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保卫现政权并不意味必须将所有社会主义者领导的革命理解为“社会主义革命”。委内瑞拉“国有化”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变革，这种变革是对付外国势力的国际关系的革命。委内瑞拉穷苦大众的教育、医疗等人权并非社会主义权利，一部分政治权利仍由旧统治阶级掌控，生产者合作组织的真正作用是加强查韦斯的力量，是政治稳定付出的“代价”。保卫政权必须付出适当成本，需要妥协以及放缓革命速度，例如放弃社会主义政策，将使命仅限于民主政策。
[关键词]委内瑞拉；民主革命；反帝国主义革命；土地改革；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D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410X（2011）03 0037 03
一、保卫“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国家”
作为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历史变革的科学，客观认识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任务。由此出发，本文拟分析当前的委内瑞拉革命，并提出我们保卫现有政权制度的历史使命。
但是，保卫现有政权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将所有社会主义者领导的革命理解为“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例如，中国共产党曾将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阶段性目标，而直到现在，日本共产党仍没有将其历史使命定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是作为一种反帝国主义和反垄断主义的民主革命。假如在一千年以前，我们能够掌握政权，我们的历史使命则是与奴隶主作斗争、建立封建主义政权。我们不能跳过任何历史阶段，这是因为上层建筑严格地由社会自身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者并非一定要在民主革命后立即建立社会主义体制。例如，越南共产党认为其经济体制正处在向社会主义体制转型过程中，这意味着其当前的体制并非社会主义体制。事实上，从经济体制的意义上看，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完全意义的纯粹的“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共产党曾经在七大报告中提出，“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因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1]（P55）。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P170）。刘少奇也说：中国“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3]（P383）。或者换句话说，倘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体制是必需的时候，那么引入资本主义便是共产党的特殊使命。
当然，以上的理解是基于经济体制标准的定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由社会主义政党所领导的体制，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所有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个人赞同这种定义，因为这种定义能够为下一阶段指明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样，为了认识下一阶段，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现在的状态。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者将不可能领导他们的国家，也难以抵御敌人的攻击。
本文中，我们以委内瑞拉革命为例来探讨这一问题，主要基于我们于2007年底至2008年初在委内瑞拉所做的为期两周的调查研究。
二、委内瑞拉革命：反帝国主义革命
为探讨当前委内瑞拉革命的特征，首先，我们必须分析其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也是一种经济战略。
例如，对石油工业的“国有化”是关键，它打击了资源殖民主义，这一国有化进程在2007年已经完成。
在委内瑞拉，“国有化”是通过没收外国公司资产和收回许可权的方式进行的，有时会伴随小额的补偿。因此，被没收的资产和许可必然属于整个国家，而这最自然的方式是必须国家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变革。
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变革并非意味着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生产效率更高，因为这仅仅是为了对抗外国势力而开展的。从根本上说，这并不是国内改革，而是国际关系的革命。
