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走多远？”这个问题我一直思考着。答案总像这眼前的雾，暧昧，看不真切，但却真实。
　　是否真实的东西都不真切？我不知道。在这个初春的早上，浓雾笼罩下的我，心情湿漉漉的。我几乎只能朦胧地看见前后相距不足10米的范围，甚至就是这10米，也是模糊的，无法确认的。尽管我已将车速放到最慢，尽管我是紧挨路边，但一旦听见汽车、摩托的喇叭声，仍免不了毛骨悚然。我们这些雾中之物，总有太多的欲望，清脆、响亮、清新、秀丽……我们都在追求，但我们的视力决定着我们追求的有限性，上帝在允许我们观看的同时，为我们设置了一道道障碍，遮盖着我们的视线。
　　这障碍就是雾。
　　……几只麻雀从雾中从我头顶上空一掠而过，我没有也无法看清它们的形象。事实上，我并没有努力去看。我一方面急于赶路，一方面要注意来往的车辆。我相信，这几只麻雀也同样没有看清楚我。在它们的下面行走的我之于它，只能是稍纵即逝。世上有多少事不是擦肩而过，而失之交臂？
　　这条路我已来回走了近四年，每日两趟，我几乎是围绕着这条路而生活。来也匆忙，去也匆忙，匆忙之间，只有茫然与无所适从。一条16里的柏油路规定着我的一切。我不知道这是谁事先为我设计好的。我只知道我必须服从，服从是我的全部。否则，不是伤了筋，就是崴了脚，甚至头破血流。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它理直气壮地要求你接受一切，我甚至不知道是否世上还有第二道路可走。
　　雾似乎淡了些，但还不允许我加快速度，我只能隐约地看见路边的那棵老树，在风中摇晃着，嫩绿的枝丫有点像问号又有点像感叹号似的隐约伸向空中，我也只能凭着记忆隐约看见路边那一茬茬庄稼，低低地摇曳，浅浅地吟唱。宛如人的零零碎碎的朝向四面八方的脚步声。其实人也只是摇晃着，在被允许的范围内摇晃，而不是走动，正如我只能在这16里的范围内如钟摆般重复自己。这便是生活的意义，也是生活着的无奈。
　　“一头雾水。”这句前几天写下的诗句，还是把我的头发染湿了。此刻，我只有不断地按响自行车的车铃，以提醒在我前面或者后面突然出现的车辆与人群。这似乎是一件与我们的生命毫无关联的东西，但它却在某种意义上暗示并决定我们的一切。我不得不固执地认为，生命的存在与否往往与生命本身无关。小时候，喜欢捉弄蚂蚁，喜欢将那些柔弱的生命放到一只半透明的墨水瓶里，让它们在那个封闭的狭小空间内左冲右突，那是一种怎样的无奈与恐慌。至今，我还能清楚地看见那些无助的生命临终时逼视我的眼神。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也被囚禁在一只半透明的墨水瓶里苦苦挣扎，或许上帝正顽童一样，握着那只无限加大了的墨水瓶站在那里，傻笑着欣赏我们。
　　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孩子们总喜欢玩弄蚂蚁？这并非因了时代的物质匮乏。我的孩子就曾经写下几十篇观察蚂蚁的日记，赞叹蚂蚁毅力无比地搬弄大于它身体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食物。我无法看到蚂蚁的伟大，一群只知道整天寻找着事物又搬运着事物的卑微的小生命！
　　孩子无法看清这一点。我看清这一点时已开始在40岁门槛前徘徊了。我知道我走了四年甚至是四十年的路，卻仍在起点。前进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一个象征，一个混沌中夹着些许清晰，远距离地站在人的前方的参照物，我固执地相信这个从未谋面过的参照物，并有滋有味地用它解释一切，乐不思蜀也不过如此。这似乎是生存的需要，是继续生存下去的必须，“我能走多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不应该背着这过于沉重的行囊兀自纳闷。
　　但我的确做不到这一点。无论怎么努力，引导着我在这条16里的路上来回摇晃的仍是朝夕相处、春肥秋瘦的那条小溪、那株小草，甚至是刚与我擦身而过的路旁那户人家堆放的石料，它们是否有走动的梦想，走动意味着消失，抑或消亡，即便是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的麻雀也不过比我多走了16里、26里而已，最终它仍然被它的那个闪闪发光的小巢所照耀、所左右。“英雄穷途末路”。这是我对比我多走16里的麻雀的结论，更是对我自己的结论。
　　太阳终于露出了一点轮廓，雾又淡了，也仅仅是又淡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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