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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在法国的留学生活之后，我打算先去北欧几个国家旅行一趟，然后再回国工作。在丹麦旅行时，我结识了来自加拿大的男青年医生奥里弗。他是一个有着五年行医经验的妇产科医生。
听说我学的是法语专业，他非常感兴趣地说：“你是否愿意做avolunteer(熹愿者)?”我很茫然地问：“什么?志愿者?”他向我解释：“我参加了一个国际援非医疗队，下个月就要去马里工作了。马里的官方语言是法语，我们缺少一个翻译，你愿意去吗?”
当他说出马里这个地名时，我感觉自己血液里的某些东西一下子被激活了。非洲，曾是我遥远的梦想；志愿者，也是我一直想体验的生活。我坚定地说：“我愿意!”
经过一个月的短期培训后，我跟着奥里弗的医疗队踏上了非洲的旅程。
我们被分配到马里一个叫锡卡索的地方医院，那里靠近撒哈拉沙漠，年平均气温40℃以上。虽然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当地的贫穷和落后还是让我吃惊不小。我们住在山坡上一排简陋的房子里，厕所和淋浴间都是露天的茅草棚，天气十分炎热，连洗澡水都没有保障，更不用说空调了。
第二天我们就投入工作了。我们这家医院的本国医生只有4人，70多张病床。医院里仅有心电图机和B超机，还没有人会用。
初来乍到，援非医疗队的几位医生都要靠我的翻译才能接诊病人。当天下午，外科门诊来了一位患者，他叽里咕噜了半天，我也没听懂他在说什么。当地护士告诉我：“他说的是方言班巴拉语。”于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就要进行“三国四方会议”：患者用方言把病情告诉护士，护士用法语翻译给我，我再用英语翻译给医疗队的医生。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当地一位值班医生慢条斯理地对我说：“温，有个病人在复苏室需要抢救。”我和奥里弗马上转身向复苏室跑去，很多人却怪异地看着我们。这是一名孕妇，已经昏迷不醒。奥里弗通过我转告值班医生，需要做哪些急诊化验、采取哪些急救措施，那医生领悟似的点点头，却半天不见动静。
因为没有任何化验结果，奥里弗只能凭借临床经验实施抢救。眼看病人没有了自主呼吸，奥里弗疯狂地向我喊叫：“呼吸机，快!快!”我转告给那些麻木的黑人医生和护士，他们对望了半天，护士才摊开手说：“没有。”就在这时，我清楚地看见一只硕大的老鼠，从我的脚下穿过并停留在奥里弗脚边。我之所以没有尖叫，是因为我被奥里弗巨大的焦急给镇住了。
奥里弗全力以赴地实施着救治，他不停地对身边人喊：“只要病人还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但是，没有人响应他，也没有任何先进的医疗设备来支持他的抢救。半个小时后，眼看无力回天，马里医生都走了。奥里弗上前轻轻合上逝者的眼睛，绝望而愧疚地说：“对不起，我应该能把你救活的，对不起!”他的手在发抖，眼中噙满了泪水。奥里弗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护，让我动容。
非洲的疟疾与艾滋病齐名，被称为非洲“第一杀手”，连许多蚊子都感染了疟疾。一旦被这样的蚊子叮上，就会感染疟疾，几乎无人幸免。
到马里的第五天，我就遭遇了恶性疟疾。头痛、呕吐、全身发烫。奥里弗给我打了一支氨基比林，又拿来酒精给我擦拭降温。天快亮的时候我的烧才退下来。
随后的一个星期，我仍然狂吐狂泻。奥里弗又焦急又心疼，他很不安地说：“温，让你到这里来生病，我很抱歉。”他拿起我那只扎满针眼的手，低下头来轻轻地吻了一下。这不带任何风花雪月性质的一吻，却让我压抑很久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我说：“奥里弗，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不后悔。”
那天刚吃过午饭，护士又来报告说有个产妇需要治疗。我们走进分娩室不禁大吃一惊，地上、产台上全是鲜血。原来，产妇因为在私人诊所分娩后大出血才转至本院。