委内瑞拉的另一项外交策略是与反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密切的联系。例如，我去年（即2007年，译者注）年底参观的一家纺织品制造合作社，其产品出口到玻利维亚和古巴；另一家配给供应伊朗和中国生产拖拉机的农业合作社，其产品由委内瑞拉政府进口。与这些国家的紧密联系对于摆脱其对美国的贸易依赖非常重要。如今，委内瑞拉不断批评由美国领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并筹备建立一个“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ALBA）”的新反美拉丁美洲国际组织。但是，我们必须再次认识到，其贸易政策并非自身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国际关系革命。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委内瑞拉革命无疑是世界权利平衡变革（美国权利下降）的一部分。美国的霸权地位不断被削弱，许多国家正逐步走向独立。因此，反美革命等同于反帝国革命，这是委内瑞拉革命的首要特征。
三、委内瑞拉革命：由穷苦大众发起，为了穷苦大众
除了以上提及的外交特点，委内瑞拉革命同样改变了其国内的体制，从资本家和地主领导的社会逐步转变成为穷苦大众领导的社会。众所周知，委内瑞拉的一些诸如首都加拉加斯这样的大城市周边存在大量被称为“棚屋”的贫民窟，在这些贫民窟地区大约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西半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的另一面：即一边是高档豪宅聚集区，而另一边却是许许多多的穷苦人民。在革命以前，前者统治着委内瑞拉，但在革命后的当代，后者正逐渐成为统治力量。
在这里，人民的“统治”意味着人民的基本人权由其选出来的代表得以实现。具体来说，查韦斯政府为人民提供了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这确实是革命性的，必将为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实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提供最根本的基础。当我们到委内瑞拉的农村地区对查韦斯的一个反对者访谈时，即使她也不能否认查韦斯在大众教育权方面取得的成就。
但是，这些类型的人权并非“社会主义”权利，而是民主权利，因为它们不需要生产关系的任何变革就可以实现。事实上，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也能实现。换言之，这只是一种再分配政策。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场真正的革命，其统治阶级已发生了改变，不过，这是一场民主革命。在我看来，这样的理解对于削弱反对者以及加强我们的政治联盟非常重要。因此，我认为查韦斯试图在新宪法中宣布实行社会主义的想法是错误的，他在政治上低估了反对者的力量。
即使到现在，建立强大的政治联盟也显得尤为重要。
四、政治稳定的“代价”
事实上，查韦斯政府一直在为实现政治上的稳定不断努力，因为其经受了来自反对者的多次政治挑战。例如，2003年罢免总统的公投，2001年和2002年的总罢工，以及修宪公投的失败。这些都意味着人民的力量在政治领域仍然不够强大。
政治力量的不足导致了土地改革中的不少问题。拉马钱德兰(Ramachandran,2006)报告指出：“法院中断了土地改革中的许多举措，土地所有者派人暗杀土地改革中的积极分子的事件时有发生。”[4]这意味着一部分政治权利仍处于旧统治阶级的控制之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为了掌握全部政治权利付出适当的“代价”，通过组织草根阶级成为查韦斯政府的支持者。
例如，“玻利瓦尔圈”计划建立了数千个小团体以支持革命，每个团体在各社区拥有7个~11个成员，通过这个计划，查韦斯的政党正逐步摆脱议员政党的弱点。
但是，更重要的计划是建立生产者的合作组织，其作用是充实查韦斯经济领域的支持力量。我们访问了一个拥有大约两百名制衣工人的合作组织，但是我怀疑所有被邀请的研究者所访问的都是这一个工厂。据我一位委内瑞拉共产党员朋友介绍，这种合作组织的一半以上在一年以内就破产了。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合作组织的真正作用并不是生产本身，而是在政治上加强查韦斯的力量[注：与此相似的经济部门是新近成立的连锁商店“Mercal”，其所有设施均由政府提供，并被允许不受政府管制制约，如最低工资等。因此，离开政府的支持，这种部门同样无法生存。]。
另一个例子是我访问过的一个农业合作组织。不幸的是，这个合作组织也似乎缺乏生产效率（如表1所示），其工资水平低于与其最近邻的大庄园（大型的私人农场）工资水平。说实话，我们必须很谨慎地得出一些结论，因为这些农场仅仅是两个样本，而且尽管合作组织的面积远不如大庄园面积，但其工人数量却大大多于后者。产品和土壤肥力的差异也同样会影响劳动生产率。但是，这个合作组织从政府获得了大量的补贴，如工人住房、拖拉机、办公室以及其它设施，而这些在其他国家是由企业自身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否定这些合作组织同样是有成本的，但为了政治目的，我们需要这些经济部门。
换言之，即使“代价”巨大，为了政治的稳定我们也必须承担。
总之，最重要的任务是保卫政权。为了这个目的，有时我们必须付出适当的成本。然而，由于我们不可能支付无限量的成本，因而如何降低成本同样也很重要。这也是为何我们有时候需要妥协以及放缓革命速度的原因，例如放弃社会主义政策，将使命仅限制在民主政策。
换言之，从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讲，如果生产关系的变革已经成为了历史使命，那么这个变革肯定是有益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这类革命的目的是解除那些已经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桎梏的旧体制。因此，对于这类革命，革命本身并非一种“代价”。
事实上，通过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建立小农户体制，1949年的中国民主革命明显地提高了其农业劳动生产力[注：俄国1917年的革命同样提高了生产力，并使其在斯大林时期成为超级大国。]。这与1945年的日本土地改革完全相同。在这两个案例中，农民全力支持革命，因此革命的胜利得到了保证。
