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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2014年挪威女导演丽芙·乌曼改编自瑞典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名作《朱丽小姐》的同名电影为例讨论了电影改编的意义。文字到影像的转换过程不仅是电影艺术家对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的过程，社会语境的变迁和审美趣味的变化也会影响大众对文学经典的理解。
【关键词】：电影改编；《朱丽小姐》（2014）
作为继易卜生之后出现的又一位北欧戏剧大师，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作品对现代欧美戏剧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从20世纪初，他的代表作就开始被搬上了电影银幕。其中，创作于1888年的《朱丽小姐》不仅是最早被改编成电影的作品，也是被改编次数最多的剧作。一百多年来虽然《朱丽小姐》一直被公认为自然主义戏剧的杰作，但文学界在对剧中主要人物的理解上存在着不少分歧。作品意义的不确定性也激发了全世界各国电影改编者的创作热情。与文学评论家一样，改编者希望通过改编过程去发现导致朱丽小姐悲剧命运的真正原因。
文学评论家们因分析的角度和所持立场的不同对贵族小姐朱丽在仲夏节之夜为何选择死亡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她的死宣告了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的衰落和一个新兴的阶层的崛起，有的认为她的自杀象征着她女性意识觉醒后对男权社会做出的反抗，还有的指出导致她悲惨命运的是深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那些丑恶自私的欲念。
在电影改编过程中，改编者会受到多种不同的影响，他们的改编不但反映了文学研究的成果，同时体现了改编者自己对剧作的理解。1946年由意大利裔阿根廷导演马里奥·索菲西执导、根据《朱丽小姐》改编的《茱莉亚的罪孽》没有过分强调茱莉亚和胡安之间的阶级差别和性别身份，也没有将茱莉亚的所作所为处理成对自身阶级和性别的反叛。该片处处透露出对贪欲的憎恨和对人性的嫌恶，暗示着茱莉亚的罪孽其实是整个人类的原罪。1999年由英国导演迈克·菲格斯的《朱丽小姐》则将剧中的厨房变成了观察两性关系发展的实验室，并使用一组组长镜头记录下人类社会中又一出性别大战，揭示了男人与女人之间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两次改编的两次阐释还透露出不同时代对改编产生的不同影响。《茱莉亚的罪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世人对二战的反思。1999版的《朱丽小姐》则表明嫉妒、仇视和对立仍是世纪末主导两性关系的主旋律。
那2014年《朱麗小姐》最新版的电影改编是如何解释女主人公悲剧下场的呢？是什么原因使朱丽小姐堕入如此的境地？很显然，挪威女导演丽芙·乌曼给出了与前辈不同的答案。这部同名电影创造性地运用了女权主义的批评手段，凸显了身为女性的痛苦，暴露了男性的软弱和局限，从而成功地挖掘出了另类女性意识。
首先，丽芙·乌曼颠覆了原剧中男性的视角，消解了剧作家对女性的深深鄙视，将叙事的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朱丽小姐》的序言中，斯特林堡曾十分明确地指出：“朱丽小姐是一种邪念的牺牲品，它让人类的劣等形式———女人们以为，置身于上帝的杰作，文化的创造者的男人们中间，就可以和男人平起平坐，从而陷入一种荒谬的斗争，最终堕落。” 该剧一开始，男仆那句“今天晚上朱丽小姐又发疯了；彻底疯了！” 形象地表达了男性对朱丽小姐所作所为的厌恶和否定。但这句十分著名的开场白始终没有在影片中出现。这一改动十分清楚地表达了改编者对原作的态度、确立了整部改编的基调，同时提醒观众电影中的朱丽小姐不再是男性作家笔下的人物，而是女性导演镜头中的角色。
出现在丽芙·乌曼镜头里的朱丽小姐的确与众不同。影片没有从仲夏节的狂欢开始，而是以展示朱丽小姐的童年生活拉开电影的序幕。年幼的朱丽坐在床上，正在阅读一本童话书，身边放着的是她与已故母亲的合影。接着，她迈入客厅，站在装饰考究但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小女孩显得十分孤独与无助。于是，她又回到卧室，俯身躺在床上，开始带着哭腔呼唤“妈妈”。没有妈妈陪伴的女孩只得独自下楼，当她站在餐厅关闭的落地长窗前满怀期待地眼神向外凝视时，她被户外的美景吸引住了。她果断打开窗奔向自然。在树林里，在小溪边，她摘花玩耍。当她无意间抬头发现树杈上的一个木偶时，她仿佛记起来刚才在童话书里读到过那段话：“她曾收到过一只美丽的木偶， 哦，多么美丽的玩偶，白皙而又精致。它似乎不是为这世上的苦难而生。” 这时，女孩第一次开心地笑了。 阳光透过树叶照射下来，照耀着大地，温暖着女孩。显然，改编者想通过这一组镜头树立起一个与原剧中绝然不同朱丽形象。与其他同龄孩子一样，年幼的朱丽同样渴望得到温暖和关怀。
