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巢之下，焉得完卵？在国家倾覆的时代，战乱灾祸会延及社会的各个阶层，王公贵族也难以幸免。如谓不信，请读杜甫的《哀王孙》：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待同驰驱。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此诗涉及的史实如下：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也即唐肃宗至德元载）六月九日，潼关失守。十三日凌晨，玄宗携杨贵妃及杨国忠等少数亲贵出延秋门西奔。亲王妃主王孙以下皆不及跟从，长安大乱。十七日，安禄山叛军入长安。七月十三日，太子李享于灵武即帝位，改元至德，是为肃宗。十六日，安禄山部将孙孝哲在长安搜捕百官，屠戮宗亲，皇孙、公主、驸马以下百余人遇害。八月初，回纥、吐蕃遣使至灵武，请求和亲，并表示愿意派兵助唐平叛。杜甫本人于八月上旬被叛军俘获送至长安，并于次年四月逃归肃宗所在的凤翔。诗中有“昨夜东风吹血腥”一句，今人或谓当作于至德二载（757）春。但也有可能如旧注所云乃作于至德元载九月或十月，其时乃小阳春，偶吹东风也有可能。
　　此诗被宋人郭茂倩收入《乐府诗集》的《新乐府辞》，它与《兵车行》《哀江头》等诗一样，都是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是诗人关心社会、记录时代的写实杰作。首句中的“头白乌”，宋人以为“‘头’字当作‘颈’字，盖乌无头白者”（胡仔《苕溪渔隐从话》前集卷十四），明人杨慎指出：“《三国典略》：‘侯景篡位，令饰朱雀门，其日有白头乌万计，集于门楼。童谣曰：白头乌，拂朱雀，还与吴。’”（《升庵诗话》卷三）杨说可从。“延秋门”乃长安禁苑西门，玄宗奔蜀，就是从此门出城。首二句写妖乌飞集延秋门上乱叫，乃借用古代民谣起兴，这是乐府诗的传统写法。三、四句亦非闲笔，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载，玄宗出逃后，“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及至叛军进入长安，“王侯将相扈从车驾，家留长安者，诛及婴孩”。可见那些高门深宅，此时已成空屋，故有妖乌翔集屋顶也。清人何焯谓“达官”隐指玄宗：“曰‘达官’，不忍斥言也。”（《义门读书记》卷五一）不确。五、六句写玄宗仓皇出奔，狼狈不堪，连骨肉也弃之不顾。写到这里蓄势已足，于是推出本诗的主角王孙。眼前的王孙是一副多么可怜的模样！他衣衫褴褛，但腰间还系着珊瑚宝玦，分明是个不谙世事的落难公子。他站在路旁哭泣，有人相问也不敢自报姓名，只是自诉困苦，乞求为奴。他已在荆棘间逃窜多月，遍体鳞伤，体无完肤。只因其相貌堂堂，不似常人，才被杜甫认出其身份，并叮嘱他善自保重。“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二句，生动地写出了弥漫在长安城内的恐怖气氛。清人钱谦益云：“当时降逆之臣，必有为贼耳目，搜捕皇孙妃主以献奉者，不独如孝哲辈为贼宠任者也。”（《钱注杜诗》卷一）虽于史无征，但不失为合理的推测。像陈希烈、张垍等高官都因怨恨玄宗而主动降贼，完全可能如此行事。尽管如此，杜甫还是冒着危险对王孙谆谆嘱咐，以下的十句诗全是诗人对王孙所言者。诚如浦起龙所析：“‘东风’‘橐驼’，惕以贼形也。‘健儿’‘何愚’，追慨失守也。‘窃闻’四句，寄与不久反正消息，而戒其勿泄，慰之也。‘慎勿疏’，申戒之。‘无时无’，申慰之也。丁宁恻怛，如闻其声。”（《读杜心解》卷二之一）所以要如此反复叮咛，是由于对象是一个王孙。此辈金枝玉叶，娇生惯养，平时见惯了阿谀奉迎，对宫墙外的实际社会一无所知。一旦灾难降临，自会惊惶失措，自身难保。所以诗人不但要对他进行劝慰和鼓励，还必须开导和告诫。巧妙的是，这十句诗虽是诗人对王孙的劝慰告诫之词，却都是通过叙事、描写而展开的。比如“昨夜”二句，本是诗人告诫王孙贼势正盛，须小心躲避，但将叛军在长安城内大肆杀戮、公然抢掠的情形写得生动真切。又如“花门”二句，本是诗人用援军到达、光复有望的消息来安慰王孙，但当时长安城中百姓暗中传递有关消息，以及有人借此侦伺狙击漏网的王孙或官员等情状，亦都栩栩如生。杜诗号称“诗史”，岂虚言哉！
　　此诗在艺术上特色鲜明。清人叶燮评曰：“终篇一韵，变化波澜，层层掉换，竟似逐段换韵者。七古能事，至斯已极！”（《原诗》外篇下）叶氏的观察非常细致。在唐代，篇幅较长的七言古诗以换韵较为常见，换韵通常是平韵、仄韵交替运用。每转一韵，则第一句以入韵为常。此诗共26句，押韵者17句，所押韵脚除“疏”“狙”属鱼韵外，其余全属虞韵。鱼、虞二韵在古诗中通押，故此诗实为一韵到底。最值得注意的是，此诗共有四处是出句押韵，即“长安城头头白乌”“腰下宝玦青珊瑚”“不敢长语临交衢”“哀哉王孙慎勿疏”，它们都处于每一段的首句。也就是说，此诗按诗意可分四段，首段6句，交代背景;次段10句，描写王孙情状;三段10句，乃诗人叮嘱王孙之言;四段2句，总结全诗主旨。每逢转意，即安排出句押韵，与全诗转韵之七古的情况完全一致。这样，尽管全诗一韵到底，但在音节上仍产生“层层掉换”的效果，层次分明。由此可见，杜甫即使在乱离境界中作诗，仍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叶燮之评，洵非虚言。
　　当代的杜诗选本大多不选此诗，或因诗中颇有歌颂帝王之语，诗人对王孙的关爱也流露出忠君思想。其实，杜甫的仁爱是一视同仁的深广博大之爱，本无需区分对象。安史乱起后诗人对无辜百姓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落难王孙的关切，都是其仁爱思想的具体体现。隐去任何一个方面，便不再是有血有肉的杜甫。更重要的是，此诗虽然只写了一位王孙的遭遇，但以小见大，真切生动地展现了长安沦陷后的恐怖气氛，这是真实的时代画卷，尽管只是这幅画卷的一角。如果说《北征》、“三《吏》三《别》”等诗主要着眼于社会底层，那么《哀王孙》《哀江头》等诗则主要着眼于社会上层，合而观之，才是杜甫为那个离乱时代所描绘的整幅图卷。金圣叹评得好：“借一王孙说来，当时情事历历，岂非诗史？”（《杜诗解》卷一）至于“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实是帝制时代通行的看法，并非杜甫所独有，杜甫不能独自祛妄。况且诗中对于玄宗仓皇奔逃，连骨肉都弃之不顾的举动颇有讥讽，何尝一味頌圣？至于末尾对于肃宗的称颂，则反映了当时天下百姓对朝廷振作、国家中兴的共同愿望。当然，那也正是杜甫本人的热切愿望。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