因此，如果委内瑞拉式的生产者合作组织缺乏生产效率且成本过高，这意味着该项经济改革的目的并非是建立新的经济体制，而是为了加强革命的政治力量，从而为其他体制改革提供支持。我们必须正确区分各个体制转变的作用，不可高估也不能低估。
与此相关，我不得不提到左翼传统有时存在一个误解，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将重点放在“正义”而不是经济利益上。但这并非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而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生产关系革命的历史使命在于解除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坦率地说，我担心有些读者会觉得我对于推进革命向前太过小心翼翼。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最危险的是经济上的失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来源于经济发展的失败，尽管很多人聚焦于它们政治上的光环。此外，所有这些由经济崩溃导致的政治上的失败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存在于其他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如1997年的印尼，1990年以后的日本，2008年的韩国和台湾，以及今年（即2008年，译者注）年底可能出现危机的美国。
因此，我们尤其需要集中精力通过经济发展去保卫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如委内瑞拉。在我看来，当前的高油价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因为现在很多投机者在危机过后
失去了投资的目标。然而，这种泡沫价格不可能持续太久，倘若如此，委内瑞拉政府的预算将缩紧，并在补贴支持者方面会面临一些困难。
总之，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当前革命的本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民主革命，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当前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否已经变得必要？
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根本任务。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l995.
[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刘少奇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l996.
[4]V.KRamachandranLand Reform in Venezuela [J]The Marxist, 2006，（2 3）.
责任编辑：何敬文
[关键词]委内瑞拉；民主革命；反帝国主义革命；土地改革；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D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410X（2011）03 0037 03
一、保卫“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国家”
作为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历史变革的科学，客观认识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任务。由此出发，本文拟分析当前的委内瑞拉革命，并提出我们保卫现有政权制度的历史使命。
但是，保卫现有政权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将所有社会主义者领导的革命理解为“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例如，中国共产党曾将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阶段性目标，而直到现在，日本共产党仍没有将其历史使命定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是作为一种反帝国主义和反垄断主义的民主革命。假如在一千年以前，我们能够掌握政权，我们的历史使命则是与奴隶主作斗争、建立封建主义政权。我们不能跳过任何历史阶段，这是因为上层建筑严格地由社会自身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者并非一定要在民主革命后立即建立社会主义体制。例如，越南共产党认为其经济体制正处在向社会主义体制转型过程中，这意味着其当前的体制并非社会主义体制。事实上，从经济体制的意义上看，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完全意义的纯粹的“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共产党曾经在七大报告中提出，“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因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1]（P55）。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P170）。刘少奇也说：中国“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3]（P383）。或者换句话说，倘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体制是必需的时候，那么引入资本主义便是共产党的特殊使命。