奥里弗让我赶紧给病人测血压，已经是休克血压了。我和奥里弗立刻把产妇抬进简陋的手术室。奥里弗对那个呆立着的黑人护士命令道：“准备手术器械，马上手术。”直到奥里弗洗完手，换上手术服，黑人护士才说：“医院没有任何手术用的东西。按照惯例，全部的手术用品都得由病人家属去西班牙人开的药房买回来。”听完这些，我和奥里弗差点没气得晕倒。
我拿着奥里弗开的单子，亲自跑去药房买回手术用品。手术开始后，更为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当奥里弗在手术台上喊着：“血浆!准备血浆!”时，黑人护士再次向我摊开手说：“医院里没有血库，手术时如果需要输血，就要从病人的亲属身上抽。”
当我把这些翻译给奥里弗后，他已经快要气疯了。奥里弗一边叫他们备血，一边开通了两路静脉通道，并开始刮宫止血。整个抢救过程中没有氧气，没有空气消毒，也没有任何化验，更没有心电监护。半个小时之后，产妇的血终于止住了，血压也渐渐回升，我和奥里弗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晚上，我们回到住处却发现停水了。我和奥里弗的手上、衣服上都沾满了血污，在40℃气温下，不仅不能洗澡，连洗衣和洗手的水都没有。
生活条件的艰苦、医疗设施的简陋倒还可以忍受，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无处不在的感染危险。疟疾、霍乱、艾滋病等四处蔓延，霍乱爆发的时候，医院里到处都是脱水的病人。病人产生的垃圾、呕吐物随地都是，根本没有办法隔离。当地四分之一的成年人HIV里阳性，我和奥里弗所在的妇科门诊，每天收治的病人中大概有两三名是艾滋病患者。
一天，一个叫莫里的产妇被抬到奥里弗面前，她腿上有一块溃烂的皮肤，散发出浓烈的异味，很像是艾滋病晚期患者。但当地医院有规定，为尊重病人隐私也受条件限制，并不给收治病人检查HIV。
奥里弗检查后发现，莫里是前置胎盘大出血，需要马上进行剖宫手术。护士早已远远地躲开了，我只好再次披挂上阵。这几个月下来，我已不仅仅是个翻译，很多时候还要充当奥里弗的助产士。
手术前，我们采取了最严格的保护措施，我给奥里弗穿了两件手术衣，戴了两副橡胶手套，还有帽子和口罩。我自己也穿了一条长长的橡皮围裙，因为产妇的羊水可能会溅到我皮肤上。
手术开始了，奥里弗用一把做静脉手术的小刀片，费力地切开了病人的腹部。腹部一剖开，我和奥里弗就完全站在羊水和血水里了。因手术用的剪刀又大又钝很不合手，奥里弗脱下了一层手套。
麻醉师示意我们，病人的血压有异常波动。心慌意乱的我在递手术刀时，竟将刀刃放在了奥里弗的手掌上。奥里弗习惯地握刀时，刀刃割破了他的手指。我们都知道艾滋病毒的主要传播渠道就是血液和体液，我吓得尖叫起来。麻醉师要求奥里弗赶紧离开换一个医生，但此时婴儿的头部已经被拉出了子宫，一个小小的生命就握在他的手里，奥里弗无论如何是不会离开的。十几分钟后，一个瘦弱的黑肤色男婴终于从母腹里被取出来!
母子一同逃离了险境，但奥里弗却站在了鬼门关的边缘。我们需要马上对奥里弗进行HIV检测，以确定奥里弗是否感染上了艾滋病。但在当地，进 行艾滋病检测是需要得到本人同意的。在我无数次苦口婆心地劝说下，奥里弗才答应接受检测。
他的血样很快被抽出，在等待检测结果时，我和奥里弗仿佛经历了一次地狱般的煎熬。那么坚强的奥里弗也感到了艾滋的恐惧。那天傍晚，我们坐在荒凉的山坡上，奥里弗伤感地说：“我是志愿者，但我不是圣者，我不想失去自己的生命。”可是过了一会他又坚定地说：“温，我要是真的感染上了艾滋，我就一辈子留在非洲不走了，这样还可以救助更多的病人。”我抱着奥里弗哭了起来，说：“一切过错都是我造成的，我一定会留下来陪你。”
奥里弗的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了，初步检验是阴性。这个结果，让我和奥里弗当场就抱在一起跳了起来。
经历了这次生死劫难，我和奥里弗深深地相爱了。奥里弗是个非常有爱心又闲不住的人，休息日也要带上我去乡村义诊，或者去国际志愿者协会建立的幼儿园看望艾滋儿童。
那天，我们去了附近村的“草棚幼儿园”。在一个用木棍围成的圈子里，上面搭着树叶，树杈上挂着小黑板，我和奥里弗教孩子们用树枝在沙地上写字。这些孩子全是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孤儿，当一双双小黑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指，当一个个小生命依托着我、信任着我的时候，我的心灵总是被深深地震撼，同时，也有一种被人需要的幸福和快乐。
