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由满清过渡而来，它的官僚阶层当然要以清末的官僚为基础。而处于清末民国时期的士大夫阶层，面对天下大乱的形式，审时度势，于历史浮沉中或退或进，自有抉择，他们的抉择既可以反映时代更替的历史，也反映了各自之间不同的心理。
　　【关键词】：民国；清吏；态度；行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议和一直绵延至1912年，直到2月，清帝退位，后来袁世凯成为大总统，满清民国的鼎革才逐渐完成。民国由满清过渡而来，它的官僚阶层当然要以清末的官僚为基础，而处于清末民国时期的士大夫阶层，面对天下大乱的形式，审时度势，于历史浮沉中或退或进，自有抉择，他们的抉择既可以反映时代更替的历史，也反映了各自之间不同的心理。清吏于民国初年出仕与否，原因颇为复杂。出仕者，或是能以冷静的眼光看待时局，择木而栖；或是初出茅庐的热血少年，希望能凭借才干，抓住机会，急進仕途；或本是满清高官显吏，仍以官吏直接出仕民国；或是因各种关系得到如袁世凯等人的赏识、提拔，平步青云；或是袁氏旧属体系，自然为官。退隐者，或是屈从已老的年龄，不意再经宦海浮沉；或是忠于清室，以满清遗老自居；或是不齿袁氏所为，淡于仕途等等。各人之心理也因此可见。本文将以清末民国的官僚阶层为对象，试剖析时代更替之际的士大夫心理。
　　一
　　例如民国时期被称为“广济五杰”的饶汉祥，本是清末举人。他考入过京师大学堂，在福建学务所担任过视学近，其时不过二十来岁，而且颇有诗文之才。福建提学使姚文倬颇为赞赏，“览其诗文而异之，延之其家，授子女读。”[1]而正当在他年轻有为之际，亲历了辛亥之变，然而他抓住机会，投入黎元洪军政府幕，反而大有发挥。史料记载如下：
　　“辛亥秋，黄陂建牙武昌，首以网络人才为亟务，一时宿儒名士闻风而集者众。祥方任财政司科员，拟一稿，科长掷诸地，祥不能堪，欲拂袖去。某太史器其才，白于黄陂曰‘共和初基，人才难得，吾鄂有似陆敬舆其人者，方屈为下僚，不求人知，人亦罕知之者，公盍罗致为己用？差比于晋公之于韩黎也。’黄陂大喜，礼延入幕。”[2]
　　饶汉祥能积极投于黎元洪幕下，是渴求仕宦的名士的代表。尽管因被某科长看不起，意欲离开黎幕，但他追求仕途的意愿仍然可以看得出。这一类民初的青年俊杰，最需要一些人的提拔与赏誉，“某太史”正是饶汉祥的幕后贵人，至于这位太史与饶汉祥有无关系，关系如何，则是另当别论的事，我们应从中看到如果不是饶汉祥本身的才华使然，也不会得到幕后人的推荐。饶汉祥也因此得以大展拳脚，“祥居恒熟读宣集，所为公牍，摹拟略似，累为黄陂草长文，以电达天下，缠绵悱恻，哀感动人，大抵天下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者，于是国人意响，不期集于江汉之间，黄陂声誉因以渐著，遂以祥领袖幕僚，荐授内务司长，擢省长。”[3]从这里我们看出了一个学生时代在清末，而仕途生涯发展于民国初年的积极入仕的青年形象，他们大抵上也属于新生的知识分子（虽在清末也有些许政治活动），支持革命，也看出了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统治者积极求才的动态，这类青年才俊在民初出仕是比较流行的。
　　辛亥之年，如岑春煊这种识时务者大有人在，而以此又能牵出多少关系。比如春煊的旧部龙济光、陆荣廷这些人，在民国初年作为实力派，都很活跃，而如前清官吏张鸣岐这些人，又可以以“卑词厚币”与之结交，颇为玲珑，而获要职。张鸣岐仕于前清，因为妹夫夏淑清的关系颇受岑春煊倚重，岑评价他是“有胡林翼之谋，左宗棠之才”[4]，对待他甚好，曾力荐他作广西巡抚。但张或许把官位看的太重，当出仕民初时，作风竟颇使人唏嘘。有人向袁世凯报张是岑的亲近，而袁世凯与岑春煊不和已久，袁世凯却评价他“有富贵之癖，不富贵不乐，倘宠以高官，畀以特权，其不叛岑而附吾者，可剜吾眸子。”[5]袁的评价是一针见血的，张名岐在民初也作了广西、广东的巡按，当1916丙辰之役时，岑春煊抗袁甚为卖力，劝说龙济光、张鸣岐举兵北伐，龙济光唯唯否否，而张鸣岐则是“正色拒之，密报于世凯，谓春煊谋乱。”[6]时代混乱之际，人心最易混乱，人心混乱在于人欲，人欲又并非不正常，所以这种动乱是最能考验人心的时刻，而能做到如岑春煊那样，已经颇为不易了。毕竟辛亥鼎沸，清政府的灭亡已是大局，假如此时期正值个人仕途生涯的起步期或关键期，他的选择或许不能简单归为是非功罪。
