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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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剧的风靡已有百年历史,其创作熔戏剧、音乐、歌舞于一炉,具有情感
  化、通俗化、表演形式多样化的艺术特征,深受大众喜爱。近期由北京歌剧舞剧院精心打造的原创音乐剧《天桥》(编剧:王海平,导演:田沁鑫,作曲:廖勇),作为国内第一部即将走出国门,走进百老汇的音乐剧,以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和传统的民族意蕴,将传统和现代巧妙融合,为我们展示了西方音乐剧本土化创作的成功案例。音乐剧《天桥》讲述的是辛亥革命背景下,在京城百姓娱乐的地标——天桥,戏院“燕舞台”的老板林鹏飞、金环及一群有着舞台剧艺术梦想的年轻人,在事业与爱情的交织中产生的感人至深、错综复杂的情感故事。该剧的特色在于用现代的眼光和审美,将历史中的艺术梦想复原到现实舞台上,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全剧在“情”字的牵引下,戏剧冲突跌宕起伏,音乐、表演、舞美精彩纷呈,获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
  戏剧艺术家徐晓钟说过:“在音乐剧中,戏剧是基础,音乐是灵魂。”任何一部音乐剧的成功与音乐创作的完美表现是密不可分的。《天桥》的音乐创作构思精巧、布局缜密,与剧情发展水乳交融。作曲家采用了现代创作手法将传统的京味文化表现得恰如其分,既具有民族文化标识的亲切感又具有现代音乐风格的国际认同性,是一种国际化视野下的民族音乐创作的新尝试。该剧音乐创作的成功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中西合璧的审美定位
  西方的艺术审美遵循的是写实主义审美原则,音乐创作注重感觉和构形,而中国传统的艺术审美则以写意为主,强调“神韵”和“开悟”。在音乐剧《天桥》的审美定位方面,音乐创作者展示出来的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审美观念。整剧音乐创作感性、张扬,借鉴了欧洲音乐剧的创作手法,以通俗化、交响化为特点,重视写实性的人物和场景描写,强调作品的视听效果。与此同时,曲作者在音乐叙事的布局上收放自如,往往会运用一些巧妙的富有中国人文意蕴的创作手法,引导观众思考,给观众以“悟”的广阔空间。这种二元结合的创作方式,是一次中国传统音乐通俗化和现代化的尝试,作曲家将中国古典审美以现代而通俗的方式融入到音乐作品当中,在追求形式美的同时,求真、求善,以真、善入美,体现了曲作者中西融合的审美意识和定位。
  这种兼具中国传统审美和现代创作思维的审美意识是贯穿在音乐剧创作的始终的,作曲家是用一种现代而通俗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具有历史背景的关于中国古典文人的故事。在剧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蓝调、爵士、摇滚等音乐形式,也可以听到无调性的音乐旋律,同时还能从现代手法的音乐描述中感受到民族化的音乐元素。比如“燕舞台”场景的描述,“燕舞台”是晚清时期北京戏曲文化的一个缩影,是汇集天桥文人们梦想的地方,像一个具有梦幻色彩的水晶球。为了描述“燕舞台”华丽而梦幻的场景,曲作者采用现代音乐创作手法,融传统审美意蕴于爵士乐等时尚新颖的音乐风格之中,注重视听效果和人文思想的紧密结合。作者采用了现代先锋派的音乐风格,以“凌乱”的打击乐效果来营造出一种朦胧的音乐氛围,在这种氛围之中观众似乎感觉到与古代文人们隔空相望,在那片璀璨的梦幻之城中找寻着自己的梦想。在这种感情的穿越和共鸣当中观众不知不觉进入到历史时空,并以一个现代人的情感去“感悟”过去文人们的情怀。在乐器的配置上,作者没有采用西式的打击乐编排,而是运用了三弦、八角鼓等民族乐器以打击点缀的方式演奏,营造古代文人们喧闹的表演场景。这样的创作手法给人一种华丽的交织感,是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也是传统与现代的交织。
  由上可见,作者中西合璧式的审美定位成就了该音乐剧传统与现代交融的音乐风格,既兼顾到了观众民族文化认同的习惯,又符合现代审美的时尚性和通俗性特征,为该剧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受众审美认同基础。