当然，以上的理解是基于经济体制标准的定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由社会主义政党所领导的体制，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所有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个人赞同这种定义，因为这种定义能够为下一阶段指明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样，为了认识下一阶段，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现在的状态。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者将不可能领导他们的国家，也难以抵御敌人的攻击。
本文中，我们以委内瑞拉革命为例来探讨这一问题，主要基于我们于2007年底至2008年初在委内瑞拉所做的为期两周的调查研究。
二、委内瑞拉革命：反帝国主义革命
为探讨当前委内瑞拉革命的特征，首先，我们必须分析其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也是一种经济战略。
例如，对石油工业的“国有化”是关键，它打击了资源殖民主义，这一国有化进程在2007年已经完成。
在委内瑞拉，“国有化”是通过没收外国公司资产和收回许可权的方式进行的，有时会伴随小额的补偿。因此，被没收的资产和许可必然属于整个国家，而这最自然的方式是必须国家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变革。
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变革并非意味着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生产效率更高，因为这仅仅是为了对抗外国势力而开展的。从根本上说，这并不是国内改革，而是国际关系的革命。
委内瑞拉的另一项外交策略是与反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密切的联系。例如，我去年（即2007年，译者注）年底参观的一家纺织品制造合作社，其产品出口到玻利维亚和古巴；另一家配给供应伊朗和中国生产拖拉机的农业合作社，其产品由委内瑞拉政府进口。与这些国家的紧密联系对于摆脱其对美国的贸易依赖非常重要。如今，委内瑞拉不断批评由美国领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并筹备建立一个“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ALBA）”的新反美拉丁美洲国际组织。但是，我们必须再次认识到，其贸易政策并非自身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国际关系革命。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委内瑞拉革命无疑是世界权利平衡变革（美国权利下降）的一部分。美国的霸权地位不断被削弱，许多国家正逐步走向独立。因此，反美革命等同于反帝国革命，这是委内瑞拉革命的首要特征。
三、委内瑞拉革命：由穷苦大众发起，为了穷苦大众
除了以上提及的外交特点，委内瑞拉革命同样改变了其国内的体制，从资本家和地主领导的社会逐步转变成为穷苦大众领导的社会。众所周知，委内瑞拉的一些诸如首都加拉加斯这样的大城市周边存在大量被称为“棚屋”的贫民窟，在这些贫民窟地区大约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西半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的另一面：即一边是高档豪宅聚集区，而另一边却是许许多多的穷苦人民。在革命以前，前者统治着委内瑞拉，但在革命后的当代，后者正逐渐成为统治力量。
在这里，人民的“统治”意味着人民的基本人权由其选出来的代表得以实现。具体来说，查韦斯政府为人民提供了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这确实是革命性的，必将为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实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提供最根本的基础。当我们到委内瑞拉的农村地区对查韦斯的一个反对者访谈时，即使她也不能否认查韦斯在大众教育权方面取得的成就。
但是，这些类型的人权并非“社会主义”权利，而是民主权利，因为它们不需要生产关系的任何变革就可以实现。事实上，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也能实现。换言之，这只是一种再分配政策。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场真正的革命，其统治阶级已发生了改变，不过，这是一场民主革命。在我看来，这样的理解对于削弱反对者以及加强我们的政治联盟非常重要。因此，我认为查韦斯试图在新宪法中宣布实行社会主义的想法是错误的，他在政治上低估了反对者的力量。
即使到现在，建立强大的政治联盟也显得尤为重要。
四、政治稳定的“代价”
事实上，查韦斯政府一直在为实现政治上的稳定不断努力，因为其经受了来自反对者的多次政治挑战。例如，2003年罢免总统的公投，2001年和2002年的总罢工，以及修宪公投的失败。这些都意味着人民的力量在政治领域仍然不够强大。
政治力量的不足导致了土地改革中的不少问题。拉马钱德兰(Ramachandran,2006)报告指出：“法院中断了土地改革中的许多举措，土地所有者派人暗杀土地改革中的积极分子的事件时有发生。”[4]这意味着一部分政治权利仍处于旧统治阶级的控制之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为了掌握全部政治权利付出适当的“代价”，通过组织草根阶级成为查韦斯政府的支持者。