为避免在简陋的理发店理发感染疾病，我决定为奥里弗充当理发师。星期日那天，我们搭车去大市场买理发用的工具。
非洲的大市场，类似中国农村的集市或庙会，人马穿梭，热闹非凡。那里的商人们招徕顾客颇具特色，他们敲着“哒姆、哒姆”的非洲鼓引吭高歌，常常使买主卖主舞成一片，生意就在这歌舞升平中做成了。
我和奥里弗禁不住他们的邀请，也加入到扭腰晃胯、热烈激荡的非洲舞蹈中，自娱自乐地陶醉其中。等我们想起来要买理发用具时，已是日落西山。理发剪子没找到，我们却看到非常有名的非洲木雕。奥里弗掏出他口袋里所有的钱，给我买了一大堆。最后，他还买了一个刻着爱情魔咒的铜手镯戴到我的手腕上，并说：“温，非洲人的魔咒是很灵验的，戴上它你就跑不掉了。”
马里一年有一半时间是旱季，蔬菜相当紧缺，常常是好几个月都吃不上青菜。我让妈妈从国内寄来一些种子，我和奥里弗在山坡上精心地侍弄出一小块菜地。生长了三个多月，直到奥里弗过生日那天，我们才收获了七根芹菜。我用这七根芹菜包了一顿中国饺子，奥里弗高兴地说：“这是我这辈子吃到的最美味的东西了。”
在远离喧嚣都市、远离现代文明的穷乡僻壤，简单、艰苦的生活让我们变得非常容易满足，像吃一盘青菜、洗一个澡、看一次电视这样的事都会让我们当成奢侈的享受。它既让我们学会了感恩生活，也让我们越发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还有一个月，我和奥里弗就要结束为期一年的援非生活了。我们的心里有酸涩也有幸福。我们庆幸有机会将生命中的一年奉献给了这片土地，也为自己终于坚持下来而自豪。
我想，如果我没有去非洲，我对非洲以及生命、生活的认知，将永远是浅薄的。非洲的志愿者生活，为我平淡的青春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奥里弗所说：只有当你走出非洲时，才会觉得收获远远超过你的想象，才能体会到自己有多么高尚。因为你曾用自己天使般的双手，帮助过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责编：弘微)
听说我学的是法语专业，他非常感兴趣地说：“你是否愿意做avolunteer(熹愿者)?”我很茫然地问：“什么?志愿者?”他向我解释：“我参加了一个国际援非医疗队，下个月就要去马里工作了。马里的官方语言是法语，我们缺少一个翻译，你愿意去吗?”
当他说出马里这个地名时，我感觉自己血液里的某些东西一下子被激活了。非洲，曾是我遥远的梦想；志愿者，也是我一直想体验的生活。我坚定地说：“我愿意!”
经过一个月的短期培训后，我跟着奥里弗的医疗队踏上了非洲的旅程。
我们被分配到马里一个叫锡卡索的地方医院，那里靠近撒哈拉沙漠，年平均气温40℃以上。虽然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当地的贫穷和落后还是让我吃惊不小。我们住在山坡上一排简陋的房子里，厕所和淋浴间都是露天的茅草棚，天气十分炎热，连洗澡水都没有保障，更不用说空调了。
第二天我们就投入工作了。我们这家医院的本国医生只有4人，70多张病床。医院里仅有心电图机和B超机，还没有人会用。
初来乍到，援非医疗队的几位医生都要靠我的翻译才能接诊病人。当天下午，外科门诊来了一位患者，他叽里咕噜了半天，我也没听懂他在说什么。当地护士告诉我：“他说的是方言班巴拉语。”于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就要进行“三国四方会议”：患者用方言把病情告诉护士，护士用法语翻译给我，我再用英语翻译给医疗队的医生。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当地一位值班医生慢条斯理地对我说：“温，有个病人在复苏室需要抢救。”我和奥里弗马上转身向复苏室跑去，很多人却怪异地看着我们。这是一名孕妇，已经昏迷不醒。奥里弗通过我转告值班医生，需要做哪些急诊化验、采取哪些急救措施，那医生领悟似的点点头，却半天不见动静。
因为没有任何化验结果，奥里弗只能凭借临床经验实施抢救。眼看病人没有了自主呼吸，奥里弗疯狂地向我喊叫：“呼吸机，快!快!”我转告给那些麻木的黑人医生和护士，他们对望了半天，护士才摊开手说：“没有。”就在这时，我清楚地看见一只硕大的老鼠，从我的脚下穿过并停留在奥里弗脚边。我之所以没有尖叫，是因为我被奥里弗巨大的焦急给镇住了。