其次，丽芙·乌曼通过重述成年朱丽的悲剧故事表达了女性对男性的失望和对世界的绝望。在影片中，朱丽不再是一位利用自己地位优势对英俊男仆滥施情欲的贵族小姐，而是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女子。她深知平等对维持男女关系的重要性。所以，她极力想将让塑造成一名能摆脱世俗偏见、跨越阶级障碍的“未来男性”。她鼓励他向自己表达爱慕之情，试图通过和他发生关系来消除后者的自卑心理。 而且，她还告知让自己不认同母亲对男性的看法。她不懂为什么女人必须怀疑和仇恨男人，她希望男女之间应该充满宽容和真情。但让的表现使她极其寒心。他虽然表示他从小就仰慕朱丽，但他真正得到朱丽时，却变现出极度的不安、后悔，羞愧、甚至恐慌。他无法像朱丽一样全身心地投入这段感情。当朱丽问他是否愿意陪自己一起去死，他回答自己想活着。当朱丽要求他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时，他推说自己是被引诱的。但朱丽建议两个私奔时，他承认自己没有勇气面对社会的谴责。 在他看来，社会等级就像一道铁律，规范着男女关系，他只要雷池一步，就会失去一切。于是，朱丽心累了，冷了。为了寻求心理安慰，他又拼命恳求厨娘未婚妻的宽恕。然而，厨娘也对他的行为也同样失望。她告诉他：“我不想和一个不尊重他主子的人呆在一起！”而且 “阶级是无法逾越的”。无疑，厨娘的话击中了让的软肋。当他最后不得不在朱丽和厨娘中做出选择时，他的决定毁灭了朱丽在世上的一切希望，虽然她的希望只是她幼年时希冀的阳光的温暖和人间的关爱。
结论
丽芙·乌曼对《朱丽小姐》的改编向观众展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朱丽小姐，提供了一种女主人公最后选择自杀的可能理由。影片通过重新阐释19世纪的作品，反思了21世纪初女性依然面临的困境。如果男性不能解放自己，女性的解放也就无从谈起。只有男女共同将自己从保守的价值观中解脱出来，人类才能度过苦难，取得进步。
参考文献：
[1] 詹春娟： 《朱丽小姐》中女性身份与自我认同，《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2007年第5期，第89-93页。
[2] 刘明厚：. 斯特林堡：一个扰人灵魂的戏剧家：从《朱丽小姐》谈起，《跨文化背景下的北欧文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8-220页。
[3] 徐震：狂欢抑或悲剧——斯特林堡名剧《朱丽小姐》的主人公试析，《四川戏剧》，2011年 第4期，第54-56页。
【关键词】：电影改编；《朱丽小姐》（2014）
作为继易卜生之后出现的又一位北欧戏剧大师，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作品对现代欧美戏剧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从20世纪初，他的代表作就开始被搬上了电影银幕。其中，创作于1888年的《朱丽小姐》不仅是最早被改编成电影的作品，也是被改编次数最多的剧作。一百多年来虽然《朱丽小姐》一直被公认为自然主义戏剧的杰作，但文学界在对剧中主要人物的理解上存在着不少分歧。作品意义的不确定性也激发了全世界各国电影改编者的创作热情。与文学评论家一样，改编者希望通过改编过程去发现导致朱丽小姐悲剧命运的真正原因。
文学评论家们因分析的角度和所持立场的不同对贵族小姐朱丽在仲夏节之夜为何选择死亡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她的死宣告了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的衰落和一个新兴的阶层的崛起，有的认为她的自杀象征着她女性意识觉醒后对男权社会做出的反抗，还有的指出导致她悲惨命运的是深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那些丑恶自私的欲念。
在电影改编过程中，改编者会受到多种不同的影响，他们的改编不但反映了文学研究的成果，同时体现了改编者自己对剧作的理解。1946年由意大利裔阿根廷导演马里奥·索菲西执导、根据《朱丽小姐》改编的《茱莉亚的罪孽》没有过分强调茱莉亚和胡安之间的阶级差别和性别身份，也没有将茱莉亚的所作所为处理成对自身阶级和性别的反叛。该片处处透露出对贪欲的憎恨和对人性的嫌恶，暗示着茱莉亚的罪孽其实是整个人类的原罪。1999年由英国导演迈克·菲格斯的《朱丽小姐》则将剧中的厨房变成了观察两性关系发展的实验室，并使用一组组长镜头记录下人类社会中又一出性别大战，揭示了男人与女人之间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两次改编的两次阐释还透露出不同时代对改编产生的不同影响。《茱莉亚的罪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世人对二战的反思。1999版的《朱丽小姐》则表明嫉妒、仇视和对立仍是世纪末主导两性关系的主旋律。