　　程德全就更为果断，辛亥时期，他反正最先，投入革命党派，以清末江苏巡抚，摇身一变为民初江苏都督。政权变化、统治者变化，而如程德全这种地方大员，虽然官名也起变化，但官员仕途、政治生涯却得以延续，所以不欲断绝政治生涯的，不得不投身民国。在满清也是做官，在民国也是做官，在專制之下可以做官，在民主名下也能做官，所以就不要多问统治者是满清，是民国，政体是专制，是民主，官职是巡抚，是都督。除了做江苏地方要员，因为临时政府设在南京，程德全被任命为内务总长，“日追随伟人之间，俨然以开国元勋自况”[7]，辛亥革命时，程德全已是知天命之年，本是满清遗老，旦夕间为民国开国元勋，时代的变化，政权的更替使得人物的心理与行动也变得复杂，变得充满了变化。1913年的癸丑之役，程德全也参与了讨袁，等到败落时，又能先于一步密报袁世凯自己是被逼的，为宦之巧可见一斑。这只是为官的态度与作风方面，至于为官的政见、作法、政绩方面，则要另当别论。
　　二
　　而在动乱之际能坚持立场，忠心为主的也有，但这又是与各人的不同派别、不同主张、个人名利，还有其他因素密切相关的，这类官吏行动与心理也颇为复杂。
　　以林绍年为例。按道理，林绍年没有做过民国的官，他只是清末的一个官僚，他的行为本可以不考虑在“入民国之清吏”这个行列，但他的心理却是可以反映这个时代更替之际的复杂的。林绍年是清末一开明官僚，主张宪政，在1906年入军机、做了邮传部侍郎后，参与了“预备立宪”，所以他是为清末的“新政”、“预备立宪”贡献了自己心血的。入军机前，他也是有着丰富的地方官经历，相继在广西、云南、贵州、山西做官，颇有政绩，得到了中央枢府鹿传霖和地方疆吏岑春煊的举荐，更是被慈禧太后称为“亮直清操”，入军机仅一年，其后又被外简为河南巡抚，在河南，“弹劾道府以下不职者近百人，将去，犹劾罢数十人”，对他人说“终不留为汴民害”[8]，实在大快人心，其后又被召回中央。他其实也看到了清政府立宪的假意，当清政府正以立宪诏告天下，改官制、设内阁时，他告病回乡，退出了政坛，具体是在宣统二年，其时他已经近七十岁了，他辞官后一年，辛亥事起，清朝灭亡。所以像林绍年这种官吏，和前面的饶汉祥、岑春煊、程德全等人就不同了，一是年龄的不同，年龄是客观因素，二是同处复杂政局之中，宦海的心气也不同，心气不同则有进有退，林绍年则是在晚年想趋于平淡，至少是在清末民初动乱之际不意仕途。
　　三
　　因戊戌变法出名的康有为，有一定的政治才干，也渴望仕途，但他的仕途之路颇不如意。戊戌维新时期，施展政治拳脚不过百日，民初更是不如意。清朝覆亡，康有为回国后，拒绝了袁世凯封官的优待，不仕民国，他和袁世凯之间“宿怨未解”，自然不会到袁府为官。而当张勋在北京起事，“伪诏任百官，授有为弼德院副院长，大失所望，面斥勋不解政事。”[9]他认为张勋“不解政事”，更不用说张勋复辟仅是一场丑剧。康有为的仕途更多的反映了清末民初不同派别的士大夫之间的矛盾。和他的老师比起来，梁启超的仕途又不同。梁启超起初对袁世凯的优待也抱以置若罔闻的态度，回答袁说“非其时不仕，非其官不为”[10]，只是在民间创建报刊，挥毫弄墨，议论币制。后来袁世凯欲起用他做币制局总裁，启超回答“不才之才，为无用之用”[11]。然而在1913年，梁启超还是参加了熊希龄组织的所谓“第一流内阁”。当袁世凯企图复辟时，梁启超终于看清了对方的面目，承认多年来“不惜竭吾才力，且牺牲一切，以谋辅翼袁氏”[12]，所以撰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讽刺袁世凯，继而投身到护国战争中，做了广东军务院的政务委员长。梁启超的仕途经历伴随着民初到北洋军阀时期复杂变换的政局。
　　结语
　　时代更替之际，因为政局的复杂，世事的难料，历史中的各人也进行了不同的抉择。有些满清大官僚顺利过渡到民国，风光依旧，而有些清吏则选择了留存自己的气节。且不论各人的选择，毕竟是各人之事，但动荡的时代给予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考验和各人的不同实践，将极大的影响着以后中国的这个阶层。
　　注释：
　　[1]陈赣一：《睇向斋秘录》（附二种），《逞臆谈·饶汉祥》，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1页。
　　[2]同上，第101-102页。
　　[3]同上，第102页。
　　[4]同上，第122页。
　　[5]同上，第123页。
　　[6]同上，第123页。
　　[7]同上，第134页。
　　[8]同上，第138页。
　　[9]同上，第109页。
　　[10]同上，第111页。
　　[11]同上，第111页。
　　[12]同上，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