奥里弗全力以赴地实施着救治，他不停地对身边人喊：“只要病人还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但是，没有人响应他，也没有任何先进的医疗设备来支持他的抢救。半个小时后，眼看无力回天，马里医生都走了。奥里弗上前轻轻合上逝者的眼睛，绝望而愧疚地说：“对不起，我应该能把你救活的，对不起!”他的手在发抖，眼中噙满了泪水。奥里弗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护，让我动容。
非洲的疟疾与艾滋病齐名，被称为非洲“第一杀手”，连许多蚊子都感染了疟疾。一旦被这样的蚊子叮上，就会感染疟疾，几乎无人幸免。
到马里的第五天，我就遭遇了恶性疟疾。头痛、呕吐、全身发烫。奥里弗给我打了一支氨基比林，又拿来酒精给我擦拭降温。天快亮的时候我的烧才退下来。
随后的一个星期，我仍然狂吐狂泻。奥里弗又焦急又心疼，他很不安地说：“温，让你到这里来生病，我很抱歉。”他拿起我那只扎满针眼的手，低下头来轻轻地吻了一下。这不带任何风花雪月性质的一吻，却让我压抑很久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我说：“奥里弗，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不后悔。”
那天刚吃过午饭，护士又来报告说有个产妇需要治疗。我们走进分娩室不禁大吃一惊，地上、产台上全是鲜血。原来，产妇因为在私人诊所分娩后大出血才转至本院。
奥里弗让我赶紧给病人测血压，已经是休克血压了。我和奥里弗立刻把产妇抬进简陋的手术室。奥里弗对那个呆立着的黑人护士命令道：“准备手术器械，马上手术。”直到奥里弗洗完手，换上手术服，黑人护士才说：“医院没有任何手术用的东西。按照惯例，全部的手术用品都得由病人家属去西班牙人开的药房买回来。”听完这些，我和奥里弗差点没气得晕倒。
我拿着奥里弗开的单子，亲自跑去药房买回手术用品。手术开始后，更为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当奥里弗在手术台上喊着：“血浆!准备血浆!”时，黑人护士再次向我摊开手说：“医院里没有血库，手术时如果需要输血，就要从病人的亲属身上抽。”
当我把这些翻译给奥里弗后，他已经快要气疯了。奥里弗一边叫他们备血，一边开通了两路静脉通道，并开始刮宫止血。整个抢救过程中没有氧气，没有空气消毒，也没有任何化验，更没有心电监护。半个小时之后，产妇的血终于止住了，血压也渐渐回升，我和奥里弗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晚上，我们回到住处却发现停水了。我和奥里弗的手上、衣服上都沾满了血污，在40℃气温下，不仅不能洗澡，连洗衣和洗手的水都没有。
生活条件的艰苦、医疗设施的简陋倒还可以忍受，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无处不在的感染危险。疟疾、霍乱、艾滋病等四处蔓延，霍乱爆发的时候，医院里到处都是脱水的病人。病人产生的垃圾、呕吐物随地都是，根本没有办法隔离。当地四分之一的成年人HIV里阳性，我和奥里弗所在的妇科门诊，每天收治的病人中大概有两三名是艾滋病患者。
一天，一个叫莫里的产妇被抬到奥里弗面前，她腿上有一块溃烂的皮肤，散发出浓烈的异味，很像是艾滋病晚期患者。但当地医院有规定，为尊重病人隐私也受条件限制，并不给收治病人检查HIV。
奥里弗检查后发现，莫里是前置胎盘大出血，需要马上进行剖宫手术。护士早已远远地躲开了，我只好再次披挂上阵。这几个月下来，我已不仅仅是个翻译，很多时候还要充当奥里弗的助产士。
手术前，我们采取了最严格的保护措施，我给奥里弗穿了两件手术衣，戴了两副橡胶手套，还有帽子和口罩。我自己也穿了一条长长的橡皮围裙，因为产妇的羊水可能会溅到我皮肤上。
手术开始了，奥里弗用一把做静脉手术的小刀片，费力地切开了病人的腹部。腹部一剖开，我和奥里弗就完全站在羊水和血水里了。因手术用的剪刀又大又钝很不合手，奥里弗脱下了一层手套。
麻醉师示意我们，病人的血压有异常波动。心慌意乱的我在递手术刀时，竟将刀刃放在了奥里弗的手掌上。奥里弗习惯地握刀时，刀刃割破了他的手指。我们都知道艾滋病毒的主要传播渠道就是血液和体液，我吓得尖叫起来。麻醉师要求奥里弗赶紧离开换一个医生，但此时婴儿的头部已经被拉出了子宫，一个小小的生命就握在他的手里，奥里弗无论如何是不会离开的。十几分钟后，一个瘦弱的黑肤色男婴终于从母腹里被取出来!