例如，“玻利瓦尔圈”计划建立了数千个小团体以支持革命，每个团体在各社区拥有7个~11个成员，通过这个计划，查韦斯的政党正逐步摆脱议员政党的弱点。
但是，更重要的计划是建立生产者的合作组织，其作用是充实查韦斯经济领域的支持力量。我们访问了一个拥有大约两百名制衣工人的合作组织，但是我怀疑所有被邀请的研究者所访问的都是这一个工厂。据我一位委内瑞拉共产党员朋友介绍，这种合作组织的一半以上在一年以内就破产了。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合作组织的真正作用并不是生产本身，而是在政治上加强查韦斯的力量[注：与此相似的经济部门是新近成立的连锁商店“Mercal”，其所有设施均由政府提供，并被允许不受政府管制制约，如最低工资等。因此，离开政府的支持，这种部门同样无法生存。]。
另一个例子是我访问过的一个农业合作组织。不幸的是，这个合作组织也似乎缺乏生产效率（如表1所示），其工资水平低于与其最近邻的大庄园（大型的私人农场）工资水平。说实话，我们必须很谨慎地得出一些结论，因为这些农场仅仅是两个样本，而且尽管合作组织的面积远不如大庄园面积，但其工人数量却大大多于后者。产品和土壤肥力的差异也同样会影响劳动生产率。但是，这个合作组织从政府获得了大量的补贴，如工人住房、拖拉机、办公室以及其它设施，而这些在其他国家是由企业自身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否定这些合作组织同样是有成本的，但为了政治目的，我们需要这些经济部门。
换言之，即使“代价”巨大，为了政治的稳定我们也必须承担。
总之，最重要的任务是保卫政权。为了这个目的，有时我们必须付出适当的成本。然而，由于我们不可能支付无限量的成本，因而如何降低成本同样也很重要。这也是为何我们有时候需要妥协以及放缓革命速度的原因，例如放弃社会主义政策，将使命仅限制在民主政策。
换言之，从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讲，如果生产关系的变革已经成为了历史使命，那么这个变革肯定是有益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这类革命的目的是解除那些已经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桎梏的旧体制。因此，对于这类革命，革命本身并非一种“代价”。
事实上，通过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建立小农户体制，1949年的中国民主革命明显地提高了其农业劳动生产力[注：俄国1917年的革命同样提高了生产力，并使其在斯大林时期成为超级大国。]。这与1945年的日本土地改革完全相同。在这两个案例中，农民全力支持革命，因此革命的胜利得到了保证。
因此，如果委内瑞拉式的生产者合作组织缺乏生产效率且成本过高，这意味着该项经济改革的目的并非是建立新的经济体制，而是为了加强革命的政治力量，从而为其他体制改革提供支持。我们必须正确区分各个体制转变的作用，不可高估也不能低估。
与此相关，我不得不提到左翼传统有时存在一个误解，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将重点放在“正义”而不是经济利益上。但这并非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而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生产关系革命的历史使命在于解除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坦率地说，我担心有些读者会觉得我对于推进革命向前太过小心翼翼。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最危险的是经济上的失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来源于经济发展的失败，尽管很多人聚焦于它们政治上的光环。此外，所有这些由经济崩溃导致的政治上的失败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存在于其他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如1997年的印尼，1990年以后的日本，2008年的韩国和台湾，以及今年（即2008年，译者注）年底可能出现危机的美国。
因此，我们尤其需要集中精力通过经济发展去保卫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如委内瑞拉。在我看来，当前的高油价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因为现在很多投机者在危机过后
失去了投资的目标。然而，这种泡沫价格不可能持续太久，倘若如此，委内瑞拉政府的预算将缩紧，并在补贴支持者方面会面临一些困难。
总之，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当前革命的本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民主革命，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当前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否已经变得必要？
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根本任务。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l995.
[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刘少奇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l996.
[4]V.KRamachandranLand Reform in Venezuela [J]The Marxist, 2006，（2 3）.
责任编辑：何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