  二、情真意切、情理并重的音乐叙事风格
  音乐剧的特点在于音乐与戏剧的完美结合,音乐参与剧中人物性格的塑造、暗示和推动着剧情的发展、烘托剧本意义的升华,因而,细腻而贴切的音乐创作对于音乐剧的整体效果具有重要作用。《天桥》一剧的音乐创作总体来说是以情入手,情真意切、情理并重。
  1.剧中人物的性格塑造
  作曲家根据人物的职业、社会地位和性格特点,为林鹏飞、金环、银环、袁培文等主要人物设计了个性鲜明的音乐主题。这些主题情感丰富、十分贴切地展现了剧中人物的性格。首先,我们对该剧的女主角——金环的音乐主题进行阐述。
  谱例1.金环主题音乐片段
  金环是“燕舞台”老板林鹏飞的夫人,她是一个善良、有理想、有韧性、对爱情坚贞不移的女人。她的主题音乐大气温婉,同时也具有抗争的张力。乐曲第二小节的三连音向上级进的旋法不紧不慢、节节攀升,表现了女主人公坚韧、默默向上的个性形象。接下来的六度和七度下行大跳是一种叹息式的旋法,略带哀愁感,表现了女主人公个性的温柔及对世事不公的叹息。其后节奏加密的上行的六度充满了向上的张力,表现了金环与命运抗争的不屈性格。随着金环出场、遭遇变故、投身革命等剧情的发展,主题音乐采用变奏和改变背景音响烈度等手法不断推进,贴切地演绎出金环鲜明的个性特征。整段主题音乐旋律柔美如歌,特别是三连音级进和六度跳进之处,几乎过耳成诵,是全剧最真切、最感人的抒情音乐片段。
  与金环的主题音乐相比,该剧女二号银环的音乐主题则少了几分华丽,多了几分风尘气。银环是一个红楼戏子,后来成了男主角林鹏飞的小妾,曲作家为其量身定做的音乐采用的是带有民谣色彩的伤感多情的民族小调,相比金环西洋和声小调的大气华贵又极具张力的音乐风格。银环的主题音乐风格哀怨、朴实,但又带有几分俏丽。这两种音乐风格和调式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两个女子的性格特征,也通过音乐从人物身份和地位上对二者进行了区分。
  我们再来看看男主角林鹏飞和男二号袁培文的音乐主题。林鹏飞作为戏院老板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气息,而袁培文则具有粗鲁直率的特点。根据二人的性格特征,作曲家为林鹏飞创作的是抒情化的带有书卷气息的主题旋律,采用的是简约化的音乐织体;而对袁培文采用的是快速性、急促、织体错综复杂的现代创作手法。这两种音乐风格的强烈对比,鲜明地反映出剧中人物的个性特征。   2.剧中人文思想的揭示
  纵观《天桥》一剧的音乐创作,“情”字无处不在,极具张力的戏剧化和情感化表达形成了作者独具个性的音乐叙事风格。在以情动人之余,作曲家更是立意深远的运用创作技法,巧妙、含蓄地表达出一些深刻的思想观念和人文情怀,让观众在愉悦欣赏之余,陷入回味和神思。如“皇帝巡访天桥”一幕的音乐,作者跳出了宏大叙事的传统创作思维,“意外地”选择了一种静态的白描式手法——用大提琴、箫,加上中国大鼓静静地描绘这一壮景。在旋律的陈述上,音乐采用了古曲《关山月》的一些音调,运用了大提琴低沉的音色特征,结合山西上党梆子式频繁大跳带来的空洞感,以一个几乎单一乐器Solo的演奏形式描述宏大的音乐场景。整段音乐简单、大气,诙谐但又略带忧伤感,让观众在皇帝降临的热烈氛围中悄然体会下层艺人们的真实情感,思考天桥艺人过得并不好的无奈和悲伤,同时也折射出作曲家对这些艺人的深切同情。
  曲作者揭示人文情怀的手法十分独到,有时通过与传统欣赏习惯的审美反差引发观众的深思,而有时仅仅只是抓住了一个微小细节并以此生发作者暗藏的人文思想。例如,在林鹏飞迎娶小妾银环的音乐片段中,作者巧妙地捕捉了场景中的一个细微音效——抬轿时发出的“吱呀”声,把它作为音乐种子加以繁衍,以连续附点的律动节奏贯穿于整个七分半钟的音乐片段中。这种舞蹈性的律动节奏十分形象地让观众体验到了被抬着走的逼真感,由此构成了喜庆的基本形态。音乐的旋律素材来自古曲《战长沙》的唱腔,采用年轻人喜欢的Rap (说唱乐)风格,以说唱叙事的形式予以呈现,同时弦乐队的演奏委婉优美,频繁出现的下行滑音带有些许哀怨感。持续七分半钟的“吱呀”节奏撬动了人们内心的不安感,加之Rap风格和下行滑音,观众在感受喜庆之余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的淡淡忧伤。这样细腻而富有张力的音乐叙事风格体现了作曲家对银环的同情,对封建多妻制的不满和批判。