母子一同逃离了险境，但奥里弗却站在了鬼门关的边缘。我们需要马上对奥里弗进行HIV检测，以确定奥里弗是否感染上了艾滋病。但在当地，进 行艾滋病检测是需要得到本人同意的。在我无数次苦口婆心地劝说下，奥里弗才答应接受检测。
他的血样很快被抽出，在等待检测结果时，我和奥里弗仿佛经历了一次地狱般的煎熬。那么坚强的奥里弗也感到了艾滋的恐惧。那天傍晚，我们坐在荒凉的山坡上，奥里弗伤感地说：“我是志愿者，但我不是圣者，我不想失去自己的生命。”可是过了一会他又坚定地说：“温，我要是真的感染上了艾滋，我就一辈子留在非洲不走了，这样还可以救助更多的病人。”我抱着奥里弗哭了起来，说：“一切过错都是我造成的，我一定会留下来陪你。”
奥里弗的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了，初步检验是阴性。这个结果，让我和奥里弗当场就抱在一起跳了起来。
经历了这次生死劫难，我和奥里弗深深地相爱了。奥里弗是个非常有爱心又闲不住的人，休息日也要带上我去乡村义诊，或者去国际志愿者协会建立的幼儿园看望艾滋儿童。
那天，我们去了附近村的“草棚幼儿园”。在一个用木棍围成的圈子里，上面搭着树叶，树杈上挂着小黑板，我和奥里弗教孩子们用树枝在沙地上写字。这些孩子全是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孤儿，当一双双小黑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指，当一个个小生命依托着我、信任着我的时候，我的心灵总是被深深地震撼，同时，也有一种被人需要的幸福和快乐。
为避免在简陋的理发店理发感染疾病，我决定为奥里弗充当理发师。星期日那天，我们搭车去大市场买理发用的工具。
非洲的大市场，类似中国农村的集市或庙会，人马穿梭，热闹非凡。那里的商人们招徕顾客颇具特色，他们敲着“哒姆、哒姆”的非洲鼓引吭高歌，常常使买主卖主舞成一片，生意就在这歌舞升平中做成了。
我和奥里弗禁不住他们的邀请，也加入到扭腰晃胯、热烈激荡的非洲舞蹈中，自娱自乐地陶醉其中。等我们想起来要买理发用具时，已是日落西山。理发剪子没找到，我们却看到非常有名的非洲木雕。奥里弗掏出他口袋里所有的钱，给我买了一大堆。最后，他还买了一个刻着爱情魔咒的铜手镯戴到我的手腕上，并说：“温，非洲人的魔咒是很灵验的，戴上它你就跑不掉了。”
马里一年有一半时间是旱季，蔬菜相当紧缺，常常是好几个月都吃不上青菜。我让妈妈从国内寄来一些种子，我和奥里弗在山坡上精心地侍弄出一小块菜地。生长了三个多月，直到奥里弗过生日那天，我们才收获了七根芹菜。我用这七根芹菜包了一顿中国饺子，奥里弗高兴地说：“这是我这辈子吃到的最美味的东西了。”
在远离喧嚣都市、远离现代文明的穷乡僻壤，简单、艰苦的生活让我们变得非常容易满足，像吃一盘青菜、洗一个澡、看一次电视这样的事都会让我们当成奢侈的享受。它既让我们学会了感恩生活，也让我们越发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还有一个月，我和奥里弗就要结束为期一年的援非生活了。我们的心里有酸涩也有幸福。我们庆幸有机会将生命中的一年奉献给了这片土地，也为自己终于坚持下来而自豪。
我想，如果我没有去非洲，我对非洲以及生命、生活的认知，将永远是浅薄的。非洲的志愿者生活，为我平淡的青春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奥里弗所说：只有当你走出非洲时，才会觉得收获远远超过你的想象，才能体会到自己有多么高尚。因为你曾用自己天使般的双手，帮助过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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