飘飘,西装革履,子曰诗云,罗素杜威,至圣先师,苏格拉底,其格局风度,其文化气韵,真令人为之心折。那个时候的大学,那个时候的师生,在我心中是最理想的样子。只可惜时代气运,转瞬即逝,如同黄粱一梦。
  现在我们谈师生关系,谈师道传统,如果失去“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一舶来品,又丢弃了“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一传家宝,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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