  从作曲家对人文思想的传递方式上可以看出,他采用的是一种中国古典审美的意象渲染的方式,让观众在音乐写意的朦胧中去感悟剧中的人文情怀。而在该剧的音乐表现形式上,作曲家则大量运用了西洋管弦乐的演奏形式,在音响组合上给人强烈的视听震撼。可以说,作曲家是将中国古典文人情怀与现代音乐创作思维溶于一炉,以深邃理性的布局和张弛有度的叙事向观众传递了对剧中人物命运的人文关怀,并以此引发观众对弦外之音的神思。
  三、民族性音乐元素的巧妙运用
  在全球文化竞争与传播的格局中,民族性是文化标识,可以说,缺乏民族特色的文化是没有竞争力的,因而在国际化的视野中,音乐创作还要充分利用本民族的优秀音乐资源。音乐剧《天桥》的音乐创作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秀范例。
  该剧的故事发生在晚清时期的北京城,剧中的“燕舞台”是一个戏曲的舞台,当这个历史中的舞台搬上现代音乐剧的大舞台,就有了历史与现代结合的穿越感,可以说《天桥》呈现的是“双舞台”,演绎的是“戏中戏”。本剧作曲敏锐地抓住了这些特点,并以此为契机,巧妙地在现代音乐剧的特色中展现了民族音乐风情。
  既然是在京城发生的故事且“戏中有戏”,音乐的“京味儿”就不可或缺。作曲家主要运用以下手法彰显音乐的“京味儿”风格:首先利用“双舞台”特点,在音乐剧中演绎的古“燕舞台”上安排银环演唱原版北京曲剧选曲《四季相思》,为观众呈现原汁原味的“京味儿”戏曲等;其次巧妙地将一些“京味儿”元素点缀式地安排在现代风格的音乐织体当中。比如,对京韵大鼓素材的选用。京韵大鼓是具有典型北京地域风格、以说唱和叙事性为主的艺术形式,剧中作者巧妙地捕捉了京韵大鼓里极具特色的几个音mi-re-dol-mi re-dol-la-sol作为基本乐思加以变化和发展,从而形成一种标志性的“京味儿”音乐符号,在乐曲中“点缀”式地穿插使用;而对于北京琴书这一具有浓郁的北京语言风格的“说唱”艺术,作者则敏锐地抓住了其与现代的流行音乐形式——Rap(说唱乐)的共通性,结合“京味儿”的语言素材谱写了剧中的现代北京Rap。
  除了“京味儿”风格外,作曲家还运用了许多其他民族音乐素材,如古曲《关山月》、《战长沙》等以及民族乐器萧、竹笛、三弦、胡琴、八角鼓等,同时对民族乐器的演奏方式也进行了大胆的现代手段的创新,如三弦就采用了吉他式的扫弦和拨弦演奏方式等等。
  作曲家对民族音乐元素的运用是缜密而巧妙的,他采用的是一种宏观而精妙的穿插手法,力求用现代的音乐创作思维来安排具有中国传统意蕴的音乐素材。对于这样一个表现戏曲艺人的剧目,中国元素植入太多就成了中国戏曲,注入太少就没了中国音乐的特质。为此,作曲家采用了将民族元素化为符号,星星点点地闪耀在整个音乐剧之中的创作手法,让观众在体验西式风格的时尚感和现代感的,同时感悟民族元素带来的亲切感和文化认同感。这种匠心独具的处理方式,体现了作曲家对观众审美喜好的准确把握和收放自如的音乐创作能力,也实实在在地体现了本剧音乐传统与现代的完美交响。
  在经济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音乐文化的融合不可避免,新兴音乐形态的出现屡见不鲜。庄子说过:“前火非后火,前柴非后柴”,当今世界盛行百年的音乐剧,其自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一种兼具欧洲音乐剧之所长、融合中国民族特色,既符合现代中国人审美观念、又符合欧美艺术风格和音乐审美的新型音乐剧音乐,未必不是将来引领国际音乐剧发展方向的一个模式,不难看出,这正是本剧曲作者的追求。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一种顺应文化发展潮流的新的尝试。时处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摸索和培植时期,这种尝试树立了一种新型中国原创音乐剧音乐创作的特色和标杆。在人们总是习惯以‘像百老汇’为标准来评判中国原创音乐剧的今天,这样的尝试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同时该剧的成功对今后的音乐剧创作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居其宏《在探索中把握规律—大型民族音乐剧〈花木兰〉观后四题》,《人民音乐》2004年第5期。
  [2]冯效刚《中西文化传统与音乐审美思维的异同》,《乐府新声》 2001 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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