那2014年《朱麗小姐》最新版的电影改编是如何解释女主人公悲剧下场的呢？是什么原因使朱丽小姐堕入如此的境地？很显然，挪威女导演丽芙·乌曼给出了与前辈不同的答案。这部同名电影创造性地运用了女权主义的批评手段，凸显了身为女性的痛苦，暴露了男性的软弱和局限，从而成功地挖掘出了另类女性意识。
首先，丽芙·乌曼颠覆了原剧中男性的视角，消解了剧作家对女性的深深鄙视，将叙事的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朱丽小姐》的序言中，斯特林堡曾十分明确地指出：“朱丽小姐是一种邪念的牺牲品，它让人类的劣等形式———女人们以为，置身于上帝的杰作，文化的创造者的男人们中间，就可以和男人平起平坐，从而陷入一种荒谬的斗争，最终堕落。” 该剧一开始，男仆那句“今天晚上朱丽小姐又发疯了；彻底疯了！” 形象地表达了男性对朱丽小姐所作所为的厌恶和否定。但这句十分著名的开场白始终没有在影片中出现。这一改动十分清楚地表达了改编者对原作的态度、确立了整部改编的基调，同时提醒观众电影中的朱丽小姐不再是男性作家笔下的人物，而是女性导演镜头中的角色。
出现在丽芙·乌曼镜头里的朱丽小姐的确与众不同。影片没有从仲夏节的狂欢开始，而是以展示朱丽小姐的童年生活拉开电影的序幕。年幼的朱丽坐在床上，正在阅读一本童话书，身边放着的是她与已故母亲的合影。接着，她迈入客厅，站在装饰考究但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小女孩显得十分孤独与无助。于是，她又回到卧室，俯身躺在床上，开始带着哭腔呼唤“妈妈”。没有妈妈陪伴的女孩只得独自下楼，当她站在餐厅关闭的落地长窗前满怀期待地眼神向外凝视时，她被户外的美景吸引住了。她果断打开窗奔向自然。在树林里，在小溪边，她摘花玩耍。当她无意间抬头发现树杈上的一个木偶时，她仿佛记起来刚才在童话书里读到过那段话：“她曾收到过一只美丽的木偶， 哦，多么美丽的玩偶，白皙而又精致。它似乎不是为这世上的苦难而生。” 这时，女孩第一次开心地笑了。 阳光透过树叶照射下来，照耀着大地，温暖着女孩。显然，改编者想通过这一组镜头树立起一个与原剧中绝然不同朱丽形象。与其他同龄孩子一样，年幼的朱丽同样渴望得到温暖和关怀。
其次，丽芙·乌曼通过重述成年朱丽的悲剧故事表达了女性对男性的失望和对世界的绝望。在影片中，朱丽不再是一位利用自己地位优势对英俊男仆滥施情欲的贵族小姐，而是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女子。她深知平等对维持男女关系的重要性。所以，她极力想将让塑造成一名能摆脱世俗偏见、跨越阶级障碍的“未来男性”。她鼓励他向自己表达爱慕之情，试图通过和他发生关系来消除后者的自卑心理。 而且，她还告知让自己不认同母亲对男性的看法。她不懂为什么女人必须怀疑和仇恨男人，她希望男女之间应该充满宽容和真情。但让的表现使她极其寒心。他虽然表示他从小就仰慕朱丽，但他真正得到朱丽时，却变现出极度的不安、后悔，羞愧、甚至恐慌。他无法像朱丽一样全身心地投入这段感情。当朱丽问他是否愿意陪自己一起去死，他回答自己想活着。当朱丽要求他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时，他推说自己是被引诱的。但朱丽建议两个私奔时，他承认自己没有勇气面对社会的谴责。 在他看来，社会等级就像一道铁律，规范着男女关系，他只要雷池一步，就会失去一切。于是，朱丽心累了，冷了。为了寻求心理安慰，他又拼命恳求厨娘未婚妻的宽恕。然而，厨娘也对他的行为也同样失望。她告诉他：“我不想和一个不尊重他主子的人呆在一起！”而且 “阶级是无法逾越的”。无疑，厨娘的话击中了让的软肋。当他最后不得不在朱丽和厨娘中做出选择时，他的决定毁灭了朱丽在世上的一切希望，虽然她的希望只是她幼年时希冀的阳光的温暖和人间的关爱。
结论
丽芙·乌曼对《朱丽小姐》的改编向观众展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朱丽小姐，提供了一种女主人公最后选择自杀的可能理由。影片通过重新阐释19世纪的作品，反思了21世纪初女性依然面临的困境。如果男性不能解放自己，女性的解放也就无从谈起。只有男女共同将自己从保守的价值观中解脱出来，人类才能度过苦难，取得进步。
参考文献：
[1] 詹春娟： 《朱丽小姐》中女性身份与自我认同，《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2007年第5期，第89-93页。
[2] 刘明厚：. 斯特林堡：一个扰人灵魂的戏剧家：从《朱丽小姐》谈起，《跨文化背景下的北欧文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8-220页。
[3] 徐震：狂欢抑或悲剧——斯特林堡名剧《朱丽小姐》的主人公试析，《四川戏剧》，2011年 第4期，第5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